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
- 格式:docx
- 大小:27.85 KB
- 文档页数:12
内科医生必读的经典书籍作为一名内科医生,不断的丰富自己,掌握更多的医学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下面是由店铺给大家带来关于内科医生必读的经典书籍,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内科医生必读的经典书籍内科医生必读的书:《西塞尔内科学》是由国际著名医学专家共同撰写的一部医学巨著。
前10版由CECIL主编或参与主编,故定名为《CECIL TEXTBOOK OF MEDICINE》。
自1927年首版以来,它以论述严谨、系统,尤其是对病理生理学等科学原理的深刻阐述而深受国内外读者的欢迎,世界各国医学院校皆以此为教材,并被誉为“标准内科学参考书”。
专家认为:该书已成为一部求实和理智的巨著、清晰的写作、权威地论述疾病,成千上万的读者自动地视其为第一本参考书。
它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实用性和参考价值,通过阅读本书,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医学实践,洞悉当前医学科学发展动向,对整个内科领域有一个深刻、系统的了解。
实为广大临床医生和医学院校学生、研究生必备参考书。
内科医生必读的书:《哈里森内科学》(《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是一部世界上高水平的经典教科书。
自20世纪50年代问世以来,每4年更新再版;由于该书的权威性以及对培养医师的重大作用,先后被译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中文等多种文字。
1991年的第12版由同济医科大学的专家教授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发行,该书中文版在我国医学界反响很大,受到广泛认可和欢迎。
本书分上、下卷,共398章,另有一附录和索引,分15个部分全面详细阐述了人体各系统相关疾病的定义、病因、流行病学、发病机制、病理特点、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预防和预后等,内容丰富、全面,医学知识权威、新颖;是内科医生(包括外科医生)全面深入掌握医学知识最权威的参考医学书籍。
内科医生必读的书:《中华内科学》《中华内科学》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精心规划的“中华临床系列专著”中的首部大型参考书,由全国380位知名专家、教授参与编著。
疾病的隐喻读后感疾病的隐喻读后感读英国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的处女作《岛》的间隙,不时会想到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的论述: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为麻烦的公民身份。
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世上都有双重的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而另一种则属于疾病王国。
尽管我们都很乐于享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在人生中总有一段时间,每个人都会被迫承认我们也会成为疾病王国的公民。
在我看来,希斯洛普的《岛》完全以此作为小说的背景和分界,书名孤零零的一个字,已经预先建立起了读者心目中与世隔绝的形象。
唯一让我没料想到的是,这样一个预先建构起的冰冷和恐怖的意象随着叙述的展开和深入竟然一点点的消解融化了。
最终的阅读体验反而是如此地美好。
岛,是斯皮纳龙格岛;病,是麻风病。
小说中有段文字介绍说,1903年该岛成为麻风病隔离区。
1941年德国人入侵克里特岛,占领到1945年,斯皮纳龙格岛因麻风病人的存在而幸免。
1957年该岛被废弃。
而麻风病更是一种历史久远的疾病,甚至可以与《圣经》一样古老。
当无法治愈这种病症的时候,人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遵循《旧约》中对待麻风病人的残酷指示:让他们与社会隔离。
通常而言,在麻风病肆虐的时期,它很容易引起社会性的恐慌。
在桑塔格的论述中,在麻风病盛行的中世纪,麻风病人经常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文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腐败,是道德的一种劝谕,也是腐化的一个象征”。
但在这部小说中,似乎是特意规避了这种对麻风病人的历史性叙述。
麻风病人作为小说背景存在的时候,似乎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的不安。
但有理由相信,这种不安的情绪是作者特意营造出来的,为的是给小说的氛围制造出某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差。
小说的叙述基调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温情,一步步不动声色的叙述,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家族的秘史,一个因为麻风病的肆虐而分崩离析的家族,后同样因为这种令人恐怖的病症重新找寻到了失去的希望和生活的动力的故事。
按照巴尔扎克的说法,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重读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作者:张志勇来源:《新阅读》2020年第04期瘟疫,原本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很多人对此早已没有了认识和警惕,也绝不会想到那样的疾病会在现代社会再次出现。
新冠肺炎的突然到来,令人措手不及,只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切断感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也是人类上千年来防疫的三大环节。
封城,隔离,减少人与人的接触,这一应急举措让数亿人蜗在家里,也使得一些人对瘟疫方面的书籍产生兴趣,包括疾病史、疾疫知识等。
寻找疾病的本来面目我喜欢苏珊·桑塔格的作品,完全是一种偶然,读了,就放不下,感叹这样的经典,怎么才看到,完全是“相见恨晚”。
苏珊·桑塔格真正的代表作是《反对阐述》《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火山情人》等。
但《疾病的隐喻》,会让你感到更“振聋发聩”。
老实说,在我看来,在还没看她的书之前,仅看这些书的书名,就有要阅读的快感。
她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在文化界苏珊·桑塔格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三位女性被并称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
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苏珊·桑塔格以极大的勇气和知识分子的敏锐,去剥离那些隐喻,要还疾病的本来面目。
如何尽可能地消除或抵制隐喻性的思考,其实是回归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
《疾病的隐喻》,显然是在还疾病的本来面目,正如她在书中所说:“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
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
它们必须被揭示、批判、细究和穷尽。
”自人类在这个星球上诞生,我们和病毒起码已经打了25万年的交道了,疾病始终与人相伴,疾病仿佛始终是赶在人类的前面,始终在那等着我们。
假如我们把25万年比作1年的话,可以说,人类是在最后1分钟,才开始认识这位既老又新的对手。
疾病在不断变化,它灵活应变的能力,已超出人的想象。
疾病从未丧失攻击人类的野心,它是主动的,它在变种,它愈发聪明。
颠覆自然法则的后果摘要: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的疾病叙述贯穿全文,成为连结叙事的纽带。
小说对疾病的描写分为疾病的发生、疾病的治愈和疾病的隐喻。
疾病的发生分为对男性和女性疾病的叙事,男性疾病和女性疾病在叙述上占不同比例,其中男性疾病占主导。
疾病的治愈包括家庭关爱、旅行和自然等因素。
文章追溯《弗兰肯斯坦》疾病的发生、原因及其治愈因素,探讨其映射出的科学伦理观,显示玛丽·雪莱对工业革命科学迅猛发展引起的道德问题的担忧。
关键词: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疾病;科学伦理观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21)09-0048-04(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桂林541006)杨艳菲刘明录∗∗∗第41卷第9期绥化学院学报2021年9月Vol.41No.9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Sep .2021收稿日期:2021-03-09作者简介:杨艳菲(1997-),女,广西南宁人,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刘明录(1974-),男,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外文学。
素有“科幻小说之母”美称的玛丽·雪莱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位杰出女作家。
《弗兰肯斯坦》自出版以来就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讨论。
笔者旨在追溯《弗兰肯斯坦》中疾病的发生、原因及治愈因素,探讨其映射出的科学伦理观,揭露玛丽·雪莱对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导致的道德问题的忧思。
一、《弗兰肯斯坦》中的疾病意象(一)《弗兰肯斯坦》的男性疾病叙述。
维克多原先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科学家,但他在经历了一项创造怪物的实验后陷入了绝境。
怪物就是维克多不幸的根源所在,疾病也正是从怪物的诞生开始纷至沓来。
怪物就是“高尚的野蛮人”的典型代表,即生活在自然状态下,远离被污染的文明的一种原始人类。
孩子生而带有善良的天性,但是如果他们从母亲那里没有得到爱和教育,他们就会陷入道德腐败的境地,最终变成可怕的魔鬼。
疾病的隐喻与弱者的武器作者:***来源:《电影评介》2020年第06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恐慌,在这场席卷全球的传染病流行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
至今,病毒的源头没有查出来,对付病毒的疫苗也还在研制中,许多国家还在为病毒源头争吵不休,有的说病毒源于蝙蝠,有的说病毒源于某个国家的生物实验室……在病毒肆虐期间,这类争吵确实毫无意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病毒本身并不分国家和种族,也不讲政治和意识形态。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病毒确实也是一种“疾病的隐喻”——以一种神秘的隐喻形式警示人类,现代社会的生态系统出了问题。
前工业时代和工业社会早期人类也经常遭遇瘟疫和各种传染病,但像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那样,只有在高度现代性社会中,风险才是全球性的,并且任何一个地方性的风险都是全球性风险——“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不可抗拒的威胁。
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与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际界限。
”[1]跨区域、跨国界的风险存在让独善其身的想法变得不可能。
当代艾滋病、SARS 和2019-nCoV在迅速传染中跨越不同的地区、城市和国界,危害全球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时,它们已以神秘的隐喻方式提醒人类要重新反思自然与人及社会的生态关系。
许多优秀的电影也以影像的方式展现病毒疯狂肆虐的场景和人类自我拯救的过程,如《感染列岛》《釜山行》《传染病》《流感》《十二只猴子》等等。
在展现瘟疫横行的同时,这几部电影的共同特征是,都在深层次上触及到了全球化以来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主题。
一、现代性风险中的“生态危机”贝克讨论“风险社会”时区分了两种风险:一种是古典工业文明时代的风险,一种是高度工业文明之后的风险。
他认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
摘 要: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隐喻,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每个公民都拥有健康和疾病的双重表象。
这些疾病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疾病转换为一种道德评判和政治态度?当代欧洲画家通过各种艺术语言不断呈现人类患病的身体,显然,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将疾病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
他们用绘画作品直面并深触疾病的根源,揭示当代社会疾病对人类的异化,表达艺术家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关切与反思。
关键词:疾病;隐喻;政治;现代性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隐喻,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每个公民都拥有健康和疾病的双重表象。
这些疾病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疾病,转换为一种道德评判和政治态度,一种疾病的隐喻又是如何转换成另一种疾病的隐喻?①结核病是具有贵族色彩的浪漫病,而癌症和中风等疾病成了资产阶级的病,似乎疾病也具有了阶级性和不同的美学等级。
但这种疾病的隐喻还不满足于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常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异己或反对派最生动的修辞学工具。
当代欧洲画家通过各种艺术语言不断呈现人类患病的身体,显然,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将疾病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
这些绘画图像有别于景观社会生产的图像,艺术家力图利用疾病的隐喻修复数码时代虚假的图像,在揭示和呈现这些隐喻的同时,进一步摆脱“社会疾病”对人类的异化。
他们直面并深触疾病的根源,用视觉图像呈现对人类社会现实处境的深刻反思。
一、疾病的多重隐喻人类患有的疾病多种多样,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人类社会不断衍生出各种各样新型的疾病,这些疾病来势凶猛且多是造成人类大规模死亡的传染性疾病,由此,疾病的隐喻范围及内涵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深化。
癌症、结核病、梅毒、流感、艾滋病、瘟疫等,这些病种是以往疾病隐喻中常常涉及的病症,人们利用疾病的患病原因、患病人群、发病症状、病情的严重程度将疾病逐渐演化成各种隐喻的类型,对应着不同时期人类心理的、审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重方面加以运用。
浅谈疾病、疾病隐喻与鲁迅的文学创作(一)论文关键词:疾病;隐喻;鲁迅论文摘要:疾病一直以来就是文学创作的独特意象资源。
疾病在一定意义上己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话题,它同时也属于文化范畴。
“疾病”穿越了鲁迅的所有文章和他整个一生,也被他赋予了各种精神意义。
在鲁迅的小说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
在这些疾病意象背后,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
引言疾病始终伴随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基本斗争中,并因为人类文化上的缺陷,疾病被赋予了许多的隐喻意义,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对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均产生重要影响。
著名德国文论家维拉·波兰特说:“艺术与医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基本的本质上不无根据的关系,古典思想将医学和艺术合而为一奉为和谐的最高目标。
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同时是诗歌神和医药神,因为他是作为和谐之神供人祭祀的。
”“医学在德语里有一种古老的表达,叫做‘治愈艺术’。
医学在这里被理解为艺术(治病的艺术),艺术获得了医学的功能。
”古往今来,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是以医生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和创作的,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在鲁迅的小说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就像苏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阐释的那样,作为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确实是自然的事件,但在文化(或文学)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负载着一定道德批评和价值判断的。
因而,在鲁迅众多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这些疾病意象的背后,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
鲁迅以社会治疗者的文化身份,从病理学的角度透视国人的精神状况,进行心理——精神的诊断和治疗,在精神——文化病理型的探察中,显示了强大的文化批判力量。
《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孔乙己》《离婚》《祝福》等名篇佳作,都与疾病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通过对个体人物的深层心灵描写,揭示了这种文化病症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久的小康的父亲。
这两部影片虽然都以沟通和温暖结尾,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种沟通和温暖却是通过一种超现实的方式实现的,其本身仍然是虚幻的。
如同在《爱情万岁》中,虽然有了实实在在的肉体接触,但接触之后所带来的却是更深更顽强的空虚,到最后连相交绕行的欲望也变得模糊起来,只剩下孤独的个体在寒冷中爬行:《河流》之中的父子实现交流的方式居然是一场惊世骇俗的乱伦行为。
而《不散》,即使在超越了常伦的同志情感之间,也依然寻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对象:《天边一朵云》就干脆连肉体的交流都产生了莫名的障碍。
然而,事实在于,人的接触与交流是个体得以存在于世的一种相互证明,或者说它是人的一种原欲,必然要通过某种方式得以实现。
于是,当接触成为一种无望的时候,窥视的欲望便占了上风。
在某种层面上,窥视取代了接触,成为实现交流的唯一手段。
对于窥视与电影的关系,这方面的论述已经颇为成熟,甚至在早期电影理论家如巴拉兹那里便有了关注的视线。
尤其当精神分析学进入电影理论界之后,窥视作为一种机制得以存在,并在影片内外得到充分的展示与利用。
对此具有先见性的应该是劳拉·穆尔维,虽然她的论述更多的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展开的,但某些观点却颇具普遍意义:乍一看,电影似乎与对一个毫无觉察和不自愿的牺牲者进行窥视的隐私世界无关。
从银幕上所看到的都是十分外露地表现出来的。
但是主流电影,以及它有意识地形成的成规,描绘了一个密封的世界,它无视观众的存在,魔术般地展现出来,为他们创造一种隔绝感,并且激发他们窥视的幻想。
此外,电影院中的黑暗(雷也第2章身体之病观众前方是一个落地窗,所有事都在落地窗之后发生,这即是与《爱情万岁》一贯相连的风格。
像片中小康自杀,我们是先透过浴室的落地窗往里看,他的动作其实具有相当私密性。
“1当然,除了蔡明亮自己所提到的小康自杀的桥段具有明显的提供给观众对私密性的偷窥意象之外,一个关于自渎的桥段的私密性应该更要强烈。
肺病隐喻与性别文化象征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作家所要观照的是作为一种隐喻和形象化的疾病。
疾病作为个人的遭遇乃是社会一文化的构成,个体的疾病现象本质上存在于人体一社会一文化关系的体系中。
对于文学来说,疾病隐喻既是一种文学修辞和叙事方式,也是创作者阐释表达的空间和意义生成的载体,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构,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文化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的文化象征符号。
长期以来,对疾病隐喻的研究多侧重于社会一文化的内涵,而忽略了它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的复杂关联。
事实上,疾病隐喻一直有一种性别化的倾向。
肺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从性别文化的视角对其加以观照,可以发现性别政治在女性身体上的种种权力痕迹。
一、肺病及其隐喻肺病俗称“痨病”,从病理学上讲,它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又被称之为“艺术家的病”。
肺病的隐喻非常丰富,苏珊?桑塔格和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都对它给予了特别观照。
他们观照的重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肺病隐喻的道德化和社会化倾向。
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隐喻视角发掘肺病的道德含义和社会批判取向。
肺病“被颂扬成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是那些敏感、消极、对生活缺乏热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们的疾病”。
柄谷行人指出:“作为事实的结核本身是值得解读的社会、文化症状”。
这表明结核病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病理学现象,而是反映一种社会文化的症状。
第二,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
肺病在被道德化的同时,更被审美化、意象化,甚至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
正如桑塔格所指出的:“结核病曾是一种效劳于某种具有罗曼蒂克色彩的世界观的疾病”。
它被看作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象征,并且“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
因为结核杆菌不断地吞噬着患病者的身体,导致身体逐渐变得消瘦起来,成为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
而结核病经常导致的发烧症状,使病人脸上出现潮红,也使结核病被颂扬成一种“热情病”,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
鲁迅文学创作隐喻一、疾病:文学创作的独特意象资源据国外资料统计,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中,拥有完全健康身心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绝大多数不同水准地患有各种身心疾病。
从最早的盲诗人荷马,到中世纪的但丁、塞万提斯,再到癫痫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肺结核患者卡夫卡、梅毒患者莫泊桑、同性恋者奥斯卡?王尔德、精神病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因不堪忍受旧伤和疾病而自杀的海明威、因病态的抑郁孤寂而自杀的川端康成等等。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也患有先天的精神痼疾。
在作家笔下,患病这个基本体验在文学中获得了超越一般经验的表达功用和意义,而长期患有身心疾病的作家更容易充分利用这种表达和功用。
因为有切肤之痛,患病作家对疾病的感受比一般作家更强烈、更深刻。
荣格认为,个人无意识中聚结的一簇心理丛或是寓于情绪色彩的一连串的观点与思想,能够称之为“情结”;说某人具有某种情结,就是说此人沉溺于某种情感或对某种情感的向往中而不能自拔。
由此看来,我们能够把作家作品中这种执着的、普遍存有的疾病描写称之为“疾病情结”。
这些凝聚着独特生命体验的“疾病情结”成为作家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和创作动力,因而在创作中得到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表现,作品也所以具有发人深省、震撼人心的力量。
因患肺结核而早逝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表示,患病是“一种刺激生活,刺激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强有力的兴奋剂”。
费尔巴哈也说:“痛苦是诗歌的源泉,只有将一件有限事物的损失看成是一种无限的损失的人,才具有抒情的热情的力量。
只有回忆不复存有的事物时的惨痛激动,才是人类的第一个艺术家和第一个理想家。
”患有身心疾病的作家更喜欢在作品中表现疾病的痛苦、恐惧以及疾病带来的灾难,而且他们的疾病题材更多地以表现自己所患的身心疾病为主。
正是疾病促使很多世界文坛巨匠创造了非凡的成就。
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他们作为患者的深切感受,这才增加了其作为艺术名医的天才和伟大。
在他们笔下,生活本身成了疾病的一种形式,艺术则变成一种诊断。
文学创作中的疾病隐喻初探疾病始终伴随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基本斗争中,并因为人类文化上的缺陷,疾病被赋予了许多的隐喻意义,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对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均产生重要影响。
著名德国文论家维拉·波兰特说:“艺术与医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基本的本质上不无根据的关系,古典思想将医学和艺术合而为一奉为和谐的最高目标。
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同时是诗歌神和医药神,因为他是作为和谐之神供人祭祀的。
”“医学在德语里有一种古老的表达,叫做‘治愈艺术’。
医学在这里被理解为艺术(治病的艺术),艺术获得了医学的功能。
”古往今来,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是以医生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和创作的,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在鲁迅的小说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就像苏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阐释的那样,作为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确实是自然的事件,但在文化(或文学)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负载着一定道德批评和价值判断的。
因而,在鲁迅众多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这些疾病意象的背后,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
鲁迅以社会治疗者的文化身份,从病理学的角度透视国人的精神状况,进行心理——精神的诊断和治疗,在精神——文化病理型的探察中,显示了强大的文化批判力量。
《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孔乙己》《离婚》《祝福》等名篇佳作,都与疾病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通过对个体人物的深层心灵描写,揭示了这种文化病症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正是基于这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在“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指导下,鲁迅从人学的角度,通过狂人、阿Q、祥林嫂、华小栓、孔乙己……这些或精神或生理残缺的艺术形象,这些不为“庸众”接受的“病人”,对人性的本质和精神状况进行深刻地观照和反思。
从疾病的隐喻与身体性分析女性新困境下的莎菲形象发布时间:2022-02-18T02:45:14.739Z 来源:《当代教育家》2021年22期作者:匡悦阳[导读] 丁玲是20世纪五四时期之后的第二代新女性的代表。
她于1928年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并因为其中对女性独到的书写与塑造而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从小说发表至今,学界对其的评价多因为莎菲形象的复杂性以及评论者本身政治立场不同而褒贬不一。
匡悦阳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20级广东省珠海市 519000摘要:丁玲是20世纪五四时期之后的第二代新女性的代表。
她于1928年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并因为其中对女性独到的书写与塑造而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从小说发表至今,学界对其的评价多因为莎菲形象的复杂性以及评论者本身政治立场不同而褒贬不一。
本文结合五四退潮后知识分子陷入苦闷的时代背景,从20年代末期女性面对的新困境切入,通过分析《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该时代背景下对疾病书写的隐喻性以及莎菲对抗疾病过程中体现出的身体性,可以得到莎菲坚守道德、有女性主体性意识的新女性的形象。
关键词:疾病的隐喻,身体性,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一、《莎菲女士的日记》研究综述从1928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在《小说月报》至今,学界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讨论已经形成了丰富的解读史,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小说女主人公莎菲形象的分析与评价。
由于小说在20年代末发表,最早期的评论多与大革命失败、五四退潮后知识分子的迷茫相联系,这种迷茫同时也投射进学界对莎菲形象的解读。
如茅盾对丁玲的经典评价:“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
莎菲女士是一位个人主义,旧礼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热烈的痛快的生活……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1虽然小说在其刚刚发表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因为出色的表达技巧及人物刻画受到了很多赞赏,但在受左翼文学影响深刻的30年代,文学政治化倾向越发明显,学者们对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负面评论开始增加。
苏珊·桑塔格“疾病隐喻”研究苏珊·桑塔格“疾病隐喻”研究导言:语言是人类交流与表达的重要工具,而在语言中,隐喻作为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旨在通过比喻性的表达方式,使得抽象的概念更为具象,更易被理解。
然而,我们是否意识到,在日常的语言中,我们经常使用一些关于疾病的隐喻,比如“这个问题是个顽疾”、“他的话痨症让人无法接受”等等。
在此,我们将探讨苏珊·桑塔格对“疾病隐喻”的研究。
正文:苏珊·桑塔格是一位美国语言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她在其著作《疾病为喻》中深入探讨了疾病隐喻在我们日常语言中的使用,并对其带来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影响进行了分析。
首先,桑塔格从语言使用者的观点出发,认为疾病隐喻在我们的思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她提到,我们使用隐喻时很少会意识到自己在使用隐喻,这使得隐喻具备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
她以“战胜疾病”和“失去战役”为例,指出这些隐喻在我们谈论成功和失败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常说某人“战胜了病魔”,形容他们在面对困难或挑战时的坚韧和胜利,而当他们失败时,我们用“失去战役”来表达,强调了失败者在竞争中的努力和挫折。
这些疾病隐喻在我们的思维中引发了一种身体和健康与成功和失败之间的紧密联系。
其次,桑塔格指出疾病隐喻在我们的文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认为,疾病隐喻通过将抽象的概念与身体和疾病联系起来,把它们描绘成了一种可以被理解和对待的实体。
这种联系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描述和理解一些复杂的问题。
举例来说,我们常说“这个社会正在腐烂”,“政府是腐败的”等等。
通过将腐烂、腐败等疾病隐喻应用在社会和政府上,我们将抽象的社会问题具象化,让人们更易于理解和讨论。
这种疾病隐喻的使用使我们的语言更加丰富有趣,同时也让我们对于社会问题或政治现象产生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然而,桑塔格也提到了疾病隐喻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
疾病隐喻的使用往往会将患者与正常的身体状态进行对比,产生了一种“正常”与“异常”的二分对立。
《疾病的隐喻》与文化研究专业:准考证号:姓名:[摘要]苏珊·桑塔格对于西方文化中“疾病隐喻”的分析, 揭示了人类文化在疾病隐喻中表现出来的问题。
她的批评实践触及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隐喻修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身体的文化与道德意义以及疾病与“他者”的建构。
[关键词] 苏珊·桑塔格; 疾病隐喻; 《疾病的隐喻》; 文化研究一、隐喻修辞与意识形态对于“隐喻”, 苏珊·桑塔格采用了亚里斯多德的定义, 即“以他物之名名此物”; 而所谓“疾病隐喻”, 就是把疾病作为形容词, 即说某事物“像”或“是”疾病, 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 在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不正确。
桑塔格在论述中引用了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疾病隐喻, 比如, “看任何一个大城市纵横交错的平面图, 就是在看纤维瘤的纵横交错”; “西藏的那种隐修生活方式, 对文明来说, 是一种结核病”。
这告诉我们, 隐喻这种人类创造性思维形式和修辞手段, 可能是危险的, 应该警惕和摒弃那些在文化上不正确、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欺骗性和鼓动性的隐喻, 尤其是疾病隐喻。
作为一种常识, 人们总是认为隐喻修辞的巢穴是文学语言, 它使文学描绘显得生动、形象和充满想象力。
然而, 这一常识逐渐为当代西方知识界所颠覆, 隐喻不再被视为文学语言的专长,而被确认为是语言、甚至思维的基本形式与特征。
美国当代认知语言学家纳可夫和约翰逊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他们在其名著《我们赖以生活的隐喻》中指出: “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 不但存在于语言中, 而且存在于思想和行为中, 我们赖以生存和思考的一般概念系统, 从本质上说都是隐喻性的。
”这一观点指出, 人类赖以思维的语言概念都是隐喻性的。
比如,“长江口”、“瓶颈”、“桌子腿”、“箭头”、“了如指掌”中的身体隐喻; “人生道路”、“社会舞台”、“把温度调高”、“情绪高涨”中的空间隐喻; “大脑是台机器”、“人类社会的肌体”中的结构隐喻等等。
如此看来, 人类思维根本不可能废除隐喻, 然而, 隐喻是否就是一干二净、毫无问题呢? 身为癌症患者, 出于对隐喻修辞的敏感和对疾病隐喻的痛恨, 桑塔格说: “当然, 没有隐喻, 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
”在桑塔格看来, 疾病隐喻是一种双向的映射结构, 一方是难以治愈、危及生命的疾病, 另一方是某种被认为丑恶、淫邪的坏事物。
通过其间建立“相似性”, 疾病隐喻既可以轻易地把某个所谓的坏事物描绘为邪恶的, 又使某种疾病的邪恶和道德色彩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对于疾病隐喻的普遍使用, 桑塔格说: “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谨慎? 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邪恶, 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
然而, 现代的疾病隐喻都不过是些廉价货。
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当作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 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从古至今, 对疾病的厌恶和恐惧,都广泛存在着, 尤其是那些病因不明、难以治愈的重疾。
而且由于各种非医学话语(迷信话语、道德话语等) 的推波助澜, 不仅给这些疾病涂上了神秘色彩, 还使疾病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文化与道德意义。
由此, 疾病或疾病意象就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 积累和携带着人类的恐惧和非常复杂的文化与道德意义。
当人们无法理智地思考和描绘“极端”或“绝对”的邪恶时, 疾病意象就成为一种唾手可得的、廉价的修辞方式, 疾病也就成为邪恶的象征。
由于人们在疾病隐喻中不断地把疾病与其他可恶和不道德的事物相提并论, 疾病与邪恶之间似乎划上了等号, 疾病的邪恶和不道德意义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这对病人, 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桑塔格看来, 政治领域的疾病隐喻从来都不是清白的, 它的目的无外乎煽动暴力, 并使严厉的措施正当化, 因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修辞手段: “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
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 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 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 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
关于政治话语中的疾病隐喻, 桑塔格列举了许多例子。
如, 阿拉伯人常常把以色列说成是“中东的瘤子”; 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癌瘤”; 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是”梅毒患者。
可以说, 政治话语中的疾病隐喻, 很可能是对疾病意象的暴力运用, 它激发的不是理性思考而是非理性的狂热。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疾病意象所积累和携带的恐惧与邪恶被抛向了某个政治事件, 从而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彻头彻尾的邪恶, 这就大大增加了指责者的本钱, 使得严厉的措施合法化。
英国学者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罗伊尔在论及比喻(明喻和隐喻) 时指出: “对修辞性语言的操控与开发对于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甚至经济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 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由我们用以谈论它的各种修辞手段所调控的。
”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强调隐喻等修辞手段在人类政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强调各种语言修辞与某一文化的思维方式、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系统之间的联系, 从而提醒人们注意隐喻等修辞手段潜在的意识形态意图。
桑塔格对于疾病隐喻的分析正是一种隐喻修辞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 她的批评实践让我们再度审视这样一个事实: 隐喻, 不论它在文学艺术和日常表达中创造了多么美妙的言词, 它都是一种修辞; 而按照其本义, 修辞是一种使用语言或其它符号去说服他人和影响他人态度的技巧, 因此, 在很多情况下, 说某事物“像”或“是”另外一个事物, 并不是为了更好地、更鲜明地说明和形容这个事物的实际状况或特征, 而是为了“说服”的目的, 这时的隐喻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宣传的手段。
隐喻是一种表情达意的修辞手段, 也是一种文化“症候” , 因为它携带和传达了某种文化假设、道德意义与意识形态意图。
因此, 对于许多形式的隐喻, 应该保持一种警惕和谨慎的态度。
比如, 战争(或军事) 隐喻就是一个值得揣摩和审视的隐喻, 因为“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态, 牺牲再大, 也不过分。
”当然, 在某些情况下, 战争隐喻还是可取的、必需的, 如抢险救灾中的“众志成城”、“奋战到底”、“人民战争”等等这些唤起团结和激发斗志的隐喻。
对于战争隐喻, 我们要警惕的是它可能激发的非理性、狂热和盲从。
二、身体的文化与道德意义桑塔格明确指出其写作《作为隐喻的疾病》一文的目的是“平息想象, 而不是激发想象。
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 ,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 这一次, 我把那种具有唐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辩论性的‘反对阐释’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 运用到了身体上。
”在文学艺术领域, 桑塔格提倡的“反对阐释”是一种形式主义美学宣言, 目的是反对把文学艺术减缩为内容、意义和思想而忽视了文学艺术中蕴含的感性体验。
因为在她看来, 阐释就是通过各种话语赋予世界以意义, 无论这些意义是道德的、政治的, 还是宗教的: “不惟如此, 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
去阐释, 就是去使世界贫瘠, 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
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倒好像还有另一个世界) 。
”以上论断, 可以视为桑塔格的“反文化”宣言, 一种对于资本主义文化道德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影子的世界”) 的全面反叛,因为正是这套意义与价值系统禁锢着人们的思维, 妨碍了人们通过“听”和“看”来获得对于世界的体验。
桑塔格对于疾病的道德意义的剥离, 是其文学艺术领域的“反对阐释”策略在身体与疾病问题上的运用。
在当今文化研究的视域中, 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理的、自然的实体, 而且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念与社会权力铭刻其中的场所。
英国的阿雷恩·鲍尔德温等学者指出: “人的身体是文化的客体尽管人的身体是由一种不容置疑的自然基质组成的, 其外观、状态和活动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组成。
”[ 6 ]从我们身体的外观, 到状态, 再到活动, 都具有某种文化意义与价值规范。
大多数文化研究学者对于身体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如何塑造和规训我们的身体, 比如, 文化如何为社会个体的男性化或女性化提供向导和训诫; 二是批判某一文化赋予某种身体形式(性别、种族和阶级) 的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如黑人的身体往往携带了更多的压制性、耻辱性意义。
桑塔格的批评实践属于第二种, 它关注的对象也是身体, 是患病的身体, 它的目标是清理疾病的道德意义。
对于疾病, 桑塔格是一个坚定的科学主义者, 她坚信: “所有那些病因已被查明、并且能被控制和治愈的疾病, 最终都被证明只有一个生理原因———如双球菌之于肺炎, 结核杆菌之于结核病, 维他命缺乏之于糙皮病———因此, 极有可能, 将来也会为癌症找到类似的单一的东西(即单一的病因和单一的治疗方法) 。
”基于这种对疾病的科学主义或“生理主义”看法, 桑塔格历数了特定时期的西方文化如何以非科学的话语, 尤其是迷信话语、道德话语, 建构有关疾病的“神话” 和文化道德意义的现象。
其中, 桑塔格尤其反对疾病的宗教迷信解释和“心理学”解释, 因为这些有关疾病的幻象和神话, 不仅透露出人们对于疾病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贫乏, 而且全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负有责任, 比如, 《伊利亚特》、《俄狄浦斯王》中所体现的古代世界把疾病当作上天降罪的工具; 结核病被认为是那些敏感、消极、对生活缺乏热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的病, 这些人在活力和生命力方面有明显缺陷; 癌症被认为是一种激情匮乏的病, 癌症患者往往是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发泄火气的人。
疾病是否应该有道德意义? 桑塔格有关疾病的“去意义”策略和“生理主义”态度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
然而, 当这种“生理主义”涉及艾滋病时, 桑塔格就遭到了许多批评。
对此, 英国学者安吉拉·默克罗比就曾指出: “她的小心翼翼和谨慎态度激怒了批评家。
她避免谈论艾滋病的文化意义和艾滋病的政治意义紧密结合的程度。
”默克罗比认为, 艾滋病的意义比癌症更加深远, 与身体政治的结合也更加紧密,艾滋病与性冒险、毒品、同性恋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还可以传染给所有人。
因此, 桑塔格对于艾滋病的文化与道德意义避而不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对于这种争议, 当今世界的官方主流文化对于艾滋病问题大都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 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对导致艾滋病的某些行为进行道德评价, 但对于患者与疾病本身则操持一种给予同情和反对歧视的态度, 这无疑又淡化了疾病本身的道德意义。
人类生活在一个文化意义的海洋, 其中有许多意义是有关身体的压制性、耻辱性意义, 它们构成了桑塔格所谓“影子的世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