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总目》编纂述略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录提要：《塔吉克族卷》第一次比较完整的展现了塔吉克族古籍的全貌和现状。

这本书不仅仅是塔吉克族的古籍简单目录，而且是了解研究塔吉克族历史、社会生产、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的概况。

并且是一部具有参考和实用价值的工具书。

反映了塔吉克族丰富的古籍资料及塔吉克族对中华文化所做的贡献。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录提要：《乌兹别克族卷、塔塔尔族卷、俄罗斯卷》是一部第一次系统介绍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的古籍总体情况，反应古籍概貌的书籍。

这本书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录提要：《哈萨克族卷》是一部哈萨克族古籍文献概貌的书籍，内容丰富即包括宗教、文学、历史、医学、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古代诗人口传作品、近代诗人口传作品、阿肯阿依特斯（对唱）、系谱、口传文学等，数量繁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录提要：《维吾尔族卷》这一部包括铭刻类，文书类即奴役买卖和人口典押、土地买卖与交换、借贷、有关赋税、徭役文书、账单、收据、财产分配、借贷等纠纷，讲唱类即民间文学、寓言、民间谣言等等内容。

研究维吾尔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工具书。

中国古籍知识漫谈——著者、序、目录等
白淑春;白放良
【期刊名称】《当代图书馆》
【年(卷),期】1999(0)2
【摘要】1 著者在浩瀚的书海中,任何一本书,不论是个人或集体撰写的,都有"著者"这一栏。

但在古籍中,"著者"情况变化无常。

1.1 汉代以前的古籍,一般不标出著者。

在古代,特别是远古时期的作品如《周易》、《尚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很早就没有人知道它出自何人,连为其作传的人也不写姓名;
【总页数】4页(P49-52)
【关键词】著者姓名;目录;中国古籍;远古时期;作品;当代图书馆;汉书·艺文志;著作;
著录;文心雕龙
【作者】白淑春;白放良
【作者单位】宁夏自治区图书馆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6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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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目录》序-兼论古籍简易目录之发展及其重要作用 [J], 王绍曾
3.中国蒙古文古籍目录集大成之作——综述《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和《蒙古文甘
珠尔·丹珠尔目录》 [J], 乌林西拉;李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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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目录学我国流传至今最早的古籍目录，是西汉末期刘向、刘歆父子参与校书，由刘歆编成的《七略》，已经佚失，基本内容保存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七略》分类六大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共38小类。

《七略》不但建立的系统的图书分类法，还通过小序、大序叙述学术源流。

每书有提要，（叙述学术源流的）总序、大序、小序都收在辑略中。

《七略》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刘向刘歆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汉书艺文志》：东汉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删取其要”，编成《汉书艺文志》。

首创在正史中修《艺文志》，使《艺文志》（或称《经籍志》）成为史书的组成部分。

开创“史志目录”改动：将辑略拆散；把解题简化为小注；注明改动，保留原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奠定了封建社会典籍以经史子集为部类的四部分类法西晋秘书监荀勖编制《新簿》（已佚，见《隋书经籍志序》），分甲、乙、丙、丁四部，性质相当于后世的经史子集，初创四部分类法。

把史书自经部析出，即丙部。

东晋著作郎李充将荀勖的经子史集次序易为经史子集，自此不可移易，史称“秘阁以为永制”“自尔因循，无所变革”。

南朝王俭《七志》（已佚，见《隋书经籍志序》），沿袭《七略》，独创图谱志，并附道经、佛经于篇末。

南朝梁阮孝绪《七录》，确定史部专立。

文集录之前或称诗赋、或称文翰，至此成定称。

《七录》的分类为后来走向正统的四部分类法提供重要的参考，起承上启下作用。

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成于魏徵，反映南北朝及隋代图书著录情况，编纂依据为隋《正御书目录》。

将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集部后附道经佛经，四大类后分四十小类，标志着正统的四部分类法的确立。

《隋书经籍志》将前代（南北朝）典籍的著录情况简化为注文，依其类别相同或相近，附于书目之后。

具有双重意义，有别于其他目录。

我国史志目录中，只有《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有小序。

唐代开元年间所编《群书四部录》宋代政府藏书目录：《崇文总目》，每类有序，每书有提要，分经史子集四部，45类。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记冀淑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一部当今国家现藏古籍善本书的总目录，本书的编辑出版，实现了周恩来总理生前的一项遗愿。

1975年周总理在病中发出了“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的指示。

由于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支持，参与单位的大力协作，参加工作同志的积极努力，在编委会的领导下，这项工作从1978年3月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在南京召开编辑会议，到1995年3月《书目》全部完成。

《书目》的出版将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珍贵的典籍，将在古为今用，为四化服务，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了解古籍善本庋藏概貌和流传情况，对今后鉴别和整理古籍善本，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1975年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图书馆负责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

1977年1月文物局在北京召开善本书目筹备会，听取北京地区部分同志的看法和意见，同年4月文物局在北京召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同志座谈，讨论研究有关书目的著录条例、分类法和收书范围等项问题。

6月份文物局再次召集座谈会，讨论了分类法等事项。

后由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作出决定，书目分类用“四库分类法”，可酌加修订，收录各书下限至清末1911年。

在此基础上，制定“古籍善本书目”的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和分类法三个文件初稿，其中收录范围提出从古籍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等方面考察，并提出9项具体条件。

1978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南京召开会议，会上着重讨论这3个文件。

这次会议全国各省市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等藏书单位120余人出席，除讨论3个文件之外，并开始研究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方案和工作步骤。

会后即着手对全国各地(除台湾省外)收藏的古籍善本进行普查。

这次开会决定成立由国家文物局领导的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领导小组，〔注〕具体工作进行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准备工作。

以两年时间，一方面在各地进行普查工作，同时各省、市、县图书馆及其它藏书单位抓紧古籍善本书的整理编目，并查核校对原有的编目卡片，准备于1980年卡片集中。

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别录》、《七略》之编撰作者：马光华韩茜滑小莉周怡来源：《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年第02期[摘要]史学家范文澜称赞：“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

”本文新考证继司马迁编撰《史记》之后，刘向又在其地：汉天禄阁、石渠阁（西安历史文化遗址）编撰《别录》、其子刘歆在此继承父业、编撰完成的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编撰起止时间：约为“汉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十六年）——“汉哀帝建平三到四年”（公元前两年到公元前三年） ;并对其校书及参编人员进行了新增再探——《别录》、《七略》的又几位参编者——班斿、王龚等。

[关键词]《别录》;《七略》;汉天禄阁;刘向与刘歆;班斿;数术略;[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49（2020）02-0049-04Abstract：Fan Wenlan， a historian， praised that "there were two major work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records of history and seven strategies， which wer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y." In this paper， after Sima Qian's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 Liu Xiang compiles "bielu" in Tianlu Pavilion and Shiqu Pavilion of Han Dynasty （Xi'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te）， and Liu Xin， his son， inherits his father's work and compiles the first catalogue of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 qilue. The compilation starts and ends in about three years of hanheping （26 B.C.） - "the third arrival of Jianping， Emperor AI of Han Dynasty" Four years （from two to three B.C.）; and the new and re exploration of its school books and its staff - the other several editors of bielu and qilue - Banqi， Wanggong， etc.Key word：Qilue; Tianlu Pavilion of Han Dynasty; Liu Xiang and Liu Xin; Banqi; shushulue;引言關于经典文献、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及其雏形《别录》，其研究已达数千年之久，且有各学科学者参与。

欧阳修文集版本述略摘要：欧阳修文集的版本书目多达数十种，其中许多已经散佚，尚存的诸本之间，体例编排、诗文数量和秩序不一, 脱文佚文、异文衍文等现象较为普遍。

所以本文在梳理这些版本源流的时候，也分为不同的系统分别述论，即从全集源流和选集版本著录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关键词：欧阳修；版本；源流；选集欧阳修文集的早期版本系统有两种，一是他晚年手定的《居士集》五十卷，二是其子欧阳发、欧阳棐于熙宁五年（1072）汇集《居士集》五十卷、《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归荣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议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录跋尾》十卷、《杂著述》十九卷而成的“家本”。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梳理，欧集自宋以来就有夷陵石本、庐陵本、京师旧本、绵州刻大杭本、绵本、眉州本、衢本、建本、闽本、承平时印本、宣和吉本、罗泌本、周必大本、曾鲁考异本、程宗本、郭云鹏选本、陈亮选本、茅坤选本、欧阳安世刻本、《四库全书》本、欧阳衡本、《四部丛刊》本、世界书局本、日本天理大学馆藏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等数十种之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予以说明，姑从全集源流和选集版本著录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一《欧阳文忠公集》版本概述《欧阳文忠公集》最早的版本是其子欧阳发等编纂的家本，其后历经宋元明清四代，翻刻、补刻层出不穷，现取其较为通行的、历代翻刻及现代点校出版物多以之为底本的版本加以简要说明，以观其源流概况①，要之，有宋周必大编纂本、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清欧阳衡本。

（一）宋周必大编纂本。

周必大本以其编纂较早、体例详备、校勘精当，可谓是较早的众本之源，以其为祖本的欧集版本有目前最通行的《四部丛刊》本、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宋版《欧阳文忠公集》、清欧阳衡本。

周必大与孙谦益、丁朝佐、曾三异等，自绍熙二年春至庆元二年夏，共同完成了《欧阳文忠公集》的搜集、整理、编校工作。

据周必大记载：“承直郎丁朝佐博览群书，尤长考证，于是遍搜旧本，傍采先贤文集，与乡贡进士曾三异等互加编校”②，丁朝佐、曾三异应是负责了全书的整体校勘考证和编排工作，而“郡人孙谦益老于儒学，刻意斯文”，此本《居士集》各卷末尾均有“绍熙二年三月郡人孙谦益校正”的字样，所以孙谦益应是负责《居士集》的最后校勘工作。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 一 方志著录于书目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著录有地记、地志等方志。到了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时，其地理部首开将方志纳于正史艺文志的传统。此后，方志的不断发展，数量逐渐增多，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12年近代第一部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终于问世。从此以后至今，不同的单位和个人陆续编制了众多的方志书目。 北京图书馆是收藏中国新旧方志的最大藏家，对方志的整理也取得相当的成果，先后数次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系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是清政府筹办京师图书馆时的称谓，也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该目录是清点内阁大库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目录，收入《古学汇刊》丛书，于1912年刊行。它著录通志60部，府、州、县志1676部，其中明代方志224部，不全志360部。1933年5月，谭其骧编制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志书3800余种。该书目对著录项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书后附索引。这对于以后方志书目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指导作用。1936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出版，它收录了1933年5月－1936年6月入藏方志862部。1957年11月《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编》印行，它反映了抗战期间于西南等地区的采访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该馆的入藏情况，收志书2177种，附名胜、古迹、山志等180种，总计2357种。此后，北京图书馆入藏方志又有较大的收获。该馆现正在编制《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预计将在1996年内付梓。它反映了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以外的普通古籍中的总志、省、府、州、县、乡土志以及山、湖、江、河、塘、寺庙等志书。其中的省、府、州、县、乡土志等约6700余种。基本反映了该馆普通古籍中的方志情况。它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一起，可反映现藏古籍中的全部方志。《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国家《古籍著录标准》著录的古籍书目。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作者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便于检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开始进入图书馆领域。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利用计算机建立了《新方志书目数据库》，它将所收藏的新方志按照CN-MARC格式及其相应的著录标准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起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从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主题等途径检索进行单项或复合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编纂出版的省、地、市、州、县、旗、镇、村、街道等志书3000余种，并将随着该中心采编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79年印行。著录该馆现藏方志5400余种，并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索引。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后，即重视方志的收藏。1957年曾编印过《上海图书馆馆藏方志目》(油印本)。后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合并，致使馆藏方志遽增，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如宋绍定二年刻本《吴郡志》；明成化刻本《金华府志》等，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76年编印。该馆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书目收录该馆馆藏方志4200余种，其中包含从天一阁、天津、南京各图书馆以及日本藏书单位补充的国内外稀见方志缩微胶卷561种。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 《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82年印行。该目录收1980年10月以前入藏的不同版本方志计3115种，附录53种，合计3168种。为便于民族研究工作者使用，除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等方志外，凡有民族内容而自成篇目者，均加以附注说明，此为该书目一特色。书后附有书名索引。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87年印行。目录收该馆1986年6月以前入藏的方志2400余种，约2700余种不同版本。范围包括总志通志，府、厅、县志，乡土志、乡镇志、村里志、卫志等。目录附有书名笔画索引，每种书附有馆藏索书号。 《故宫方志目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编印，收方志1400余种。该馆所藏方志基本为皇家藏书楼之旧藏，其中的珍本、善本较多。书后有附录和索引，1948年编印了该书目的《续编》。 此外，自1912年以来，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书店和私人藏书楼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大量的馆藏方志目录，主要有：《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九峰旧庐方志目》、《天春园方志目》、《来薰阁书店方志目》、《松筠阁方志目》、《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等数十种。 从上述方志书目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编制书目的单位多、数量大，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均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而收藏量多的图书馆数次编制其方志书目，反映出这些图书馆对方志工作的重视，对于推动全国方志书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2]所编书目多以各单位自编自用为主，正式公开出版的不多；[3]著录项目基本齐备，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附注、索书号等一应具备，有的还对方志内容做了析出；[4]在编排上，以行政区划为主，在一个地区下，将方志按编纂时代的先后排序，使人们对该地区方志发展情况一目了然；[5]在收录范围方面，基本以省、府、州、县、乡镇志为主，有的兼收总志、山、水志等；[6]在书目形式方面，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印刷型，出现了机读书目数据库，这必将对方志书目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 一个单位或个人的方志书目反映的情况毕竟有限。因此，在馆藏方志书目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目前，全国性的联合目录主要有《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将其调查情况——《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发表在《史学年报》1卷4期上。该表初步统计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方志数量。1935年朱士嘉先生根据国内外50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所藏方志编成了《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著录方志5832种，书后附17种方志统计表、15幅方志统计图、《民国所修方志简目》、《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孤本方志录》、《国外图书馆所藏明代孤本方志录》和书名索引，后又有《补编》问世。1957年，朱士嘉先生又根据全国41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对原书进行了修订，著录全国28家图书馆的方志7413种。《中国地方志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该目录收全国190个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藏1949年以前各时代编纂刊行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所志、关志、岛屿志等8264种。书后附有索引。它是目前反映方志藏书单位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也是目前了解全国方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中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它既不是馆藏方志书目，也不是联合目录，而是出版目录。它收录了这一时期全国各修志机构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各类方志9391部。其中省、地、县的志书1157部，乡镇、村、街道的志书1162部，各类专业志书7072部。专业志书的收录是该书目区别以往各方志书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此书是由全国各地修志机构提供资料编辑而成，所以该书目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方志编纂出版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全国性联合目录编制的同时，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配合新修方志工作的开展，山西、福建、山东、四川、安徽、烟台、湖南、广西、江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江苏等地的图书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相继编制了一批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 台湾地区现存方志数量较多，并编制了相应的联合目录。195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有《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先发表在《学术季刊》4卷4期至《卷3期上(1956年6月－1957年3月)，后发行单行本，收方志3530种；1980年增订后重新排版发行，比1956的目录多收方志568部。1985年由王德毅先生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它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人编纂被译成中文者也兼而收之，并附有日文编纂的台湾各地方志。该书目反映了台湾地区所藏方志的三个特点：一是多藏台湾志书，二是所藏志书以明代方志为丰富，三是多存海内孤本。 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美、日、英、法、澳等国对其所藏方志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方志书目。主要有：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士嘉编，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它著录了该馆馆藏宋代方志23种，元代方志9种，明代方志68种，清代方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总计2939种。在该馆所藏方志中，一是乡镇志多为其他图书馆所罕见，如《康熙浒墅关志》等；二是藏有不少清代著名学者所编纂的志书，如章学诚的《乾隆永清县志》、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等。后有《续编》，增收方志300余种。《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此书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除其复

古籍提要总目古籍提要总目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为沿着历史轨迹提供全面总览的重要文献。

古代经学家们将古籍以详尽的提要总目方式汇编而成，以满足他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的需求。

在汇编总目时，编撰者使用了大量精要表达，将历史古籍中出现的内容及其发展历程作了精细的上下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完整性。

自中国古代以来，古籍提要总目的发展历程非常悠久，可从《东观汇编》（公元前3世纪）到《增补》（公元300-400年），再到《丛林编》（公元前200-公元100年），中国不断推进古籍提要总目的编撰。

特别是在汉代，古籍提要总目的编撰工作达到了新高度，涌现了像《柳编》、《新编》、《新释》和《编修》等无数历史性文献。

这些文献反映了当时文化精神面貌，也是对现存历史文献的重构，从而使得古籍提要总目编撰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中国宋代以及近代以来，也发生了一系列古籍提要总目的编撰，如宋代的《皇极续编》、《皇极载洞》，明代的《易经宗义续编》、《续修业编》，清代的《宗玉目》、《玉经补正》及近代的《宋元释文》、《明清名家编》等。

从宋代以来，人们编撰总目及释文的工作越来越细致、全面，这些提要总目成为当代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素材。

最后，古籍提要总目也为当代文献研究提供了精彩的学术贡献。

由于它能够结合精要表达、原文论述及现代技术等多重角度进行研究，古籍提要总目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起着关键作用，也是当代中国学术领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籍提要总目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它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启发，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到中国古代历史文化。

正是通过古籍提要总目，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所在，也能够更好地挖掘古籍深处的历史重要细节，以把握中国历史文化演变的整个方向。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笔记之《大本琼瑶发明神书》考天一阁藏书之宝发现·明刊《大本琼瑶发明神书》三卷明清流传的题作《琼瑶神书》的针灸书至少有三种，其一为《琼瑶神书》三卷；其二为 ( 大本 ) 《琼瑶发明神书》三卷 ( 又作《琼瑶真人针经》三卷) 。

其中前者为真本，后者系伪书，而伪本的流传远较真本为广。

其三，清道光十六年刊本、道光二十八年重刊本《琼瑶神书》四卷，则系一部真伪参半之书。

以往由于资料缺乏而误将此三种书混为一谈。

现将其中明刊本《大本琼瑶发明神书》简析如下：现存本凡三卷，藏浙江天一阁文物博物馆。

卷端题“ 赐太师刘真人集” 。

序文作“ 大本琼瑶真人针经序” ，故钱曾《读书敏求记》、《述古堂藏书目》又记作“ 琼瑶真人针经” 三卷 ( 明代《近古堂书目》、《脉望馆书目》同) 。

《四库全书总目》、《浙江采集遗书总目》作二卷，然据书目提要，内容与现存三卷本相同，当是同一书。

今检《四库采进书目· 郑大节呈送书目》著录《琼瑶发明神书》记作“ 二本” ，即二册，有可能四库馆臣未细核原书，将原书二册，上、中、下三卷误作上下二卷。

此书所载无名氏序全文抄自《十四经发挥》吕复序，而序末却记作“ 崇宁初元年闰月六日四明序” ，其中“ 初元年闰月六日” 剪自滑伯仁自序款识，“ 四明序” 三字剪自吕复序款识，并将滑氏序中“ 至正” 年号改作“ 崇宁” ，以伪充宋代书。

此书下卷卷端及版心均题作“ 琼瑶神书” ，与清刊四卷本书名完全相同。

然遍检全书，只有上卷“ 手指补泻” 篇内容及“ 三阴三阳配合补泻循提歌” 全文见于前《琼瑶神书》。

可能《琼瑶神书》原书出自道人，流传范围极其有限( 所谓“ 《神书》三卷，千金不传”) ，世人难以得见，故后人类集一书，或书坊主将一佚名氏针灸书析为三卷，题作“ 琼瑶发明神书” 以充之。

因现行清刊四卷本《琼瑶神书》“ 宋徽宗崇宁皇帝论五” 篇中记有“…… 刘子和钦奉圣旨，即说于太师刘大本，遵守琼瑶心传口授秘法神言……” 字样，故伪本题作“ 大本琼瑶发明神书” 、“ 赐太师刘真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