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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新中国刑法的立法，已经走过风雨60多年，其历程之艰辛，过程之曲折，让人感慨万千：一部出台时不过192个条文的刑法典（条文数在当代世界各国刑法典中可以说是最少的），从195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室着手起草算起，到1979年7月6日颁布，先后竟孕育了25年之久！实际上刑法起草的工作时间只用了5年多，长达19年多一直处于停顿状态，这也造成了建国30年，中国没有一部通行的刑法典，这在世界法制史上都是罕见的。
有法才能治国，这一观念早已成为了共识，刑法诞生的过程背后，历经了无数的反复曲折。
个中滋味谁能解？记者专访了法学泰斗高铭暄先生，他全程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刑法的诞生过程，感触颇深的高老讲述了纷纭坎坷的当年事。
26岁开始参与制定刑法1949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宣布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
1950年，新中国刑法典的起草准备工作开始了，由前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负责。
法制委员会为此专门成立了刑法大纲起草委员会，当时不仅翻译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典，而且搜集了中国历史上和革命根据地以及建国以来的刑法立法的大量资料。
1950年，法制委员会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共157条；到1954年9月，又草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
由于当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改革土地制度、镇压反革命及三反、五反等运动，国家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立法工作上，所以两部稿子始终没有提上立法程序，更没有公开向社会征求过意见。
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5个组织法，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便开始着手刑法典的起草工作。
高铭暄说：我当时只有26岁，中国人民大学刑法研究生毕业后，刚留校当了一年老师，就被抽调到了法律室，边工作边参与起草制定刑法。
一、翻译的定义什么时候有了一个民族或部落同另一个民族或部落的接触，什么时候就有了翻译。
西方自一世纪、中国自商周时期开始就有了跨语言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唐代贾公彦在《义疏》中写道：“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辞源》对翻译的解释是：“用一种语言表达他种语文的意思。
”《大英百科全书》：“将用一种语言或者一套语言符号所表示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或者一套语言符号进行转换的行为或者过程。
”对于翻译较为完整的定义，要数现代翻译家奈达的：Translation consists in 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即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上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且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在语义上，其次在文体上。
人物简介贾公彦-贾公彦(生卒年不详，活动期公元7世纪中叶)中国唐代学者。
铭州永年(今河北永年县)人，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发现指纹的特征及用途。
他官至太学博士。
撰《周礼义疏》50卷、《仪礼义疏》40卷。
指纹是手指远端掌面的凹凸花纹。
由长短、形状、粗细、结构不同的纹线组成，分弓、箕、斗三种基本类型，具有终生不变、各不相同的特点。
因此，指纹被广泛用作侦破案件、人身保险、研究遗传疾病和人的自然素质的依据，成为法医学和遗传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
据德国R·海因德尔撰写的《指纹鉴定》(1927年)一书中指出：“世界上第一个用作鉴定的指纹的著作者是中国唐朝的贾公彦，他是唐代的著作家。
他的作品大约写于公元650年，他是着重指出指纹是确认个人的方法的第一人”。
贾公彦，其字不详，唐州永年(今河北邯郸市东北)人。
1919-1949年韩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1919年至1949年期间，韩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段时期正是中国文化和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韩国文学的传播也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
韩国文学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的清朝末年。
当时，一些日本翻译家将韩国古典文学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发行。
这部分韩国文学作品主要是古代的诗歌和小说，如《施公案》和《离骚》等。
这种传播方式相对有限，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而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热切追求自由、民主和科学的时期，韩国文学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机会也随之增加。
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推动作用，也为韩国文学在中国市场的推广提供了机会。
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学者开始翻译和介绍韩国现代文学作品，如朴东輿的小说《稻草人》和金东仁的小说《碧绿的河流》等。
1920年代，中国成立了一些文学团体和刊物，它们致力于推广新文学运动和现代派文学。
这些文学团体和刊物开始关注韩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翻译。
臧克家等中国翻译家开始介绍韩国作家的作品，如《野百合花》和《镜子》等。
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独特的主题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1930年代，韩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扩大。
当时，中国翻译家陆维咸翻译了朴龙河的小说《静秋》和《若水之歌》等，这些作品被广泛阅读和讨论。
中国的一些文化名人也开始关注韩国文学，并主编了相应的选集，如胡愈之、冯雪峰等。
这些选集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40年代，韩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影响，进展放缓。
在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后，中韩两国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有了更多的机会。
此时，韩国文学开始逐渐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文学界占据一定的地位。
中国翻译家如周作人、张辛亥等开始翻译韩国文学作品，并在中国的文学刊物中发表。
中国历史名著书名法语翻译《康熙字典》Dictionnaire Kangxi《辞海》Océan des mots ; Mer de mots ; Dictionnaire lexico-encyclopédique chinois complet四书 Quatre livres du confucianisme《论语》Entretiens (de Confucius)《孟子》Mencius ; Mengzi《中庸》L'Invariable milieu ; Le Juste ; La pratique du milieu ; Le juste-milieu ; Le milieu juste et constant ; La doctrine du moyen《大学》La Grande étude ; La Grande doctrine ; Le Grand savoir五经Cinq classiques du confucianisme六经Six classiques du confucianisme《诗经》Livre des odes ; Classique des vers《书经》（《尚书》）Livre des documents/de l'histoire《礼记》Livre des rites《易经》（《周易》）Livre des mutations/changes ; Mutations des Zhou《乐经》Livre de la musique《春秋》Annales des Printemps et Automnes《道德经》Classique/Livre de la Voie et de la Vertu《孙子兵法》L'Art de la guerre de Sun Zi《二十五史》Vingt-cinq histoires dynastiques (de Chine) ; Collection de vingt-cinq Suvres historiques《史记》Mémoires historiques《资治通鉴》Miroir universel pour aider à gouverner/au gouvernement ; Miroircompréhensif pour aider le gouvernement ; Miroir complet pour l'illustration du gouvernement ; Miroir général à l'usage du gouvernement《永乐大典》Grande Encyclopédie de Yongle《四库全书》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quatre bibliothèques ;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Quatre Trésors de la Connaissance; Bibliothèque complète en quatre sections ; Ecrits complets en quatre magasins ; Bibliothèque complète des quatre trésors/magasins ; Le grand répertoire des livres en quatre catégories ; La collection des quatre greniers ;经、史、子、集Classiques, Histoire, Philosophie et Littérature《楚辞》Élégies/Chants/Chansons de Chu风、雅、颂Chant folklorique, Odes et Hymnes《离骚》Élégie de la séparation ; Lamentations sur la séparation ; Tristesse de l'éloignement 《窦娥冤》Dou E, victime d'une injustice ; Neige en été ; Le ressentiment de Dou E《西厢记》L'Histoire de la Chambre/du Pavillon de l'ouest《牡丹亭》Le Pavillon des/aux pivoines《雷雨》L'Orage《骆驼祥子》Le tireur de pousse/pousse-pousse ; Le pousse-pousse《四世同堂》Quatre générations (vivant) sous un (même) toit《月牙儿》Croissant de Lune《茶馆》Maison de thé《龙须沟》Le Fossé de la Barbe du Dragon ; La rigole des barbes de dragon ; La fosse nauséabonde de Longxugou《文心雕龙》L'Esprit littéraire et la gravure des dragons《三国演义》Roman des Trois Royaumes《水浒传》Au bord de l'eau《西游记》Pèlerinage/Pérégrinations vers l'Ouest《红楼梦》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金瓶梅》Fleur en fiole d'or ; Prunier fleuri dans un vase d'or《聊斋志异》Contes fantastiques du Pavillon des Loisirs《儒林外史》Histoire romancée des Lettrés《狂人日记》Journal d'un fou《子夜》Minuit《春蚕》Vers à soie de printemps《秋收》Moisson d'automne《残冬》La fin de l'hiver《兰亭序》Préface au Recueil des poèmes composés dans le Pavillon aux orchidées ; Préface au Pavillon des orchidées ; Préface du pavillon Lanting《清明上河图》Sur les rives de la Bianhe, le jour du Qingming《高山流水》Haute montagne, eau courante《十面埋伏》Embuscades dressées dans dix directions ; Embuscades de tous côtés ; Assiégéde toutes parts ; La grande embuscade《大红灯笼高高挂》Épouse et concubines《定军山》Le mont Dingjun《渔光曲》Le Chant des pêcheurs《卧虎藏龙》Tigre et Dragon ; Tigre embusqué, dragon caché《金刚经》Soutra du Diamant《梦溪笔谈》Propos notés au pavillon Ruisseau de rêve ; Essais au fil du pinceau au Torrent des rêves ; Notes écrites chez Mengxi《周髀算经》Classique d'arithmétique/de mathématiques du/sur le gnomon des Zhou《九章算术》Neuf chapitres de l'art mathématique ; L'art mathématique en neuf chapitres ; Sur les procédures mathématiques ; Sur l'art mathématique《论衡》Essais critiques《甘石星经》Classiques astrologiques de Gan De et de Shi Shen ; Catalogue des étoiles de Gan Shi《授时历》Calendrier de précision du temps《水经注》Commentaire sur le « Livre des Eaux »《天工开物》Manuel des procédés de fabrication《齐民要术》Agronomie essentielle pour le commun du peuple ; Points essentiels pour le peuple ; Techniques essentielles pour le peuple《农政全书》Traité complet d'agriculture/d'agronomie ; Traité complet d'administration agricole《黄帝内经》Classique/Traité de la médecine interne de l'empereur Jaune《本草纲目》Compendium de Materia Medica ; Traité de botanique et de pharmacopée ; Compendium de matière médicale《伤寒杂病论》Traité sur la typhoïde et autres maladies ; Traité du froid nocif ; Traité sur le froid nocif et diverses maladies《金匮要略》Dissertations sur le Coffre d'or《千金方》Les mille recettes de grand prix ; Prescriptions valant mille pièces d'or ;Précieuses ordonnances《大唐西域记》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à l'époque des grands Tang ; Not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sous la dynastie des Tang《图兰多》Turandot《共产党宣言》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古今图书集成》Collection de livres anciens et modernes诗经 livre des odes 阿Q正传la véritable histoire de An Q史记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 女神déesse楚辞 l’Elegie du chu 子夜minuit窦娥冤D’ou E, victime d’une injustice 骆驼祥子le tireur de pousse –pousse雷雨 L’orage 日出le lever du soleil三国演义 L’histoire romancé des trois royaumes水浒传 Au bord de l’eau红楼梦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西游记le pèlerinage de l’ouest西厢记l’histoire de la chambre /du pavillon de l’ouest狂人日记journal d’un fou附：中国文学简史除大量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神话传说外,最早的文学成就是编纂于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949-1958年翻译文学作品背景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翻译工作者的面前展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1951年召开过第一次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出版了《翻译通报》。
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又召开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都在大会上指出了大力开展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重要性。
这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出版社经过公私合营成立了国家的文学出版社，提出了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的宏伟计划。
《译文》杂志在1953年复刊，从1959年起改名《世界文学》，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团结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者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就翻译文学所包括的国家来说，范围也愈来愈广。
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始终占了主要的地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计划地出版了多卷本的《高尔基选集》和《马雅可夫斯基选集》。
这时开始注意到东南欧国家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直到阿尔巴尼亚，都有不少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匈牙利的裴多斐、保加利亚的波特夫的诗歌作品都被介绍过来；在现当代的作家中，如捷克斯洛伐克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对中国读者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开展，举行过不少世界文化名人和作家的纪念活动，翻译介绍了他们的作品，其中包括西欧、北欧、南欧和美国许多作家的作品；同时也重视介绍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作品。
首次翻译了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如《古事记》、《源氏物语》以及不少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还翻译了朝鲜的古典文学作品如《春香传》以及现当代作家的小说和诗歌。
在印度文学中，翻译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五卷书》和迦梨陀娑的《沙恭泰罗》，以及印度现当代作家泰戈尔和普列姆·昌德的作品，还出版了10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
巴基斯坦方面，出版了伊克巴尔诗集。
在阿拉伯国家方面，出版了《一千零一夜》，埃及的古典作品《亡灵书》以及《现代阿拉伯小说集》和《现代阿拉伯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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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及其作者让•埃斯卡拉蒋隽许多人生前名声显赫，而身后却寂寞无闻，让·埃斯卡拉（Jean Escarra）即是其中之一。
作为20世纪前叶法国民商法和比较法学的巨擘，埃斯卡拉曾于1921年至1930年在华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法律顾问，并随后多次来华。
在中国，埃斯卡拉倾心学习中国文化，于我国古代典章、文物、哲学、语言等无所不窥、多所通晓，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和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安守廉（William Alford）教授赞为“欧洲中国法顶尖专家及中国法国际先驱之一” 。
他是位多产的作家，其主要作品“在当时就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且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涤荡后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有别于普通西方汉学家，埃斯卡拉对中国的认知不单单来源于书面识读，而更主要的是其长年履华经历所致，尤其是其国府顾问的身份使得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独到的、极具史学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他所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述是研究民国时期的立法、司法以及法学教育等不可多得的史料。
然而，这样一位精通中国法并与民国法制有密切关系的西方汉学先驱，至今在我国仍鲜为人知晓，更遑论对其予以深入研究。
这里，笔者谨以法学所图书馆珍藏之埃斯卡拉代表作《中国法》（Le droit chinois ）为主，在查阅有关资料和与国内外相关学者交流探讨的基础上，尽量将埃斯卡拉其人及其作品全面、准确地呈现出来，以期还原这位隐没于历史长河中的早期汉学大师的形象，并为我国学者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海外汉学家乃至民国法制本身提供一点线索。
一、《中国法》之版本Le Droit Chinois一书并无统一中文译名，曾经先后有《中国法（中国法学通论）》、[1]《中国法制史：概念和演变、立法和司法机构、科学和教育》、[2]《中国法：概念与沿革，立法与司法制度，法律学科与法学教育概况》[3]和《中国法》[4]等几个译法。
比较而言，北平法文版所附中译名应该更具权威性。
自1936年在中国和法国以法文首版以来，本书在中国始终未曾得到译介，但却先后被译成英文和日文而分别于波士顿和东京出版。
新中国成立前英诗汉译的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英诗翻译活动在中国的总体状况可以粗略的划分为四个异质的阶段：第一阶段从清末到1919年“五四”前期为萌建期；第二阶段自1919至1937年为发展期；第三阶段为涵盖整个抗战阶段的艰难期；第四阶段自抗战胜利直至1949年为繁荣期。
因为社会历史状况不同，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张旭，《中国英诗汉译史论》，第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一阶段，除去留下的传教士为传教目的翻译的宗教诗篇，这一阶段主要是一些零散的翻译活动，尚未走上系统化道路。
此时中国正处于自强更新的时代，为了服务于启迪民智，富民强国和摆脱受辱的目的，英诗汉译的作品都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取向，这与时代意识形态的追求直接相关。
同时，在早期的翻译活动中还能看到文化的积淀作用，使得中国历史上时，在早期的翻活动中还能看到文化的积淀作用，使得中国历史上佛典翻译的一些传统呈现于本期的翻译活动过程中。
当时，众译家多是套用汉语中的文言格律来盛纳那些形式相对自由的西洋诗歌，他们苦于英汉文学体系及两种文学体系的语言和诗学品质间的巨大差异，他们的译作在接受上大多受到限制，这也促使晚期的一些翻译家尝试用白话文进行翻译，形成了一场诗的语言的变革。
这一阶段成就较大的译诗家有：苏曼殊、辜鸿铭、马君武、胡适、陆志韦、刘半农等，这些人均以各自的格律体译诗成就名载史册，特别是刘半农、胡适等人直接引发了中国诗歌领域的一场革命。
第二阶段，则由零散的译介逐渐走向规模化。
“五四”新文学运动全面展开，众人纷纷开始翻译外国诗歌，其中当然包括了大量的汉译英语诗歌。
当时众译家已广泛采用白话形式进行翻译，并主要集中翻译几位著名诗人的作品，主要有：几乎所有英国浪漫派的重要诗人，以及美国的惠特曼、朗费罗等现代诗人。
同时出现了一批英诗翻译的大家，他们的译作因艺术宗旨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追求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风格较为自由的有郑振铎、郭沫若等，也有新格律派的闻一多、徐志摩等，还有可以文言体翻译的吴宓、吴芳吉、张荫麟等。
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的法律翻译贺 卫 方＊李传敢社长策划会议日程的时候，我自告奋勇地要承担关于１９４９年以来的法律翻译话题的发言。
开头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任务，因为我自己从１９８４年开始做法律翻译，可以说比较多地介入了这个时代的法律翻译活动，参与过很多丛书的编辑。
有些丛书自己虽然没有亲自参与，但是也做了编委或者副主编、主编之类的工作。
像跟张志铭和季卫东两位合作搞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其实我没有翻译其中任何一本书，但还是愿意去做一个副主编，北京话讲叫混个脸儿熟。
各种编委里边名字入得比较多，可以说自己是新时代法律翻译活动比较多的参与者，凭感觉说话都可以说一些，但后来发现承担这样一个问题的发言，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使命。
首先是１９４９年以后到现在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对于前三十年我们这一代学人既没有实质性的经历，也没有很深入的研究。
任允正老师在这儿，您是译界前辈，应该说您非常熟悉这段历史。
但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对这段历史就不甚了了。
我一直觉得中国５０年代引进苏俄法学是一个特别值得从我们后来者的角度进行深入检讨的重大课题。
是什么因素促使我们去引进它们？在引进过程中我们经过什么样的筛选吗？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当时对于书目的选择？我们当时的引进跟制度之间有种什么样的关联？遗憾的是，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是太少。
后二十多年的法律翻译，虽然我们经历了，也参与了，但迄今为止针对这些翻译本身所作出的研究还是相当少。
导致我们研究的困难还有统计数字的缺乏。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有一些很严格的数据来表明不同时代的法律翻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比方说，不同国别的情况，近代一百多年来我们翻译不同国家的书目的比较，哪些国家更多，哪些国家较少，转译的比例和直接翻译的比例，不同的法律门类如刑法、宪法、行政法等等，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在清末的时候国际法是一个特别受重视的方面，但到了现在，我们却发现国际法仿佛进入到自己的衰老期了。
“９１１事件”也许会激发对国际法问题的更多翻译和研究。
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准确地显示不同时代翻译作品的一个完整的数据或图表。
我自己不会做图，但是我自己脑子里边想象，做个图会很漂亮。
我们还可以拿中国跟日本比较，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十分注意及时翻译西洋的各种作品，用梁启超略显夸张的话来说，几乎可以说是，西洋那边儿的书刚刚杀青，日语的译本就在日本的书店里可以看得到、买得到。
那么在日本，哪些书被翻译过来了？跟我们比较，那里的翻译有怎样的特色？比方说，萨维尼的书在日语有多少译本？在我们这儿有哪些译本？哪些主要著作还没有译本？这样的一种资料建设，尽管算不得多么深入的学术研究，但是可能现在对于翻译史，尤其是对法律翻译史的深入检讨却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我想这次会议只是一个开端，只是宣布一种非常有希望、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新开端。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119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总第１期）我觉得１９４９年以来外国法学引进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开始有一段时间我们是非常大规模地引进了苏联的法学，维辛斯基们的著作大行其道。
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样的一个引进过程中可能起到了龙头老大的作用。
后来我自己看了一些文献和资料发现，苏联法学在当时的引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色是，它跟我们自己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实际上是不搭界的，或者说联系并非很紧密。
我觉得苏联法律著作的引进，包括任老师刚才说的那些老辈翻译家所进行的那种翻译工作，其功效与其说是一种对于制度有直接推进的力量，不如说是那些老辈法学家还能够在一个不讲求法制的时代仍然能够有一些涉及法律的活儿可干。
我记得潘汉典老师曾经告诉我，董必武跟他和其他年轻学者说，你们不要写东西，还是翻译点儿东西好。
搞翻译，一方面当然政治上的风险小一些，另一方面，翻译东西总是一个学术性的活儿。
写东西，能够写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吗？刚才黄风先生也说起关于原创性的问题，可是从５０年代一直到“文革”结束，最不需要的就是原创性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５０年代苏联法学的引进对于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也许被估计过高，实际上，５０年代中国就没用多少内在的动力去建设法制。
一些苏联著作的翻译，包括一些苏联法学家来华讲学，也只不过属于当时全方位学习“老大哥”过程中的一种应景文章。
上层领导人对于引进苏联的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方面的技术的心情是迫切和真诚的，但是，法律或者法学的引入不过是“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段里，有一些西方的著作仍然在出版，虽然数量很少。
这类译著主要是到了５０年代末开始出版的。
比方说，沈景一翻译的《古代法》、张雁深翻译的《论法的精神》、钱克新翻译的《宪法论》。
我们发现那些书的出版者或者译者留下来的一些序言是非常有趣的。
《古代法》的前面，有李祖荫教授写的一个“小引”，好像有些代作者谦虚的一个前言，里面指出：梅因在本书中收集了有关古代法的若干材料，它对我们研究古代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他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和推断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因此在阅读本书、特别是利用书中材料的时候，应当持分析批判的态度，不要被它的花花絮絮的资料和似是而非的议论所迷惑。
商务印书馆将本书重译出版，作为学术批判材料，这是很有必要的。
将梅因这样大师的经典作品说得仿佛只是一本资料汇集，而且居然用“花花絮絮的资料和似是而非的议论”这样的评语，今天看来，真正是鲁莽灭裂，欺人太甚。
可以看出，当时翻译书的目的跟我们现在很不一样。
《宪法论》，这是狄骥的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商务印书馆在前面附了一段出版说明，最后一段说：狄骥的法学思想已经成为现代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种极为反动的思潮，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法学家当中也发生过这种影响。
为了肃清这种反动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学家有必要对狄骥的反动著作进行彻底的批判，以利于巩固我们的工人阶级专政。
本馆出版这一本书，就是供我国学术界进行批判用的。
读这样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特殊的舆论气候。
当然张雁深写的《论法的精神》译著序文不大一样，也许孟德斯鸠处的时代在马克思之前，译者对于孟氏的评论相对来说还比较温和。
所以，在５０年代，我们看得到，一方面是那种激烈地反法制的社会构建思路是如何造成了法律翻译的几近断绝，另一方面，似乎那些受到欧风美雨洗礼的老辈法学家还是心有不甘，试图通过翻译延续那种似乎已成绝响的传统香火。
但是，随着环境逐渐恶化，这种努力终于在６０年代初期完全终止。
120・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的法律翻译・经过多少年的运动，我们终于迎来了７０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
随着“文革”结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民主法制建设的时期，随即法律翻译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过去的二十年间，可以说在座的各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推进了这样的一种大规模的法律翻译活动。
这是一百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涉及语种最多的、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法律翻译浪潮。
是什么因素影响到了我们这样的一种对外国尤其是西方法律著作的翻译？有些因素可以非常直截了当地看出来，比方说，中国社会走向法治，走向一种更大的开放。
我们要建设法治社会，本土的传统没有太多的可资利用的。
过去的实践使得我们知道，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办法去建构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
所以在这个时候，必须向西方开放。
第二，法学界对于法学作为一种独立的专业和独特知识这种意识的自觉。
我们这个时代，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知识分工的深化，给我的感觉有点儿像徐国栋教授刚才说的欧洲中世纪。
中世纪虽然经常被说成为“黑暗时代”，不过它并非那么一团漆黑。
例如在中世纪，你会发现由于今天盛行的民族国家还没有形成，因此大家都没有国别意识，反而行业很重要——我们都是搞法律的人。
今天，知识分工让“同行”的概念有时胜过“同胞”概念。
所以如果黄风教授遇到一个意大利的法学家，可能比他遇到一个中国的农民要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更有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这就意味着法律是一种独立的职业，这个职业使得我们分享着一种共同的语言，甚至类似的价值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域外著作和思想的解读便自然有了更加强烈的迫切感。
第三，对于出版者来说，出版翻译书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项目，尤其是前些年我们没有加入任何版权公约——例如伯尔尼公约——的时候，翻译书也不需要征得原著作权人同意，也不用付原作者版税。
而且，翻译书尤其是那些经典著作是一种长销书——不一定是畅销书，但是每过几年便要再重印，累积下来，销售量就相当可观。
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
第四，中西之间大量的交流导致了有许多人从国外受到教育回来，回来以后他们把国外的那套知识、背景性的东西都给带回来。
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告诉学生们这个人很重要、那本书是经典，希望学生们也能亲聆“天音”，直接读到那些海外名家的作品；学生们也有种迫切的愿望，想看看庐山真面目，想看看老师所跟的那个老师的本来面目，或者老师所读的到底是怎样的书。
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作品的产出就获得了巨大的动力。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对于国外原版著作销售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翻译得到一个更大的市场。
因为不可能在中国很便利地买到外国的原版书，这在客观上提高了翻译作品的重要性。
还有，近年来一些基金会也开始乐于资助法律翻译事业。
我记得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的《外国法律文库》那套丛书，江平老师主持的，开始跟福特基金会联系的时候，好像那些项目官员当时并不那么热心，他们似乎更愿意为立法机关以及政府机关的一些课题提供资助。
我个人过去曾见到过福特资助台湾学者的一套关于近代史的著作，那是很学术化的项目。
我曾跟一位项目官员说，长远地看，资助学术性的著作的出版对于社会将具有更深远的影响；法律翻译著作的大规模出版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法学研究、法律教育乃至立法司法的进步。
福特基金会后来在出版方面，包括对翻译著作的出版资助方面也变得越来越热心。
接下来，请允许我简要地讨论一下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律翻译具有哪些特色？我觉得第一个特色是，从选题到译序之类文字的写作看，最近二十多年的法律翻译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了，我们不再按照意识形态划界。
像哈耶克的著作，在６０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过《走向奴役之路》的译本，但那是内部发行的，读者范围受到严格限制。
当然今天，在翻译方面也会遇到某些阻力。
许121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总第１期）医农女士在这儿，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卓越的编辑，她的经历会告诉我们很多这类例证。
治平和我主持《宪政译丛》，正是许老师做责任编辑。
说老实话，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有一本书叫《宪政与权利——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涉及波兰的地方，是作了某些技术处理的。
我觉得许老师应该把那个原稿好好保留下来，以后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文献，看看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环境变化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