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主观题
§Part1 简答题
一、简述西周时的“五礼”
“五礼”包括吉、嘉、宾、军、凶五个方面的礼仪。
（1）“吉礼”指祭祀敬事鬼神之礼；（2）“嘉礼”指婚冠、饮宴之礼；（3）“宾礼”指朝聘盟会之礼；（4）“军礼”指行军作战之礼；（5）“凶礼”指丧亡殡葬之礼。
二、简述西周时的婚姻“六礼”
所谓“六礼”，指男女双方缔结婚约的六项聘娶仪式，包括：（1）“纳采”，即男方家长委托媒妁向女方家长求婚；（2）“问名”，即询问女方姓氏、生辰等情况，然后在男方宗庙卜问婚配吉凶；（3）“纳吉”，即将卜问所得吉凶通告女方家长，确定缔结婚姻；（4）“纳征”，即向女方家长送交聘财正式订婚；（5）“请期”，即双方家长共同商定婚期；（6）“亲迎”，即成婚之日，丈夫亲自前往女家迎娶妻子。
以上“六礼”的有关规定表明，当时的婚姻制度完全是买卖包办性质，男女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与自由，妇女完全是家长用钱财进行买卖交易的一种商品。
三、简述汉朝的“七出，三不去”
汉律确认丈夫单方面休弃妻子的权力，遵循“七出”、“三不去”的传统，离婚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丈夫手里。
七出：（1）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2）无子，为其绝世也；（3）淫，为其乱族也；（4）妒，为其乱家也；（5）有恶疾，不可与共粢盛也；（6）口多言，为其离亲也；(7)窃盗，为其反义也。
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从上述离婚条件可以看出，丈夫牢牢地掌握着离婚的主动权，即使有“三不去”的限制，那也只是为了维护封建的“礼义”，是对妇女的一种束缚，而不意味着对妻子权利的保护。
四、简述战国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
主要体现在一些法家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理论著作和政治实践中，这些法家代表人物的法制指导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律观，并成为战国时期法制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
（1）“以法治国”“事断于法”
在治国的方针策略上，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以法治国”是法家的基本理论，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基本法制原则，这种原则：①国家应制定法律作为全社会的基本准则；②国家应依照所制定的法律来处理各种事务，“缘法而治”；③以法律作为统一的取舍标准，要求全社会都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强调“事断于法”。
（2）“刑无等级”
在法律的适用上，法家反对家法制时代的“礼有差异”，而主张“刑无等级”。即所谓“刑过不避大臣，赏罚不遗匹夫”。
（3）“行刑重轻”、“以刑去刑”
在法律内容上，法家主张“行刑重轻”，即主张用严刑重罚的手段来达到以法治国的目的。“重刑主义”正是法家思想的突出内容，他们要求“轻罪重判”，提高量刑幅度，最终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
（4）“法布于众”、“明白易知”
与“以法治国”原则的要求相适应，法家也主张“法布于众”，让全体臣民知法、守法，达到“万民皆知所避就”的目的，他们还坚持立法与执法“明白易知而必行”的要求。
五、简述西周时的五刑
在“明德慎罚”和“刑罚世轻世重”等法制思想的指导下，西周进一步发展夏商时期的刑事立法，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刑罚体系和刑罚适用制度，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所谓“五刑”即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这五种刑罚。前四者为肉刑，大辟为死刑。墨刑，在犯人面部或额头上刻字涂墨，作为受刑之人的标志；劓刑，割去受刑人的鼻子；剕刑，砍去受刑人的脚；宫刑，破坏受刑人的生殖器；大辟，指死刑。
五刑由轻至重，构成了中国早期比较完备的刑罚体系。
六、简述《法经》的构成和内容、制定人、国家
《法经》是在李悝的指导下魏国编纂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共有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原则的法律规定，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性质。
七、简述法经中的《杂法》里面的“六禁”
（1）“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2）“狡禁”，有关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的罪行；（3）“城禁”，禁止人民越城的规定；（4）“嬉禁”，有关赌博的禁令；（5）“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法令；（6）“金禁”，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
八、简述汉朝建国之初的法制指导思想
汉初黄老思想盛行，它不仅是先秦黄老学说的再版，更是儒、道、法三学相互渗透的产物。
（1）无为而治，与民生息
汉初的黄老思想以其清静无为、务德化民、顺应民心的精神特征而成为统治者首选的治国指导思想。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汉初的统治者制定了“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轻傜赋税，奖励耕织。这个基本国策在汉初贯彻了半个多世纪，经萧何等各相填以无为的实践及几代君王的推崇取得了显著效果。
（2）德主刑辅，礼法并用
主张治国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先德后刑，法令要省减，刑罚要轻缓，反映了一种重德轻刑的主张，并且文帝特别重视对人民的教化。
（3）罚不患薄，约法省刑
专政任刑既不利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不利于缓和阶级之间的矛盾，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汉文帝废除了肉刑，用笞刑代替。
（4）轻徭薄赋，奖励耕织
§Part2 论述题
一、明朝初期的法制指导思想
明朝初期的法制指导思想是：法家为主，儒家为辅，以严刑峻法为主，德礼教化为辅，法儒结合，具体来说：
（1）肃正纲纪，重典治国
“重典治国”这一立法思想的确立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①元末“朝廷暗弱，威福下移”，纲纪废弛、官吏放纵，导致矛盾激化，王朝覆灭。这从反面坚定了朱元璋严格纲纪，惩治奸顽的决心，声言“胡元以宽而失天下,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②“刑罚世轻世重”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朱元璋接受了“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这一思想，并表示“用刑之道，贵在得中，得中则刑清，失中则刑乱，刑乱则政衰矣”；③明初的复杂社会形势迫使朱元璋“重典治国”，基于“重典治世”的思想，明初扩大了对反叛、大逆等罪的范围，同时又强调“重典治吏”，通过治吏达到治民的目的。
（2）明礼导民，明刑弼教
在“刑用重典”的原则上，明不同于秦的“专任法治”，而是“仿古为治，明礼导民，定律以绳顽”。朱元璋重视法律的宣传和普及，使百姓知法而不犯法，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3）法贵简当，世人易晓
鉴于元末“条格繁冗，吏得因缘出入为奸，其害不胜”的教训，朱元璋指出立法应“简当易晓”。他不厌其烦地与刑官逐条讨论语律的得失，从中精选明可用条文，修改轻重失宜的内容，以立定一部新的法律。
二、“准五服以制罪”的基本内容
西晋《泰始律》的制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首次确立了“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的罪刑适用原则。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是指九族以内的亲属之间的相互侵害行为，依据五服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定罪量刑。服制越远，以尊犯卑，处罚越轻；以卑犯尊，处罚越重。这一原则的确立，遵循的是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标准，体现的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父权与夫权思想，旨在维护上下、尊卑、贵贱、轻疏的社会等级秩序。它实际上将儒家的礼仪原则引入刑事立法原则中，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
因此，这是引礼入律、融礼于法的产物，是罪刑适用原则进一步儒家化的表现。
三、唐朝的法制指导思想
吸取隋亡的教训，唐朝统治者在推行轻徭薄赋、选用良吏等措施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的立法思想：
（1）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礼刑并用”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唐太宗继承这一传统，并将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总结汉代以来运用刑和礼结合统治的经验，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宣布：德礼与刑罚是相互独立但又统一的，二者在治理国家中各有其功，缺一不可。因此，他强调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2）立法要公平、宽简、划一和稳定
针对隋末法令滋彰、朝令夕改的弊端，从唐高祖李渊起便提出立法要宽简，使人易晓，以避免执法者因缘舞弊。为了达到简约易知的目的，唐初的统治者在立法技术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得唐代法律既周详严密，又简单明了；既不放纵犯人，也不苛责其罪。
（3）执法审慎，依法而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