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先锋小说创作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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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翅膀的飞翔”——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乡土叙事的“续航”与“变革”周银银(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盐城224002)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锋式乡土小说作为一支奇军劲旅备受瞩目。
其中20世纪80年代驰骋文坛的先锋悍将贡献了大量精品佳作。
由于历史语境、价值体系、文学观念及读者审美等因素制约,20世纪90年代后先锋派作家笔下的此类文本在叙事重心、策略、姿态上发生“变法”。
他们不再将乡土仅作为技术练兵的场所或观念移植的温床,而是切实聚焦乡土经验,把荒诞变形的技巧与乡土中国20世纪演进过程中波诡云谲的历史景观和现实版图勾连起来,完成从“天空”到“落地”的重心迁移。
当先锋派作家的“飞行”姿态降低时,他们在故事、人物、逻辑、语言等叙事维度也实现了从“拿来”到“再造”的技术更新,于“常”与“变”中坚守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独特性。
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绝望和虚无,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先锋式乡土小说虽强调批判性力量,但否定与破坏并非终极目的,绝望中可能衍生的新力量及建构的新世界才构成其旨意,由此造就了从“破坏”到“建设”的精神转变。
关键词:先锋派作家;乡土叙事;叙述重心;叙事策略;价值立场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30(2020)06-0010-06回顾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乡土文学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跌宕起伏、荣辱兴衰的变迁史也映射着乡土中国整体性政治格局、经济样貌及文明形态的更迭。
故而,关注乡土小说,不啻是了解乡土中国文化根基和历史演进的一种有效途径。
其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文明的衰微、消逝、振兴等话题牵动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文明的失落并未让乡土文学走向低迷,反而促使其在阵痛与蜕变中发掘了新矿源,再次迎来了发展高峰。
在新乡土小说此起彼伏的时代里,先锋式乡土小说作为一支奇军劲旅备受瞩目。
如何理解“先锋小说”2010-07-10文章来源: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文章作者:程光炜我们所知道的“先锋小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家根据当时历史语境需要而推出,经“文学史共识”所定型的那种“先锋小说”。
它“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了旧的真实观”,“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1]。
“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和社会感受。
在这个意义上,叙述方式的试验无疑具有正面的价值。
”[2]显然,从这些评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人们更愿意与“非文学”/“纯文学”、“旧真实观”/“叙述方式”等问题相联系来论述先锋小说的“超越性意义”。
但是一九八五年前后,“城市改革”、“计件工资”、“消费浪潮”、“超越历史叙述”、“文化热”、“美学热”、“出国热”、“进藏热”,以及“作家与编辑部故事”等非文学因素正在密集形成,它们拥挤在文学的内部或外部,即使宣布是“纯文学”的先锋小说的生产也再难“单独”完成。
鉴于主张者更愿意在“文学”层面上理解,先锋小说的含义实际已经被不少文学研究所“窄化”,它从当时“多元”的历史语境中脱轨成为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所以,彼得•比格尔警告说,“当人们回顾这些理论时,就很容易发现它们清楚地带有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痕迹”,然而“历史化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将所有以前的理论都看成走向自身的步骤。
这样做了之后,以前的理论的碎片就从它们原先的语境中脱离开来,并被放到新的语境之中,但是,这些碎片的功能和意识的变化则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思”[3]。
一、“先锋小说”与上海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先锋小说”之发生与上海的关系。
这在现代文学研究者看来已经不是新鲜的“研究题目”,但对认识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还不失其有效性。
当时先锋作家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江浙和西藏等地,显然,就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经发生过的一样,它的“文学中心”无疑在上海[4]。
据统计,仅一九八五到一九八七年间,《上海文学》发表了三十篇左右的“先锋小说”,这还不包括另一文学重镇《收获》上的小说[5],差不多占据着同类作品刊发量的“半壁江山”。
对九十年代文学转型的理解
九十年代文学转型是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文学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和调整。
这一转型期涵盖了从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从现实主义向象征主义、从叙事文学向文本主义等多个方面的转变,同时也涉及到文学形式、风格、主题、读者群体等方面的变革。
以下是对九十年代文学转型的理解及其拓展:
1. 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
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正在经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市场经济浪潮的转变,许多作家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尝试以更为现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思考。
这一时期,许多作家开始运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手法,探索人类内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以及社会现实的种种问题。
例如,作家莫言的《红高粱》、《生死疲劳》等作品,就采用了多种文学手法,深入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
2. 现实主义向象征主义的转变
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开始逐渐接触到更为复杂的现实社会问题,许多作家开始运用象征主义等手法,来表达更为深刻的情感和思想。
象征主义文学往往通过符号和象征来揭示人类内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因此许多作家在这一时期开始写作象征主义文学。
例如,作家余华的《活着》、《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就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深入描绘了人性的苦难和挣扎。
3. 叙事文学向文本主义的转变
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开始逐渐重视文本主义等新的文学理论,许多作家开始更加注重文本的表达和意义的构建。
文本主义文学强调文本本身的价值,
而非作者的主观意图,因此许多作家开始更加注重对文本的解读和分析。
例如,作家贾平凹的《废都》、《秦腔》等作品,就运用了文本主义手法,通过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和分析,来揭示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本质。
双重书写:解构主义与新历史叙事蔡志诚九十年代前后,先锋小说的书写历险掀起一场意味深长的叙事迁徙:格非、余华、苏童等纷纷调整叙事的焦距,他们不约而同地投入对“历史”的再叙事之中,近、现代史的历史变迁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不确定的边缘与缝隙敞开无边的挑战。
格非创作了先锋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敌人》,随后推出的《边缘》与《敌人》一样都是历史叙事小说,余华则奉献了《一个地主的死》、《在细雨中呼喊》、《活着》等追叙个人化历史之作,苏童也提供了《米》、《妻妾成群》和《红粉》等在欲望中回望历史的作品,“历史”作为主题词似乎取代了形式,成为九十年代先锋小说转型的风向标。
当代小说的叙事疆域,从后视镜的当下此在观照秦关汉宫、隋帝唐皇、两宋遗事和明清硝烟,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五作家重写《武则天传》,一路驰骋至离当下很近的近、现代时空的先锋历史书写时,新写实小说也从现实原生态的摹写转向历史本相的刻绘,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刘恒《白日苍河梦》和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等历史再叙事小说也联翩而至。
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对历史叙事和历史题材的关注,引发了评论家重新审视“历史小说”的概念和涵义。
“新历史小说”——这一命名尽管界定分殊,但它还是在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中播撒开来了。
有评论者将这一现象回溯至八十年代中期,认为从莫言的《红高粱》、乔良的《灵旗》开始,“1986年后,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往昔年代的,以家族颓败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表现了强烈的追寻历史的意识。
但这些小说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同,它往往不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的,历史背景与事件完全虚化了,也很难找出某位历史人物的真实踪迹。
”但是,这些小说在往事叙说中又始终贯注了历史意识与历史精神,它是以一种新的切入历史的角度走向另一层面上的历史真实的,它用现代的历史叙事话语方式艺术的把握着历史。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称这些小说为‘新历史小说’”。
摘要余华是我国当代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他并不多产,但是他的每篇文章都能给读者一种特别的感觉。
前期的他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生活环境的压抑,他前期文章的风格都是阴冷、暴力和血腥的。
从创作手法上来说,他这个时期的创作深深刻着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影子。
进入后期创作的余华,随着国内形势的大变化,逐步摆脱了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将对人性恶性面的展演转变为对人民大众苦难生活的关注,因此他也越来越得到读者的认同和共鸣。
总的来说,余华从对大师的模仿走上了自己创作的道路,并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键词】:余华外国作家环境变迁前后期转型引言余华是我国当代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他从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直到04年新作《兄弟》的出版,共有长篇小说3卷、中短篇小说集6卷、随笔集3卷。
余华并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大都是难得的精品。
他的创作主要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代表作品有《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主要都是些中短篇小说,篇幅短小,但内容强悍精辟,后期主要是在90年代,典型作品有《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和《兄弟》这几篇长篇小说,篇幅较大,将写作重点放在对人民苦难的关注,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余华真正被读者所接受并推崇主要是在后期,其后期的几部作品,几乎每部都堪称经典,比如《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和《兄弟》等都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深远的影响。
并且《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还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
其作品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还曾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和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还获得首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本文将针对余华前后期创作发生转型及其原因进行论述。
一外国作家对余华的影响余华的父母都是医生,从小生活在充满血腥和死亡的阴暗的医院,这种生长环境与他性格的形成多少有点关系。
从余华、苏童和格非创作看先锋小说的转向关岫一【摘要】以20世纪90年代之后转型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以余华、格非和苏童三位先锋小说家90年代之后的作品为例,通过与其80年代文学创作初期的先锋性比较,突出其创作转向后的特点与存世价值.同时,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后的先锋小说及"晚生代"创作视为一场持续更新的先锋派革命运动,通过先锋文学的"后先锋性",追踪先锋之后的文学图景与路线,梳理20世纪90年代后先锋小说的流变与存在演进形态,揭示以余华、格非和苏童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作家在小说创作转向后的文学追求.【期刊名称】《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19)006【总页数】5页(P743-747)【关键词】先锋小说;余华;苏童;格非;创作转型【作者】关岫一【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2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继伤痕、反思、改革、现代派及寻根文学之后又出现了一大新的文学创作社会思潮——先锋小说[1]。
这一思潮异军突起,成为新时期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笔。
无论是叙事方式的独特性,还是语言风格的探索性,都颠覆了传统定型化现实主义叙事范式。
这股文学创作思潮逐渐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后期几个时段不断演进,于90年代转型阶段出现停滞、退潮现象,由此导致我国先锋小说作家“分流”[2]。
以20世纪90年代后转型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以余华、格非和苏童作品为例,研究论述先锋小说作家在其小说创作转向后的文学追求。
在研究方法上,着重通过对余华、格非和苏童部分先锋小说文本阅读,采用对比方式从小说创作内容、形式与风格等方面,深刻揭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锋小说的流变踪迹与存在形态,力图针对先锋小说是否终结、民间性转化与精神救赎等评价衍生出的论题进行紧密追踪,显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加深对先锋小说的总体认知与理解。
九十年代以来先锋小说创作的转型
中国的先锋小说崛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此时的先锋小说凭借其惊世骇俗的写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的文学形式实验开始进行。
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廓清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的脉络,对我们正确认识与分析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先锋小说的转型有很大帮助。
我们发现它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既有世界文学环境的影响,同时也离不开中国当代文学“意识流”小说、“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的三次铺垫。
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它彻底打破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局面,也为当代小说的写作提供了多样性的可能,而且从此中国文学开始真正进入世界文学的格局。
但我们在肯定它的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它的缺陷。
过多的关注形式,导致其意义的缺失;追求写作的自由,却形成模式化;片面追求文本的晦涩难懂,也在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鸿沟。
随着写作进入“形式的疲惫”的困境,再加上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社会文化环境、审美趣味以及作家自身创作心理的变化,先锋小说家纷纷选择转型。
转型以后的先锋小说重新捡起了以往被他们弃之如履的“意义”,作品中人性的飞扬,对历史真实与现实的逼近以及对乌托邦、自我救赎的找寻,都显示出先锋小说正在由“形式的先锋”向“精神的先锋”转变。
此外,先锋小说家在找回“意义”的同时,也一改往日对人物作符号化处理的观念,开始注重人物塑造,除了通过矛盾冲突、细节与对话展示人物性格以外,还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比如孤独的少年形象、鲜活灵动的女性形象以及挣扎求生的小人物形象,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图库增添了光彩的一笔。
虽然说先锋小说从九十年代以后褪去了极端形式的外衣,但这并不代表在艺
术上就一无所成,只是较以前的激进显得平和一些。
完整的故事、情节重新回到了先锋小说的叙事中,视角的不停转换也极大地丰富了叙事视角的多样性,而且作者不再有意介入文本之中,而是退居到幕后,悄无声息地掌控叙事。
转型以后的先锋小说在语言风格上抛弃了欧化翻译文体的形式,普遍呈现出本土化的特点。
无论是格非对古典文言文的借鉴与运用,苏童的“意象化白描”,还是余华的民间特色,都极大地丰富了先锋小说的艺术色彩和技术空间,探索了新的表意的方式,为以后的先锋小说写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与驱动力。
本论文在吸取前人对先锋小说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整体把握与作品个案解读的方式,并结合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转型以后的先锋小说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的、客观的研究与评价。
力图从以往众多研究成果中另辟蹊径,在以新的视点和角度分析与诠释转型以后的先锋小说过程中,对其文学史地位进行更准确的界定,希望可以为先锋小说的研究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