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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故事200字
摘要：
1.介绍梁启超的背景和成就
2.阐述梁启超的改革思想
3.分析梁启超对我国近代史的影响
4.总结梁启超的精神品质
正文：
梁启超，字卓如，广东新会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他生活在清末民初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抱着救国救民的理念，积极投身于政治改革和教育事业。
梁启超的改革思想在当时极具影响力。
他提倡变法，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强调教育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
他的著作《变法通议》和《中国积弱溯源论》等，深入剖析了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弊端，为后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梁启超对我国近代史的影响深远。
他参与成立了戊戌变法，尽管最终失败，但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
他还致力于教育改革，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如今的中国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也都得益于他的奠基。
梁启超的精神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他坚定信仰，不屈不挠，即使在困境中也从未放弃过救国救民的理想。
他关注民生，提倡民主，倡导科学，反对封建迷信。
他注重培养人才，为我国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卓越的改革家、思想家、教育家。
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而努力。
梁启超作文精彩9篇梁启超作文篇一在国破家亡花泪鸟惊之际，杜甫曾叹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内忧外患与战事，拼杀之持续的数千年来，又有多少可抵千钱之一封家书？傅雷的家书被称作苦心孤诣的教育孩子章节，恰好是这千钱一封家书促使傅雷的儿子傅敏傅聪拥有坚毅不拔之志，获得了那样造就。
一样作为近现代著名人物的梁启超的一封家书又是不是之千钱呢？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具备深刻影响的一位角色。
他在政冶、学术研究、观念、文化教育等各行各业都是有一定的造就。
敢于尝试百日维新的探寻创新意识和爱国精神，促使他在文化教育上不但有西方国家的对外开放民主化也有我国传统教育的精粹。
可能是因他刻骨铭心了解到少年强则国强进而对儿女的文化教育加倍重视。
他的教育方式既不愚昧无知追随我国封建社会传统式，都不盲目跟风追求完美西方国家时尚潮流，只是重视将二者极致融合。
他用心具体指导儿女，细心对她们开展文化教育，可是他沒有对儿女们有过多苛责，只是激励她们依照自身的兴趣爱好，选择自身的方位。
他对不一样儿女的正确引导方位不一样，不恰好是最能体现古代中国孔子因人施教的观念吗？这类文化教育的取得成功例证不恰好是告知了大家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学习的态度和方式，仅有合适自身的学习的方法才算是最好是的。
他还说明学习培训需有批判精神。
不一样的学术研究与文化艺术都是有不一样的本身优劣势，仅有要敢抨击与分析不正确之处，才能造就出更繁荣昌盛的文化艺术。
恰好是应是他对中西方文化艺术的择善而从去其糟粕，才促使他的子女们将中西方别具特色的文化艺术融合以修养身心。
他也重视学习培训需有进取心，填满好奇心和好奇心，有趣味性现实主义和开朗精神实质。
如同他在寄托梁思成的信中所自诉我们的生活內容，出现异常丰富多彩，可以永久性维持不腻诲人不倦的精神实质，亦未始没有此。
我每历多个情况下，趣味性转新层面，便感觉像换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如朝旭升天，如新口荷出水出水，我主动这类生活是极讨人喜欢的，极有使用价值的。
高考备考作文素材之梁启超：启蒙民智，超卓人生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
广东新会人。
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学术大师,有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之称。
梁启超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二岁公车上书,二十四岁参与戊戌变法,三十岁成为报界巨子,辛亥革命时在政坛叱咤风云,“五四”之后又投身教育,著书立说,成为国学大师……他一生置身于风云变幻的政治海洋,却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忧国爱国,与时俱进。
他真正达到了儒家所述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乎堪称完人。
年少得志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乡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
祖父和父亲都无缘于科举进士,梁家的希望便都寄托于他。
“汝自视乃如常儿乎?"祖父梁维清从梁启超只有两岁的时候,便开始这样训斥他。
梁启超也当真是神童,六岁便读完"四书五经”,九岁能写千字文章，吟诗作对的本领更是令人惊叹。
1884年,梁启超赴广州应考,中秀才,时年十一岁,“童子秀才”由此得名。
1885年,梁启超进入名噪一时的广州学海堂读书深造。
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粤华书院、粤秀书院、广雅书院一起,号称广东五大书院。
五年苦读,梁启超“四季大考皆第一"。
1889年,十六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第八名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
正考官李端棻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才华、见识及胆略,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
一夜之间,梁启超既获功名,又得爱妻,这意味着梁启超将官运亨通,前程似锦,但他后来却选择了一条与传统功名利禄背道而驰的人生道路。
拜入康门在梁启超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康有为是一位关键人物1890年,十七岁的梁启超在同学陈干秋的引荐下拜会了三十三岁的广东南海人康有为。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八点聊到晚上七点。
此前梁启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康有为给他打开了一扇西学的大门,立宪、维新、变法,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摘要: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
同时,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
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
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
”[1] 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
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
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
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2]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
”[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3],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
首先，梁启超认为学校制度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在《变法通议》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本，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这句话表明了梁启超对学校教育的高度重视。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而人才的培养则依赖于学校教育。
因此，学校制度是国家发展的根本。
其次，梁启超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推动新式学校的发展。
在封建社会，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才的成长。
梁启超认为，要培养出真正有用的人才，就必须改革科举制度。
他主张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校，以培养具有实际能力的人才。
他认为，新式学校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而非仅仅追求书本知识。
再次，梁启超强调教育内容与方法的改革。
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他提出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并强调教育内容与方法要与时俱进。
他认为，教育内容应该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以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教育方法上，梁启超主张实行启发式教学，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此外，梁启超重视师范教育的发展。
在《变法通议·论师范》一文中，他首次专文论述师范教育问题，强调师范教育对于国家教育的重要性。
他认为，要培养优秀的学生，必须先培养优秀的教师。
因此，师范教育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和发展。
最后，梁启超主张学校教育与政治制度的改革相结合。
他认为，学校教育是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基石。
只有通过改革政治制度，才能为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因此，他主张在改革政治制度的同时，也要改革学校教育。
总之，梁启超对近代学校制度的论述具有以下启示：1. 学校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应得到充分重视。
2. 改革科举制度，推动新式学校的发展。
3. 重视教育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
4. 加强师范教育，提高教师素质。
5. 学校教育与政治制度改革相结合，为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当今社会，梁启超的这些教育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研究综述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于1904年赴日留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开始了他的主要学术生涯，他的思想和著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概述梁启超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其代表作品，以及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
生平事迹梁启超出生于廣東省南海縣，祖籍广东横县。
他的家庭十分勤勉和有学问，父亲钟粲清是一名道德思想家，南洋学校教员，母亲张廷萍是一名儒教教徒，平民女子家庭从严格的教育里拔出了一枚具有独立思想的卫道士。
梁启超的先天条件促成了其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崭露头角。
他年轻时曾在广州仁勇書院读书，后于1891年考入广东县学，毕业后被任命为举人，成为广东之间政府的官员。
后来，他成为华裔国际学生和外交官，前往日本留学，出任驻日大使。
主要思想梁启超被誉为“清华九友”之一，与胡适、徐志摩、陶行知等并称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人物。
他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立此存照，不断更新”，并提出了“求实进步”、“新式中华”、思想主张：“科学救国”、“平等自由”等。
他的思想主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民主思想梁启超认为，民主是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本之道，他不断呼吁民主制度的建设，并强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民主制度非常重要。
他提出的一个著名的观点是“近代化与民主化是伴生的”，认为民主化是近代化的基础，但是也指出民主制度“像车轮一样不会自己转动，必须有推动其转动的引擎。
”2.科学救国思想梁启超强调科学是现代化的基础，他提倡在教育、文化、工业和农业等领域中加强科学技术的推广，提高中国人民的科学素质。
他还反对一切形式的迷信和儒家传统，认为科学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
3.中国崛起思想梁启超非常关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认为中国应该以“立国必先兴民”的理念为主导，鼓励民众创新和迎接新的挑战。
他主张重视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同时提出了建立起中国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性。
浅谈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作者：李琦来源：《汉字文化(教育科研卷)》2017年第12期【提要】梁启超先生的思想影响着时代的变化，本文简要分析了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介绍了民权思想的来源，并对民权思想进行了评价，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最后对全文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梁启超民权思想来源与评价一八四零年以后中国便向政治文化转型进行改变着，可以说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梁启超这个时代的启蒙者，政治文化等等方面都受着他的影响。
民权思想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思想的主流，其想把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涵盖着对君权的尊重。
觉着在中国假若要行民权必须先要兴绅权。
因此在梁启超思想体系中，民权思想占重要位置。
一、梁启超民权思想的来源民权思想的来¸源于希腊Demokratia”，它指“人民的权利”。
在那个时期梁启超强烈批判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怪现象——即有君无权。
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的延续是中国久往以前败落的根源。
诚然¸面对逐渐严重的民权危机，唯有日益民权，方可挽救名族灭亡。
任何一个思想的崛起，都是有着不可泯灭的时代背景的。
因而梁启超根据他老师康有为公羊三世说，并把西方民权思想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世六别”的理论。
我们可以这样评价这种理论，进与新并驾齐驱。
由君为政之世，进到民为政之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这些思想对当时鼓励人们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传民主的精神，宛若进程般的意义。
我们应该相信文化是国家的根源，一个有思想的国家一个进步的国家，才是更加辉煌的国家。
二、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的评价梁启超先生的新民思想不由分说，便是历史的产物，其产生室友时代进程的必然结果的，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次启蒙思潮的核心倡导，它的意义价值可见一斑。
“民权思想”这一学说，囊括着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们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层次。
1.利于认清历史。
有助于我们认清历史，中国的社会使然般的变迁，其实并不像西方那样的格局变化，没有生出一个社会中间层。
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述微梁启超(1873-1929)，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学问家，戊戌变法的重要领导人。
其家庭教育也是很成功的，他九个子女各有自己的成就，个个“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长子梁思成，建筑学家，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曾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先后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科院学部委员。
次子思永，考古学家，我国近代考古学和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
二女儿思庄，图书馆学家。
三女儿思懿，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一直从事对外友好联络。
末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是我国航天事业的第一代人，也是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去年又新增为中科院院士。
梁启超子女们个个成才，固然有他们自己的辛勤努力，但应该说，与梁启超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一梁启超一生乐观向上，从不悲观厌世，所以他也十分注意引导子女们对生活、对知识的兴趣。
他认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生活于趣味”这句话虽然不能说把生活的全部内容包举无遗，但至少也算把生活根芽道出。
他自述平生对于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厌世这种字面，他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
他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了”。
①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
没有趣味的生活他称之为“石缝的生活，”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的开拓余地；又称作“沙漠的生活”，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又好比一株枯树，如庚子山说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随之停止，如同机器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汽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都要停摆。
梁启超自称其人生观拿两样事情作基础：一为责任心，一为兴味。
责任心强调把大担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兴味是很有趣的。
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他却能把它们很好地调和起来。
梁启超“法治”思想述评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
他作为近代中国言论界的佼佼者，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中，对西方资产阶级法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中国近代法律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梁启超坚信只有及时变法，才能保国、保种、保教。
他深入分析了传统法律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认为传统法律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无法将国家引向文明富强。
因此，他积极倡导法律改革，认为变法是天之道，是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的大势所趋。
其次，梁启超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影响，他主张“今天立法以治天下”，认为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他反对人治，主张以法为治，以法治国。
这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很大的启蒙意义，推动了中国法治思想的现代化进程。
此外，梁启超还特别注重理论的运用。
他不仅在理论上阐述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联系中国落后的现状，与西方进步发达国家作比较研究，找出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以及医治的良方。
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富强，中国之所以落后贫弱，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是否重视法制，是否真正做到依法治国。
最后，梁启超的法治思想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他深受孟德斯鸠学说的影响，把有无法律和法律是否发达看作是区分人类与禽兽、文明与野蛮的重要标志。
这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他不仅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从实践上积极探索了法治的实现路径。
他的思
想对中国近代法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兮.香将上下而求索-百度有关梁启超的论文・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摘要: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冇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冇救国、教弃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冇制度，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髙度重视师范教育与女子教冇。
同时，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 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徳品质"新国民”的教冇目标。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新民教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冇的先驱者。
而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冇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冇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疗制度，并且较早地设讣岀融合中西教育内容的近代学制,髙度重视师范教弃、女子教育。
同时，梁启超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而呈现岀"趋变求新"与噺民教冇"的特色。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
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因此,他提岀了教育救国、教冇兴国的主张。
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冇。
”[1]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
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
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并且认为,"中国之强弱由于教之未善……亡之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2]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嘟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髙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学生：施妍学号：2010221109120006专业：新闻学指导老师：杨翠芳【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声名远播的学者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
他的新闻传播思想主要是通过报刊传播，在办报过程中梁启超形成了他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
他提出了‚去塞求通‛的办报思想，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
且有办报的四原则，并提出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
最后还提出了党报的观念。
【关键词】去塞求通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办报四原则舆论党报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报人，梁启超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其新闻思想‚是半个世纪国人探索新闻传播规律的最高成就，因其标志着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萌芽期的结束‛。
一、梁启超及其办报活动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人称‚梁任公‛。
广东新会县茶坑存人。
生于1873年2月23日，殁于1929年1月19日，终年57岁。
他从小熟读经、史，"八岁（1880）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
12岁考中秀才。
15岁进广州学海堂就学。
17岁考中举人。
次年入京会试，但未考中。
南归途中，经过上海，‚够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见《三十自述》），并见到上海制造局译出的若干中西书。
梁启超接触西学自此始。
回到广州后，由同学陈通甫的介绍，得见康有为，并拜康氏为师。
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当时的梁启超异常倾倒，他在《三十自述》中回忆说：‚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
自辰入见，及戌始退。
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
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
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
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评价研究综述作者：孙婷婷来源：《西部论丛》2020年第10期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代表性人物。
近年来，学界对于梁启超史学思想评价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并不断推陈出新。
综观各家，将涉及其新史学思想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整理归类，便于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者进行参考，也有助于梁启超史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评价梁启超曾撰写《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强烈抨击封建史学，提倡“史学革命”，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推动了近代史学发展。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认识愈加客观、全面。
本文将回顾以往研究，并具体分析相关学术成果。
既要肯定新史学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反思其中相关史学思想的局限、弊端，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肯定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积极意义张昭军从文化史的角度剖析，认为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文明史，核心是专门史，并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1]。
后来，张昭军在其另一文中又指出，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倡导“史学革命”，传播了文明史学的理念，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梁启超和胡适等人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方法，解答了如何研究文化史的问题[2]。
周祥森、谢想云分析指出，《新史学》发表后，梁启超建构的现代生存论史学思想及其包括的民族生存论史学、国家生存论史学、国民生存论史学三个表现形式及环节，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当今中国历史学家仍然生活在梁启超“新史学”时代，实践着梁启超的国民生存论史学思想[3]。
黄敏兰认为，梁启超的《新史学》不仅批判旧史和旧政治、赋予史学强大的政治功能、规定史学对象为民族发展史、主张新史学为国民而作，而且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关于“新史“的宏观构想、开创“史学史”新学科、建立新史学理论、探讨方法论等[4]。
曹小文在其文中分析指出，20世纪前后，梁启超的新史学通过批判“西欧中心论”和“正統论”，革新、发展进化论史观，尝试建构突出中国史的意义和地位的世界历史体系，梁启超的世界历史观符合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5]。
梁启超教师生涯述论作者：谭林来源：《赢未来》2017年第04期摘要：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担任学长，见习教师，为他以后的教师生涯打下了基础。
1897年梁启超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教师，多方面阐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湖南以至全国培养了一批对西方近代新思想、新学说有较高认识的人才。
1899年梁启超创办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向有志青年灌输近代民主思想，引导他们继续推进改革事业。
民国时期，梁启超先后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教师，教学和学术研究相长，梁启超陆续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学案》等，为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梁启超；教师；生涯一、前言梁启超（1873—1929），清末民初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报刊理论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维新派代表人物。
梁启超一生从事了报业、官员、学者、教师等职业，梁启超曾先后在湖南时务学堂、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讲学、任教，本文对梁启超教师生涯述论于后。
二、万木草堂见习教师1890年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求学于万木草堂。
在万木草堂，康有为从弟子中选拔优秀者担任学长，梁启超等都曾担任过学长。
万木草堂学生张伯桢记载：1895年，康有为入京应试，草堂学务交由学长代为主持，每日功课依康有为所定章程阅书写笔记，有疑义则请益于学长。
梁启超作为其中一位学长，十分尽职尽责。
在万木草堂，梁启超担任学长，近于见习教师，学习到了初步的教学方法，后来他参照万木草堂教学方法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等。
万木草堂学长的经历，为他后来从事教师职业做了初步准备。
三、湖南时务学堂教师1897年11月，梁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己“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
分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比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早十年。
梁启超的史学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同时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
纵观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梁先生对史学研究有特别的偏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和史料学等方面梁启超先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展现出了对封建史学批判的思想。
在戊戌维新期间他就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他把史学与救国联结在一起。
这是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史学史：梁启超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作为一个成长于传统封建士大夫家族的文人，梁启超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他建立的新史学正是在对封建史学的反思中形成和逐渐完善的。
因为“新”史学就是向传统旧史学的挑战和解构。
后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内容，相当重要部分的内容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学理论的正统论、春秋笔法、史例史体等，都与经学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到了近代，特别是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加之新史学思潮和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对旧中国的影响，促使他举起史学革命的大旗，把传统经学放在审判的地位上。
可以说，他在努力摧毁经史之学，即对涉及古代史学思想的经学进行全面解剖，是一次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在梁启超先生1901年到1902年写的两篇文章《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中，他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弊病。
他认为史学根本的弊病是封建政治，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史学的建构，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这些主张成为他日后治史的方针。
随后，190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传统史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
指出封建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的对象狭窄，只有君史而忽略了大众史。
他说:“质而言之,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 总不离贵族性, 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级。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
“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
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
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展了革命性的改造。
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
“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开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
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
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那么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那么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
〞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进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
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
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
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
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在他的指导下，中国史学逐渐转变为以史事本身的研究为主，重视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形成了独特的史学思想。
本文将从梁启超的思想内涵、主要观点和影响等方面，对梁启超史学思想进行述略。
一、思想内涵梁启超的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历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价值等方面。
梁启超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主张作为史学家应当客观认识历史，并且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历史事实。
他认为历史应当以事实为基础，重视历史实证、逻辑推理和科学验证，在史料和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的历史分析和研究。
梁启超还主张史学应当建立在全面、系统的历史理论基础上，形成科学的历史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历史理论。
在史学方法方面，梁启超提出了“视野、严肃、方法、诚实”的历史研究方法。
他强调史学家必须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看清历史的全貌和内在规律；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精心研究历史事实和问题；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包括历史资料收集整理、历史分类、历史比较和历史分析等；必须诚实对待历史，不偏不倚地还原历史真相，坚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在历史的价值方面，梁启超认为历史在塑造时代精神、传承文明和启迪人心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他强调历史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启迪与教育作用，认为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和总结，更应当为当下和未来提供借鉴和启示。
历史对于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和社会的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主要观点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点：1. 历史研究应当遵循客观性原则。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是要客观真实地还原历史事实，避免主观臆断和情感偏颇。
他提出历史研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对历史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摒弃主观臆断和情感色彩，确保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2. 历史研究应当注重科学性原则。
梁启超主张历史研究要遵守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历史事实的描述和分析、历史理论的建立等，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追求历史的全面和真实。
有关梁启超的论文-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摘要: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
同时,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新民教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
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并且较早地设计出融合中西教育内容的近代学制,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
同时,梁启超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呈现出“趋变求新”与“新民教育”的特色。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
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
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
”[1] 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
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
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 并且认为,“中国之强弱由于教之未善……亡之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2] 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
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2] 这实质就是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必须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教育;要建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首先就必须反对和改革封建主义的、培养封建官僚后备军的科举制度。
梁启超认为这是变法图强的必由之路。
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
”[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3],因此选取的人,于“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 [3],甚至官至公卿高位,“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
”[3] 因此,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向光绪帝建议“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
”[3] 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
”[4] 这些主张无一不反映了梁启超废除科举、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主张。
在不久之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
这虽不是梁启超个人的行为,但他改革科举制度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科举制的废除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近代教育发展的障碍,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近代的教育制度是与近代的学校教育密切相关的,因此,许多近代学者都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的领袖人物,他也十分重视学校教育。
他倡导在全国范围设立完整的各级各类学校,并提出一系列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
梁启超是较早设计出中国近代学制的教育家,他认为中国欲求富强,根本之途必须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
因此,他在《教育政策私议》中,他模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一个国民教育制度体系。
他拟定了《教育期区分表》,指出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诸如知、意、情、身体、自观力等方面,以此作为划分教育阶段的标准。
他所制订的教育制度,可以认为是梁启超独立研究西方教育制度的结果,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根据年龄特点制订的教育制度。
同时,在梁启超“开学校”的教育主张中,他特别重视“政治学院”、“师范学校”和“女子学堂”的开设,它显示了一个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教育改革家的真知灼见。
他认为要变法改革,只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有一支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有才干的、懂得政治法律的、会管理国家行政的专门队伍,中国的变法图强才能成功。
因此,他反对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主张“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建议中国应效法欧美和日本尽速设立“政治学院”借以培养变法人才。
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就指出: “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中学必为无本。
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
”因此,他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主张,中国应效法日本,“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言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
”[2] 梁启超的上述设想和建议不仅在当时是切合时宜的、有见地的,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为了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
梁启超曾有“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 [2] 的感慨,为此,梁启超极力提倡师范教育,并把它当作是“群学之基”即各类学校的基础,并且说:“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 [2] 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里就包括有从“寻常师范学校”到“高等师范学校”,直到“师范大学”的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专门撰写的《论师范》一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问题。
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
梁启超视师范教育为学校教育的“母机”,这个教育观点不仅是宝贵的,而且表现了他对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具有深远的眼光。
女子教育是近代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影响。
女子教育的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顽症。
梁启超作为近代维新派的代表、改良主义的先躯,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女子教育,也是梁启超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他认为“男女平权,美国所盛;女学布接,日本以强。
” [5] 他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教育观点,并斥责这种观点乃“实祸天下之道”。
梁启超把女子能否接受教育的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盛衰的高度上,认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指出“欲强国必由女学”“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6] 。
中国兴女学,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同时他明确的指出:“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6],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因此,他要求中国的有志之士“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11] 大力兴办女学。
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梁启超以其超凡的气力提出男女平权提倡女子教育思想,可谓是我国教育思想中绽开的一支奇葩,馨香四溢。
当然他的关于妇女教育思想中也残存着封建主义的东西,但这不能否定梁启超关于女子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三、“趋变求新”的教育理论与“新民教育”的教育实践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处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受新旧两代思想的影响,一生都在新旧之间摇摆、调和,表现出双重性格的复杂性。
虽然思想有过反复,但在总体上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
在“教育救国”方面,他始终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并且进一步认为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和根本。
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只有进行教育改革才能救中国,传统八股取士制度必须得到改变,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建立一套国民教育制度体系,以为国家的救亡图存提供大量的各类型人才。
梁启超在教育理论方面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而在他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就是他的“新民教育”。
他在《论新民》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是: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
新之义有二: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缺一,时乃无功。
”[7]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国民”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民”。
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人才乏绝”,而“欲振中国,在人才”。
但人才必须是“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思想、新精神。
从梁启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新民”,不应墨守固有传统文化的成规,而应对固有文化加磨砺扬弃,从中出新;不应一味全盘照搬外国的东西,而以其补足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没有的内容,从中求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乃是实现中国近代化、使中华得以振兴的前提和基础。
梁启超的教育言论丰富而广泛,绝非短短数千言、寥寥几个条目所能包含的,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阐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意在说明梁启超在近代教育转型时期所起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
从教育实践上看,梁启超或许无法与张謇、蔡元培、陶行知相比,但他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创和教育理论的建立方面,可谓先行一步,独领风骚。
尤其是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下转184页)(上接168页)从而把晚清教育改革提高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高度上,贡献极大,影响深远,亦非他人可比。
正如现代学者所誉:“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8]。
参考文献:[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2.[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9-106.[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27.[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923.[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7]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21.[8]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