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家庭制度与企业组织

中国的家族制度与企业组织

中国的家族制度与企业组织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新春

中国的家族制度在社会学、历史、政治学等研究上已有相当长的传统，家族在中国是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存在的，支撑着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有着丰富的内涵。但中国经济学者对家族制度的研究的漠视是令人惊异的。人们在接受支撑西方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以市场和厂商为研究对象的同时，显然，有忽视对中国经济—社会最基本的制度背景——家族制度的研究的倾向。但在缺乏对家族制度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企业组织的发展将是难以准确把握的。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就家族企业的有关理论以及中国家族制度与现代企业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家庭/家族作为生产组织（单位）

家庭在自然经济时期常常同时也是作为生产单位存在的，这即使在西方亦如此。保尔·芒图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中描述古老的毛纺工业，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尚较为普遍地以家庭手工业形式组织起来。一个家庭的住所就是纺织作坊，一部或几部纺车，“妻子和女儿管纺车，儿子刷羊毛，而丈夫则使用织梭去织，这就是家长制下的工业状态的的典范图画。”（芒图，1983：40）这一切与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家庭自给自足地生产和消费，与社会至少在商品交换上独立）似乎是采用了同一组织方式。在工业处于初始的发展阶段，资本积累、交通、市场规模及分工都处于最初状态之时，家庭无疑是最方便、可能也是最有效的组织生产的单位。但仔细分析来看，十八世纪的英国家庭毛纺工场或作坊与中国甚至累世而居共同生产的大家族（徐杨杰，1995）也有着根本的差异。首先，英国家庭作坊制作从一开始就不是为自给自足而是用于交换的目的生产的，或者说，英国家庭工场是商品生产，而中国的家庭生产则主要的是家族内部的劳动。同时，英国当时的殖民运动也为家庭作坊的生产开辟了广阔的交易市场。而在古代的中国，除了国内市场，别无其他的消费需求。而在每个家庭都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的情况下，为社会生产的意义就没有了。另一个主要的区别是与第一点相联系的，英国家庭生产的市场交换首先就是由商人来组织的1，这一点无疑是中国长期以来所缺乏的。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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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图指出，最早出现的手工工场的工场主主要是商人：

“家庭工业，当其生产超过当地消费的需要时，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继续存在：不能亲自将自己商品销

农抑商”的哲学下，商人的作用很少受到政府的鼓励，商人的资本经常被“均分”或课以重税，这也就限制了商人成为工业资本家的可能性。而从根本上，这也就使家庭工业难以超越“当地”或各家族内部消费的需要。这可能是中国几千年在发达的家庭手工业之上一直未能建立起工业化经济的一个解释。

在中国，家庭是一个堡垒。自西周宗法社会以来，“家”与“国”的关系密不可分。“家庭本位”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特色之一2。中国的家族对于个人来说同时是生产、消费、教育、保险以及生活和情感的小社会。它与其它生产组织根本的不同是内部强烈的凝聚力和信任关系，这一点被不少作者所强调。但还有一点对于家族成员参与生产的努力十分重要，这就是家族的事业。血脉相继，家业不断兴旺，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长期追求的目标。这一点对于理解华人企业的奋斗不息是十分有益的。溶个人于家族之中，溶个人的一生于世系相继的家族持久生命之中，为后代子孙创立家业，是家族成员长期的信心所在。这同时也对家族对所有权的控制给出了解释，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追求的只是个人价值实现，而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则是为绵延千古的家业而奋斗，家族所有权的持续性导致对控制权的强化。家族成员之间的“亲亲礼让”关系确立于周孔礼教的伦理道德。“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尽管这种家族伦理在家族乃至于其所衍生的亲属、血缘及其朋友之内形成了一个情如一体的责任和义务网络，但对于网络之外的个人或团体则是排斥的和难以形成信任合作关系。这意味着，个人除了服从于家族的权威和责任义务之外，不再或很少服从外来的权威，尤其是商业利益的权威。其结果是超越家族之外的商业组织便难以生存。这也表明非家族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太高（国家的权威组织除外）。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非家族或官办企业则难以成功之缘故。但终究，工商业的发展对家族观念亦有一定程度的改造。在近代工商业受外来资本冲击之后，一些商人较成功地将家族关系延伸到亲缘、地缘（同乡）、学缘（如同学）等方面，如闻名中国的山西“票号”组织主要就是靠亲缘和地缘关系缔结的。

售出去的制造者，必须同商人发生关系，商人买进并力图将其出卖于国内外市场。这种商人是不可缺少的助手，这种工业的命运便掌握在他的手中。有了他，就发生了一个新的要素，其作用立即影响到生产。……他只是小生产者和小店主两方之间的居间人，他的资本也保持着纯粹商业性质的作用。……在最后出卖之前所完成精整的工作就归他办理。要这样做，他就得雇佣工人。他就得变为这种工作的企业主。这就是商业资本逐渐变为工

业资本的第一阶段。”（芒图，1983：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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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概念含义被卢作孚描述得十分透彻：

“……实则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就农业言，一个农业经营是一个家庭。就商业言，外面是商店，里面就是家庭。就工业言，一个家庭里安了几部织机，便是工厂。就教育言，旧时教散馆是在自己家庭里，教专馆是在人家家里。……你的衣食住都供给于家庭当中。你病了，家庭便是医院，家人便是看护。你是家庭培养大的，你老了，只有家庭养你，你死了，只有家庭替你办丧事。家庭亦许依赖你成功，家庭欲亦帮助你成功。你需用尽力量去维持经营你的家庭。你需为它增加财富，你需为它提高地位。……”（引自梁漱溟，1995：71-72）

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商业信用的市场，山西“票号”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信用网络，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历战争和制度之变而生存，实在是家族制度在商业上的一个奇迹。

家族一旦成为生产单位，便将家族的权威与企业层级制的权威结合到一起。与层级制的现代企业不同，家族权威的维系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之上的，首要是道德和威望，然后才是能力，是形成家族权威的关键，所谓“德高望重”是家族权威的道德标准。权威的形成另一方面还靠祖宗族训以及各代族长思想的伦理化而代代相传。而家族企业的出现，实际上是把家族的生产活动社会化的过程，它们不再只为家族内部的消费需求而生产，而是为市场交易而经营。家族企业并非中国的独创，西方即便是今天仍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家族企业。在共性上是家族企业大多逃脱不了“一代创业，二代守成，三代衰败”的规律。窥其因，无非是管理才能的衰落和非制度化等原因所致。而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在于权威的丧失。若一父三子，父在世，则家必凝聚。而若父不在世，三子之间若不形成新的权威，则家业必散。实乃因维系家族者，权威也。无权威，则家族难存。家族不存，则企业何能存？！

实始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中西方的家庭的作用开始分野。中国仍沉溺于天人一体的“自然经济”社会。家族传统自明清以来，几乎没有受到多少近代文明的冲击，家族制度反而在历代王朝“积家而成国”的思想下而日趋完善了。到近代已是“无无家谱之族”。各族遍建祠堂、置族田（义田、学田）、修族谱，家族的网络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孱弱的工商业和兴旺的家族并存，无非是因为家族孤立的生产消费活动很少社会化的原因，因而，市场的交换、分工协作、分配一直到本世纪初也很少能越出家族的藩篱。而西方则不然，始于英格兰十七世纪“羊吃人”的圈羊运动无疑摧毁了中世纪田园幽静生活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组织，代之而起的是使人类走向“人的异化”的工厂和各种经济组织。工业革命将人们拉出亲亲相依的家庭而用工厂“铁一般”的纪律约束起来共同劳动。家庭的伦理、情义让位于企业以效率为原则的权威管理。资本家对于利润的追逐（竞争）是以牺牲家族组织的和谐和精神伦理为代价的，这一点直到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日益深刻严重的精神文化之痛苦和危机时，才稍有反省。丹尼尔·贝尔在他1978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揭示出工业社会带给人们精神上流离失所的悲观厌世情绪，物质的富裕和精神的堕落并存，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矛盾。而这矛盾之源则在于人们的“家园被毁”，剩下的只有庞大的非人格化的国家和大公司组织。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论证道德的社会只能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因为相互的信任和关心爱戴是以社会成员相互熟悉、能表达他们对各自的关心为前提的（转引自：贝尔，1992（1973）：312），而这“小社会”在中国就是大大小小的家族，这一制度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但最终亦经不起“物欲横流”的冲击。

但无论如何，拥有“铁的纪律”的现代企业组织确实创造了现代的工业文明，未来组织的改造从此看起来主要在于将有效率的工业文明的组织与充满伦理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