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戏剧性及比较探索
从整体创作上看,老舍小说的结构呈现出“传统模式”与“现代模式”并存甚至交合的状态,具体表现为:1)部分小说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模式,具有完整的情节结构和清晰的故事线索。《骆驼祥子》以时间为主线,用几个前后承继的故事片段联结起祥子“三起三落”的悲惨人生,将祥子从勤恳要强到自私堕落的过程曲折而完整地叙述出来。《四世同堂》以祁家四代人的境遇为中心,辐射及小羊圈胡同的居民在战争背景下的生存状态:从苟且偷生、忍受屈辱,到心灵觉醒、奋起反抗,情节错综复杂但框架完整、脉络清晰。《我这一辈子》虽采用“我”回忆人生的形式,但与《月牙儿》、《阳光》不同,“我”的回忆是以连贯的情节为结构,以时间变化为线索有序伸展,而不是以一种感觉、情绪或观念来“选择记忆”。读者通过“我”的叙述,看到的是一个底层市民从学徒到巡警的完整的人生经历。2)另有一部分小说既有完整的情节结构,又暗含了人物心理的发展轨迹,使小说具有时间和心理两条线索,在结构上具有以情节为主和以人物为主交合的特点,以《上任》为代表。《上任》先写下属的冷漠和慵懒对尤老二工作热情的打击,再写接二连三的剿匪失败对其精力和财力的打击,完整而紧凑地讲述了尤老二在上任不到三天的时间里所经历的种种挫折,同时,尤老二的心情也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先是上任前觉得“自己的责任不轻”,到因下属的冷遇而觉得“心里有点不自在”,再因屡次抓捕失败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工作压力,让他从“心里难过得发空”,直至觉得“尤老二整个是个笑
话”,P156-171失意和挫败感逐步堆积达到顶峰,尤老二由热到冷的心路历程细腻而清晰地展现出来。3)还有一部分小说以人物为主,人物成为小说表现的主要对象而不再受情节支配,作家根据人物性格或心理的特点组合情节。这类小说通常弱化甚至不再需要完整的情节。与老舍不同,赵树理小说的结构比较单纯,都以情节为中心,故事完整连贯,有明确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小二黑结婚》先介绍主要人物,再展开情节,以斗争会为开端,引出小二黑与小芹的恋爱问题和金旺兄弟的歹心作恶,并展开争取恋爱自由和打击地方恶霸的故事。小说以面审三仙姑和批斗会这两个情境为高潮,最终在小二黑和小芹婚恋自由、金旺兄弟获罪、二诸葛和三仙姑的改邪归正中结束,主人公有明确的定局,故事有头有尾且首尾对照、结构完整、叙述连贯。《传家宝》以李成娘与金桂的吵嘴为开端,完整地叙述了李成娘由讨厌金桂当家,经多人调和劝解,最后自认能力不足,接受金桂当家的故事,以此展现新农村妇女应有的生活观。中国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结
构模式承续了相当长时间,并形成一种稳定的创作思维,而传统戏曲的戏剧性和
观赏性很大程度上以剧情为基础,通过完整的剧情给观众带来视听享受和心理愉悦。长期接受传统和民间文化熏陶的赵树理,其小说结构必然受到中国传统小说和戏曲的影响。“至于故事的结构,我也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
赵树理的绝大多数小说在农村传播过程中,都能演变为说书或乡戏,从
而使小说故事超越了简单的文本,以视听结合的形式进入广大农民们的心坎里。老舍作品的戏剧改编率也很高。《骆驼祥子》屡次被拍成电影,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从《断魂枪》到《五虎断魂枪》、从《鼓书艺人》到《方珍珠》、从《马裤先生》到《火车上的威风》,小说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关系在戏剧中得以保留。这些事实证明,完整的情节结构能加强小说的戏剧性效果,使小说具有被“演出”的
可能。赵树理小说除《金字》外,其余的从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信息、事件的主干和细节以及人物的过往遭际、回忆、心理状态也都能经“退场”的叙述者详细地叙述出来。与赵树理不同,老舍小说的叙述视角较为复杂。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在老舍小说中运用广泛,其中,部分小说的叙述者存在“出场”的情况,这与同类的其他小说叙述者退居幕后不同,值得关注。在《一封家信》和《恋》中,叙述者无疑是全知全能的,他们自称“我们”出现在小说的叙述里。“由这小家庭所发出的声响,我们可以判断,它的发展似乎有点畸形,而我们也晓得,失去平衡的必将跌倒,就是一个家庭也非例外”,“现在我们要介绍的庄亦雅先生是属于第一种的”。在《小木头人》中,全知叙述者则自称“我”,“他们的妈妈和你我的妈妈一样”。不难发现,这些“我们”、“我”全都只出现在小说开篇的“话头”里,以制造一个真实的叙述者存在的幻觉,又采用“说”的
口吻,使读者仿佛在听一个近在咫尺的叙述者讲故事。这种写法与民间说书人的开场白极为相像,主要是为了营造“说”与“听”的环境,给读者开辟一个平面
文本所到之外的视听感官世界,从而增强叙述过程的戏剧性。老舍小说还采用了第三人称限制叙述,如《小铃儿》全篇基本是人物对话和动作,全无心理分析和议论,叙述者仿佛也只是旁观者,以极冷静客观的态度描述人物行为。在无其他叙述成分的干扰下,连贯而客观地再现人物行为使一个个场景立体起来,颇具可视性。老舍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有一个“我”,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人物。区别在于,一部分小说“以我叙我”,如《月牙儿》、《阳光》、《我这一辈子》等;另一部分小说“以我叙他”,如《牺牲》、《黑白李》、《兔》等。用“我”的口吻讲述我的或与我相关的故事,增强故事的可靠性,使读者获得了“感觉”
的真实,消弭了情节的不完整性对阅读兴趣的负面影响,产生阅读情感的戏剧性。因此,恰当的叙述视角和独特的叙述口吻相结合,使老舍小说,尤其是“非情节性”
的小说具有了别样风格的戏剧性效果。
老舍和赵树理小说之所以通俗亲切,很大原因在于小说语言的口语化和地方化。他们巧妙运用口语和方言(包含当地的俗语、歇后语),使其小说带有浓郁的“京味”或“山药蛋味”。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提到,好友顾石君给了他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和词,让他“可以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我们很容易在《骆驼祥子》中找到口语和方言的痕迹。“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P4“车夫们没有敢跟他耍骨头的。”P35“象你这么老实巴焦的,安安顿顿的在这儿混些日子,总比满天打油飞去强。”P67“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P77从这些例子可以发现,小说中除了有地道的名词俗称外,还有很多动词、形容词、短语甚至句子都活用了方言,并采用口语简短、少修饰、不连贯的语言形式,与一般书面白话相比更加贴近北京市民的生活经验和言语方式,使小说通俗易懂。同时,方言“具象化”的特点,将捣乱、游荡、没良心这些略显抽象的行为用“物”比拟出来,活泼生动而富有情趣。此外,《骆驼祥子》中不少语法还受到北京方言的影响,如“遇上交际多、饭局多的主儿,平均一月就有上十来个饭局,他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P7,特定的省略、倒置和罗列是北京方言里常见的用法,这种口语化的表达既制造了轻松随和的叙述氛围,又使语言表现出异于语法规范却更加简爽利落的特点。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和地方化表现得更明显。除了讲故事的“说”的形式外,语句简短,多分句;靠语境表达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少关系副词;用具象的比喻代替华彩的修饰,少定语;不借景物描写抒情而只是单纯的场景介绍;用字力求简单,贴近生活,无生僻字和外来词,这些都使小说语言充分地口语化。赵树理小说的晋东南农民式的语言除了具有上述一般性口语的特点外,还包含了“适量”的方言俗语及当地特有事物的指称,如:“说着拴住了驴,拿下毛裢和捎裢,也都回到房里。”P305刘老汉说:“不怕!他不过想吃几个钱,祭送祭送就没事了。”[11]P237小元道:“你这老汉真见不得事!只怕柿叶掉下来碰破你的头,你不敢得罪人家,也还不是照样替人家支差出款?”[12]P24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13]P56黄修已指出,赵树理“还吸收了说书、戏曲中的语言,这对于习惯欣赏民间文学与戏曲的群众,也是熟悉的”[14],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传为笑谈”、“不敢恋战”,《李有才板话》中的“人不可以貌取”、“果不出恒元所料”等,自然还有李有才的板话,更是别开生面地在小说中加入民间传统文化元素。语言的口语化、地方化甚至民间化,造就了老舍和赵树理小说的浅近通俗又生动活泼的风格特点,而这也是小说拥有引人入胜、阅人耳目的戏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