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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二十）：尼加拉瓜军事准军事活动案一、主要案情在尼加拉瓜境内及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在1983年底和1984年初，美国派人在尼加拉瓜的布拉夫等港口布雷，并封锁了港口，范围包括尼加拉瓜的内水和领海。
这种布雷活动严重威胁了尼加拉瓜的航行安全，并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和财产损失，其中包括第三国人员、船舶等损失二、常见问题美国的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三、参考答案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港口布雷和封锁等行为不符合国际法。
这是因为：首先，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设置水雷并进行封锁活动，并非出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要求，因而，美国的上述行动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了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
其次，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造成了对第三国船舶和人员的人身及财产的损害，违反了构成1967年海牙第八号公约基础的人道主义原则。
最后，美国的行动违反了国家领土主权原则；本案是国际法院所判案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案件，它对现代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进一步地肯定。
对他国使用武力、侵犯他国领土主权完整、破坏和平秩序、违反人道主义原则，是违反现代国际法的最严重的犯罪行为，行为国应对此承担国际责任。
因此，本案中美国的行为是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侵犯了尼加拉瓜的主权及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美国应对此承担国际责任。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十九）：“露斯坦尼亚号”案一、主要案情1915年5月7日，英国库纳特轮船公司的一艘没有武装的商船“露斯坦尼亚号”，在离爱尔兰海岸12海里的地方被德国潜水艇用鱼雷击沉。
船上乘客遇难者约1200人，其中有128人是中立国美国人。
本案主要涉及禁止攻击非武装商船和不得伤害中立国国民的国际法律问题。
二、常见问题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会引起哪些后果？三、参考答案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引起两个后果：(1) 禁止攻击非武装商船，根据1930年在伦敦签订的《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潜水艇在对商船的行动中，必需遵守水面军舰所应遵守的国际法规则：不得在预先安置旅客、船员和船舶文书于安全地方以前击沉商船或使其不能航行。
1、挪威公债案——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国际协议中的声明保留〖案情〗挪威公债案（Norwegian Loans Case）。
1885年至1909年间，挪威政府和挪威两家银行在法国等外国市场发行了各种不同的公债。
根据法国政府的规定，所有这些公债都载有一个黄金条款，这样，这些公债到期兑换时，应当用黄金或用可兑换黄金的货币来支付；而挪威政府认为，公债的偿还只能由挪威法律来调整，据此，这些公债便只能用挪威克郎（钞票）偿还。
为此，法国政府对其国民行使外交保护，并代表和支持本国公债持有人向挪威提出，要求公债用黄金或用可兑换黄金的货币来支付。
两国在谈判中未能达成协议。
1955年7月6日，法国将次争端向国际法院提出请求书，请求国际法院做出有利于法国公债持有人的判决；而挪威则反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
（注：本案当事国挪威和法国都发表过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
挪威的声明是无保留地接受强制管辖权，但法国的声明则附有一项保留，声明其所接受的强制管辖权不适用于法国政府认为在本质上属于其国管辖之事项。
）〖双主及理由〗法国要求国际法院判决：债务的清偿应当是在息票偿付之日偿付债券息票的黄金价值，并在偿债之日偿付应偿清的债券的黄金价值。
法国政府明确援引《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以及挪威和法国分别于1946年12月16日和1949年3月1日发表的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作为国际法院对本案的当事国挪威有管辖权的法律根据。
挪威政府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4条初步反对意见。
其中包括，挪威政府认为，法国提交法院的争端处于国法排他的管辖围之，不属于《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规定的争端，根据法国的声明中的保留，基于对等原则，挪威也可以援引这一保留并将其适用于本案，因而国际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因为，对法国政府，挪威不应受比法国政府作出的承诺更多的义务的约束。
〖判决及其依据〗1957年7月6日，国际法院以12票对3票作出裁定：法院对法国提交的该争端无管辖权。
国际法案例教学（一）案例1 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案情]1864年普鲁士政府派遣李斯福为驻华公使，4月间，李斯福乘坐兵舰“羚羊号”抵达中国天津大沽口海域，遭遇三艘丹麦商船。
当时普丹正在欧洲因领土问题交战，于是，普鲁士兵舰将三艘丹麦商船拿捕。
清政府根据惠顿《万国公法》第2卷第4章第6节：“各国所管海面，及澳港长矾所抱之海，此外更有沿海各处，离岸十里之遥，依常例归其辖也。
盖炮弹所及之处，国权亦及焉，凡此全属其管辖，他国不与也”，认为普舰在中国洋面拿捕丹麦商船，“显系夺中国之权”。
并与普鲁士公使进行了严正交涉，最终迫使普舰释放二艘丹麦商船，并对第三艘予以折款抵偿。
[问题]1．清朝政府据以行使主权的国际法依据是什么?2．该事件的意义是什么?[分析]1．在传统海洋法上，根据“大炮射程说”，领海的宽度为3海里，约合10华里，沿海国对其拥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
大沽口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现今这一标准已经过时，渤海湾也早为中国内海，对此无须多说。
2．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的意义在于，它使清朝政府认识到了国际法的有用之处，开始对国际法予以重视，从而促进了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
案例2 庇护权案[案情]1948年l0月3日，秘鲁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军事叛乱。
次日，秘鲁当局发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组织指挥了这场叛乱，同时宣布将对该同盟领导人维克托·苏尔·哈雅·德·拉·托雷等进行审讯，自该日起至2月初，秘鲁一直处于戒严状态。
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伦比亚驻秘鲁使馆寻求庇护。
次日．哥伦比亚大使通知秘鲁政府它已对托雷给予庇护，同时请求秘鲁政府颁发他离开秘鲁所必需的通行许可证。
秘鲁对此提出异议．并拒绝向托雷颁发通行许可证。
两国随后就此事进行了外交接触，并于8月31日签署《利马协定》，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
10月15日，哥伦比亚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提交了诉讼请求书。
双方的诉讼主张及理由：哥伦比亚请求国际法院判决并宣布；(1)根据1911年7月18日《玻利维亚引渡协议》、1928年2月20日《哈瓦那庇护公约》和美洲一般国际法，庇护国哥伦比亚有权为该项庇护的目的确定避难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质；(2)领土所属国秘鲁有义务向避难者颁发通行许可证。
第1篇一、背景介绍《巴黎协定》是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的一份国际气候变化协定，旨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把全球平均气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2016年4月22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成为首个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的法律性国际气候协定。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巴黎协定》通过的过程中，美国积极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二、案例分析1. 单方法律行为的定义单方法律行为是指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单方面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
在国际法中，单方法律行为具有以下特点：（1）单方面性：单方法律行为由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单方面作出，无需其他国家的同意。
（2）法律约束力：单方法律行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作出行为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具有拘束力。
（3）确定性：单方法律行为具有明确的法律后果，作出行为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单方法律行为分析（1）单方面性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是单方面作出的决定。
在2017年6月1日的声明中，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是因为协定对美国不利，并强调美国将重新谈判或重新加入协定。
这一决定并未征求其他国家的意见，体现了美国单方面的意愿。
（2）法律约束力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根据《巴黎协定》第28条规定，缔约方可以在协定生效后的第三年开始通知退出，并在通知后的一年后生效。
美国在2017年6月1日提交了退出通知，于2019年11月4日正式退出《巴黎协定》。
这一过程符合《巴黎协定》的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3）确定性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具有明确的法律后果。
根据《巴黎协定》第28条规定，退出后的缔约方不再受协定约束。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不再承担协定规定的义务，如减排温室气体等。
第1篇一、背景介绍南海仲裁案是指2016年7月12日，由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仲裁法庭（以下简称“仲裁庭”）就菲律宾政府诉中国就南海有关争议案作出的裁决。
该案涉及南海的划界、历史性权利、海洋法公约（UNCLOS）的适用等多个法律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案件事实2013年1月，菲律宾政府向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仲裁法庭提交了诉状，指控中国侵犯菲律宾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菲律宾政府的诉状主要基于以下事实：1. 菲律宾声称，中国与南海部分岛礁的主权存在争议；2. 菲律宾认为，中国对南海部分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海洋权益主张违反了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3. 菲律宾要求仲裁庭宣布中国与南海部分岛礁的主权争议无效，并要求中国停止在争议海域的军事活动。
三、仲裁庭的组成和程序1. 仲裁庭的组成：根据UNCLOS的规定，仲裁庭由5名仲裁员组成，其中一名仲裁员由菲律宾政府提名，一名由中国政府提名，另外三名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
2. 仲裁程序：仲裁程序包括诉状、答辩状、证据交换、口头辩论等环节。
在仲裁过程中，双方均提交了大量证据，包括历史文件、地理数据、法律文件等。
四、仲裁庭的裁决2016年7月12日，仲裁庭作出裁决，主要内容如下：1. 裁决认为，菲律宾与中国的主权争议不属于仲裁庭的管辖范围；2. 裁决认为，中国与南海部分岛礁的主权争议应由双方通过谈判、协商等和平方式解决；3. 裁决认为，中国对南海部分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海洋权益主张违反了UNCLOS；4. 裁决要求中国停止在争议海域的军事活动。
五、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一直坚决反对南海仲裁案，认为：1. 南海仲裁案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2. 南海仲裁案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违反了UNCLOS关于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规定；3. 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没有法律效力，不应被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所接受。
六、国际法法律知识分析1. 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国家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平等，任何国家不得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其意志。
经典国际法案例国际法指适用于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
以下是由店铺整理关于经典国际法案例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经典国际法案例(一)英挪渔业案〖案情〗1935年7月12日，挪威国王颁布一项敕令，宣布4海里专属渔区。
该海域以连接挪威沿岸外缘的高地、岛屿和礁石(即“石垒”)上的48个基点之间的直线基线向海平行划出。
这些基点之间的距离有的超过10海里，其中最长的达44海里。
英国反对挪威划定基线的方法，认为直线基线法违反了国际法。
在外交谈判失败后，由于多艘英国渔船被挪威逮捕，英国于是在1949年9月28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主张及理由〗英国认为，挪威1935年敕令确定的直线基线不是依照国际法划出的，国际法上通行的标准是低潮线，即以退潮时海水退出最远的那条海岸线作为领海基线;直线基线法仅适用于海湾;此外，直线基线的长度不能超过10海里。
挪威则反驳说，这些规则不适用于挪威，它所采用的划定基线的方法，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符合国际法的。
挪威划定直线基线的以前敕令并未遭到包括英国在内的任何外国的反对。
因此，应该认为英国已默认了这一方法的效力。
英国对此则称它以前并不知晓挪威的这种划界制度。
〖判决及其依据〗国际法院于1951年12月18日作出判决，驳回英国的要求，判定挪威1935年敕令划定渔区的方法和采用直线基线法确定领海基线并不违反国际法。
由于双方和法院一开始就同意，挪威有权主张4海里领海，而沿岸的峡湾和海湾因历史原因应被认为是挪威的海湾，领海应从低潮线量起，所以争端仅仅是领海宽度应从什么样的基线量起的问题，以及直线基线是否符合国际法、其长度是否有限度的问题。
法院认为，构成“石垒”的岛屿、小岛、礁石和暗礁与挪威大陆一起构成一个整体，因此划定领水时应该考虑的不是大陆的海岸线，而是“石垒”的外线。
平行线法不能适用于划这种基线，因为这种方法对极为曲折和密布岛屿的海岸不合适。
圆弧线法同样如此，因为它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
第1篇一、背景南海仲裁案是近年来国际法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案例。
南海问题涉及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多个国家，其争议的核心是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领土和海洋权益方面的争端。
2016年7月12日，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以下简称“仲裁庭”）作出裁决，认定中国对南海诸岛没有“历史性权利”，并否定了中国对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权利。
该裁决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坚决反对该裁决，认为其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二、法律性质南海仲裁案涉及的法律性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国际法适用性国际法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规则和原则。
南海仲裁案中，争议双方均承认适用国际法解决争端。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海洋争端的解决方式包括直接谈判、仲裁、司法解决等。
本案中，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中国则认为仲裁庭没有管辖权，双方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争议。
2. 国际海洋法南海仲裁案涉及的国际海洋法主要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附件。
公约规定了海洋领土、海洋空间划分、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则。
仲裁庭在裁决中主要依据公约第4条、第8条、第15条等条款，认定中国对南海诸岛没有“历史性权利”，并否定了中国对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权利。
3.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南海仲裁案还涉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如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
中国坚决反对仲裁庭的裁决，认为其违反了这些基本准则。
三、案例分析1. 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中国认为，仲裁庭对南海仲裁案没有管辖权。
主要理由如下：（1）仲裁程序违反了公约规定。
公约第298条规定，争端当事国可以就管辖权问题达成协议，或者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或仲裁。
在本案中，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中国并未同意，仲裁庭的管辖权存在争议。
（2）仲裁庭的组成违反了公约规定。
公约第8条规定，仲裁庭应由5名仲裁员组成，其中一名由争端当事国共同选定。
在本案中，仲裁庭的组成不符合公约规定。
庇护权案（Asylum Case）1．基本事实1949 年 1 月，秘鲁“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领导人托雷（Torre）发动政变失 败后到哥伦比亚驻秘鲁大使馆请求避难。
哥伦比亚大使馆接受了他的请求，并按 照拉丁美洲的惯例和 1928 年关于庇护权的泛美哈瓦那公约给予了庇护。
同时， 哥伦比亚大使馆还要求秘鲁政府发给安全通行证，以便让托雷离境。
然而，秘鲁 政府以托雷被指控的并非政治罪为由，拒绝发给安全通行证。
因此，两国发生了 争执。
哥伦比亚按照两国协议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2．争议的法律问题双方争论的法律问题是： 哥伦比亚作为给予庇护权的国家是否有权单方面使 用一种对领土国有约束力的方式来确定避难人所犯罪行的性质， 即判定究竟是一 种政治罪行还是一种普通罪行； 以及秘鲁是否必须给予必要的担保使避难人能够 平安地离开秘鲁领土。
3．法院适用的法律及其判决1950年11月，国际法院在作出的判决中对这两个问题均作了否定的回答。
法院认为，1889 年《蒙得维的亚国际刑法公约》、1911 年《玻利维亚协定》和 1928 年《哈瓦那庇护公约》都没有规定由单方面确定犯罪性质的内容。
1933 年 和 1939 年《蒙得维的亚公约》虽然有这一内容，但秘鲁没有批准这两个公约， 不受这两个公约的约束。
况且，1933年公约只有11个国家批准，1939年公约只 有2个国家批准，这就很难说这两个公约的规定有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效力。
至于 国际实践，在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确实有过不少给予使馆庇护的事例，但那些事例 是极不稳定的，不能表现为“经接受为法律”的“稳定和前后一致的惯例” 。
因 此，国际法院驳回了哥伦比亚的第一个主张。
关于发给安全离境证问题，法院认为只有在使馆的庇护权合法成立，而驻在 国又同意被保护者离境的情况下， 驻在国才有义务发给安全离境证。
而在本案中， 使馆庇护权尚未得到驻在国承认，驻在国也没有同意让受庇护者离境，因此，秘 鲁没有义务发给离境证。
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1979 年 11 月 29 日，美国在国际法院对伊朗提起诉讼，称 1979 年 11 月伊 朗游行示威者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和领事馆， 并将美国外交与领事人员扣为人 质； 伊朗政府不仅未能制止上述事件， 而且有证据表明也参与并认可了这些事件。
美国认为， 伊朗政府已经违反且仍在继续违反其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法 的义务，要求国际法院裁决并宣布伊朗政府：（1）容许、放纵以及不制止和惩罚 上述行为，违反了其对美国的国际法义务；（2）有特别义务立即保证释放目前扣 押在美国大使馆内的全部美国公民；（3）应对其国际不法行为向美国赔偿损失； （4）应将有关责任人交付司法机关审判。
美国请求国际法院颁布临时保全措施， 要求伊朗政府立即释放全部美国人质并立即恢复美国对馆舍的控制。
伊朗政府致函国际法院，质疑仅将问题限制在占领使馆馆舍本身，认为德黑 兰事件只是代表整个问题的一个“微小的”和“次要的”方面，不能单独予以对 待，不能不考虑到二十五年来美国对伊朗内政的粗暴干涉，它构成对国际法的严 重、粗暴和连续性的践踏，从而把伊朗违反外交法规范与美国违反一般国际法其 他规则直接联系起来。
国际法院在其颁布的临时保全措施中认为， 归咎于美国的罪过在伊朗看来固 然重要且与本案有关，但是，占领使馆并且将受国际保护人员作为人质，不能够 被视为是微小的和次要的问题。
即使伊朗指控的美国在伊朗的外交人员的犯罪行 为成立，法院所考虑的是这些行为则是否构成伊朗行动的理由和在本案中的辩 解，然而，法院不能够接受这种解释，这是因为外交法本身即构成对外交或领事 人员的非法活动的保护及其解决办法。
国际法院进一步认为，外交法规则是“构 成自成一体的规范，一方面规定接受国保护赋予馆舍便利、特权与豁免的义务， 另一方面， 则预见到了对特权与豁免的可能的滥用问题并特别规定处理此类情形”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是有效的。
法院认为，伊朗政府的“被动性”不仅严重违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明 文规定的保护使馆及其人员的义务，而且伊朗政府成员随后又对继续占领使馆、 扣留使馆人员予以充分支持。
国际法经典案例国际法是为了调整国际关系而存在的一套规则体系，其内容涵盖了国家间的公平、和平、合作等方面。
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各个经典案例的指导和影响。
以下是国际法中的几个经典案例。
第一，1947年的《巴黎和约》案。
这是国际公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国际旨在恢复和平的会议。
会议选出由五个永久理事国和六个临时理事国组成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中的成员国将共同负责维持全球和平和安全。
通过这个会议，国际法体系得到了完善和发展。
这个案例展示了国际法在国家间解决争议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案。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一项和约。
这个和约确立了国际法的原则和制度，为以后的国际法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凡尔赛和约还成为了国际法中的一个重要先例，为后来的国际法案例提供了指导。
第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案。
该案是国际刑事法的重要案例之一。
科索沃问题与国际社会对于国家主权和人权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辩论。
国际刑事法庭认定在这一事件中，塞尔维亚政府对科索沃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这个案例表明国际法对于追求国家间和平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性。
第四，1946年的《东京审判》案。
这是二战后就战争罪的指控进行的一场审判。
东京审判确认了个人在国际法中的责任，以及国家领导人作为个人所犯下的罪行，为后来的国际法案例提供了借鉴。
这些经典案例对于国际法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通过这些案例，国际社会不断完善和发展既定的国际法规则，并推动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和平衡。
这些案例还为今后解决争端和保护人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因此，这些经典案例在国际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案例一：拥有伊朗和日本双重国籍的职棒日本火腿队投手达比修有(Darvish Yu，21岁)日前选择了日本国籍。
据其父证实，达比修有已向大阪羽曳野市政府机关提交了所需的文件已得到了受理。
至此，达比修有代表日本出征北京奥运的障碍已全部扫清。
达比修有的父亲拥有伊朗国籍，母亲拥有日本国籍。
根据日本的《国籍法》，公民在满22岁之前必须消除双重国籍的身份，由于达比修有将在北京奥运期间迎来22岁的生日，因此他必须就国籍作出选择。
问题：(1)国籍的取得有哪些方式?(2)达比修有拥有伊朗和日本双重国籍属于哪种?答：1．根据各国的国籍立法和实践，国籍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因出生而取得一国国籍；另一种是因加入而取得一国国籍。
(1)因出生而取得一国国籍。
①血统主义。
②出生地主义。
③混合主义。
(2)因加入而取得一国国籍。
①自愿申请入籍。
②因婚姻、收养而取得的继有国籍。
案例二：张振海，男，中国公民，生于1954年1月10日，河北人。
因对检察院审查其贫污行为不满，蓄意外逃。
1989年12月16日，张振海携妻、子登上从北京经由上海、旧金山飞往纽约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81航班82448号飞机，在飞机起飞20分钟后将其劫持，机上共有乘客和机组人员223人。
飞机最后降于日本福冈机场。
中方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并明确表示只就其所犯劫机罪进行审判和惩罚，而不对劫机罪以外的罪行进行处罚。
日本法院经过审查后同意引渡。
由于中日之间尚无引渡条约，因此日方依互惠原则于1990年4月28日将张振海引渡给中国。
1990年7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劫机罪判处张振海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问：1．国家之间有无引渡义务?2．在相互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怎样实现引渡。
3．请求引渡的主体可以有哪些?本案中中国能否请求引渡?答：1．国家之间无引渡义务，除非它根据条约承担这种义务。
2．如果国家之间相互没有引渡条约，也准许根据互惠原则引渡。
3．一般情况下，请求引渡的主体，即有权提出引渡请求的国家，主要有：犯罪本人所属的国家；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家；受害的国家，即犯罪结果发生地国家。
本案中，中国是可以提出引渡请求的国家——犯罪本人所属国家案例三：卓长仁劫机案1983年，从沈阳机场运载105名乘客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自沈阳东塔机场起飞后，被机上乘客卓长仨、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和高东萍等6名持枪歹徒采用暴力和威胁的方式劫持。
他们用枪射击驾驶舱门锁，破门闯入驾驶舱后，对舱内人员射击，将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击成重伤。
威逼机长王仪轩……7月18日，汉城地方刑事法院开始审判。
经审理后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卓长仨、姜洪军有期徒刑6年，安卫建、王彦大有期徒刑4年，吴云飞和高东萍有期徒刑2年。
问题：（1）韩国对中国被劫持地96号民航机、机组人员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约》的规定了（2）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是否违反国际法?为什么?（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的根据是什么?（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该原则有何意义？答：（1）符合。
根据《海牙公约》第9条。
（2）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不违反国际法。
因为关于劫机犯的引渡，《海牙公约》规定非法劫持航空器的行为应视为可引渡的罪行，但并为规定缔约国之间的引渡人犯之义务。
当时，我国与韩国均为《海牙公约》的缔约国，但两国并无外交关系和缔结引渡条约，因此韩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将劫机犯引给中国。
（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罪犯的根据是《海牙公约》的第4条，我国是被劫飞机的登记国和罪犯的国籍国，对他们的罪行有管辖权。
（4）参考课本176页（具体理由请各位同学参考教材有关民用航空安全及引渡的相关内容。
）解题思路：本案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有两个：一是对被劫持的航空器，机组人员和乘客的保护问题；另一个是对非法劫持航空器行为的管辖、惩治和引渡问题。
评析这两个问题都离不开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的确定。
不论各国内法对非法劫持航空器的行为如何定罪，而国际法非法劫持航空器的行为是指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以下简称海牙公约)第一条规定的行为：“凡是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任何人： (一)用暴力或用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恐吓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企图从事任何这种行为，或(二)是从事或企图从事任何这种行为的人的同犯，即犯有罪行”。
按公约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所谓“飞行中”是指自航空器装载完毕、机仓处各门均已关闭时起，直到打开任一机仓门以便卸载完毕为止。
航空器被迫降落时，应被认为仍在飞行中。
另外，该公约规定仅适用在其内发生罪行的航空器的起飞地点或实际降落地点是在该航空器登记国领土以外，不论该航空器是从事国际飞行或国内飞行。
对于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及其内的机组人员和乘客，依公约规定航空器的降落地国应予保护。
公约第9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或维持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
对航空器、乘客或机组人员的继续旅行提供方便，并应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
韩国使我国被劫持的296号民航机的机组成员和乘客和机组人顺利返回中国。
并将航空器交还给中国。
所以应结论，韩国是严格遵守了海牙公约规定的。
关于对非法劫持航空器罪行的管辖、惩治和引渡罪犯问题，《海牙公约》也作了规定。
按公约第四条规定，航空器的登记国对在该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具有管辖权；航空器降落时被指称的罪犯仍在该航空器内，则降落地国有管辖权；罪行是在租来时不带机组的航空器内发生的，而承租人的主要营业地国有管辖权，若承租人没有主要营业地国则他的永久居所地国有管辖权。
发现罪犯在其领土内的国家若未将罪犯引渡给有管辖权的国家，它应行使管辖权。
其他国家可按照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
公约规定的管辖权相当广泛，含有普遍管辖的因素。
公约的第六和第七条规定：罪犯或被指称的罪犯所在的缔约国在判明情况认为有必要时应对该人实行拘留，并应立即对事实进行初步调查，以及把拘留情况立即通知航空器的登记国，航空器承租人的主要营业地国或永久居所地国和被拘留者的国籍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并说明其是否意欲行使管辖权。
罪犯所在地国如不将其引渡，则应将此案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
该当局应按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
如果缔约国间是以引渡条约作为引渡的条件，而它们又未订有条约时，可以自行决定以本公约为对该罪行进行引渡的法律根据。
但公约并未加诸缔约国引渡义务。
根据公约的上述规定,中国是296号航空器的登记国对劫持该航空器的罪行有管辖权,我国当时虽未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同是1970年《海牙公约》的缔约国,因而有权向韩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六名罪犯。
但韩国是航空器的降落地国，且该航空器降落时，卓越长仁等六名罪犯仍在机内，因此它也有管辖权。
韩国对中国没有引渡罪犯的义务。
对我国的请求予以拒绝，由其主管机关进行处理也是符合《海牙公约》和国际法的引渡规则的。
韩国对罪犯处理的不足之处是刑罚偏轻。
因为按《海牙公约》规定罪犯的发现国如不引渡给他国，应由主管机关起诉。
且该主管机关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予以判决。
这就是说对劫机犯应课以严厉的刑罚。
案例三：诺特鲍姆案诺特鲍姆1881年生于德国汉堡，其父母均为德国人。
依德国国籍法规定，诺特鲍姆出生时即取得了德国国籍。
1905年，在他24岁时离开了德国到危地马拉(以下简称危国)，居住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商业活动中心和发展事业。
直到1943年他的永久居所地都在危国，大约在1939年他离开危国到达德国汉堡，并于同年10月到列支敦士登(以下简称列国)作暂短的小住，然后于同年10月9日，以德国进攻波兰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个多月后他申请取得了列国的国籍。
依列国1934年1月4日公布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取得列国国籍必须的条件是：必须证明他已被允许若取得列国国籍就可以加人列支敦士登的家乡协会，免除这一要求的条件是须证实归化后将丧失他以前的国籍——至少在列国居住3年，但这个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例外而免除;申请人需要与列国主管当局签订一项关于纳税责任的协议并交纳入籍费.如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并经列国主管机关的审查批准，列国国王可以赋予他国籍.诺特鲍姆申请取得列国国籍，同样适用该法的规定.但他寻求了3年居留期的例外，并交了25000瑞士法郎给列国的摩伦公社和12500瑞士法郎的手续费，以及1000瑞士法郎的入籍税，并交了申请应缴纳的一般税和3万瑞士法郎的安全保证金以满是规定。
同年10月13日，列国国王发布敕令，准他人籍和发给国籍证明。
10月15日他取得了列国摩伦(Mauren)公社公民资格，10月17日他得到完税证明，10月20日他进行了效忠宣誓，10月23日他签订了纳税协议。
10月20日，他得到了列国政府颁发的国籍证书和护照。
同年12月1日，他得到了危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签发的入境签证。
1940年初，他返回了危国，继续从事他的商业活动，并申请将他在外国人登记册上注明的德国国籍改为列国国籍，得到了危国当局的准许。
1941年12月11日，危国向德国宣战。
1943年11月19日，危国警察当局逮捕了诺特鲍姆，并把他交给了美国军事当局拘留在美国。
同时扣押和没收了他在危国的财产和商店。
危国还于1944年12月20日作出了取消把他登记为列国国民的行政决定。
1946年，他获释放后，向危国驻美国领事馆申请返回危国，遭到了拒绝后，他只得到列国居住。
同年7月24日，他请求危国政府撤销1944年关于取消他登记为列国国民的决定，也遭到了拒绝。
致使列国于1951年12月7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反对危国逮捕诺特鲍姆和没收他的财产，认为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应给予损害赔偿和补救。
危国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
法院于1953年11月18日对管辖权作出裁决，确认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否定了危国关于管辖权的初步反对。
之后，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于1955年4月6日作出判决：驳回列国的请求，支持危国的抗辩，认为危国提出了一项很好的原则，即国籍是个人与国家间联系的基础，也是国家行使外交保护的唯一根据。
但法院并不认为由于列国赋予了诺特鲍姆国籍，它就有了对抗危国的根据，法院也没有考虑诺特鲍姆列国的国籍效力。
问题：（1）何为实际国籍原则？为什么国际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国籍是诺特鲍姆的实际国籍？（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法？答：（1）实际国籍原则指的是：国籍要符合个人与国籍国之间有最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
最密切联系的事实根据惯常居住地、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地等。
如果以一国的国籍来反对别国时，该国籍必须符合实际情况。
这也是危国抗辩得到法庭支持的原因。
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危国——出生取得，列国——归化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