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16头条新闻·HEADLINES5月7日上午9时许，诸暨市下起了雨，《方圆》记者随着诸暨市检察院枫桥检察室检察官黄启刚驾车穿过枫桥江上的一座石桥，到达山下湖镇新长乐村位于江边的一处被砖墙围起来的荒地。
正好有一辆拉着建筑垃圾的小货车从这里经过，黄启刚看见了，立刻从车上下来，对小货车司机喊，这片荒地“现在不能倒垃圾了”。
小货车开远后，黄启刚告诉记者，虽然这片荒地已经不再作为垃圾场使用，但附近的村民仍有不知情者，偶尔还会来倒垃圾，检察官也会时常过来看看，遇到倒垃圾的村民便会劝说他们倒到别处。
珍珠养殖小镇边上的垃圾场堆放垃圾的初衷是为了整治环境污染，但这个行为本身又造成了新的环境污染，可以说是好心办了坏事，虽然说不上严重，但是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纠正文｜方圆记者 靖力 通讯员 何若愚枫桥日记之二 5月7日 阵雨 山下湖镇5月7日，检察官黄启刚查看被村民当作垃圾场的荒地。
（摄影/何若愚）关于这片荒地，有一个涉及环境污染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故事。
2017年下半年，新长乐村响应山下湖镇政府环境整治的号召，在枫桥江边上腾出一块地来建成一座垃圾站，专门用于给镇里各村暂时堆放清理出来的建筑垃圾，租金由山下湖镇政府出。
说是垃圾站，其实就是一片荒地，面积约三四亩大。
因为村里条件有限，只是简单地在垃圾站旁建了一间房屋，让村民在这里值班。
半年时间过去，附近的村民基本都按照要求，将建筑垃圾拉到垃圾站来倾倒。
记者在新长乐村走访时注意到，街道上确实几乎没有什么垃圾，因为珍珠产业发达而遍布池塘的村落经过阵雨的冲刷，更有一种清新的味道。
但出现一个问题，垃圾倒到垃圾站之后，下一步怎么办？半年来，垃圾站的垃圾已经堆积如山，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而镇里并没有对这些垃圾的处理作出明确指示。
还有一个问题，垃圾站的位置离枫桥江比较近，建筑垃圾中有一些，比如泡沫类的，遇到比较强的风就容易飘到江里去。
山下湖镇又是浙江著名的盛产珍珠的地方，有些村民还会倾倒珍珠作坊加工后的河蚌等垃圾，这些垃圾腐败后腥臭难闻，极其污染环境。
粮猪安天下作者：蒋文龙来源：《农产品市场周刊》2014年第25期自古以来，畜牧业就和种植业平分秋色，被作为社会安定的重要衡量标志。
近些年，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的消费结构出现了新变化：植物蛋白的消费逐步下降，而动物蛋白的消费则日趋增长。
畜牧业产值在大农业中所占的比例节节攀升。
其中我国生猪饲养量占全球一半以上，排名世界第一。
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畜牧业收入已经占到农民收入的40%左右。
但挑战也随之到来，畜牧业污染破坏着生态环境。
与此同时，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让消费者心有余悸。
一方面，消费者对畜产品供应的品种和质量不断提出更高的、新的要求；另一方面，畜牧业发展迷雾重重，新的问题不断出现。
中国畜牧业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决定行业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题，而问题的答案已经预设。
这就是，既要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又要保证农民增收，同时更要变废为宝，消除污染，为美丽乡村建设加分。
从散养到规模养殖、生态养殖，再到新型畜牧体系建设，浙江总是最先遇到挑战，又最先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
治水倒逼促转型改革开放30多年，浙江“三农”发展始终领先全国。
而在一系列“率先”的背后，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调适。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浙江演进，随着农民身份的转变，延续了上千年的散养模式很快退出历史舞台。
一时间，全省畜牧业养殖数量急剧下降，保障供应压力陡增。
畜牧业发展的出路在于“规模”。
2000年和2002年，浙江审时度势，先后两次召开全省会议，推动规模养殖。
经过努力，规模化水平迅速提升，其中生猪和家禽的规模养殖水平分别达到了82%和91%，在全国高居首位。
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这就是人们生活条件改善后，对生态环保提出了新的要求。
畜牧业发展的关键从“规模”演变成了“生态”。
2008年，浙江专门召开会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农牧结合、资源循环的生态养殖模式。
正是这两次产业发展重要关口的正确决策，保证了浙江畜牧业的持续发展。
吴日钧，陈健（江苏省海安县曲塘镇畜牧兽医站江苏海安226661）由黄浦江死猪事件想到的三月的黄浦江死猪事件引发了媒体的全方位关注。
浙江地区往年春夏季节也出现过类似事件，只是数量和影响力远不及此次黄浦江死猪事件。
一、引发这么多死猪的原因在哪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是畜禽行业中最低的。
从各方面透露出的信息看，黄浦江死猪主要来自浙江一带养殖农户和中小规模养殖场。
除了由于气温变化大，仔猪抵抗力下降，圆环病毒感染和腹泻等常见病引起死亡率较往年偏高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养殖场户人畜混居、设施简陋、管理粗放，养殖技术水平低，且生猪饲养量大，散养比例高，养殖密集，消毒隔离形同虚设，业主环保安全意识淡薄，养殖废弃物随意排放，病死畜随意丢弃。
一有疫情全部遭殃；即使偶有天气突变，也因温湿度与空气调节设施缺乏，造成生猪大量应激性死亡。
此次死猪事件，对粗放的养猪模式再次敲响了警钟。
因此，须进一步加快转变生产方式，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划定适宜养殖区域，积极引导养殖业主“退村进小区”，实行人畜分居、畜禽分养。
大力推广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加速老旧养殖场标准化改造，做到生产设施、防疫消毒设施、污染物处理设施、无害化处理设施完善配套;新建养殖场严格实行“三同时”制度，即生产设施与环保设施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运行。
二、抛弃病死猪缘由在哪养殖户普遍素质比较低，对病死畜的无害化处理意识淡薄，缺乏法制意识和环保意识，认为处理病死动物成本高，而且程序繁琐，于是一扔了之。
目前，对年出栏5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养殖环节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费用给予每头80元的补助。
那么散养户的病死猪如何处理呢？流向了何处？其二，其它畜禽（如鸡，与猪相比，病死率和养殖量都很高），其病死畜禽任由养殖户自行处理吗？因此，无害化处理惠民政策能否做到全覆盖、全方位？无害化处理能力跟不上畜牧业发展的需要。
养殖户通常采用的方式有两种：掩埋法与焚烧法。
由于土壤面积有限，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深埋不是长久之计，如何处理畜禽尸体成为一个大问题。
黄浦江死猪事件原因调查来源：关键字：作者：徐智慧赵小燕 2013-07-02 11:19 气温是温暖适宜的24℃，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却面如寒霜。
随着“死猪事件”不断发酵，2000万上海市民对饮用水源——黄浦江的水质感到忧心忡忡。
而上游80公里外的嘉兴市，则被指称应对黄浦江上不断浮现的死猪负责。
黄浦江上的恐慌3月初，上海市民发现，黄浦江上不断漂来死猪。
在黄浦江上游横潦泾段，有人发现，这个一级水源保护地，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猪的浮尸占据。
而上海市自来水厂的取水口，就在不远处。
3月8日起，上海市成立了专门的打捞小组，在黄浦江上开始拉网式搜索，工作人员拿着钩杆，分布在每个水流滞缓的港汊里寻找猪的尸体。
两天后的3月10日，捞起死猪1200余头。
而这，仅是一个开头。
又过了两天，至3月12日下午3时，打捞死猪数量接近6000头。
这个数字足够让饮用黄浦江水的上海人感到惊骇。
饮水安全由此也成为上海的头号话题。
上海市农委3月11日披露，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从死猪内脏样品中，检测出猪圆环病毒，该病毒为已知最小的动物病毒之一，对各个年龄段的猪均有较强的宜感性。
而令人沮丧的是，此病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感染病毒后的猪，病死率很高。
这则消息无疑给黄浦江饮水安全敲响了警钟。
随后，尽管上海市每天发布消息，证明黄浦江水质检测属于安全范畴，以澄清疫情传闻，但这也仅仅把上海人的恐惧转变成恶心。
上海方面强调，在上海本地，未发现向黄浦江丢弃死猪的现象，暗示这些死猪系顺流而下漂至上海。
同时，死猪耳朵上的“耳标”，把死猪的来源地指向了上游80公里外的嘉兴。
超容量的嘉兴养猪业新闻嗅觉敏锐的《嘉兴日报》，3月5日、6日连续报道了养猪户向河道丢弃死猪的现象。
该报道指出，去冬今春，嘉兴市猪的死亡率极高。
据统计，在南湖区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仅今年头两个月，死猪数量已经达到1.84万余头。
但在3月12日嘉兴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称，这一数据未经证实。
2011畜牧业热点时间盘点【生猪篇】五项扶持政策齐发力，促生猪产业健康发展【关键词】：生猪扶持；补贴；标准化事件回放：2011年7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研究确定五项措施促进生猪生产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其中，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小区建设的投资恢复至25亿元；对养殖场（户）能繁母猪给予100元/头的补贴，继续落实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支持生猪原良种场建设，将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范围由421个县增加至500个县，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费用每头补助80元，屠宰病害猪损失补贴由每头500元提高至800元。
防疫需要而扑杀的生猪补助标准由每头600元提高至800元。
基层防疫人员工作经费补贴标准由每年1 000元提高至1 200元。
上榜理由：本轮猪价暴涨以来政府出台的调控政策与2007年的政策差别不大，但新的政策针对性更强，更倾向于扶持规模养殖。
此外，由于政府投入的扶持资金缺乏更为有效的监管，国家在快速提高养猪业规模化水平的同时，养猪补贴仍然存在大量的违规操作现象。
调查显示，2011年一些散户、小规模的养猪户对母猪的补栏积极性并不高，而大的养殖企业尽管有大规模资金投入，但由于扩展养殖规模都需要经历买地、建场(厂)等阶段，因此下一波生猪供应高峰来临可能会在3年以后。
关注指数：★★★★★暴涨暴跌，仍实现“金猪”行情【关键词】：金猪；盈利；疯涨；暴跌事件回放：2011年，国内生猪价格经历暴涨暴跌行情，但综观全年，仍可算养殖业的“金猪”年头。
2011年1—9月份生猪价格延续上涨，9月中下旬以后受多种利空因素影响，猪市逐渐由“牛市”转向“熊市”，猪价延续下跌态势，自2011年中秋以后，全国生猪价由19.8元/kg，狂跌至16.7元/kg，下跌周期长达两个半月。
养猪盈利也由700元/头跌至200元/头，但生猪养殖仍然处于盈利阶段。
整体上，2011年全年生猪养殖平均盈利能力大致在450元/头，年均盈利较2010年增长400元/头，最高盈利达700~800元/头。
何去何从，东莞猪们？——东莞“禁猪令”始末案例摘要：2007年12月4日，东莞市副市长李小梅在东莞市清理畜禽养殖业污染工作会议上透露：2007年11月26日召开的东莞市第32次党政领导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全市禁止养猪。
在2007年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并由此对群众生活造成明显影响的大环境下，东莞此番“禁猪令”立即演变为农历猪年岁尾的一场公共政策大争论。
而这个禁令也被媒体称为是“世界上最牛的禁令”。
东莞禁猪令之路：在此之前，东莞曾进行过两次养猪场大转移行动。
2002年，吹响“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号角的东莞，个体猪场大规模外迁。
2005年，随着东莞“五年见新城”的城市化进程向纵深推进，东莞开始整治包括养殖业在内历时一年的“四清理”。
多数国营或股份制的养猪场外迁，共清理养猪场14673个、生猪199.2万头。
到2006年，东莞养猪场外迁占到90%左右。
而本次“禁猪令”是近年来第三次，也是最坚决的一次“禁猪令”。
根据政府安排，此次禁猪令将分“四步走”，用一年多时间对全市范围内的养猪场进行全面清理：到2007年12月15日，对暂缓清理的养猪场进行核查，实行统一管理；2007年年底前对所有非暂缓清理的养猪场进行彻底清理；2008年底之前，对包括暂缓清理在内的所有养猪场进行全面清理；2009年1月1日起，全市范围内停止所有生猪养殖活动，仍进行生猪养殖活动的场所“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
为什么要禁猪？东莞市政府称，“禁猪令”的首要原因是东莞环境容量日趋窘迫，不堪承受养猪业的污染之重。
东莞市政府提供的资料表明，一头猪排放的污染负荷相当于7—10个人排放的污染负荷。
东莞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达到1.8万吨/年，若要有效削减，相当于要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有效净化处理。
75万头生猪每日造成130多万吨的污水，按照现在每吨8毛的污水处理费计算，一天需要105万污水处理费，一年就是4.1亿元，平均下来，每头生猪需要547元。
何小刚赌博案(建公(城)行罚决字[2021]01207号)
【主题分类】公安
【发文案号】建公(城)行罚决字[2021]01207号
【处罚日期】2021.05.26
【处罚机关类型】公安部/厅/局/分局
【处罚机关】【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浙江省建德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
【处罚种类】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拘留
【执法级别】市级
【执法地域】杭州市
【处罚对象】何小刚
【处罚对象分类】个人
【更新时间】2021.09.18 18:22:11
主要违法事实：2020年9、10月期间，何小刚在姜某某的纠集下，伙同段某、金某某等人在建德市洋溪街道姜某某家中，以赌“筒子功”的方式进行赌博，输赢数万元。
后被建德市公安局民警查获。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决定给予何小刚行政拘留十一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的执行方式和期限：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本决定书到建德农村商业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行政拘留送建德市拘留所执行。
北大法宝1985年创始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为法律人提供法律法规、司法案例、学术期刊等全类型法律知识服务。
1 / 1。
“富二代”不接班，剑走偏锋养猪种菜作者：木勘来源：《党员文摘》2013年第05期他是典型的“富二代”，父亲为了让他当好八亿元资产的家族企业接班人，专门把他送到英国去深造。
可是，他学成归来在家族企业进行一番历练后，却向父亲提出：不接班，自己创业。
而他首先所选择的行当，竟然是又脏又累的养猪业。
这个喝过洋墨水的海归“猪倌”能成功吗？不当接班人，去当“猪倌”今年33岁的叶凯峰出生在浙江慈溪。
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活跃，经商的家庭特别多。
叶凯峰家就经营着当地最大的纸板制造企业，资产高达八亿元。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父母非常希望叶凯峰将来能接他们的班。
为此，2001年，他们将叶凯峰送到英国考文垂大学学习企业管理。
四年后，叶凯峰学成归来。
父亲叶国奋将他安排进家里的企业，让他担任副总。
父亲这么迫不及待地给叶凯峰委以重任，就是希望他能利用自己所学，将家族企业做得更大更强。
一晃两年过去，叶凯峰已经非常熟悉企业的运作，叶国奋觉得交班的时机到了。
可是，2007年3月的一天，叶凯峰却突然找到叶国奋说：“爸爸，家里的企业我不想呆了……”叶国奋大吃一惊：“那你想做什么呢？”“我想去做农业。
慈溪土地挺少的，大部分猪肉都是从外地进来的，我想养猪……”叶国奋做梦都没想到，儿子的理想竟然不是接自己的班当董事长，而是去做一名“猪倌”！叶凯峰的想法在亲戚朋友中传开后，引起一片哗然。
大家要么觉得养猪有失体面，要么觉得人才浪费，甚至有人猜想叶凯峰是不是脑子出现了问题……其实，叶凯峰的这个想法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一番调查、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
原来，他在家里的企业里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行业的发展存在瓶颈，父亲基本上已经做到顶端了。
根据现有的市场情况，若要再投资引进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的话，就会导致产能过剩。
与其艰难守业，不如另辟蹊径去创业。
叶凯峰发现，尽管家乡是发达地区，但猪肉和蔬菜等食品50%以上都是从外地运来的，这个行业充满商机。
浙江蝌蚪案2009年4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志愿者杨素娟赴最高人民法院拿到了关于“蝌蚪案”的终审判决书，中心支持的该案原告代表人俞明达，听到这个耗尽15年的时光打的官司终于获得公平、公正解决的消息后，激动地说，这不仅是我个人对一个案件的胜诉，这是国家法治和环境法律援助的胜利。
该案历经基层人民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四级法院的多次审理、检察院的两次抗诉，原告才最后获得胜诉。
在这起诉讼标的不足50万元的典型的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围绕如何认定因果关系、如何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等问题，各方对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理解差异甚大，致使该案久拖不决。
原告人俞明达原为浙江省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场长。
该养殖场位于平湖市钟埭镇西，自1991年4月开始美国青蛙的养殖和育种，1993年春，被中国特种经济动植物协会认定为全国美国青蛙育种基地，面向全国供种，当年获养蛙净利25万元。
但是，从1993年冬季开始，该养殖场发现，取水河道被工业废水污染，而且，污染状况越来越严重。
后经嘉兴市环保局监测查明：该养殖场取水河道的污染物来自位于取水河道上游的嘉兴市步云染化厂、步云染料厂、步云化工厂、向阳化工厂和高联丝绸印染厂等5家企业（以下简称“5企业”），该5企业违反环保法规定，将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染化废水（主要是色度和COD（化学需氧量））不经处理，直排河道，特别是1993年和1994年的染化废水均比上年增加1万吨，致使下游七个乡约135平方公里的水域受到污染，水质由我国《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88）中的II至III类下降为V类；其中，约53平方公里水域受到严重污染，水质远远劣于V类。
因此，该重污染区域内的河道水体，已因色度和COD严重超标而丧失了工业用水、养殖用水和村民生活用水的功能，并对农田灌溉用水构成威胁。
1994年春，处于严重污染水域内的养殖场与其他受害人，开始四处上访，数十次地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强烈要求5企业尽快治理，停止肆意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