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法律风险防范——以域外法查明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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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下中国对外投资的法律风险及应对作者:单婷婷来源:《锋绘》2018年第04期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走出去”,我国的海外投资总额不断增加,投资地区和投资领域也不断扩大,海外投资态势一片良好。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在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如因投资者行为不规范或者投资目的国制度变化造成的法律风险等问题,需要政府与沿线国家加强合作,构建海外投资服务平台,为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支持和帮助。
同时企业要规范自身的投资行为,减少因自身原因造成的法律风险。
关键词:一带一路;海外投资;投资风险0 引言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简称为“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至今已有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对外投资水平达到了更高水平,投资涉及的地区和领域不断扩大,根据商务部“一带一路”服务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数量从2015年的49个国家增加到2017年的59个。
与此同时企业的境外投资总额度的呈现出上涨趋势额。
在该倡议的指引下,中国对外投资更加便利,“走出去”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对外投资不断创新高,开启了对外投资的新格局。
但是在对外投资欣欣向荣的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面临的东道国制度变化带来的一系列的法律风险及问题。
1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的法律保障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环境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社会各界对此一直给予高度关注。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以保障“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
其中涉及对外投资方面的政策法规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了有力地保障。
在这些政策和法规中,中央政府的政策和规定适用于全国范围,对对外投资企业起到宏观指导作用;地方政府则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制定适宜于本地区的各类政策,对本地的对外投资企业有更为具体的指导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的防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地扩大。
随之而来的是面临的法律风险也在增加。
对外投资法律风险多种多样,包括政治风险、货币风险、合同风险等。
而针对这些风险,我国企业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的防范,以确保投资能够取得成功。
下面,我们将从风险的特点和规范、企业应加强的法律意识、防范法律风险的措施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风险的特点和规范1. 风险的特点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的特点主要有不确定性、多样性、复杂性和隐蔽性。
不确定性是指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来自各种各样的方面,且其发展变化不定。
政治环境的变化、市场环境的波动等都会给企业带来不确定的风险。
多样性是指对外投资的风险种类多样,包括政治风险、货币风险、市场风险等。
复杂性是指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的处理不仅需要考虑多种风险的相互作用,还需要考虑不同的国家、地区的法律规定和文化背景。
隐蔽性是指对外投资法律风险在投资的过程中可能并不容易察觉,甚至在投资结束后才会显现出来。
2. 规范的作用在面对这些风险的时候,企业需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合理的防范措施来降低风险。
而规范的作用就是引导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遵守国际规则、国家法律法规,规避风险,取得成功。
企业在对外投资之前就需要了解目标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文化背景,遵守相关法律,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企业应加强的法律意识为了防范对外投资法律风险,企业需要加强对法律的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了解目标国家的法律环境企业在对外投资前,需要对目标国家的法律环境进行深入的了解。
主要包括了解目标国家的法律法规、政治稳定状况、法律制度的完备性、司法机构的公正性等。
只有深入了解目标国家的法律环境,企业才能够更好地规避法律风险。
2. 遵守国际规则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企业需要遵守国际规则,不得违反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
目前国际上有多个国际组织和法律文件对外商投资进行了规范,企业需要认真遵守这些规定,避免违法违规行为。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的防范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重大战略,旨在推动沿线国家间的合作与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中国企业纷纷参与到对外投资中,开展跨国经营。
这种对外投资往往伴随着各种法律风险。
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来防范法律风险,确保自身的利益。
企业应充分了解目标国家的法律环境。
对外投资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法规,因此企业必须深入了解目标国家的法律环境,包括公司法、劳动法、税法等方面的规定。
这样企业就能够对目标国家的法律风险有所预见,并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行防范。
企业需要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
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企业可能面临诸多法律问题,如商业合同的签订、劳动合同的制订等。
为了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企业应该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协助企业解决法律问题,并为企业提供全面的法律咨询服务。
企业应审慎选择合作伙伴。
在对外投资中,企业通常需要与当地企业合作,以便更好地开展业务。
如果选择不当的合作伙伴,可能会导致合作关系的破裂,甚至对企业造成损失。
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应谨慎考虑,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并与合作伙伴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益与责任。
企业还应当了解境外国家的投资保护政策。
不同国家对于外国企业的投资保护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应当了解目标国家对外国投资的保护力度及保护政策的具体内容,避免由于政策的变化而导致的风险。
企业应加强自身的合规管理。
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需要遵守目标国家的法律法规,企业应建立健全的合规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内部控制,确保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企业还应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定期评估投资项目的法律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的防范非常重要。
企业要充分了解目标国家的法律环境,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审慎选择合作伙伴,了解境外国家的投资保护政策,加强自身的合规管理,以确保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顺利进行,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的利益。
1作者简介:刘一舟(2000— ),男,汉族,安徽淮南人。
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学。
改革开放以来,为能更好、更快地融入国际经济大环境,“一带一路”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格局、加强国际间区域合作的重要一环。
截至2020年1月,中国已同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在“一带一路”影响下,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进而影响世界贸易格局[1]。
但“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过程带来的摩擦及冲突也在所难免。
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规避贸易摩擦,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意义重大。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一)基本情况2019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达1.90万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41.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进出口总额为1178.8亿美元,其中服务出口总额达380.6亿美元。
其中出口9837.6亿美元,进口9173.9亿美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进出口总额1178.8亿美元,其中出口380.6亿美元,进口798.2亿美元。
(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优势分析1.有效提升进出口贸易额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逐年增长。
2013~2019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04万亿美元增至1.34万亿美元。
伴随国家间贸易待遇、关税及救济制度的完善及人民币获得特别提款权后,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进出口贸易额仍将不断攀升。
2.有助于推动中小企业“走出去”在产业聚集效应突出大背景下,中国同相关国家间的产能合作不断升级,境内、境外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升[2]。
因中小企业具备较强的市场环境适应力,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力颇强,推动中小企业“走出去”成为“一带一路”的闪光点。
3.有助于实现进出口贸易便利化在“一带一路”政策影响下,201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超500亿美元,设立企业超过2.2万家[3]。
一带一路外国法查明问题分析在全球经济新形势下,中国作为世界上贸易额最大的国家,我们与世界各国在民商事领域有着广泛而密切的合作,因此有必要找出与深入研究与之相关的外国法律,充分了解相关国家的各种情况,为我们的境外投资保驾护航。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面十分巨大,沿线经过国家既有属于英美法系的新加坡、印度等国,也有属于大陆法系的俄罗斯、越南等国家,还包括中东一些伊斯兰法系的国家,法律冲突势必十分严重。
“一带一路”为涉外民商事案件带来了新挑战,对于外国法查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这是解决涉外纠纷的前提和基础。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法律查明问题法律冲突是我们在涉外民商事纠纷中一定会面对的问题,由于各国国情差异较大,制定的法律不尽相同,对于同一民事法律关系,就会发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在“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下,我们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势必越来越频繁,经济的繁荣必定伴随着各种纠纷的产生,纠纷的解决就必然涉及到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
解决法律冲突的方式就是设置冲突规范,明确各类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应该由哪个国家的法律进行调整。
确定了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之后,就要解决外国法查明这一问题。
外国法查明是解决涉外民商事纠纷的重要环节,一国的法院以及仲裁机构,在处理涉外民商事纠纷时,由于法官不可能知晓全部国家的法律,所以必须有合理的渠道来查明应该适用的外国法,由于我们国家不承认国际私法上的转致和反致,我们这里所说的外国法查明主要是针对实体法而言;而从查明的主体来看,外国法查明的主导权掌握在法官手里,当事人并没有决定权。
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法律适用,只要没有违反强行法的规定,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就可以遵照合同约定的法律进行裁判,并且要求当事人提供所选择适用的法律。
这一立法的意图在于彻底消除过去法官承担外国法查明的责任,减轻法官的负担;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了现代国际私法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符合当前国际私法发展的趋势。
如何查明外国法,这是法官和当事人所要面临的问题,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外国法查明的方法和途径。
“一带一路”背景下境外投资法律风险的识别及防范周瑞青①摘要: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对外投资的总量迅速增长,即便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的境外投资仍然保持着稳定的趋势。
机遇与风险并存,随着境外投资主体多样化、投资领域和投资规模的扩展,各种投资风险也逐渐凸显。
尤其是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法律制度差异造成的法律风险,已成为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面临的首要难题。
东道国的法治建设程度、法律体系、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差异性使企业境外投资的法律风险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变动性。
因此,本文在分析对外投资法律风险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梳理和阐述我国境外投资企业面临最突出的法律风险。
最后,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法治道路的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维护境外投资者权益为核心,从政府、中介机构、企业三个角度,提出境外投资风险防范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境外投资法律风险识别防范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一带一路”倡议便从此诞生。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继提出“走出去”战略后的又一重大举措,目的是促进贸易与投资,加强与沿线各国进行资本、技术、产品、服务和文化等全方位交流。
受英国脱欧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全球投资环境变得错综复杂,世界范围内直接投①作者简介:周瑞青(1991—),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研究生。
•261•思想与法治教育研究第一辑资增长下滑,经济呈现疲软趋势。
但我国对外投资的总量仍保持发展中国家的首位,且已正式进入境外投资的全新局面。
根据《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8》及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高达1246.3亿,位居全球第三。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不会动摇。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属于发展程度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各国采取的法律体系和外资开放制度有所不同。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的防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的法律风险挑战。
对外投资过程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司法实践和商业习惯等各个方面,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将面临诸多法律风险。
为了做好对外投资的法律风险防范工作,企业需要在投资前做好充分的法律尽职调查,并在投资过程中制定合理的法律合规方案,同时与合作方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协商,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
本文将就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进行防范措施进行深入分析。
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需要从法律尽职调查做起。
法律尽职调查是企业在对外投资前必不可少的工作。
通过法律尽职调查,企业可以全面了解目标国家的法律制度、司法实践以及政府政策等情况,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法律风险。
在进行法律尽职调查时,企业应该充分了解目标国家的外国投资法规,包括外资准入、外资保护、外资变更和撤资等方面的规定,以及对汇兑管理、税务政策、劳工法律、环境法律等方面的了解。
企业还需要了解目标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航运法律、国际贸易法以及跨国公司治理等法律问题。
在法律尽职调查的过程中,企业可以借助律师事务所和专业的咨询机构进行法律风险评估和调查,以确保对外投资的合法合规性。
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企业需要制定合理的法律合规方案。
制定法律合规方案是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制定法律合规方案的过程中,企业需要根据目标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和投资目标,设计相应的法律合规策略和措施。
在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对外投资中,企业可以制定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案,包括申请专利、商标和版权保护等措施,以确保自身在目标国家的知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
在涉及到劳工法律的对外投资中,企业可以制定完善的劳工法合规方案,包括与当地工会的合作、员工福利保障等措施,以确保员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在制定法律合规方案的过程中,企业可以借助专业律师团队和咨询机构进行法律顾问,以制定合理和可行的法律合规方案。
在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9月、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后,各国通过沟通协商,逐步对“一带一路”倡议达成了共识。
而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发展战略的对接,以及在战略对接的同时如何去进一步防范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风险。
在2017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从2017年经济整体形式来看,全球经济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复苏,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各项经济指标也在逐步提升,但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仍然面临着复杂严峻的挑战。
从国际层面上看,发达国家经济、金融政策存在着外溢效应、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等一些潜在风险,需要我们持续关注。
从国内层面上看,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还存在较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1]经济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繁荣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国际金融直接影响着国际经济的状况,所以金融法律风险的防控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十分突出。
一、“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的表现形式要对“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防控进行研究,首先得了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法律风险会以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出现。
“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法律风险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总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交易、投资和监管这三个领域。
此外,交易和监管领域的金融法律风险还具有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包括三种含义:一是一项交易定型的不确定性;二是法律是否允许一种特别的商业模式的不确定性;三是规定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法律的不确定性等。
[2](一)交易领域金融法律风险交易法律风险是发生在交易关系中的一种法律风险。
根据国家调整金融关系的相关法律概念可知,交易关系是指金融机构、大众或者金融机构与大众之间在货币、证券、保险和外汇等金融市场中进行的各种交易所形成的特定关系。
在经济学中,交易风险是指一个企业组织的经营活动过程、结果、预期经营收益等活动,它们都存在着由于外汇汇率变化而引起的外汇风险。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的防范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合作倡议,旨在加强国际合作,促进经济发展,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随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逐渐扩大,其在境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法律风险也越来越突出。
为了降低法律风险,保障企业投资安全,我国企业需要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前应充分了解目标国家的法律环境和投资条件。
了解目标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包括对外投资的准入限制、劳动法、环境法、知识产权法等方面的内容,以便在投资中能够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违法行为带来的法律风险。
企业应通过与专业律师或法律团队合作,进行法律尽职调查。
在投资过程中,律师或法律团队可帮助企业进行法律风险评估,查明目标国家的法律风险点和存在的隐患。
他们还可以协助企业起草和审查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确保投资合规,并在争议发生时提供法律支持和建议。
企业应制定有效的合规管理制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合规管理制度是企业规范经营行为,预防和应对法律风险的重要手段。
企业应根据自身的投资特点和目标国家的法律环境制定相应的合规管理制度,包括投资流程管理、内部审批机制、风险评估和备案制度等。
企业还应及时关注目标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变化,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避免出现不可预测的法律风险。
企业应加强对外投资人员的法律培训和意识教育。
投资人员是企业对外投资活动的执行者,其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安全。
企业应加强对外投资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对目标国家法律环境的了解,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投资纠纷案例,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和应对法律风险的能力。
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积极参与当地社区建设和社会责任实践,增加与当地政府和社会的良好合作关系。
这有利于企业获得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积极处理潜在的法律风险。
企业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履行社会责任,尊重当地文化和习俗,建立和谐的企业形象。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面临的法律风险不可忽视。
浅议“一带一路”各法律风险防范措施“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旨在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互联互通。
由于参与国家众多,各国间法律制度的差异性,以及项目参与方的不同背景特征等因素,使得“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法律风险复杂多样。
为了有效防范这些风险,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从法律层面提供保障。
要建立健全的司法合作机制。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应推动建立稳定可信的司法合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沟通交流,提高各国司法部门的合作效率。
要加强国际仲裁与调解机构的合作,为跨国合作项目的纠纷解决提供更为便捷和高效的方式。
要加强法律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
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各方的诉求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处理。
要提高法律的可预见性,使企业和投资者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合法操作,避免出现法律风险。
还需加强对各方的法律知识普及和培训,提高参与方的法律意识和能力,以减少潜在的法律风险和纠纷。
要加强国际合同管理和风险防范。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各参与方之间将签订大量的合同,合同管理和风险防范显得尤为重要。
要加强涉外投资合同的审查和审批,确保各项合同符合双方法律法规的要求。
要明确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并建立合同履约机制,及时处理合同纠纷。
要健全相关的仲裁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各方提供公正、高效、及时的纠纷解决渠道。
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安全防范。
在跨国合作中,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重要的法律风险防范内容。
为了保障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安全,需加强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制定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要加强技术监管和安全防范,防止技术泄露和侵权行为的发生。
还应加强技术交流和合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外技术依赖,降低技术和知识产权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法律风险是复杂多样的,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有效的防范。
通过加强司法合作,提高法律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加强国际合同管理和风险防范,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安全防范,可以有效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法律安全保障水平,推动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
劳 动 保 障 世 界55管理观察
丝绸之路经济带法律风险防范——以域外法查明为视角
赵霄珺( 新疆财经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
【摘 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新疆作为西北门户的重要战略地位逐渐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新疆企业在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外进行贸易投资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贸易纠纷。根据以往的审判经验来看,在我国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由于域外法查明困难,法院最多的是选择中国法来解决纠纷。此时域外法律查明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域外法律查明不仅要成为诉讼的重要一环,更可能的使之成为企业走出去之前的必要程序。新疆在对外贸易中要有自己的域外法律查明中心,这是丝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法院高效正义的审判保障。【关键词】域外法律查明;一带一路;法律风险
域外法律查明的域外范围指的是本法域之外的其他法域,这样也就包含了一国主权之下的地方高度自治区域的法律体系,如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对于域外法律查明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域外法查明责任分配和途径方法上,本文主要是以成本效益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域外法查明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得出第三方机构是解决该问题的良好办法。并以当下提倡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分析新疆作为重要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五中心三基地一通道”过程中,法律查明机构建立的重要性。一、域外法律查明概述(一)域外法律查明概念外国法查明,亦称外国法的证明或外国法内容的确定。它是指一国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中,依本国的冲突规范而适用某一外国实体法时,如何查明该外国法关于这一涉外案件特定争议的规定或规则的制度。[1]我国多数学者还是以“外国”法作为法律查明的对象,外国代表了主权的划分而域外代表的是法系的划分,由于讨论的是法律查明所以用域外二字更能表现查明的对象。查明域外法的目的就是在寻找域外相关的法律来解决在我国(大陆)起诉的国际民商事案件。这个问题不同于我国法院直接适用我国法律那么容易,因为这涉及到了权利(义务)与权力(责任)、成本与效率、个案公平正义等问题。(二)域外法律查明主体关于域外法律查明的主体责任划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第十条规定如下:“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外国法律。”这一条表明了我国在对域外法查明过程中规定了法官依职权查明的责任与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并存状态。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有类似的规定。由于我国对民事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没有事实审和法律审区别,根据有错必纠原则,对于中国法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发生的适用外国法的错误,无论是适用内国冲突规范的错误还是属于适用外国法本身的错误,当事人均可对之提起上诉,要求加以纠正。[2]所以相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规定,我国这样分配查明责任有利于当事人选择他们最熟悉的法律作为裁判的依据。因为在涉外贸易中,当事人必然在进行跨国贸易之前对该国的相关事项有所了解才会为之(任何主体都是利己的),否则一味无知的进行国际贸易(行为本身的风险就很高),那么我们没有必要保护不为自己利益考虑的行为主体。但是不利的是如果双方未达成选择适用哪一国法律的合意或选择了但是无法查明,那么我们就要适用法院地法即中国(大陆)法律进行裁判,这样就会出现问题已解决但与其问题本身的内在真实意思相矛盾的现象,一味地适用法院地法即国内法审理案件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良好办法。二、法律风险与查明问题剖析(一)法律风险管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说我国域外法查明责任分配是正确的,是因为每一个经济主体出于利己的考虑必然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分析,即经济主体从事跨国贸易前应当先了解该国的贸易环境。法律风险是不容忽略的,虽然我们知道商业贸易面临的风险有很多,比如政治风险、外汇风险、战争风险、道德风险等等。但是我们的关注点是以法律风险为中心,这是我们讨论外国法查明的题中之义。对于一国的法律风险,企业主体首先利用相关的分析方法,如分解分析法、风险专家调查列举法、失误树分析法等进行识别。因为任何风险的发生都是由内外因起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自己法律意识的淡薄则应由自身内部控制流程所规制,对于外部因素即域外法律环境则需要我们用风险管理的方法仔细识别。对于重点发生经常发生的领域比如企业并购、知识产权侵权、签订国际贸易合同及履行、合理避税与税收监管、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问题要格外留意,这方面我们倒是可以以GB/T 24353-2009作为指导。法律查明机制应该作为这一环节的前奏被企业主体所重视,并且这一风控环节也恰恰可以通过法律查明机制发挥其作用,二者相互联系而不是割裂的两个部分。所以我们应该重视法律查明平台的建设,这一平台不应成为我们理解上的在企业主体发生涉外纠纷时才成为救命稻草被当事人所想到,而是要形成一种法治思维即对于即将采取的任何行为来说,在发生之前都要进行合法性评估,所以法律查明成为了企业主体日后进行涉外贸易的必要前提。比如法律风险识别就是对法律风险环境中的众多因素进行考量,从中找到对于要进行贸易的国家的特有法律风险因素。因为在众多分析因素中不同的国家环境不一样所以风险因素的比重就有所不同,最终得出的结果也就不一样。在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东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国家的相关法制建设都趋于完善,但是对于中亚这些国家来说,一方面地处欧亚内陆长久以来远途贸易不发达,导致的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不是很完善或者说与发达国家的法制建设相比是落后的。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法律体系下的法律保护力度是不一样的,出于利己的考虑,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当事人签订合同时附加选择某国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依据。另一方面各国语言文字不同,文化习俗不一样,所以造成外国法律查明很是困难,那么与其在贸易结束后诉之法院倒不如在贸易前就对该国的法律风险进行识别与规避。这一方面的问题属于企业管理层面的事情我们不做过多的描述,关键是有没有一种方式是可以降低企业成本并惠及众多企业的通用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域外法查明平台的建设问题。(二)域外法查明困境在上面所提到的众多法条中,都是说查明主体责任的分配问题,因为明确了责任分配,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法律自身的查明。但是透过法律的规定,我们可以产生这样的认识,即无论是法院查明还是当事人查明,最终都需要法院作为最后的真正查明主体。法院依职权查明无需阐释,当事人查明虽然是由当事人查找法律及相关规定,但是法院还是有义务确认该法律的真实性及其内容不违反我国相关规定,所以法院的责任并没有减轻。同时2005年我国《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涉外商事纠纷应适用外国法律时,由当事人提供货证明该外国法的内容。当事人提供有困难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职权查明。[3]所以最后的查明责任还是会有可能落到法院的
头上。在查明后,一些成文国际私法体系试图通过客观的解释方式,将外国法律规范置于其所属的法律体系之中并运用该外国的法律给则进行整体性解释。这就意味着,裁判者并不能仅仅驻足于对外国法律规范文字的阅读,还应该进一步了解该规范在其所属国的学理解释以及它在该外国司法实践中的使用状况。[4]这样的话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诉讼行为成本的额外增加与程序效率的降低,结果是不利于案劳 动 保 障 世 界56管理观察
件的公平与快速的审结。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生了当事人利益的衡量问题,即通过耗时耗力的域外法查明过程的成本付出(时间成本、专家费用、公证费用)与其结果所能获得的诉讼利益相比以及比较结果同适用法院地法所得结果相比,哪一个比重大将成为当事人对域外法与法院地法选择的一个标准。同样法官在面对这个查明问题时也会出现选择问题,即通过域外法查明所带来的压力以及查明结果的错误与直接适用法院地法的轻松相比,法官很有可能选择后者。现实的数据也表明了,我国在域外法查明上更倾向于适用中国法来解决问题,并且似乎现在所有的讨论都是谈及企业主体出现诉讼案件后的域外法查明而鲜有将域外法查明作为预防风险的前置程序。这就相当于除草只是每年剪剪而不是连根拔起,这样的后果就是年年有贸易纠纷年年需要法院审判。宁波两级法院近三年(2013-2015)以判决方式结案的124件一审涉外商事案件中,根据当事人协议选择而确定准据法的有48件,占38.7%,法院依职权确定准据法的有76件,占61.3%。而124件案件中,将域外法作为准据法并据之裁判的案件仅有5件,其中法院依职权确定域外法为准据法的4件,分别适用澳大利亚法律、香港法律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依当事人协议选择确定域外为准据法的1件,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其余119件案件均将我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并据之作出裁判。可以看出来,在域外法查明上不管是法院还是当事人查明,最终的结果显示域外法适用率是很低的。在近三年审结的305件一审案件中,判决124件,占41%;调解85件,撤诉80件,两者共占54%[5]。可以看出判决和调撤几乎各占一半,这里有很大的因素就是域外法难以查明或者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合意,与其花费巨大的成本自己去调查或者适用中国法倒不如双方调解或者一方撤诉私下和解更容易的多,因为这样双方通过适当的让步可以达到最优状态而无需等待法院的非此即彼的判决。行为主体的任何行为选择一定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成本最优选择的结果。这就导致了一味的消极的规避域外法查明是不利于未来我国跨国贸易的发展,我们需要主动出击寻找适合的方法才能够在未来的贸易战中获得司法上的主动权与司法公信力。(三)现有解决方法对此近年来围绕域外法查明,我们进行了积极地探索。比如2012年5月7日,在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成功举办揭牌仪式成立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东盟十国相关民商事法律为10+1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撑。2014年12月25日,华东政法大学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签约外国法查明专项合作协议成立了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查明研究中心。2015年1月19日,中国政法大学与最高院成立中国政法大学外国法查明研究中心。而2015年9月20日,由最高院、中国法学会和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支持设立的“中国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研究中心”“最高人民法院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基地”“最高人民法院港澳台和外国法律研究基地”落户前海。[6]2015年10月19日厦门中院与厦门大学共同组建了台湾地区法律查明研究中心。可以看出在域外法查明问题上,我们现在开始寻求第三方平台来解决目前出现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成本制约:第一、在性质方面企事业单位作为第三方主体负责查明与法院查明是不一样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成本与收益的衡量,作为机关单位不可能本末倒置以查明域外法律为自己的业务职责而忘掉审判角色并且对于收费设定和审判查明一体化很容易产生内部腐败问题。而事业单位或企业进行查明同审判主体相分离有利于独立性与公正性的发挥,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实行优胜略汰必然会导致查明主体的自我改进与完善,如在服务质量、费用、查明效率、专业化程度、专家资源等方面。第二、规模经济问题,对于法院来说它就像企业一样成立了许多分公司但是问题出现在这些分公司是垂直方向上的联系而横向很少有联系,这一特质导致了信息资源的不适用性而非不共享,从而无法获得规模经济。因为法院审判的案件是不一样的,对于适用同一部法律即使是相类似案件但是在不同地方的法院也会做出不一致的判决。这一问题是由于每一位法官的思维逻辑和专业知识不同所导致,同时也是案件的构成要素不同于商品标准化生产造成的。这样法院规模的扩大反而没有带来规模报酬,相反的是一家查明中心却可以获得最优收益。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一对多的模式,即一家查明中心对应无数的需求主体。标准化的应用以及查明法律有无及相关内容而非审判的任务决定了该主体自身优势。第三、在查明成本上,由于案件性质以及解决的问题是由法院所决定的,所以第三方平台的工作则是按照法院提交的争议焦点所涉及到的域外法进行搜集、翻译、归纳、解析。并且优点是可反复使用,因为平台只是提供法律并非审判,所以对于上海法院需要A国B领域的C法律,那么这也可以同样被北京的法院所使用,这也就是成本优势所在。如果是上海法院自己查明C法律,除非该法院经常适用该法律那样查明后可以经过多次使用而淡化成本,同时对于北京法院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共享如果北京法院也需要C法律那么需要北京法院自己去查明,如果该法院又不经常审理这类案件那么其成本将会很高。对于第三方平台的建设,蓝海中心做的很好,法律查明仅是其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法治环境评估、提供法律数据分析报告、一定领域的法律咨询论证、提交有关行业发展趋势的法律分析报告。但是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会受到一定因素的限制,蓝海虽然成为涉猎此领域的成功企业但是基于地缘因素,其辐射范围还是难以对整个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世界性的法律保障。华东政法大学法查明中心为上海地区乃至长三角地区的涉外审判和仲裁实践提供高质量的外国法查明服务。厦门大学法律查明中心则是立足厦门、面向全国为解决涉台案件,提升审判水平而服务。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是对中国与东盟法律的系统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为各国政府、商业团体和其他机构提供咨询建议,为本地区的繁荣发展提供法律和智力支持。[7]可见这些中心的成立本身就代表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