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道德观和市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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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经济学范式在经济学领域中,亚当·斯密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他的经济学理论被誉为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斯密经济学范式,作为一种经济学思维的模式,揭示了自由市场的奥秘,为我们理解市场经济的运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斯密经济学范式的核心理念是自由市场的自发秩序。
斯密认为,自由放任市场可以有效地调节资源的分配和配置,使经济系统实现最优效益。
他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指的是市场机制自发产生的调节力量。
在自由市场中,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的作用,最终促进了社会整体的福利。
斯密经济学范式强调市场的竞争和专业分工的重要性。
斯密认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驱动力,它可以激发创新和效率提升。
通过竞争,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此外,斯密还提出了专业分工的观点,即将生产过程分解为一系列的环节,使得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提高整体生产效率。
斯密经济学范式还强调了市场的信息传递和合作的重要性。
斯密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是信息的载体,通过价格的波动和变化,个体可以了解市场的供求状况,从而做出合理的决策。
此外,斯密还提出了合作的观点,认为个体通过互惠交易和合作,可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合作不仅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还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斯密经济学范式在现代经济学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提供了一种理解市场经济的框架,为我们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然而,斯密经济学范式并非是万能的,它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例如,斯密忽视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以及市场经济对于环境和资源的影响等问题。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需要结合其他理论和方法,来完善和发展斯密经济学范式。
斯密经济学范式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为我们理解自由市场的运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它强调市场的自发秩序、竞争和专业分工、信息传递和合作等方面的作用,为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提供了指导。
从《国富论》出发:理解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关系作者:李函来源:《北方经济》2021年第06期一、斯密的市场观(一)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斯密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其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国富论》中对“看不见的手”的论述见于第四篇第二章,“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一个他们本无意追求的目的”。
可见,斯密认为,个人自我利益是起点,社会共同利益是终点。
人们被看不见的手所指引着,在实现个人对自我利益追求的同时,实现了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
斯密的论述隐含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自利和竞争。
一方面,自利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
在斯密看来,人都具有“利己心”,在“利己心”推动下,实现市场经济中各要素的流动,无需政府干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会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的增加。
另一方面,竞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压力。
“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
”无论是何种行业,都应鼓励其自由竞争,对外开辟市场,加强商品国际间流动,促使制造家争夺更多消费者,提升自身实力,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整体提高。
(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经济运行中起到自发调节作用、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市场范围的扩大,以此促进经济的发展。
首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起到自发调节作用。
斯密认为,“一国所输入的金银量,若超过于其有效需要,那无论政府怎样注意,也不能阻止其输出。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其中发挥到作用。
“任何法律亦不能防其立即输出”。
受到有效需要的调整,金银的输入输出,政府无法干预,因为即便发布禁令也无法阻止金银通过各种隐秘的形式运输,侧面反应了市场“看不见的手”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
其次,市场作用下收入分配的合理均等问题。
斯密认为,劳动及资本虽用途不一,但最后利得“总是均等的,或不断趋于均等”。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人们会趋向利得多的资本用途,避免利得少的资本用途,市场呈现的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在诸国政策干预下,对资本和劳动者自由流动的限制,所造成的不均等实际是一种不平等。
亚当斯密与自由市场亚当·斯密与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供求关系、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的经济体制。
在这个体制中,政府的干预被降到最低程度,市场力量被认为是资源分配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经济学家中对自由市场观念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
本文将讨论亚当·斯密的理论和对自由市场的看法。
一、亚当·斯密的背景和观点亚当·斯密于18世纪在苏格兰出生,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代表作《国富论》明确阐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对自由市场的看法。
斯密主张个人追求自利的经济行为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这正是自由市场这一体制的核心理念。
斯密认为,自由市场的优势在于其自发的、无中央计划的特性。
市场中的卖方和买方通过价格的形成来交换商品和服务。
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将资源自动分配给最需要它们的人。
这种无序的自发性导致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市场的效率。
二、亚当·斯密与竞争斯密相信,真正的竞争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
竞争驱动着创新和进步,并限制了垄断和不正当行为的出现。
他认为,竞争可以通过降低价格、提高质量和创造更好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同时,竞争还鼓励企业提高效率和创造就业机会。
对斯密来说,竞争是市场保持公平和无歧视的关键因素。
他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认为干预会扭曲竞争、阻碍经济发展。
他主张政府应该保护财产权和维护法律秩序,而不是参与经济决策。
三、亚当·斯密的分工与经济增长观点斯密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劳动分工的理论。
他观察到,人们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更多的财富。
当每个人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时,就能够更高效地生产,并在市场上交换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斯密的分工理论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通过分工,工厂和企业能够实现大规模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四、自由市场的局限性与改革然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观点并不意味着没有限制。
道德情感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18世纪苏格兰的一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的著作《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被认为是道德哲学的经典之作。
本文将探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对道德情感的理论和观点。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具有道德情感,这种情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
他认为,道德情感是人类天生具备的,而不是通过教育或社会习俗获得的。
亚当·斯密将道德情感定义为对他人幸福或痛苦的关注和同情。
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关心他人的幸福或痛苦,是因为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人的情感,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情感。
亚当·斯密进一步解释了道德情感的形成过程。
他认为,人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和反应,来判断他人的幸福或痛苦,并产生相应的情感。
这种观察和判断的过程是基于人类的共情能力,即能够理解和感受他人的情感。
亚当·斯密认为,共情是人类道德行为的基础,它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人的需求和感受,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帮助他人。
在《道德情感论》中,亚当·斯密还提出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概念。
他认为,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市场经济会自动调节资源的分配,从而实现整体的利益最大化。
亚当·斯密认为,这种自发的调节机制是由人们的道德情感驱动的,因为人们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他人的利益。
他认为,市场经济的成功依赖于人们的道德情感,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利己心。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论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他的理论强调了人类的共情能力和关注他人的幸福或痛苦的重要性。
在当今社会,人们往往忽视了他人的需求和感受,亚当·斯密的理论提醒我们要关注他人,并采取行动来帮助他人。
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强调了道德情感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机会,但也带来了不平等和社会问题。
斯密悖论解析及其对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启迪斯密悖论,又称“斯密魔力”,是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一种经济理论上的悖论,即自利的经济行为会最终促进整体社会的利益。
这个悖论一直是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难题,对于如何在市场条件下进行道德转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让我们先来解析一下斯密悖论的内涵。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认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通过市场交换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从而最终带来整体社会的利益。
这意味着个体的自私行为会在市场机制下被转化成整体的社会利益,从而产生了一个看似悖论的结论:自私的经济行为会最终造福整个社会。
斯密悖论所隐含的问题却是:在市场条件下,个体的自利行为是否能够总是最终促进整体社会的利益?事实上,个体的自私行为往往会导致资源的不公平分配、环境的破坏、道德的缺失等问题,这与斯密悖论的理论结论似乎并不相符。
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得人们更加追求个人利益。
正是在这种市场条件下,人们的道德观念、社会责任感和对公共利益的认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亟需对斯密悖论进行深入的解析,以便找到在市场条件下进行道德转型的有效路径。
我们需要看到斯密悖论的局限性。
斯密悖论提出了自利行为会最终造福整个社会的观点,但它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的影响、公共物品的供给等。
这些因素在市场条件下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完美和社会福利的损失,从而使得斯密悖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我们需要探讨在市场条件下如何进行道德转型。
我们需要强化市场监管和法律制度建设,以规范市场经济中的各种行为,减少市场失灵和道德风险。
我们需要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和教育引导,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利益意识,使得每个市场参与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够考虑整体社会利益。
我们需要加强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以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斯密分工理论的主要内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早在300年前就提出了分工的观点。
18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刚刚起步,斯密看到的是工场手工业特有的分工,在其著作《国富论》中用大量篇幅探究出分工理论。
1.分工和生产力分工源自交换的需要。
斯密指出,人类具有易货交换的需要,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去生产出自己擅长生产的东西,以便向别人交换成自己无法生产的产品。
斯密分析到,分工既然可以提高生产率,那么每个人专门从事生产自己优势产品,专职于某项工作的利益会大于综合性工作产出的效益。
譬如猎人比起打猎更擅长造弓箭,那么将时间用在造弓箭去换取猎物比既造弓箭又打猎收益更大。
因为交换促进分工,分工对工人在生产过程的生产效率也有促进作用。
参与交换的人、个体越多,产生的附加价值就越大。
没有分工,就没有协作,也就没有商品经济的出现,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转。
分工对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
斯密观察到在制针厂将生产制针工序细化,由多个工人分工担任,能将生产效率直接提高240多倍。
斯密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得出分工能大幅提高生产率的原因有:一是分工提高了工人的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熟能生巧且日渐专注;二是分工节省了变换工作的时间,中间产生的浪费和消耗很少;三是分工促使机器设备的发明创造和改进,机械武装到工人的生产,让工人完成比过去更多的工作量。
工人的进步、流程的进步以及技术的进步,斯密从这三点因素,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背后动力。
2.分工和市场分工受市场限制,市场规模决定社会分工的深度。
斯密认为,分工是市场规模扩大的结果。
一方面,市场规模越大,参与交换的需求越多,分工则越细,工作生产率越高,它创造出来的价值增量也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另一方面,财富增长又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市场资源分配越合理、越有效率,市场的需求越发提高,越能产生和支持技术进步促进分工。
由此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导致市场经济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往复增长。
总之,在斯密看来,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劳动生产率越高,创造的国民财富则越多。
亚当斯密管理学的主要观点亚当·斯密的管理学观点真的是一块宝藏,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的思维方式。
首先,斯密最著名的理论就是“看不见的手”,听起来像魔术一样,其实是说市场如何通过个体的自利行为,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
就像我们常说的,个体的努力能汇聚成集体的成就。
你想想,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最后却形成了一种“自然的秩序”,这就是他提到的市场机制。
哎,这就跟咱们的生活一样,人人都想发财,结果反而让整个市场活跃起来。
再往深了说,斯密也强调了分工的重要性。
他的意思是,分工可以让每个人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从而提升效率。
这就像在厨房里,炒菜的、切菜的、洗菜的各司其职,最后能做出一桌好菜。
你要是让一个人同时做所有事情,那肯定是忙得不可开交,结果可能连个汤都煮不好。
这样一来,大家都能发挥所长,最终的成果可想而知,味道绝对一流。
接着,斯密还谈到了竞争的重要性。
他认为,竞争能够推动创新和进步。
就像打游戏一样,如果没有对手,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能做到多么厉害。
市场中的竞争,就像一个个“BOSS”,你打败了他们,不仅能升级,还能收获更多资源和经验。
竞争让每个企业都得不断改进,这样消费者才会受益,最终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当然,斯密也没有忽视社会的责任。
他认为,虽然个体的自利行为能促进经济发展,但也需要一定的道德标准来约束。
就像咱们平时常说的“人不能太贪”,太过分了可就不好了。
他提倡的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大家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关心他人的感受。
这样的社会才能持久发展,毕竟,谁也不想跟一群自私的人打交道,对吧?再来看看斯密对相关部门角色的看法。
他认为,相关部门不应该过多干预市场,但在某些情况下是需要出手的。
就像开车的时候,偶尔得踩刹车,确保安全。
相关部门的作用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防止垄断现象的发生。
你要是让市场完全自由,可能会出现“大鱼吃小鱼”的局面,最终利益只会被少数人垄断,这可不是斯密所期望的结果。
亚当斯密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的巨著《国富论》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当·斯密创立了自由市场理论,认为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各种资源将被最大化利用,市场价格能够自我协调,实现经济效率和公正性的双重目标。
这种观点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被广泛应用于当今世界的市场经济体系。
亚当·斯密的经济哲学亚当·斯密的经济哲学是源于他对人类自私行为的认识,他认为人类是自愿交换的生物。
他发现,当个人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时,就可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因此,“看不见的手”可以促进自由市场的繁荣和社会进步。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是提高社会财富的最有效方法。
他的经济学理论源于经验主义和科学方法,依据人类行为、市场原理和经济学原则进行推论,证明市场经济体系的效率和公正性。
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详细解释了自由市场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好处,以及它们为什么能够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市场自由竞争会导致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的提高。
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下:1. 个人自由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元素是个人自由。
这意味着个人应该能自由地选择要做什么、如何生产和销售产品、选择工作、行业和生活方式以及财产的实际用途。
2. 市场自由竞争另一个核心元素是市场自由竞争。
这意味着政府应该避免干涉就业、生产和销售决策方面的决策。
市场自由竞争是在市场上必须自由竞争的企业之间实现的。
市场自由竞争可能实现经济效率,同时保持了为能够按照明确的原则和价值观自由选择社会构造的机会。
3. 自我协调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自我协调市场。
这是因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价格是自我协调的,可以自行解决供求不足的问题。
当市场价格太高时,买家数量会减少,所以价格会下降。
斯密悖论解析及其对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启迪1. 引言1.1 斯密悖论简介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18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他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学中著名的“斯密悖论”(Smith’s paradox),也被称为“悖论的手洗理论”。
这个悖论指出,自私利益导向在市场经济中是有效的,因为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可以促进整体经济繁荣。
如果每个人只追求自身利益而不考虑他人的利益,就可能导致道德沦丧和市场失序的问题。
斯密认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自由交易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同时也存在道德困境。
人们追求私利可能导致忽视他人利益,甚至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
斯密呼吁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他人利益,倡导道德自律和社会责任感。
斯密悖论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性。
只有在道德和经济兼顾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实现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市场条件下的道德转型,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探讨,以确保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社会公平和个体良知的坚守。
1.2 我国市场条件下的道德转型我国市场条件下的道德转型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
传统的道德规范已经无法完全适应现代市场环境下的复杂变化和挑战。
如何实现道德的转型和提升成为当前我国社会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的私利和市场规律常常会与道德伦理发生冲突。
一方面,市场竞争的激烈和利益的诱惑使得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谋取利益,甚至牺牲他人的权益。
人们追求经济效益和物质享受的欲望也容易导致道德价值的淡化和忽视。
我国市场条件下的道德转型并非一帆风顺。
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建立需要长期的努力和持续的引导。
教育和舆论引导是关键的环节。
通过教育和宣传,可以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监管和法律法规的健全也是保障市场道德的重要手段。
斯密的道德观和市场观
-----摘自《经济观察报》薛兆丰文
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阐释者。
他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以下简称TMS)剖析了人类的心理特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以下简称WN)则阐述了市场的运行机制。
两部巨著浑然一体:斯密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恰恰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坚如磐石的正当理由。
斯密首先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是自私自利的。
他写道:“我们并不轻易怀疑某人缺乏私心。
缺乏私心并不属于我们通常对人产生猜疑的原因之一。
然而,如果某个人不是为了家庭和朋友的缘故,却不爱护自己的健康、生命或财产,不去做本来只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就足以促使他去做的事,那么这无疑是一个缺点,虽然说这是某种可爱的缺点。
它把一个人变成与其说是轻视或憎恨的对象不如说是可怜的对象。
但是,这种缺点还是多少有损于他的尊严和他那品质中令人尊重的地方的。
满不在乎和不节俭的品质,一般不为人接受,并不是由于它讨人怜悯,而是由于它缺乏对自己利益的恰当关心(VII.II.87, TMS)。
”
不难设想,人如果都不自私,那么社会就无法存活。
从纯逻辑的角度看,人可能是极端利己的,却不可能是极端利他的。
人人都极端利己的社会,仍然是可以想象的社会。
虽然彻底弱肉强食,与动物世界无异,但动物世界也仍是可能的世界。
然而,人人都极端利他的社会,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谁都不肯吃饭,非要让给别人吃;别人都吃饱了,也还是不肯吃,非要把剩下的粮食拿去酿酒或养猪……这样的社会不可想象,也不可能存活。
然而,事实上,人并不处于这两个极端,而是在自私的同时,也还懂得同情。
斯密这样写道:“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
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
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
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I.I.1, TMS)。
”
然而,同情心的强弱是随着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显著变化的。
斯密写道:“同样,对于人性中的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来说,我们自己的毫厘之得失,会显得比另一个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的最高利益重要的多,会激起某种更为激昂的高兴或悲伤,会引出某种更为强烈的渴望和嫌恶(III.I.45, TMS)。
”
斯密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假如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其全部亿万居民突然毁于一场地震,那么一个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欧洲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觉得,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会忧心忡忡地想到人世无常,人类创造的全部成果就这样在顷刻间灰飞烟灭。
可是当悲天悯人、深谋远虑全都过去以后,他就会像平常一样优哉游哉地做生意、寻开心,好像这种不幸的事件从未发生过。
哪怕是他自己遇到的最小的麻烦,都会让他更为紧张不安(III.I.46, TMS)。
”
换言之,满足自己的同情心,也是自私的一种表现。
然而,为了追求这种满足,每个人都不能走得太远,以致让自己付出太高代价。
斯密指出,有些人会为了崇高的目标,作出巨大的个人牺牲,但他们并不是在爱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而是因为他们在爱自己的优点。
斯密写道:“这不是人性温和的力量,不是造物主在人类心中点燃的仁慈的微弱之火,即能够抑制最强烈的自爱欲望之火的。
它通常是一种更强烈的爱,一种更有力的感情;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III.I.46, TMS)。
”可见这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也没有超出自私的范畴。
到此,斯密眼中的人性结构便清楚了。
首先,人是自私自利的,而根本不懂得利己的人不仅是罕见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
其次,人又是具有同情的天性的,周围的人的痛苦和快乐,会根据远近亲疏,不同程度地转化为自己的痛苦和快乐。
这样,一个始终以自私为依归的人,就会在两个不同领域内,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来谋求个人幸福的最大化。
那就是在私人领域,人们乐意为亲情和友谊作投资,因为这更有利于满足其同情心;而在公共领域,由于人人距离增大,同情心显著削弱,人们就只能在产权保护下,以非交际的方式,通过从事贮藏、分工、装配、交易和运输等活动来改善生活。
即使有人愿意行善,那么在他提供的钱财或服务以外,其他环节也还是得以公共领域的规则办理。
对此,斯密在17年后发表的《国富论》中写道:“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
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
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I.2.2, WN)。
”
正是因为同情心靠不住,人类才需要市场经济的协助。
斯密在同一段紧接着说:“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
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
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
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I.2.2, WN)。
”
这就是斯密的“道德观”和“市场观”的交汇处,是他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组织”画的分界线,也是他在考察了人类同情心本性后对市场体系大加赞赏的转折点。
从《道德情操论》到《国富论》,斯密始终坚持“自私”的主线。
他只不过是先在《道德情操论》中考察“同情心生效”的私人领域,然后在《国富论》中考察“同情心失效”的公共领域,由此分析人类在这两大领域追求幸福的不同方式而已。
对斯密最常见的两类误解,就是要么把他在公共领域的见解,用到私人领域上去,从而宣称斯密主张“绝对的自私自利”;要么把他在私人领域的见解,用到公共领域上去,从而宣称斯密主张“企业家应该讲社会道德并与大众分享财富”。
由于在家庭、亲属和朋友等私人小圈子里,同情心具有很强的作用,所以在这些小圈子里人们往往做出许多令人感动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市场上是不可能经常发生的。
但即使人们在为亲友付出的时候没有索取实物回报,我们也能理解他们在同情心驱使下得到的精神满足。
然而,尽管如此,即使是在私人小圈子里,自私也仍然在起着主导作用。
例如,我们不会向比自己富有的亲人送钱;有来无往的友谊往往不可能持久,等等。
在公共领域,我们尤其要警惕人们要求企业家讲道德的现象。
如果“讲道德”是指企业家不能瞒骗顾客,那是对的,因为瞒骗违反了交易合约,不仅伤害了顾客,在法治健全的情况下也会伤害股东。
但如果“讲道德”是指企业家应该拿企业资产去行善施恩,就与斯密的本意格格不入了。
斯密明确指出,在市场领域依靠别人的恩惠“是一定不行”的。
长期以来,不少人喜欢把“人权(human rights)”和“产权(property rights)”对立起来,进而谈论产权为人权作出让步的问题。
这是深深的误会。
个人产权就是人权。
企业的产权是由多人的产权通过复杂的合约组织起来的。
企业的产权也仍然是个人人权。
如果要求企业家在市场上行善施恩,那就等于要求企业家侵犯股东的人权。
要企业家行善施恩的观点,在斯密那里找不到依据。
斯密不仅不可能要求企业家替股东动用同情心,而且更不可能要求企业家在市场这种公共领域动用同情心。
更重要的是,在斯密看来,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他们都是有私心的普通人,要求他们在公众领域行使本来只在私人领域才起作用的同情心,那岂不是特别容易诱发假公济私的行为吗?
斯密并非写了两部自相矛盾的著作,分别供市场经济的怀疑者和支持者引用。
相反,他通过《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构造了一个自洽体系:由于人不仅是自私的,而且还天生需要通过满足小范围的同情心来换取快感,所以不仅需要在私人领域强调爱心,而且也更需要在公众领域强调应由自私之心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来推动公益,并强调要警惕自私的掌权者对市场机制的破坏。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斯密为什么被视为市场经济之父,而不是计划经济或福利主义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