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代前期政治开明的原因
唐朝前期，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盛世，尤其在政治方面，表现出了较强的开明性。本文试图从君主，臣子各自的角度以及贵族集团这个特定因素分析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
一、君主的个人政治素质较高
唐初各种政治势力极为复杂，矛盾重重，但唐太宗凭借自己的能力，调动各种政治力量，并使之纳入到相互平衡的权利体系之中，使国家政治保持稳定，大大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他总结了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深切地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为政比较谨慎．尽管有时不免易怒而冲动，但更多的时候是冷静而明智。他自以为能识良弓，但请教弓工，才知道“辨之未精”，由此认识到自己虽“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
[1]看到自己治理国家的知识及能力的局限，而不是自以为是，这在功业显赫的君主身上确实难能可贵。他励精图治，处事谨慎，又富有洞见，曾与侍臣论周秦优劣，萧禹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
[2]此论确有可取之处。当封得彝称他“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时，他却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3]当有人建议：“原陛下与群臣言，或佯怒以试之，彼执理而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
他根本不屑于这样的小技：“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诡小术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4]唐代前期君主对于各种政见大多能持有相当宽容的态度，特别是太宗表现出对不同政见的容纳与接受。这种态度使他赢得声誉也获得最广泛的支持。魏徵，褚遂良等人犯颜直谏故不待言，就是涉及到历代王朝最敏感的皇权尊严的“大问题”时，唐太宗也表现出坦荡，宽大的胸怀，当时林邑献火珠，有司以其表辞不顺，请讨之，太宗曰：“好战者亡，隋炀帝，颉利可汗，皆耳目所亲见也。小国胜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语言之间，何足介意！”[5]贞观三年（629），太宗亲自录系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皇帝曰：“若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太宗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良好的综合素质为实现贞观政治的开放奠定了重要
的基础。
二、臣子能够犯颜直陈
贞观十六年（642），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皆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泊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6]褚遂良出身士族，父祖历仕梁陈隋三代，“并著名前史”，刘泊出身寒门。这里虽不是进谏，但对话中透露的强硬态度是后代大臣望尘莫及的。魏徵更是以死谏而闻名天下。《资治通鉴》载：徵状貌不若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
主意。每犯言直谏，或逢上怒，徵神色不移，上亦畏之威。尝谒告上冢，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一个臣子的直言进谏，竟然使得帝王感到害怕，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正是这样许许多多的直臣为确保唐前期政治的开明，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三、贵族阶层的制约
唐前期群臣能够对皇权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他们在政府机构中普遍担任要职，对不断膨胀的皇权尚能加以牵制。唐时已行科举，但中第人数相对教少，科举并没有成为选官的最重要途径。后世贵族衰落，士人皆由科举进入仕途，官员作为天子的门生除了感激黄恩之外，以很难具有抗衡皇权的力量。当官员上书直谏时，除了自己的正直之外，一无傍依。正直在政坛上并无实质性的强制力量，它除了精神上的感召之外，很难保证拥有对政治运作的客观影响力。在贵族势力强盛之时，皇帝仅仅被视为诸多贵族中杰出而幸运的人物而已，“创业君臣，俱是贵族”。[8]世家大族作为相对稳定的政治集团，拥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际资源，具有抗衡皇权的现实力量，因此能够在权力上形成一定的制约。任何有效的抗衡与制约都意味着双方势力的均衡。尽管后代言官并没有绝迹，但当言者与听者在本质上没有某种形式的平等时。言者的监督与制约只能形同虚设。当来自贵族集团或有其支持的官员指责皇帝时，皇帝面对的就不再是他一个人，而是政坛上的一个阶层；皇
帝拒斥他时，意味着拒斥一个集团。当皇族集团与皇权相互抗衡的氛围形成时，官员据理力争，直言发难，才成为可能而平常的事情。即使出身贫寒，不属于贵族集团也可能由于这种氛围的激励而进谏皇帝。不仅因其胆略，也与当时贵族集团能够牵制皇权的背景有关。唐太宗曾对侍臣说：“人言天子至尊，无所谓惮。朕则不然，上畏皇权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9]在当时贵族与皇权能够对峙的条件下，这当是实情。
以太宗为代表的唐前期帝王普遍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使得他们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清醒地处理各种问题，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而以魏徵为代表的大量直臣不为私，不畏死，有力地维护了国家政权的运转和君臣关系的良性互动。同时贵族阶层作为相对稳定的政治集团，具有抗衡皇权的现实力量，因此能够在权力上形成一定的制约。因此唐前期的政治得以表现出较强的开明性。
参考文献：
[1]司马迁．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096
[2]司马迁．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026
[3]司马迁．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034
[4]司马迁．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031
[5]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774
[6]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765
[7]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578
[8]冯辉．论唐代政治开放[j]．黑龙江社会科学1998（2）2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