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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的意义中华民族的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中华法系，它对中国封建社会整个过程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也向东亚洲各国输出了它精湛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
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法律理念强大攻势下，中华法系衰微，但它仍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在起作用。
目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深刻变革，这些变革成败的决定因素就是我们提出多年的依法治国方略能否得到贯彻落实。
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在引进西方先进法律的同时，深入挖掘传统法律文化，对它的精华部分用现代的法治理念加以利用和转化，而对于与现代法治不相容的糟粕必须加以摒弃和改造。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法律文化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的总称。
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们对法律实践活动所持有的观念、态度、意识和行为模式的综合，它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当中，反映了一个特定的群体对法律运作所产生的集体价值认同。
法律文化具有稳定性和承继性，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也同样如此，它根深蒂固地存在并持续影响现代的法治建设，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我们法制建设的深度和历史走向。
1、“礼法兼治” ，“德主刑辅”的儒家法文化传统，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而儒家的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 ，和“出礼入刑” 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礼”被视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制度和原则。
在“礼”和“法”，“德” 和“刑”的关系上，重视和强调“礼”和“德”的教化作用，“法”和“”刑处于辅助地位，认为刑罚只能是让人惧怕严酷的刑罚而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化可使人们对犯罪产生羞耻之心，从根本上放弃上犯罪，这是因为儒家是从性善论出发，认为人之所以犯罪是因后天环境所致，通过道德的教化可以导人向善。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以贤人善政作为政治理想，通过贤人的说教和道德模范作用，引导人们弃恶向善，对“礼治” ，“德治”，“人治”的推崇造成中国传统社会对法治的长久淡漠和轻视。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对当今中国法制建设的意义尚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围绕着“家族”以及“阶级”这两条主线展开的，所以它散发着浓重的“血缘”和“特权”的味道，因此就决定了它自身具有难以融入当代法制建设的局限性，与当代法制建设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罚不徇私情”等原则格格不入。
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举凡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好与不好的两方面，我们对一种事物的评价更不能武断地全盘予以否定，而应该持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对其中的精华加以吸收，尤其是当对待沉淀着中国古代几千年优秀文化的中国古代法律更应如此，接下来，我将论述几个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有借鉴意义的古代优秀法律成果。
一．古代调解制度作为近代法律的起源地，西方的资本主义法律经过几百年发展，已经进入了令我国很多人羡慕、向往的“法治”阶段，人民的依法维权意识较之以往，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法律至上的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法制建设确实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的缺陷，其中，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诉讼过多，法治意识的提高导致西方的人们无论大事小事总愿意去找法庭解决，这直接就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浪费了很多的司法资源，致使法庭把很大一部分的精力和资源都浪费在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案件上去了，导致一些真正的难题由于司法资源的不足，难以得到及时而有效的解决，我国在学习西方先进法制文化及精神的时候，应当避免这个问题，而如何有效地避免这个问题，在我国古代一直绵延存在着的调解机制就派上用场了，秦汉之际，“乡”有乡官，其中就有三老，掌管教化，负责对民间的一些小的纠纷予以化解，一直发展到明清之际，到明朝洪武五年之时，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申明亭”，就我看来，这是我国民间调解制度的一个成熟阶段，“申明亭”制度其实就是由本乡人推举公直老人并报官备案，民间纠纷小事由老人主持调解，只有当调解仍不能解决的时候，方可去衙门起诉，这项制度可以很好地缓解由于法制建设的发展而带来的诉讼过多，以致于浪费太多的司法资源的情状，对中国当代的法制建设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对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中国法律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反映了中国法律的特性和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虽有着诸多的时代局限之处,但其中仍不乏一些可供我们借鉴的用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秀成分，这些积极成分必然会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文化；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积极意义一、法律文化的概述英语中的“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原意为耕耘、培植，最初的涵义为人们对自然界的开拓。
中文中文化的含义很广，张文显教授对此所下的定义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现象的总和，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法律文化是整个文化构成的一个特殊部分，对于它的含义比较早的有梁治平先生提出的一种，他认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具体地说，广义的法律文化应该能够囊括所有法律现象：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法律行为、法律的机构和实施、法律制度和作为符号体系的法典、判例，以及不成文的惯例和习惯法等等。
狭义的法律文化则主要指法（包括法律、法律机构和设施等）的观念形态和价值体系（包括知识、信念、判断、态度等），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人类行为模式也应包括在内。
”张文显教授所采用的法律文化的概念，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国家政权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理论学说的复合有机体。
民族性是法律文化的鲜明个性之一。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认为：“法律同语言一样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
这种深奥的思想至少包含着这样的观点，即法律远不仅是规章准则或司法判例的累积，它反映并展示了整个文化概貌。
民族或人民的精神囊括了全部民族史，同时也是社会群体通过追溯它本身生存的进程而获得的集体经验。
任何时代记录下的民族或民众的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始终在变化着的文化演进过程的静态表象。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几点启示如下：
1.法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遗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深刻
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价值观和文化传统。
2.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国家的精神基础，是维
护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3.法律文化是一个社会的公共规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社会的公共规范，是保
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
4.法律文化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化
底蕴，是汇聚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重要组成部分。
5.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的体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国家文化实力的
体现，是中华民族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基础。
6.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基础，是中国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支撑。
7.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的来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国家文化自信的
来源，是中国人民自豪的文化财富。
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和发展摘要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是人治型文化，在人治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类法治文化——它不是法治的，但却与法治存在类似之处，这就是法制型文化。
中国古代法制是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相伴的，是一个完善更新有所损益的过程，并且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过程中不断进益的新的人类文明特征，由于中国古代类法制文化存在根本缺陷及其他社会原因。
尽管如此，但它的人道主义精神涵括民商内容的立法，以及行政司法领域的特性，都对当今工具理性泛滥的西方、特别是对推进法治建设的中国，仍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礼法结合，一准乎礼与西方古代法律同宗教相生相伴不同，中国古代法制深受儒家学说和伦理纲常的影响。
其显著的特征是把维护“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作为立法、司法的宗旨，要求法律“一准乎礼”。
礼的精神是亲亲、尊尊，即维护“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关系。
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祭祀活动和习俗，礼法关系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主题。
西汉初，引礼入律已开其端。
叔孙通制定朝仪制度，就吸收了周礼的朝觐之礼等礼制。
两汉时期，通过经义折狱、以经释律和引礼为法，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中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皇亲贵戚和大臣犯罪奏请皇帝裁夺的“上请”制度、父子相隐的诉讼原则被广泛运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沿着礼法结合的道路不断完善的重要发展时期。
曹魏依照“尊尊、贵贵、亲亲”原则，首创“八议”入律。
西晋贯彻“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原则，开创了依服制定刑罚的先例。
北魏加入了“存留养亲”和“官当”条目。
北齐为了强调“忠君”、“孝亲”原则，将“十恶”列为“名例”之首。
《唐律疏议》“一准乎礼”，成为封建律典的楷模。
宋代以后，各朝效法唐制，立法和司法都贯彻了“礼法结合”、“一准乎礼”的精神。
儒家礼教纲常对法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充满了浓厚的伦理色彩。
礼教纲常被奉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明礼以导民”、“德主刑辅”、“明刑弼教”成为法制的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当代价值【摘要】法律文化作为一种内存于思想、制度、设施以及人们的为模式之中的观念、价值体系，有着极强的民族性特征。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和社会历史惯性机制，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历史根基，而现代法律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延续。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现代法治观念现代价值法律改造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和社会历史惯性机制，法律传统不仅构成了一个社会法律发展的历史起点，而且与当下社会法律生活交融在一起，制约着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左右着该社会法律的未来走向。
有鉴于此，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价值进行深入观照和审视，进而进行创造性转换，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概述及其特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中国持续几千年来各个朝代所有支配法律内容的原理、规则、意识，一般是指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正统法律文化。
其核心是“仁”的儒家文化。
但是这种儒家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孔孟之道，还有汉初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为一身的新文化。
这一文化一直影响和贯穿于我国整个封建时代，直至清末的西法引进和法制的近代化的整个过程。
探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结论。
比如从立法和法典结构上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一个重要特点；从司法体制上看，“行政兼理司法”是一个明显特征。
但是从最具特色的角度入手，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基本特点就应是“礼法结合”。
即在中华法系法律制度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法律的评判标准与道德的评判标准一致。
这种倾向，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表现在许多方面。
另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其他特色精神内容在古代法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不时影响着当代中华圈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法律意识。
1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观念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系统中体现出来的有关法的普遍的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
其表现为人们对法律性质的认识，对法律价值的评断，以及对法律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的理解。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国古代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王朝。
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中，传统法律文化更是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传统法律文化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儒家学说与实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系列富于浓郁东方农耕社会特色的道德价值观念逐渐渗透其中，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规范，塑造出一种富有特色的“伦理法”。
“伦理法”的最本质核心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这是中国传统法律区别于其他国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
两汉所开辟的引礼入法的多种渠道，为礼法结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魏晋至唐沿着这条路线，终于完成历史性的礼法结合。
三国时期，为维护贵族官僚特权，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正式将“八议”写入法律中，使封建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明确而严格的保护。
“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在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
从此，直至明清，“八议”成为后世历代封建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相沿不改。
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兴盛时期。
唐律无论是结构还是内容均已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
唐律所反映的礼法结合的鲜明特征，对其周边国家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成为了中华法系赖以确立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的礼和法从相互的发展、演变、对立到合流，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随着历史的发展，礼的等差性和法的特权性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等级特权社会的发展中越来越得到契合，最终引礼入法，使中国传统法律道德化，形成礼法结合的特点。
礼法结合，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
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以法明礼使礼具有凛人的权威。
中国历朝的历史证明了礼法结合可以推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最主要的传统，也是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点。
同时，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礼”与“法”，“德”与“刑”的关系，儒家把它们归结为“体”与“用”的关系，即以道德作为根本的“体”，以法律作为辅助的“用”，法律成了实施道德的手段，法律为道德服务。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现代意义评述法律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习惯、规范、制度等，它包括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和规范形态的法律文化。
狭义的法律文化仅指观念形态上的法律文化，包括人们对法的性质、法的作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看法、评价以及人们在法律实践中的思维模式。
本文所涉及的法律文化就是从狭义上讲的。
世界各国的法律文化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法的渊源和结构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样形成了自己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人的价值。
它大致有三层含义：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本主义哲学认为，天地之间，人最重要，人是宇宙的主人。
中国传统哲学历来讲“天人合一”，人不应对抗自然、破坏自然。
人在自然面前也不应消极无为，而应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
人类依靠社会群体的力量，正确运用礼、法，就能战胜自然，治理国家，把人间的事情办好。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
二是人与神的关系。
在中国从未形成一种与世俗政权相对抗，甚至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宗教。
远在三千年以前，就出现了一种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
西周时期，周公就提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上天是不可信赖的，只有发扬文王之德，才能使周王朝国运长久。
春秋时期，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
孔子学生子路问如何对待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表达了他们着眼于人事，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主义态度。
这种重人事、轻鬼神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效法。
三是国与民的关系。
西周时期出现了重民思想。
周公反复强调统治者一定要“敬德保民”，要“惠民”、“裕民”。
当权者应以民心为镜子，来查看自己为政的得失。
春秋时期出现了一股重民思潮。
《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普遍观点认为，现代意义中的法治是在西方文化传统氛围下，经过社会实践与思想理论相互矛盾运动不断发展、完善而来的概念。
这种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孕育而生的法治观念，在蕴含一定普遍价值的同时亦刻铸了西方文化烙印。
“中国特色”意味中国法治建设走的是一条饱含中国语境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特点概括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总书记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治理模式有明确的解读，该《纲要》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要发挥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把道德导向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
”中国传统社会有几千年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经验，有着丰富的德法相辅文化资源。
据《尚书·康诰》记载，周公在康叔赴任封地时谆谆告勉“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治治理原则。
这一原则成为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原始密码，镌刻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思维逻辑之中。
文化是法治的母体，当前是历史传统的累积。
因此，在全面推动依法治国的今天，欲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构筑适应中国文化土壤的当代法治建设图景，就需要在中国文化传统向度中把握传统法治经验的主要特征，探寻以资借鉴的文化精髓。
*黄少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摘要】中国传统天道观念赋予传统法治“礼法合治”的文化特色，使传统法治润饰在浓厚的道德文化范围之中。
礼、法二者相合相融，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治理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