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功利主义儒家的社会思想功利主义思想是两宋时期政治和社会思想的主轴。
功利主义者提倡“经世”关注具体现实问题和社会事务，强调达到具体的效果（功），增大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利益好处（利）。
萧公权认为，功利主义者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现实主义取向的复兴，他们对对外侵略的反应及在新环境下对变革的适应，使他们成为宋代具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萧公权承认他们对儒学的自我认同，赞赏他们讽刺那些不务实际而故弄玄虚的知识分子——宋代理学家。
本章选取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等，分别作为北宋与南宋、官方与士人的代表，分析他们在社会思想方面各具特色的思想主张。
第二节王安石的社会思想一、王安石所处的社会及其变法活动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北宋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出身与小官僚地主家庭，他天资聪明，读书过目不忘。
22岁（1043年）登进士第，在此后的18年中，做了多年地方行政、司法官。
所在之处，颇有政绩。
期间虽也三次为京官，但只任中下级官员，且总共不足五年。
1058年入京为度支判官后，曾向宋仁宗上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总结了他多年来做地方官的经验，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但未被仁宗重用。
1067年，神宗即位后，锐意改革，1069年（熙宁二年）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翌年又任命其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王安石开始实施他的改革主张，至熙宁七年七月解职，以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熙宁八年二月，复召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十月又罢职，回到江宁。
他共执政九年，罢相后又居江宁九年，于元祐元年病故。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著作保留下来的大都收入《王临川全集》中。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在各种社会问题中，最为集中和突出的是社会的积贫、积弱及土地兼并日趋严重。
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又导致了社会的阶级关系、阶层关系及民族关系的恶化。
面对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王安石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其变法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属财政经济方面的，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属军事政治方面的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属文化教育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三经新义》的编纂与颁行。
王安石的变法活动是具有进步社会意义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安石对农民疾苦的同情，故他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因为我们这里重点研究的是王安石的社会思想，所以对其变法的过程及内容不作详论。
但必须指出，王安石的社会思想史贯穿于其整个变法活动之中的，是其变法的指导思想。
二、论人的性情关于人的性情问题，王安石颇有独到见解，并分别对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杨雄的行善恶混说和韩愈的性三品说进行了批评。
何为“性”？何为“情”？王安石认为，所谓性，就是人们生来就有的喜怒哀乐好恶欲这七种心理能力（或本能），因此人性本身没有善恶之分。
当这七种心理能力或本能受到外物的刺激时，便表现出来，见诸人的行为，这就是“情”。
所以，性和情本来是一种东西，只是在存乎内而不可见的状态下称为“性”，在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发于外而可见，就称为“情”的。
所以，性与情史本与用的关系，而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均是人之属性的表现。
他指出，社会上有论者曰“性善恶情”，是用于他们“徒识性情之名，而不识性情之实”的缘故。
王安石认为，在社会中生活的任何人都是有性有情的。
既然人的本性都是相同的，是无善恶之分的，那么人们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善行或恶行又是怎么回事呢？王安石说，这是由于人们的喜怒哀乐好恶欲的本能受到外物刺激后，发动的质量所造成的。
在情感发动的过程中，把喜怒哀恶导向善的一方，就是仁义；导向恶的一方，就是不仁不义。
所谓善恶，不过是对“情”的质量的评定。
一个人的情感发动受到理的支配或者符合理的标准，就是体现圣贤的德性，否则就是小人的情欲。
王安石判定人情善恶时又提出一个“理”来，这个理自然是占社会主流地位的地主阶级之“理”，或者说儒家思想当认同的“理”了。
那么，是否应要求人们都消灭情感呢？王安石认为，不能采取这种回避问题的态度。
情感是善恶的风向标，人有情感才能使社会判断其善恶。
如果人们都在社会的各种刺激面前毫无反应，就丧失了判定人的善恶的依据。
如果以为人们无情则是善，那么木石无情，当属最善者了！所以，任何割裂性与情的观点都是违背客观事实的，都是有害于社会的。
那种认为君子有性无情的观点是荒谬的。
人们应该面对事实，大胆承认性与情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与人的善恶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
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使人的本能转化为情绪时符合“理”。
王安石同意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观点，认为人们所以为善或为恶，都在于“习”，是后天社会化的结果。
但他又对孔子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作了新的解释。
上智也即“君子”，下愚也即“小人”。
王安石界定了君子、中人、小人的区别：君子即便不得志，仍然守德性，有君子之志；小人正好相反，即使生活顺义如意，不过是小人得志；中人则善变，潦倒时为小人，安顺时为君子。
既然社会表现人性，所以判定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要根据其“行为”而定。
那些始终一心向善、学善行善的，就是上智之人，人中君子；那些自始至终都为非作歹的，就是下愚之人，人中小人；中人则既受善的熏陶，也受恶的困扰，行为表现也是有时候善，有时候恶。
同时，对于人的智、愚、中的评定，不应当是对一时之事而言，而应是最后的总体评定。
比如：一个人始终如一地不为不善之事，可以定义为上智；如果他开始的行为是善的，后来却走向邪恶，这不过是个中人。
他如果始终为不善，可以定之为“下愚“；如果他开始为不善，后来却弃恶从善，也是一个中人。
因此，只有那些始终不移，一直行善的，才是上智；而那些也始终不移的，一直为恶的，就是小人。
由于人的一生是在善恶之间度过的，所以判断一个人的善恶时，应该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才最为准确，才能盖棺定论。
应当指出，王安石对孔子”习相远“和”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解释实际上并不是孔子的原意，而是王安石对孔子学说的修正，属于他自己的学说。
但这一修正是可贵的。
王安石的性情论，对传统君子的无情、小人无性，以性善为社会统治阶级所独占，以情欲多为社会下层劳动人民所特具的性情论提出挑战，认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为小人，莫非情也”，不能以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高低贵贱作为区分人性善恶的依据，这是一种要求社会身份平等的进步学说。
王安石提出要以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行为方式为标准去判定人的善恶的理论，是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宝贵遗产。
当然也不容否认，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王安石，其性情论自然史地主阶级的，其作为评定人的性情的善恶标准的“理”。
依然有着阶级性的烙印。
三、论社会风气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王安石作为一位有志的社会改革家，清醒地察觉到恶劣的社会风气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破坏作用。
他认为，风俗构成人的生活环境，或没或恶，影响人心邪正，这是国家的根本问题，关系着治乱兴衰。
风速变易，迁染民志，积时既久，就会改变人民素质。
民德淳厚就天下治，民德浇薄就天下乱，因此一个人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应着力于正风俗，这是符合圣人之道的。
所以，他多次指陈社会风气方面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这里仅摘其论述最多的几个方面加以评介。
第一，奢侈问题。
王安石认为，奢侈将给社会生活带来诸多祸患。
他看到，当时的北宋社会本是一个“升平之运”最盛的社会，应家给人足，安居乐业，但实际上人民的温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很多人为了生存而弃农经商。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都是由于“风俗有所未尽淳”造成的，换言之，是社会盛行的奢侈之风的必然恶果之一。
他指出，“天地之生财有时，人之为力有限”，但现在社会上奢风盛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供养无穷的花费，无所制约的，结果必然是加重社会贫困，造成社会生活秩序的严重失调。
不仅如此，奢侈既以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就具有社会行为规范的一般功能，任何社会成员都将受到这种习俗的影响，并自觉或不自觉地遵从它。
王安石指出，在现实社会的奢侈习俗之下，手工业生产那些华而不实的奢侈品，商人经营的也是那些奇巧少见的奢侈品，日甚一日，以致社会上成型了喜新厌旧的坏风气，器物还没有用坏，就因人们讨厌而被毁弃了。
为了追求奢靡的生活方式，不但富者竟以自胜，贫者也耻其不若，贫穷的人们在想：富者是人，自己也是人，富人的奉养能如此华丽，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人们都竞相模仿，“务尽鲜明”，甚至有为“逞一时之嗜欲，破终身之资产而不自知”者。
王安石对这种竞相奢侈的社会风习忧心忡忡，认为长此以往，恶性发展，必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失控。
因为淳朴民风的消散，就意味着贪婪、饕餮民风的形成；后者成为现实，社会财富将很快被消费掉。
奢侈风气的影响也极为广泛。
奢侈成风，使人们贪婪成性，巧取豪夺成为时尚，遵纪守法为人耻笑；生产者难以保全德性，士人难以保全清誉；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贫富悬殊，贫困者死于沟壑，社会生活秩序将严重失控。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对未来生活不抱希望，不乐生而愿死，任何社会控制工具都会失去其功能，社会必然陷于恶性运行之中。
应采取什么调适方案以解决奢侈问题呢？王安石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其一，正京师之风俗，以为天下之表率。
他说，圣人行风化都是“自近及远，由内及外”的，而京师是风俗变迁的枢纽，是各方面模仿的对象。
京师发一端，做一事，以及衣冠车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对地方上影响巨大而迅速，故此正风俗必当从京师做起，才能事半功倍，速见成效。
其二，重本抑末，民归田亩。
采用加重税收、租金的方法，抬高工商业者的从业成本，提高进入工商业的门槛，使人们转归农业。
王安石认为，如果人们复归于田亩，从事农业劳动，就可重新培养出淳朴的习俗，而且土地投入增加，人民有饭吃了，风俗归于淳朴而衣食又有保证，自然史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了。
其三，对仍然从事工商末业者，实行商品检查，发现有造作奇技淫巧者，则予以严厉惩罚。
同时政府要对各种产品、物器等制定、颁布相关生产标准，规范工匠的生产制作，杜绝奢侈品的生产渠道。
可见，王安石对社会奢侈风气问题之严重性的认识是深刻的。
然而，贪婪、奢侈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是地主阶级本身无法克制的问题。
王安石所设计的调适方案，虽是绞尽脑汁所得，但仍未免失于肤浅。
但也不可否认，他提出端正社会风气当从首善之区——京师做起，及利用制度的力量，调整农与工商之从业人员的比例关系，从而改变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社会风俗归于淳朴的方法，都是具有新意的，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察，迫使工商业者归于农业，不是能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的方案。
第二，士无廉耻问题。
社会学认为，为了使社会成员有效地达到自己的既定目标，就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其中政治组织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