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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朱光潜先生二三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也就是在我上大学的那些年月,“兴无灭资”运动普遍展开,经常在某个文化学术领域物色“资产阶级观点”的典型代表,然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他进行批判。记得在美学领域较早被选中的“靶子”是朱光潜先生。那时总以为朱先生必以一篇系统的检查和认错告终。但不,只见他检讨后依然精神抖擞,顽强应战。他在接受对方某些他认为正确的意见,切实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也坚持自己的观点,认真与别人论辩。他自知不懂马克思主义,却并不自暴自弃,而是决心学习这门新的学问,且为此学习俄语。朱先生的这特点,当时给子我这个大学生深刻印象,觉得他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想不到这位心仪中的大学者后来竟有机会让我认识,甚至还在同一个单位共事!那是1960年的下学期开头,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教授根据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关于加强外国文学教学的指示,着手扩充该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队伍。为此他把全系一些较有外国文学专长的老教授都集中在文学教研室,同时从四年级爱好文学的学生中抽调了好几位,包括笔者,作为“新生力量”。朱光潜先生当时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代表”,但大家都公认他是确有学问的学者。所以西语系和哲学系就共同委任他一个任务:给两个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一门西方美学史培训课,课堂就设在西语系所在的“民主楼”。说心里话,这门课我是很感兴趣的,谁料第一课我就出了洋相!原来朱先生正在讲课的时候,窗外的树上传来嘁嘁喳喳的鸟叫声,我朝窗外一看,只见一群欢蹦乱跳的鸟儿玩得正欢,似乎在互相热烈交谈什么。我正津津有味试图辨别出它们交谈的内容,忽听得一声“叶廷芳!”的叫唤。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只见朱先生两眼直直地盯着我!“请你站起来!”“你把我刚才讲的复述一遍!”这下我懵了,什么也答不出来!全班二十几人的目光一起投射过来,我一下成了众目睽睽的聚焦点。我满脸通红,等着朱先生的训斥。但他却一句话也没有说,盯了我一会以后,用手势示意我坐下,继续讲他的课。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学校之所以用拔苗助长的办法让我们提前毕业,“赶鸭子上架”当教师,就是希望我们快快“成长”起来,以便早日把“资产阶级专家”的老教师们替换下来。这一意图当时系里掌实权的领导曾经明确地向我们透露过,老教师们心里也是明白的,故他们对青年教师一般都客客气气。然而朱光潜先生通过给我这个“下马威”,分明表示他不买这个账!我把朱先生这种表里如一的严格态度跟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争鸣精神联系起来,觉得他在这里表现的又是一种坚持真理的态度,我又看到了他的一种骨气,因而心中更加敬佩他了!于是我决定登门拜访他一次,为道歉,也为求教。
开门的正是朱先生本人。出乎我的意料,他热情招呼我往屋里坐。在他楼上的书房坐定后我马上说:“朱先生,今天主要是来向您负荆请罪的。”“哦,没有那么严重!那天上课你走神了,我提醒你一下而已。”停了一下,他接着说:“现在你自己也是教员了,我想你自己在上课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也不会当作看不见的吧?”我连忙说:“是,是,维护课堂纪律是每个教员的责任。”也许他看见我脸红了,赶紧把话题岔开:“最近你在忙什么?”“在写讲稿,关于海涅的。”我说。“你备课时除了德文,还看别的语种的资料吗?”“我中学六年学的是英语,大学第二外语领导要求我学俄语,可学了俄语却把英语忘了!现在这两门外语用起来都有困难。”他像在思索什么。这时我立刻想起了朱先生掌握多种外语,正好趁此机会向他讨教一下:他有什么诀窍没有。他听了我的提问后说:“那时我们有机会去国外学习,在外语环境里效果自然不一样。再说西方一些大的语种都是拼音文字,字母大同小异,字义也有不少相近甚至相同。从学习方法上说,外语这东西最讲坚持,切忌中断,不能抓了这个,放了那个;凡抓到的就要死死不放。”我又问:“在您学过的几门外语中,您觉得哪一门最难?”他沉吟片刻,说:“德语最笨。”见我流露出会心的微笑,就没有继续回答为什么了。然而“文革”后,恰恰是朱先生最弱的这一门外语,使他完成了一项国家的重点翻译工程,即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四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