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中国古代文论》离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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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答：先秦儒家和道家在文学理论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我国的文学

创作实践，奠定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古代文论

的品性。其主要成就表现在：第一，主张文学表现真情，反对虚

情假意；第二，重视艺术修养和语言表现技巧；第三，在内容

和形式上，孔子提出了“文”“质”互依的理论；第四，、注

重“言意”关系；第五，庄周提出的“天籁说” ，不仅规定了

我国抒情文学和音乐的最高境界，也反映出对诗歌形式的最关

键因素——节奏的深刻认识。另外，道家的“齐(斋)以静

心”“乃凝于神”“以天合天”“指与物化”等思想，对后人研

究酝酿、构思、形成最佳的、、、文学创作状态等有很大的

影响。

2.答：1）、发愤著书是司马迁也是汉代最重要的文论命

题。《太史公自序》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司马迁指出，“愤”

是作家“意有所郁结”的情绪状态，即心理受压抑而不得伸展

的状态。作家怨愤郁结，“不得通其道”，从而借创作发挥疏

通，以恢复心理平衡. 2）、“发愤著书”的理论意义及价值。其

一，揭示了“愤”是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力。作家“愤”而著书，

创作动力在于内心的“愤” 情。这种动力具有极大的心理能量，

因为“愤”常常是由于作家强烈的愿望受压抑而产生的，这种

感情十分强烈其二，以“愤”为创作动力，其作品具有较高的

品位和质量。因为精神意志脆弱者，信念理想卑微者，道德人

格低下者，只会逆来顺受，在逆境中消沉，精神世界永远迸发不

出任何灿烂的思想火花，永远不会产生“愤”情。其三，“发

愤著书”说具有与儒家“温柔敦厚”说、“中和”之美说等完全

不同的美学品格。作家“发愤著书”，包含着对进步社会理想

的强烈追求和对反动势力的极度愤恨，“发愤”之作与“温柔

敦厚”、“谲谏” “中和”之作格格不入，而具有强烈的批

判精神，对读者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和鼓舞力量。

答：《诗大序》是毛诗首篇《关雎》前的序，毛诗每篇都有小序，此大序应是整个《诗经》的序。其作者历来众说纷纭，近人多认为是东汉卫宏作，但亦多有异议。序中引录了《乐记》的文字，其思想源于《乐记》。《诗大序》是儒家诗论的经典性总结，《诗大序》是先秦到两汉儒家诗论的总结。《大序》进一步阐述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点和诗、乐、舞的相互联系；《大序》突出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大序》肯定了时代和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诗大序》提出的文论观点："诗有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本来，风、雅、颂是《诗》之异体（体式、样式），赋、比、兴是《诗》之异辞（修辞，即语言表现方法）。但《诗大序》的解释，重点在于强调"六义 "的政教功能："诗有六义"，故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诗

大序》关于诗歌本质的观点，认为诗歌既是"志之所之"，又是"吟咏情性"的，诗歌本质是人的情和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大序》以情志论诗，提出了情志统一的诗歌本质论，这不但大大发展了" 诗言志"的思想，丰富了儒家诗学，而且也更准确全面地概括了诗歌的本质特征。

二、《大序》的主要内容 1.关于诗歌本质的认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不仅继承了前人“诗言志”和诗、乐、舞三者密切结合的观点，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三者的核心在于言志抒情。应该说，诗的“言志”与“抒情” ，都是集于中而发于外，是诗人内在思想感情的艺术表现。但“情”与“志”又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志”大多经过规范的理性思考，而“情”则是感性的，大多是未经规范的自然本质。对诗歌来说，只谈理性是不够的，是不符合形象思维的特征的，必须“志”与“情”同时萌发，形之于言，才是全面的、符合创作实际的，因而也是说出了诗歌的本质特征的。《毛诗序》将“情”与“志”并重提出，这种对文学艺术情感待性的重视，说明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待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同时，也为以后人们进一步正确认识、揭示诗歌创作的本质特点奠定了基础。《毛诗序》虽然肯定了“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那就是，“情”与“志”相比，“情”是第二位的，“志”才是至关紧要的。在“情”与“志” 发生冲突时，没有经过封建道德规范之“情”必须用经过封建道德规范之“志” 来约束，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 ，把感情也纳入封建政治伦理道德的规范，使人的性情不超出“礼义” 的标准。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欲，非礼勿言” 。《毛诗序》的作者，在封建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将“言志”和“抒情”统一起来，明显烙有封建时代统治思想的印记。 2.关于诗歌社会作用问题的论述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毛诗序》的作者继承）了孔子的观点而又有所发展，它进一步在理论上明确了诗歌创作为政治服务的两种形式；“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 。在这两方面中，作者偏重的是“上以风化下”的教化作用：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邦国焉。……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统治者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文艺的作用来达到宣传、教化的目的。可见，作者将文艺的教化作用看作是文艺的根本目的。但另一方面，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下层百姓在穷苦无告时，也可以利用诗歌来“刺上” 。臣民对政治或社会现实有所不满，可以把诗歌作为讽刺的工具，对统治者进行劝谏，促使统治者改良政治或改正过失。不过，这种“刺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主文而谲谏” ，即是用隐约的言辞劝谏而不直言其过失，必须委婉曲折，注意方式方法。和诗歌的社会作用密切相联系，作者认为，从一个时代的诗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政治得失，也就是诗歌的认识作用的问题。换句话说，诗歌是社会政治的一种反映。这就是文中所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个观点，无疑是作者在分析、研究了大量的诗歌作品的基础之上，所得出的比较正确的结论。 3.总结了诗歌的体裁和表现手法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就是著名的“六义”说。“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