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看译者主体性——以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为例

从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看译者主体性——以翟理斯《聊斋

志异》译本为例

作者：朱瑞君， ZHU Rui-jun

作者单位：皖西学院,外语系,安徽,六安,237012

刊名：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9，23(6)

被引用次数：0次

1.王运鸿译者的抉择还是历史的抉择--以<聊斋志异>的翻译为案例[期刊论文]-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5(10)

2.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 2004

3.何劲从功能理论看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 2004

4.许钧当代英国翻译理论 2001

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000

6.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期刊论文]-中国翻译 2003

7.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1998

8.蒲松龄聊斋志异 2000

9.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1908

1.学位论文咸慧对《聊斋志异》翟理斯译本的三维分析2005

《聊斋志异》以其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艺术手法被誉为“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对该作品的翻译一直以来就是翻译界讨论的焦点之一。至今为止《聊斋》共有三个主要的英译本，其中由著名汉学家翟理斯翻译并出版于1908年的译本具有很大特色。

本文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翟理斯的译本做出全面分析，包括译者在选材、命名上的斟酌，在文本与元文本方面的特色以及对某几类特定文化信息的传递，并侧重分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决定是出于哪些因素的考虑。在结论部分，本文总结了翟理斯在翻译《聊斋》过程中采用的几种翻译策略和优缺点，并对整个文本的翻译质量做出了客观评价。

也希望本文所作的初步分析能够为整个《聊斋》翻译事业做出贡献，并对后来人翻译《聊斋》提供一点启发。

2.学位论文朱瑞君Herbert Allen Giles′ Rendition of LiaoZhai Tales——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2007

本文拟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翟理斯《聊斋》译本进行分析,长久以来,翟译《聊斋》一直由于其在翻译中的创新和改动而备受争议.最近几年,随着新的翻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出现,译者主体性逐渐成为译界广泛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而这一理论也恰好为翟理斯译作中的"不忠实"之处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以乔治斯坦纳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理论为指导,分别从"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步具体的翻译步骤对翟理斯译《聊斋》做具体分析,以期对翟理斯的主体意识如何影响并体现于其译本中这个问题获得具体的认知,并证实在这一文本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翟理斯的主体性作用在从"信任"到"补偿"的四个具体步骤中得以充分展现.

同时结合杨宪益《聊斋》译本作对比分析,以具有说服力的实例分析了两位译者在对文章命名,对原文的翻译与理解以及对异史氏日的不同态度,这三个纵向剖面步骤的研究表明翟理斯主体性因素的介入导致了两个译本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极大不同,从而肯定翟理斯译本的成功之处.基于此,得出结论,翟译的"不忠实"正是出于其译者主体性如他的能力、经验、知识、个性等作用的发挥,,这些都将对其译著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也正由于其主体因素的充分作用使得翟译《聊斋》在西方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得以广为流传.本文研究表明,翟译《聊斋》在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风俗,意识形态以及保存原文的异国风韵上更胜于其他译本.其译本也因以简单直白的英文表达传递古中国文化知识而享有较高声誉.因此,指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决定了一个译本的优劣,也就是说成功的译作决不会缺少译者主体因素的存在.当译者把自己看作目标文本的创作者而非原文本的模仿者时,其译作往往会取得成功.事实上翟理斯译本的成功正在于其译者主体性作用的发挥.

3.学位论文曾婳颖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翟理斯对《聊斋志异》的重写2007

列弗维尔曾经说过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而重写是按照权利的要求操控原文。所有的重写形式，无论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所以，译文是顺应当时目的语文化中某种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产生的，同时，这种意识形态也用来检测该译文。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不仅是所有译本中最出名的，同时也据称翻译了最多的篇数，因此被选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本论文旨在对此译本从意识形态的视角，采用描述性研究的方法，研究翻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一点，本论文对意识形态采取中立的态度，描述性地记录译文中的相关翻译现象，并且做出可能的解释。通过对比译文与原文，本论文分析赞助者的意识形态、目的语读者的意识形态和译者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重写译文的。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生致力于科举考试，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但总是事与愿违，为了养活妻小，他长年一人在外，给官宦人家做幕僚教私塾，目睹了官场上的种种黑暗和官员们生活中的声色犬马，再加上本身的各种遭遇，他一方面憎恨腐败贪污等等社会阴暗面，一方面又对它抱有希望，希望浊世中能出现一股清流，出现一位伯乐来发现他这匹千里马，让他早日登科，飞黄腾达。就这样，怀着这种复杂的希望，这位才子写下了《聊斋志异》。

而翟理斯在翻译这本大作时，做了大量的变动，作者的写作原意已经无处可见了，整个译本改动之大，使得翟氏的译本更像是一本关于中国鬼狐的故事集。但是分析当时的英国、英文读者和译者本身的意识形态，这些改动却是合理的，是三种意识形态的合力的必然结果；而从译者的角度来说，为了让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被接受，译者按照当时的需要对译文作了必要的改动。

归根结底，译文是对原文的改写，按照目的语当时的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而做出的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