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生态语境下的文化与文学传播——西方生态文化思潮与中国生态文学的发生龙其林【摘要】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的发展,对于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将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演进进行对照性阐释,既可以分析文学生态化趋势与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格局的建立、精神资源的汲取及其审美特征的形成的内在关联,又可以揭示出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的理解状态、接受途径、改造方式及其作用效果。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cological cultural thought had a significant ecological impact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logical literature.The analys is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trends and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logical literature could not only reveal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cological trend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logical literature,and the spiritual resources to lear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logical literature,but also reveals the way of Chinese writ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ecological cultural trends aclepting way and the effe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method.【期刊名称】《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31)003【总页数】6页(P43-48)【关键词】生态语境;文化传播;生态思潮;生态文学;发生学研究【作者】龙其林【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澳门300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是在西方生态文化思潮和生态运动的实践及其影响下产生、发展的，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的实践和变革推动了当代中国文学价值观念、叙事形式、艺术追求乃至思维方式的生态转化。

何谓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

简明的定义是：生态文学是一种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文学。

生态批评在当代的意义？
生态危机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现代机械论科学
技术的危机，因为这种科学技术不仅客体化、工具化、碎片化、资源化了整个自然世界，而且还
强化了人对自然的盘剥，加速了“自然的终结” ，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异化，从而引发了星球的生
态焦虑。

科学生态批评坚持生态学颠覆性的信条———相互联系，吸纳当代新物理学和进化生物学最新成果，重续自然与人文间的本然联系，重构生态共同体中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

用当代环境哲学家利奥波德的话说，将人从自然征服者的角色转变成为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成员或普通公民，同时表现出对同伴和共同体本身的尊重。

科学生态批评倡导透过生态学视野，跨越学科之间的界限，建构生态诗学体系，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综合性文化策略，其根本目的在于扩展人类伦理关怀的范围，培育生态意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建构一个既能充分尊重自然经济体系的规律，又能充分彰显人类价值与尊严的多元人类文化体系，让生态学化的人类文化成为守护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荣的文化力量。

大地伦理的诗意呈现大地伦理的诗意呈现生态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繁荣,是当下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与各国之间竞相开展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引起的。

文学体材来源于社会生活和人类实践的方方面面,生态运动和环保实践作为素材投射到文学创作之中,生态文学便应运而生了。

生态文学立足于如火如荼的生态环保的社会现实,寻求解决人与自然关系日益恶化的最佳出路,挖掘生态失衡的根本原因,理清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的文化脉络,直接呈现千疮百孔的自然大地,为解决天人关系寻找诉求之路。

这是目前文学场域内实现人文关怀和自然之思的必由之路。

本文引用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体系,作为考察生态文学的理论内核。

“大地伦理”(Landethics)是由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利奥波德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提出和完善的。

1933年5月1日,他发表在《林业杂志》上的“自然保护的伦理”一文中,利奥波德表述了他的大地伦理思想。

在1947年撰写的《沙乡年鉴》一书里,有专章“大地伦理”论述和深化了这一思想。

“大地伦理的核心观念是生态整体主义,它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它扩展了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以及栖居大地上的人类。

其次,大地伦理学改变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只是大地共同体的一员,而且是普通的一员,他没有凌驾于其他动植物乃至非生命形态之上的特权,这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人类沙文主义。

再次,大地伦理学确立了以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为前提的经济、生态、伦理和审美的多重价值评价体系。

最后,大地伦理学规定了自己的基本道德原则,那就是:一个人的行为,当有助于维持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时,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这是他对于自然、土地和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与命运的观察与思考的结晶。

他倡导一种开放的“土地伦理”,呼吁人们以谦恭和善良的姿态对待土地。

他试图寻求一种能够树立人们对土地的责任感的方式,同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影响到政府对待土地和野生动物的态度和管理方式。

生态文化知识要点梳理在当今时代，生态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它不仅关乎我们的生存环境，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下面，让我们来一起梳理一下生态文化的知识要点。

一、生态文化的概念生态文化是一种将生态学原理和方法融入到人类的文化体系中，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的文化形态。

它强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倡导一种与自然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生活理念。

生态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文化形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

它涵盖了人类在物质生产、精神生活、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生态问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

二、生态文化的特征1、整体性生态文化强调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相互关联性。

自然界中的生物、非生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任何一个环节的破坏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因此，我们在对待生态问题时，不能只关注局部，而要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2、多样性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包括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生态文化也同样注重多样性，它鼓励人们尊重不同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认为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3、可持续性这是生态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

它要求我们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通过合理的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规划，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共进。

4、科学性生态文化建立在科学的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基础之上。

我们需要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物种的生态需求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便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保护和发展策略。

三、生态文化的重要性1、促进环境保护生态文化能够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促使人们自觉采取行动来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当人们从内心深处认同并尊重自然的价值时，就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

2、推动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而生态文化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念和价值支撑。

简述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作者：王蕾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5年第06期内容摘要：随着全球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反映了生态系统的不平衡性。

近年来，生态批评作为一种全新的批评方法，在我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传播。

本文主要探讨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在生态批评的视域下分析文学作品，旨在提高人类的生态意识。

关键词：生态批评兴起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和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

因此以生态批评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应运而生，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既具有理论基础又具有现实意义，其目的在于提高人类的生态意识。

一.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兴起生态批评这一文学批评理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美国学者约瑟夫·密克尔于1974年出版的专著《生存的喜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学的生态学”这一术语，将生态批评定义为“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学主题和关系的研究。

”并主张文学作品应当揭示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

同年，美国学者克罗伯尔在《现代语言协会会刊》上发表文章，首次将“生态学”和“生态的”的概念运用于文学批评中。

1978年，威廉·鲁克尔特在《爱荷华州评论》第9期发表文章《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首次使用“生态批评”一词，提倡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应该具有生态视野。

“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术语有了诸多的定义。

其中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和劳伦斯·布伊尔的定义最为普遍。

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认为生态批评“就是研究文学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批评就是把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应用到文学研究当中。

”中国的生态意识可以追溯到农耕社会，由于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传统的生态文化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农耕社会认为人与自然本为一体，是一种亲和关系。

然而，到20世纪，中国的学者才将“生态批评”这一学术术语真正地运用于文学批评中去。

2020届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高三语文期末考试试题及答案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现代文阅读I(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生态文学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不长，仍是一个新兴的文学形态。

生态文学作家们努力探索和尝试，让生态文学理念和实践在中国大地扎下根来。

总结当代生态文学创作面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质。

报告文学表现突出，多种文学体裁并进。

早期生态文学多采取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文学形式以报告文学和散文居多。

报告文学如徐刚写沙漠化防治的《穿越风沙线》，岳非丘写长江污染防治的《只有一条长江》等，可谓第一人称表达范例。

散文如苇岸写华北大平原上动物、植物及农事活动的《大地上的事情》等，影响深远。

近年来，小说和儿童文学领域也不乏生态文学佳作，带给我们惊喜。

长篇小说周建新写人与海的《老滩》，儿童文学如黑鹤写动物的《银狐》等，都可圈可点。

全面观照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进展。

近年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以及植被保护成效明显，生态文学作家以自觉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关注和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热情讴歌和礼赞生态环境保护者。

陈启文《穿越共和盆地》真实记录与反映新中国治沙成就，李云峰《汾河行思录》关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等等。

这些作品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多个领域，呼吁人们提高生态环保意识，以更大力度、更多措施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以与时俱进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当代文学增添新质。

生态文学特征是什么？通过研究作家创作活动和作品，不难发现，生态文学一个重要特征是突出作家置身自然的体验和感受，或者说，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其体验和感受，这是生态文学的独特之处。

生态文学作家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无论记人、叙事、状物、抒情，或是回溯历史、描摹心灵，都能从关注自然生态到走入人类内心，关注人类普遍精神生态。

作家们以人文主义情怀，对人类社会生态问题进行理性深刻的剖析与反省，努力探寻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可能出路。

（选自李青松《生态文学绿意盎然》，2020年4月3日《人民日报》）材料二：新冠肺炎病毒正在全球肆虐的时候，生态文学的话题似乎有了更多的关注度。

简述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特点“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它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生态批评这股潮流产生时间较晚，同时与西方相比具有自身的某些特点：古老的生态文化背景和多元的生态思想，而后者尤为突出。

生态批评发展特点20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然而随之而至的生态环境状况的急剧恶化，也给中国带来了难以扭转的生态代价。

有关学者认为，“如果生态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可预见的将来，全国15亿人口将会沦为生态难民。

”可以说，中国生态批评的直接动因是日益恶化的现实生态。

生态批评作为一股兴起于欧美的批评文论潮流，有其自身的产生背景及发展过程。

一、生态批评的兴起及在中国的发展生态批评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发源于美国。

面对自20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学者们陆续将批评视角投向这里。

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从而标志着生态批评这一文论的诞生。

其思想发展过程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动物中心主义，再到生物中心主义，最后向生态中心主义过渡。

”美国批评家斯莱梅克曾这样惊叹生态批评如此迅速地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显学：“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

‘生态文’（ecolist）和‘生态批’（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

”在中国，生态批评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我国学者最早以生态美学为题发表的专文是1994年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与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主要呈现两种理论形态，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主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属于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

”迄今为止，国内已出版众多生态批评专著，如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0年），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等。

从生态批评角度解读《上层林冠》摘要：伊恩·麦克伊早期小说《上层林冠》对于当代生态文学批评有着明显的理论意义，其在小说内容和结构层面上体现出的环境意识、文化批评以及未来展望等方面，对于生态批评视角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从生态批评的基本概念、历史渊源和主要理论探讨入手，其次结合小说故事情节和作者意图，从环境意识、文化批评和未来展望三个方面，深入解读小说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最后，本文在总结结论中提出对《上层林冠》生态批评的启示和借鉴，从而为当代生态文学批评提供新的思考和方法。

关键词：生态批评；上层林冠；环境意识；文化批评；未来展望正文：第一章绪论一、生态批评的基本概念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其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生态意识的兴起，由美国研究生态学的学者爱克·卡拉克（Joseph Meeker）于1972年首次提出。

生态批评主要是研究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

生态批评将环境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哲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

二、《上层林冠》概述《上层林冠》是伊恩·麦克伊于1984年出版的小说，描写了一个由神话、科幻和生态主义构成的奇幻世界。

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史丹利的小男孩，他离家出走到了一个神秘的国度——蓝星（Bluestar）上，蓝星是一个被大树、森林和植物所覆盖的世界，小说展现了蓝星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强调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

第二章环境意识的生态批评一、史丹利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小说中，史丹利对自然有着特殊的感知和亲近，他在蓝星的生态环境中逐渐理解自然，与之亲密相处。

这不仅反映了作为儿童主人公的史丹利对自然的直觉感受，也强调了自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

二、大树的生命周期与人类文化的转移在小说中，大树代表了蓝星人类文化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代表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透视中国女性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摘要生态意识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学意识在近年来发展势头很猛，展示着其独特性。

在女性文学创作中，生态意识也同样彰显其蓬勃的生命力。

女性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生态意识的加入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景象，昭示着女性文学新的发展趋向，尤其是城市中的女性文学的发展更突出其独特之处。

在与女性文学相结合后所形成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其具有了中国地域特色，创作成就更大。

关键词：生态意识女性文学城市生态女性主义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一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奥波尼于1974年在《女人或死亡》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它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生态女性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渗透到文学界。

生态女性主义对生态问题和全人类生存前景的关怀使得它充满了生机，展示着无限的活力。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产生的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理论、生态哲学和环境伦理学，它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批评，是研究文学、自然、女性、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

它从环境和性别的双重视角进行文学批评，在性别歧视和生态危机的语境下，“把性别、自然、文学、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反对物种歧视和性别歧视，质疑和解构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观念，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中心文化，其目的是通过文学研究对文学作品进而对整个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改变自然和女性的“他者”和“边缘化”地位，唤醒人们的生态整体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物种平等、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一个允许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世界。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对自然的主宰和对女性的压迫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结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

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在多维视野下既是生态的又是女性的。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解构中心，关注“他者”。

川籍的马忠《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生态内涵》示例文章篇一：《我眼中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从马忠〈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生态内涵〉说起》我呀，是一个超级爱看书的小学生。

书就像我的好朋友，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扎进书的世界里。

最近呀，我听老师提到了川籍的马忠写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生态内涵》，这可让我对儿童文学有了好多新的想法呢。

咱们先来说说儿童文学里的那些故事吧。

就像在一片大森林里，每个故事都是一棵独特的树。

有的树又高又大，那就是那些情节很宏大的故事，比如讲魔法世界的冒险故事。

在这个魔法世界里，小魔法师们要去寻找丢失的魔法宝石，他们要穿过黑暗的森林，森林里有会说话的树精，树精们的声音就像那种古老的钟声，低沉又神秘。

小魔法师们害怕极了，就像我晚上一个人走在黑咕隆咚的小巷子里一样。

“我能找到宝石吗？”小魔法师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

这就好像我在考试前，担心自己能不能考好一样。

这时候呀，小魔法师的小伙伴会鼓励他，“别怕，我们一起呢。

”这多像我和我的同桌呀，有一次我参加跑步比赛摔倒了，我的同桌就跑过来对我说：“起来呀，我们一起冲。

”再说说那些描写生活小故事的儿童文学呢。

这就像森林里那些开着小花的小草丛。

有一个故事是讲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小狗的。

小女孩每天都会带着小狗去公园散步，小狗呢，就像一个调皮的小跟班。

它会去追公园里的小蝴蝶，小女孩就在后面喊：“小坏蛋，快回来。

”这个场景是不是特别温馨呀？这就像我和我的宠物小仓鼠一样，我给小仓鼠喂食的时候，它会用它那小小的爪子抱着食物，可爱极了。

这些小细节就像闪闪发光的小星星，让整个故事都变得特别吸引人。

在儿童文学里呀，还有很多关于友情的描写。

我看过一个故事，两个小男孩是好朋友，一个叫小明，一个叫小刚。

他们一起上学，一起分享小秘密。

有一次，小刚被别的同学欺负了，小明特别生气，就像一只愤怒的小狮子。

他冲过去对那些欺负人的同学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这是不对的。

”小刚在后面拉着他说：“算了算了。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写作转向 摘 要：1980年代以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四次大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包括五四”时期的“人”性写作，1930——1940年代的阶级性写作， 1950——1960年代的政党性写作和“文革”时期的领袖——集团性写作，其思维模式和表现视阈都没有跳出“人与社会”的樊篱。1980年代以后以“人与自然”为反思和表现对象的生态性写作，与前四次大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比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次最富有新质、最没有重复性和最具有开拓意义的转向。

关键词：“人”性写作；阶级性写作；政党性写作；领袖——集团性写作；生态性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05507 滋生于1980年代、兴盛于1990年代至新世纪的生态性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甚至是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观念、写作范式的一次新的转向，这次转向无论是对于改变中国作家的思维模式和表现视阈，还是对于改变中国文学的现存格局和未来走向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 回顾1980年代以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的历程，就大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而言，可以简要地划分为四个阶段或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五四”时期记录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人”性写作，二是1930——1940年代发端于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写作，三是1950——1960年代配合党史教育和党的现实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落实的政党性写作，四是“文革”时期直接体现领袖——集团意志、直接为领袖——集团服务的领袖——集团性写作。 “五四”时期的“人”性写作以鲁迅为其杰出代表。鲁迅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全部创作，包括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一部散文集（《朝花夕拾》）、一部散文诗集（《野草》）和四部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可以说，其主题、主线都是关乎“人”的问题的，尤其是他的那些著名的小说，诸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祝福》、《一件小事》、《故乡》等等，篇篇都是关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思考和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追寻。在鲁迅全身心投入“人”性写作实践的同时，他的弟弟周作人与之呼应在理论上提出了著名的“人的文学”的命题，其对“五四”文学的影响绝不在鲁迅之下，“人的文学”在得到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呼应和发挥后，实际上成为“五四”文学的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 “五四”时期的文坛虽然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均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各种文学报刊、文学社团、文学思潮及文学派别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据统计，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有文学社团40多个，文学刊物50多种。到1925年，文学社团与相应的文学刊物均达到100多个。参见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上册第23页。，其所持的主义和信仰也显得五花八门），但“人的文学”却是统一的灵魂之所在。比如当时影响最大的三个文学组织——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他们或主张“为人生”，或主张“为艺术”，或主张“自由”、“唯美”，可从人的问题出发最终又归结到人的问题的思维逻辑却是其共同的创作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庐隐、郁达夫、徐志摩三人为例，从他们的创作中能够轻易地找到彼此相通相似的追寻“人性解放”的内在精神线索）。又如当时影响最大的三个小说流派——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和自叙传小说，也都是从思想启蒙的立场出发来看待人和表现人的，只不过他们表现的场域和视角不同而已（分别为“城里的人”、“乡下的人”和“自我的人”）。 1927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新文学阵营发生分化，一部分文艺家（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左翼”文艺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同时一定程度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斗争的实践，所以率先提出创作“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普罗文学”顺应了192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形势的需要，所以自诞生之日起发展迅猛，到1930年代（以“左联”的成立和活动为标志）逐渐占据了文坛的半壁江山， 到1940年代（以毛泽东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在解放区发展成为工农兵文学并终于实现了一统天下。 从“人”性写作到阶级性写作，是中国现代作家从1920年代末期开始的一次集体性的转向，他们在此后之所以放弃“五四”的“人”性的写作，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五四”的“人”太抽象、太空洞、太脱离现实，他们终于“发现了现实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压迫者，吃人者，一部分是被压迫者，被损害、被奴役、被侮辱的人，他们觉悟到，人的解放，首先应当是被压迫者的解放。”于是他们把“五四”时期提倡的“人的解放具体地从‘个人主义’式的解放发展为被压迫者整个阶级的解放。”[1]（p24） 早期的普罗文学作家以“三剑客”——蒋光慈、华汉和洪灵菲为代表，他们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激进地描写工农暴动题材的作品，如《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暗夜》、《前夜》、《大海》等，拉开了1930年代大规模的阶级性写作的序幕。茅盾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由于既具有“社会科学家”的理论修养，又具有在广泛地译介外国文学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眼光，加之个人才华出众，所以成为1930年代阶级性写作的集大成者。其长篇小说《子夜》作为现代左翼文学之经典，一直影响到当代。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也都是左翼作家阶级性写作的范本。1930年代围绕在“左联”周围，像茅盾一样自觉地、有意识地从事阶级性写作的左翼作家数量可 观，诸如叶紫（《丰收》）、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殷夫（《别了，哥哥——算作是向一个class的告别词吧！》）、沙汀（《代理县长》）、艾芜（《南行记》）、张天翼（《华威先生》）、丁玲（《水》）、萧红（《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田汉（《顾正红之死》）、洪深（《五奎桥》、《香稻米》）、夏衍（《在上海屋檐下》）、蒲风（《茫茫夜》）等等……他们笔下的人再不是“五四”作家笔下的人了，他们把“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改变成了追求阶级解放的人，他们的创作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从根本上扭转了“五四”文学的“人”性写作的局面。1930年代的非左翼作家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阶级性写作的影响，像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日出》，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都明显地或朦胧地增强了阶级意识。 1940年代解放区的工农兵文学是阶级性写作的最后定格，工农兵作为“普罗”（无产阶级）的具体化身和代名词，此时终于从幕后走向前台，真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王贵和李香香（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三好和荷菏（阮章竞《漳河水》），郭全海和刘桂兰（周立波《暴风骤雨》），水生和水生嫂（孙犁《荷花淀》），牛大水和杨小梅《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喜儿和大春（延安鲁艺《白毛女》）等一批“新人”形象的出现，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一代人物谱系。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从思想意识到组织制度都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使得1950——1960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具有鲜明的政党性写作的特征，这突出地表现为作家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政党的代言人。当时的写作题材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革命历史或曰中共党史题材，作家的写作意图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言，是“歌颂革命战争，并通过描写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2]（p55），代表性的作品如孙犁的《风云初记》（1951）、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954）、杜鹏程的《保卫延安》（1954）、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吴强的《红日》（1957）、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梁斌的《红旗谱》（1957）、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刘流的《烈火金刚》（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等等，从这类题材的创作中，读者可以充分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业绩，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党史教育中起到了教科书的作用。第二类是现实题材，现实题材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党的现实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和解读，比如当时最为热门的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就详尽地记录了党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几个阶段如何引导农民抛却私有观念、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历程，代表性的作品如刘绍棠的《青枝绿叶》（1952）、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1953）、 刘漱德的《桥》（1955）、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秦兆阳的《在田野上，前进！》（1956）、方之的《浪头与石头》（1956）、王纹石的《风雪之夜》（1956）、柳溪的《爬在旗杆上的人》（1956）、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卷1958、下卷1960）、柳青的《创业史》（1959）、李准的《李双双小传》（1959）、浩然的《艳阳天》（第一卷1964）、陈登科的《风雷》（第一卷1964）等等。 “文革”时期的领袖——集团性写作，与1950——1960年代的政党性写作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主要体现政党意志转变为主要体现领袖意志，由主要突出政党的地位作用转变为主要突出领袖的地位作用；二是从写作的组织领导来看带有被某个政治集团掌控的性质，所以在写作形式上常常以“创作组”、“写作班子”、“集体创作”甚至“革委会”、“大批判小组”的名目出现。“文革”期间除了“语录歌”、“忠字舞”外，“样板戏”在其领袖——集团性写作中最具有代表性，“样板戏”形成的过程（创作及改编）恰好印证了从政党性写作向领袖——集团性写作发展、演变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只要把它的经典剧目如《红灯记》、《芦荡火种》（后由毛泽东亲自更名为《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杜鹃山》、《海港》等在“文革”当中的演出本（1972年前后定稿），和“文革”之前的演出本（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做一个比较，便会看得一清二楚。这种领袖——集团性写作到了“文革”后期的所谓“批走资派”和“反击右倾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