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文化视角
看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内涵
◎ 周 进
〔作者简介〕周进，上海商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000。
文学作品的内容与文化的关系无须赘言，“人类原始文化时期，有文学神话内容，以幻想的方式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文明时期有工业文明的文学内容，文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实际上是文学的‘文化性’的代码用语。同是古代诗歌，为何古希腊和印度是鸿篇巨制，而希伯莱和中国却是短
章小曲？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文化中找到根源”〔1〕。
纵观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中国文化与美国自然主义之间存在着诸交点，两者均讲求“己”与
“物”的相互依存关系（“己”就是自己，也就是主体，“物”就是外物，也就是自然和社会客体），两者均推崇宿命、遗传、环境的主导作用。所不同的是，中国文化更多融入和谐积极的元素，强调“天人合一”；而美国自然主义则更多着眼于命运的不可掌控性，渲染人类来自大自然的偶然，也必将灭亡于大自然的偶然的悲观思想，带有更多的宿命色彩。在以往有关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国自然主义的学术讨论中，其研究主体往往是单向的、割裂的，关注点更
【摘 要】 文学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其系统功能、特征均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纵观中国文化的发
展轨迹不难看出，中国文化与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之间存在着诸多交点，两者均讲求“己”与“物”的相互依存关系，均推崇宿命论、遗传决定论和环境造人的理念。在以往有关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国自然主义的学术讨论中，其研究主体往往是单向的、割裂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文学所折射出的文化之“异”，而非文化之“同”。本文则力图去“异”存“同”，对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创作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消除文化隔阂，全方位地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的纵深性和多元特征。
【关键词】 近朱者赤；罪感文化；人性论；环境决定论；宿命论；遗传论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0）04－0126－4
多集中在文学所折射出的文化之“异”，而非文化之“同”，本文则力图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多维视角比对美国自然主义的文学创作，去“异”存“同”，拓宽文化和文学之间的“边界”，消除文化间的排斥和对抗。
一、“近朱者赤”与自然主义的“环境决定论”
梁斌在《播火记》中提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缘特点、气候条件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成。由于各地区的水土环境，人文环境各不相同，作为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的族群，人的性格特点和文化底蕴也会随之改变，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这一点可以从地球上有多种肤色的人种这一现象中得到有力佐证。环境决定论在近几百年来逐渐被中国学者发展成一种文化理论，这里所讲的环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地理环境；二是社会环境，人与环境之间呈现二元结构：个人依赖于环境，环境控制个人。西晋思想家傅玄曾说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论语》有云：“见贤思齐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孟母三迁”无不说明环境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反观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同样引证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在小说《麦克提格》中，主人公麦克提格的野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出生地有关，麦克提格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乱石林立、杂草丛生的荒蛮之地，大自然的残忍和无情使成长在这块土地上的麦克提格继承了它的野蛮，他和妻子口角时竟然咬伤她的手指，后来又丧失理智地将她杀伤，弃之于血泊中，让她慢慢死去。〔2〕
与自然环境相比，社会环境对人产生的作用更加深远和广泛。在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中，人物冲突和命运结局均围绕着对农场的争夺展开，农场主人卡伯特、他的第三任妻子埃比、前妻的儿子埃本之间互相仇视、互相倾轧，这一切与当时令人窒息的清教思想和物欲横流的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在清教思想浓厚的新英格兰，人性受到扭曲，小说伊始作者就揭示了人性中最强烈的欲望——性欲的无法阻挡，自阿比沦为孤儿的那一刻起，她就幻想着寻求人间真爱，而农场中浓厚的清教思想深深地压抑着她，埃本的出现使得“他们之间肉体的诱惑成为一种明显的力量”，它冲破道德、宗教、伦理的种种障碍，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情欲宣泄正是主人公对清教压抑的反叛和抗争。另一方面，物质主义横行当道，《榆》剧中的人物均被异化为非人，成为十足的物欲俘虏：年轻貌美的阿比35岁时嫁给了年过70的老卡伯特，完全是出于物质需要；西米恩与父亲之间毫无父子之情，与埃本之间毫无兄弟之义，他们的眼里只有黄金，西米恩这样谈及老婆的头发：她的头发很长，长得像马尾，又像金子那样金黄。［３］奥尼尔以不偏不倚的笔墨诠释了自然主义者所主张的“环境决定人的生理因素的发展，环境的作用通过生理变化过程具体表现出来”。
自然主义大师西奥多·德莱赛的代表作《嘉莉妹妹》再次聚焦于环境的不可逆转性。全书叙述了嘉莉妹妹经历的三种不同的生活境遇：辛苦谋生的生活境遇、与杜洛埃在芝加哥的生活经历、与赫斯伍德在纽约的生活境遇。书中的嘉莉被刻画成一个深受欲望驱使而无法自拔的人，一切欲望的背后是生活环境的重压，可以说，环境既促成了嘉莉改变命运的动力，又造成了她的道德空虚。书中的另一主人公赫斯特伍德，在他的生命轨迹中亦体现了社会力量对个人成与败、奢与贫、幸福与遭难的主导。赫斯特伍德注定是属于芝加哥的，当时的芝加哥是一个新兴的城市，社会的激烈竞争尚未显现出来。而当他来到纽约之后则注定水土不服，这里聚集了各地名流，赫斯特伍德只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失去了先前的天时、地利、人和，在惨烈的竞争中以自杀了却残生。这一起一落不是个人努力或无能的结果，而是环境把他们推向了各自的极地，剥夺了个人努力的意义。德莱赛向我们传达了自然主义的实质所在：一个人除遗传和身理因素外，环境和机遇同样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罪感文化”与自然主义的“宿命论”
罪感文化不独西方文化所特有，中国文化中亦可探寻其踪影，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庄子》便隐射
了某种原罪观点。“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中国人的罪感文化可以看作是从倏和忽合伙谋杀浑沌开始的，尽管倏和忽的主观愿望是善的，但他们是难逃‘杀人’之罪。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原罪思想或罪感文化”〔4〕，罪感文化早已根植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可谓根深蒂固，导致不少中国人安于现状，信奉“命中注定”、“富贵在天”之类，由此可见，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宿命论的影子亦相当浓厚，宿命论让人绝望，它不仅嘲弄人类尊严，而且也无情打击个人奋斗的价值。
反观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大多数作家对宿命论亦表现出高度认同和偏爱。在他们看来，人生是苦难的，苦难生活的最终结局便是死亡，无论这种死亡是身体上的还是灵魂上的，这种宿命论的哲学思想和悲观人生态度在他们作品中亦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克莱恩的作品《红色英勇勋章》中，作者将主人公亨利·弗莱明置于残酷的战争背景下，在战争的主宰下，人类的意志和品质显得如此软弱无力。在战争中，不管是英雄还是懦夫，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的生存都是偶然的，纯属命运的安排。书中“大个子兵”吉姆勇敢衷心，最后却惨死在路边的荒野里，在他奄奄一息之时，他拼命地向路边树丛靠近，渴望死后有一处栖尸之地。“衣衫褴褛兵”宽厚善良，受伤时还帮助照顾垂危士兵，在他伤痕累累之时却被战友无情抛弃。而逃兵亨利却成了命运的宠儿，由于受本能的驱使而“英勇”作战，穿梭于枪林弹雨之间，结果既得到上司的首肯，亦得到升职的承诺。好人没有好报，传统意义上的好兵结局如此凄凉，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命运的无从捉摸和无可抗拒，它可以轻易地毁灭人类，弱势的人类在它面前别无选择，只有被动接受。
美国黑人文学之父理查德·赖特在其名著《土生子》中亦表现出浓厚的自然主义宿命观，悲观情节贯穿始终。《土生子》描绘了美国黑人青年比格的悲剧，作家用象征主义的手法点明了美国黑人的恐惧之源，书中描写比格常年与母亲和弟妹共处一间肮脏的厨房，由于经常受到硕鼠的威胁而深感恐惧，托马斯太太和女儿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边缘，当老鼠用尖牙啃咬比格裤脚时，比格一边用鞋底猛击它的脑袋，一边咒骂，这一细节暗示了比格“以暴制暴”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比格在残杀白人雇主女儿玛丽之后，由于担心黑人女友出卖自己而用砖头将其活活砸死，最后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比格式的悲剧来自于生活的挤压，黑人世界对比格的排斥和白人世界对比格的拒绝是比格想躲而又躲不过的“命道”，在整个事件中，比格试图挣扎过，试图逃出宿命的迷宫，但总是徒劳而返，自然主义作家正是通过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笔墨来书写社会的诸多弊端。
三、“人性论”与自然主义的“遗传决定论”
人性问题一直是中国思想界探讨的问题，最早涉及人性论的当属孔子，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的天性相近，只是因为“习”的缘故而有“上知”和“下愚”之分。继孔子之后，孟子发展了这一心性领域，孟子的“性善论”使人性理论变得系统和明晰，在《告子》篇中，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又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这四端犹如人的四肢，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孟子的善端，只是点明了善的可能性，孟子强调必须通过后天休养的过程，才能将“四大善端”扩而充之，否则人则“近于禽兽”。
美国自然主义作家亦在其作品中对遗传力量进行了渲染。在小说《麦克提格》中，弗兰克·诺里斯以照相机似的精准记载了主人公麦克提格与生俱来的生物性和遗传性。在那个力大如牛、浑身散发着兽性的麦克提格身上，始终潜隐着一股巨大的遗传力量：酗酒。他的血管中“流淌着一股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