晚清七十年读后感/r/n
《晚清七十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写作，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历史书。这本书聚焦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1912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解体的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但这本书并不局限于介绍这70年的历史。确切地说，这不是一本介绍历史知识的书，它采用新的历史解构框架，从与我们以前思维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来阐述我们似乎熟知但实际陌生的中国历史。/r/n
按作者的观点，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其中自夏商周到秦皇汉武为中国的封建时代，从秦皇汉武到晚清为中国的帝制时代，而晚清民过之后则为中国的民治时代。两次转型即为从商鞅变法到汉武帝确定以郡县制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从封建时代到帝制时代的转型，和从鸦片战争到目前以及以后一直持续的从帝制时代到民治时代的转型。/r/n 既然中国历史是新的封建、帝制、民治三段论，那我们传统意义上所采用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段轮的划分也要改写了。从本质上来说，从秦代到清代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并无本质差别，无非是在已有的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下对政治制度的种种改良和各个细节的完善。除了隋唐开始的科举制以外，整个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所以毛主席有诗云“百代犹行秦法政”。理解了这一点，回头去看两千年来的“城头变换大王旗”，其实就是不同的演员在不同的时间段(大约每200-300年会一个轮回)用不同的方式演绎同一个编剧所撰写的名著。中国这两千年历史的内容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关于中国历史并无资本主义阶段，唐老先生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阐述。但是我想，从1911年清王朝崩溃到1953年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建立，短短的42年就划为一个“资本主义阶段”，似乎太过勉强。/r/n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苍生了。如果最后能转出个长治久安的定型来，根据中西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时两百年才可能有个初步的结果。因此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分析家对中国前途的变数，实无法掌握。正如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英语单词要一个一个地背一样，正如美国现有的以宪法为基础的貌似完美的政治体系，并不是由宪法之父们在1776年一蹴而成，而是多少年来历代先贤不懈努力的结果一样，我国的全面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一步到位，而需要通过若干代持续的努力和改进。/r/n 每个人都有他时代的局限性，同时他们也在引领时代的前进，洪秀全证明封建帝制已经过时了，康有为和袁世凯证明君主立宪不可行，孙中山证明了缺少强有力组织领导的革命是浮萍，不能真正实现革命目的，毛泽东实现了孙中山所没能实现的国家独立自主，而邓小平给十三亿大陆人指引了富民强国之路，蒋经国为我们留下民主的种子。而今天在台湾，民主政治的雏形已经不断发展壮大，进入良性循环。/r/n
书中充满了戏谑、调侃的语气，尤其是对我们伟大的毛主席有众多不敬之辞。但是，我认为毛主席的伟大，在于透彻了解中国国情，将一个弱小的政党带出毁灭的边缘，通过建立和领导一个高度纪律和组织的政党，利用国内外的形式从弱小发展到壮大，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意志，将一个人民喜欢吸食鸦片，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对外呈现出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状态，政府极端腐败、乏力，几乎进入无政府状态，处于半殖民地，任人宰割的国家，带到一个贫苦但自立，艰苦但团结，拥有尽管技术整体落后，但仍然拥有自己的
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掌握部分核心国防技术的国家。尽管他的革命浪漫主义带来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甚至可能割裂，但不可否认，他完成了他那个时代中国最需要完成的使命。/r/n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读了这本书，让我能够以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引人深思，发人深省，使我获益良多。/r/n
【相关文章】《晚清七十年》读后感/r/n
今年时值辛亥革命一百年。近日，拜读了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感慨颇多。/r/n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这本书在历史观上，唐德刚先生打破传统五段的历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封建、帝制、民治、两次转型。晚清即为中国社会的第二次转型时期。与前一次中国内部发展的结果不同，此次转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还由于西人的入侵，因而更具复杂性。/r/n
我想就自己关于辛亥革命的两个疑问谈一谈看法。/r/n
(一)辛亥革命是否必然/r/n
我从初中接触近代历史以来即形成的历史观认为，晚清至鸦片战争的历史，很大程度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与堕落，野蛮与残酷，使革命成为中国变革的最终必然性，惟有暴力推翻清政府，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r/n
然而晚清七十年的历史，是否真的可以证明势必革命?是否真的是清政府自己一手导演了埋葬自己的辛亥革命?/r/n
其实，清政府有几次重大的转折机会。第一次重大的机遇是太平天国，这个带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农民起义，在初期势如破竹，眼见就要掀翻清政府，谁知道出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几个中兴名臣，把他们消灭了。然而其本质当然不是这几个人真的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才能，最终还不过因为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不过传统的皇帝轮流坐的思维;其次当然是戊戌变法。说起来似乎是慈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扼杀了维新力量。但是以光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几个累卵之力，毫无军力配合的情况下，擅动保守派大本营，悲剧一早已然注定; 1905年预备立宪，万众拥戴变革君主立宪，但终于以皇族内阁的结果导致最后一次变革的崩溃。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却总是与它失之交臂。/r/n
变革中，几乎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所有层面，包括平民与贫民、宗教势力、知识分子、朝廷内外、外国势力，哪一次不是功亏一篑，不是功败垂成?又哪一次不是因为偶然的个人或团体不作为、不运筹、不响应而致?哪一次不可以撇开客观性必然性从而改变国运民生?/r/n 我认为所谓历史的必然性是一个带有强大的欺骗性的词汇。看上去似乎所有的历史都指向这样那样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其实其中带有强大的歧路可能。就晚清的历史而言，的确清政府的腐败与昏庸，要对最终的结果负重大的责任，但满朝文武、贩夫走卒、揭竿而起者、孔家子弟或者西学新派，哪一个没有责任?/r/n
而为什么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内，在别国新的可以战胜旧的，而中国却一再新的败落给旧的?是因为在变革时期中整个社会都仍然在旧的惯性中运作而新事物试图一跃而起取代旧制度。太平天国是一群农民的改朝换代妄想，洋务运动是少数执政精英的科学梦想，戊戌维新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政治幻想。说到底，当时整个社会都还是沉睡状态，只有少数精英却清醒着并且在幻想着。/r/n
(二)辛亥革命的意义/r/n
尽管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历史的新篇章，但帝制的结束并未迎来人们心目中祈盼的安定、繁荣，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三十余年的军阀混战、夷狄交侵、兄弟萧蔷。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来看待这段历史，除对其缅怀、反思外，更有很多现今值得借鉴的内容。/r/n 站在现今的角度来看，这“伟大”的辛亥革命，到底是谁的辛亥革命?对大众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先来看辛亥革命所提出的的两大目标：“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但其结果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