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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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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０９
在现代乡土文学作品中，严格意义上讲，以“典妻”习俗为题材的只有许杰的《赌徒吉顺》（后文简称《吉》）和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后文简称《为》），罗淑的《生人妻》和台静农的《蚯蚓们》只是这种题材的延伸和外化。在对以“典妻”题材的小说研究中，后来研究者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被压迫、被侮辱、被典当的女性身上，沿袭着“五四”以来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更多地是从社会学和阶级论方面去挖掘作品的悲剧原因，而对“典妻”习俗题材下的男性则缺少研究，有的只是在研究女性的时候简单提一下，没有深入地、详细地分析，这里笔者就以许杰《吉》和柔石的《为》为个案，试图从男性的生存困境来探究“典妻”习俗下“丈夫”的人性意识。
首先，对“典妻制”概念的界定。在有些研究论文中，比如许馨的《〈为奴隶的母亲〉是怎样写成的——从未刊的两封信谈起》中谈到：“……选取自己熟悉的浙东‘典妻’陋俗为题材，创作了《为奴隶的母亲》，揭露‘典妻’制的野蛮与残酷。”①在此作者将“典妻”习俗和“典妻”制混为一谈，语焉不详，笔者不能认同，习俗和制度应该是两个概念。“制度”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个义项：“①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②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习俗是指“习惯和风俗”。可见，制度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且带有法定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典妻”应该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能上升到上层建筑，所以只是一种习俗，而且只能是一种陋俗。作为一种民俗，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浙东“典妻”之风仍很盛行，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和许杰《赌徒吉顺》所描写的都是发生在浙东的“典妻”习俗。
其次，探究“典妻”陋俗的历史内涵。“典妻”也叫“典子”，所谓“典”，是指“用土地、房屋或其他东西作抵押向人借钱”②。“典子的意义，就是说在契约订定的时期以内，所生产的儿女，是被典主先期典去，属于他的。至于血统之纯杂与否，那是不成问题，总算有过那么一回事，他就可承认那是他的儿女了”③。也就是说典妻把妻子像“物”一样典当出去三到五年，为别人生儿育女。作家许杰在一封信中这样说：“甲方以自己的妻子典给乙方，限定三年或几年的期限。在这期限内所生的子女，属于乙方。”④柔石之子赵帝江在一封信中对浙东“典妻”陋俗与许杰所说基本相同。但是他强调：“一般来说，出典期间为别人所有，与原
来丈夫没有夫妻关系。”⑤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辑毛晓平从历史学的角度有着非常充分而详实的论述，“‘典妻’是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民间习俗，‘典’即‘租’，即将自己的妻子租与别人。典妻者常常因生活所迫将妻子租给无子之人，受典者多是有钱人，但也有无力娶妻的穷汉。典妻一般订有契约，载明典金、租期，典租价以妇女年龄、期限而定。在民间，这种婚姻关系时间长的被称为‘典妻’，时间短的被称为‘租妻’，一般一二年为租、三五年为典。典妻入门后所育子女归典方，期满后回夫家。吴越地区的典妻之风在宋代已经开始流行，元代以后此风更为盛行，《元典章》中记载‘吴越之风，典妻雇子成俗久矣，前代未尝禁止’。明清之际沿袭成俗。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在浙江的宁、绍、台各地，常发生典妻之事，有妻与人，期以１５年，满则纳资取赎’”⑥。
由此可见，“典妻”这种习俗是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它是封建社会贫困家庭所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对于男人而言，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习俗下女性命运的同时，也应该有必要关注生存在这一困境中男性的人性意识。
最后，结合作品《吉》和《为》从男性生存困境来探究“典妻”习俗下“丈夫”的人性意识。
这里我们先了解作品《吉》和《为》的思想内容。《吉》创作于１９２５年８月，是许杰的短篇小说之一。讲的是在二十年代发生在江南农村的一个赌徒吉顺“典妻”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具有时代新特色的人物。吉顺的一切心理、行动，皆围绕金钱而排斥道德法则，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当时农村社会经济迅速半殖民地化所带来的农民的心理、道德观念的变迁，从而塑造了与鲁迅作品中封建宗法社会的“老中国儿女”不同的新的典型性格。
《为》创作于１９３０年１月，是柔石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作者透过“典妻”这一当时仍在浙东农村流行的社会现象，控诉了当时的黑暗社会，深刻地揭露了传统陋俗和封建礼教对女性心灵的残害。
这两篇短篇小说虽然在塑造人物方面侧重点不同，《吉》主要塑造表现的是男性农民吉顺，《为》主要反映的是女性农民春宝娘的悲剧命运，但是作为乡土小说来说，还是可以探讨小说中“丈夫”的生存困境和人性意识的。
下面再对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状况进行探讨。
试从生存困境探析现代文学作品中“典妻”习
俗下“丈夫”的人性意识
○刘月香
摘 要：笔者将以现代文学作品许杰的《赌徒吉顺》和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为例，试图从作品男性的生存困境探究“典妻”习俗下“丈夫”的人性意识。关键词：典妻 生存困境 人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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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时代背景看当时的社会困境。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最黑暗、混乱的年代，外有日寇的入侵，内有蒋介石的反共剿共。外来经济大肆侵占国内市场，民族工业日益衰弱，农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贫病交加，生活无着，卖儿典妻，甚至冻饿而死。《吉》、《为》中的农民就生活在这种社会困境之中。
（二）从作品中看“丈夫”们的个人的生存困境。“典妻”是很残酷的、非人道的，也是为人们所不耻的事情，但是在《吉》和《为》中两个丈夫被迫“典妻”却让人同情和理解。
比如在作品《吉》中，虽然吉顺在赌赢了以后和小平、金夫在“忘忧轩”吃“凯旋”酒，但他脑际仍闪过家中妻子儿女生活无着落的情景：“在枯黄的夕阳和将老的秋的景色中，引诱他追想到近年来家庭衰落的情景，和妻子们在穷困的境遇中过活的情形。”作者通过吉顺回忆的笔法交代了家庭的败落，生活的困顿。“那正是他自己的家庭，——近来已经一月没给钱养活她们，半月没有回去看她们了。他是在三年以前才搬入这间小屋里的，他从前住的他父亲遗下的老屋，已经押给房族的大伯，所以他只能住入这间小屋里过活。他从那扇小门走进，他的老婆背着两岁大小的幼儿，坐在靠墙的床前那条阔而矮的凳上打草鞋；她眼眶里饱含着奇异的绝望，与偷生的泪珠，不时的潸潸滴下。五岁的女儿与七岁的儿子，沉默的坐在灶下，从他们的呆视中间，但知道他们心中正埋着一种绝粒的悲哀，欲诉无门的苦痛”，这是一幅非常破败的农村生活图景，经济上已经极端困顿，生活已经无法维持，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但是这时男性的力量显得那样的无力，于是吉顺们只能选择逃避，或者说他们要在生存困境中选择一种谋生的手段，那么赌博，在吉顺们看来已经不是赌博，而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和逃避困顿生活的方式了，正如作品中所写的“他想到忘忧轩赌场中赌友们哄笑欢呼的情形，三层楼上喝酒猜拳的乐趣，与他们终日哭丧着的脸是大不相同的，不免又生起退避的思想：我还是疗救自己罢，——至少自己是可以安适的，快乐的过去” 。所以当文辅先生来找他说服他典妻时，吉顺很坚决地拒绝了他，他已把赌博当成了谋生、治生的方式了。当然，赌博不会给他带来意外的惊喜，只能给他带来意料之中的失望，当天晚上他就输得一塌糊涂，还欠了赌徒的债，这和先前文辅先生向他提到典妻一事时还顾忌“名誉”，还一本正经地拒绝了文辅先生已经判若两人了，这时的他已经显得有些急不可耐了，正是赌徒的那种输红了眼的情状，他甚至连第二天都等不到了，他要文辅先生连夜找赵哲生说，可文辅先生说赵看在他的面子上只出“八十”元时，这给对金钱幻想连篇、有着强烈期望值的、又妄想用典妻发一笔财的吉顺又一次打击，他简直有些愤慨了，他想：“……好了，八十块钱，简直是不算钱，没有钱。他不相信极了！他的空中楼阁，是任意的建筑在有钱之上，却不料他典了子之后的有钱，也不过是极少数的‘有’罢了。”这对他是极度的悲哀，所以当他回到家中，看到饥饿的妻子的那种胆怯，他再一次良心发现了，他不停地自责，“我简直是被什么恶鬼迷了！”眼泪也“就不由得滚了出来”。生存境况困窘到如此境地，对于吉顺来说，目前要想活下去，已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吉顺除了“典妻”就是卖子了，即使今日不典，以后还会典的，作品就是通过吉顺从前到后一系列的心理变化，凸显了旧中国农民的生存困境。
同样，《为》中春宝娘的丈夫皮贩也面临个人的生存困境，面对困境，他的精神状态在一步步地沉沦。本来他“就是收集乡间各猎户的兽皮和牛皮，贩到大埠上出卖”以此谋生的人，但这不是他唯一的职业，为了生存，他还拥有其他的职业技能， “有时也兼做点农作，芒种的时节，便帮人插秧，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假如有五人同在一个水里内，他们一定叫他站在第一个做标准”。也就是说他不仅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极聪明、极能干的男人，在生活中是个多面手，但即使这样，他的生活景况并不因为他的能干而蒸蒸日上，相反境况一日不如一日了，生存境况对他的挑战使他在生活面前一步步地退缩，“债是年年积起来了”，“他大约就因为境况不佳，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这样，竟使他变做了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但也就更贫穷下去，连小小的移借，别人也不敢答应了”。他也曾想用死来结束这种生活，“但是坐在那株爬上去一纵身就可落在潭里的树下，想来想去，总没有力气跳了”。社会和生活的逼迫，使他一步步陷入困境，而要生存下去，他只能选择“典妻”，也就是说面对困境，“典妻”成了他选择生存的糟糕方式了。但是典妻之后，他的生存境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相反却越来越糟糕了。这是一个人面对强大的社会、艰难的生活的无奈之举。或许我们现代人可能会责备他们，说他们愚昧、懦弱，但是如果设身处地地为生活在那种环境中的人们想想，就感到我们的言辞是多么苍白无力。他们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什么名誉、尊严、人格、道德等等似乎都与他们无关，所以笔者认为我们给他们的不应该只是批评和责备，更应该是同情和理解。可以说“典妻”对他们来说是个经济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
最后来探讨这两篇作品中“丈夫”的人性意识。（一）“丈夫”人性意识的复苏。《吉顺》中整日流连于赌场酒肆的吉顺，企图在“忘忧轩”忘掉生活对他的重压，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很痛苦的，对于家庭他还是时时有负疚感，他也曾盘算着赢了大钱拿回家养活老婆儿子，当他大吃大喝时老婆孩子挨饿受饥的情形也曾浮现在脑际，所以，吉顺并非一个完全泯灭了人性的赌徒，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对家庭还是有着责任心的，只是他的思维方式是错误的，他以为本钱多，就可以多赢，多赢了就可以尽“父和夫的责任”，“他想自己决不是那些忘了来源去路，不顾良心不负责任的流氓” ，要说当文辅先生动员他典妻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名誉问题，虽然他很坚决地拒绝了文辅先生，但在内心深处他是很矛盾的，比如当他拒绝了文辅先生以后，吉顺“当举起筷子，插入盆子里面的时候，便在盆子当中看见他衣衫褴褛，抱着幼子，牵着儿女而哀哭的老婆。他看见她在对面指着他自己的鼻尖骂他，她骂他是一个流浪者，是一只畜生……”这实际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他面前，“典妻”就是放妻儿一条生路，因为在他们以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不典，就目前的景况也是濒临绝境。而促使吉顺转变主意的就是晚上的那一场他寄予很大希望的赌博，但是绝望的结局再一次膨胀了赌徒的欲望，妄想用金钱改变命运的吉顺再也不要什么名誉了，他决心典妻，先前所做的自我检讨都丢到爪哇国里了，他甚至连第二天都等不到。在这里作者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将一个赌红了眼的赌徒形象刻画得非常传神，他是那样急不可耐而又面目可憎。在吉顺看来，什么名誉，只要有钱去翻本就行，但当文辅先生调停的结果说他的妻子只能典八十块钱时，他好像给人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