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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对话——从简·爱、娜拉、子君看女性独立意识摘要：女性独立一直以来被人们关注，不少女性为了争取可以和男性拥有平等的地位而努力奔走着。
也许她们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可以“水滴石穿”。
文学作品中典型的为争取努力的代表人物便是简〃爱、娜拉、和子君了。
她们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争取了独立的地位。
关键词：平等对话女性独立简〃爱娜拉子君所谓“平等对话”是指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上要享受平等的地位。
男权社会已经统治太长时间了，其间不少头脑清醒的女性开始反抗，要求女性独立，要求平等对话。
尤其是进入工业社会以后，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大胆女性也越来越多。
她们以出走反抗这种男权统治。
本文就将《简·爱》《玩偶之家》《伤逝》中的女主人公的反抗行为作一些讨论，看看女性为争取独立做出的努力。
1.为平等而做的努力1.1简·爱的离开《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名篇。
书中向我们描绘了倔强、聪明而又坚强的女主人公——简·爱的形象。
简·爱从小寄居在舅母家，所以寄人篱下的滋味肯定称得上“饱尝”。
那是的社会生活如同一杯白水，平淡无味，但简·爱却是那个不安分的水分子。
她倔强，遭到舅母的种种虐待和误解也从不争论，因为她知道所身处的位置，即使舅母知道不是她所为也会让她当替罪羊。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简·爱是一个聪明的女子。
她总是与大家格格不入，与其说是“格格不入”不如说是“不随波逐流”。
她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永远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大家不要对此批判她，因为在工业社会即使你委屈自己，别人也不会在乎你的委屈，还不如使自己得到释放。
这也是提倡对人的解放的一种诠释吧！后来简·爱到罗切斯特的庄园去做家庭教师。
简·爱并不美，这一点她很清楚，所以她也不会期望这个百万富翁可以爱上自己。
但当罗切斯特向她表露爱意时，她都不敢相信。
随着长时间的接触，她也爱上了这个男主人。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玩偶之家》与《伤逝》的异同陈思佳 湖南师范大学摘 要：娜拉与子君是易卜生、鲁迅两位作家在《玩偶之家》和《伤逝》中塑造的两位女性形象。
两部作品虽然产生的国度、时代、社会背景不同，却同样聚焦于女性解放问题。
在《玩偶之家》中，易卜生以娜拉从满足到觉醒，最终逃离家庭的人生轨迹，表达了女性解放的迫切需要；在《伤逝》中，鲁迅笔下的子君从封建家庭出走，最终又回到封建家庭之中，子君的悲剧，恰好是对娜拉的补充，回答了“娜拉走后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是对《玩偶之家》的继承与发展，点明了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是经济独立。
关键词：女性解放；易卜生；玩偶之家；伤逝[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51-01《玩偶之家》与《伤逝》塑造了极为相似的人物形象。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是一位开朗乐观的女子，她天真烂漫，快乐的像一只“小松鼠”。
刚开始，她认为自己的婚姻是美满幸福的，认为海尔茂是一位理想的丈夫，向林丹太太炫耀自己富足的生活。
然而，当她伪造签字为丈夫筹钱治病一事东窗事发之后，在面对撕下“伪君子”面具的海尔茂时，她恍然大悟，自己竟从未认识过“亲爱的托伐”。
于是，她决定离开自己的家庭，去“了解我自己和关于我的所有事情”，去完成自己“神圣的责任”。
《伤逝》中的子君是“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她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在与涓生搬进吉兆胡同之后，她自以为收获了爱情，抵达了人生的目的地。
然而，婚后的种种不顺利让她“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最终在因社会压力而回归旧家庭抑郁而终。
娜拉与子君都曾是优雅可人的，然而，她们都将婚姻最为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婚后丧失了自我，成为了丈夫的傀儡与附属品。
娜拉对丈夫惟命是从，为家庭任劳任怨，对子女尽职尽责，甚至连吃杏仁甜饼都要悄悄地，生怕丈夫不高兴，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泥娃娃”。
6/2011教育观察摘要鲁迅的《伤逝》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都是通过塑造善良无私、热爱生活、珍重爱情具有觉醒意识的女主人公形象去展现本国内特定时期男权社会的社会风貌挖掘出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对人的思想和命运的深刻影响从而发人深省。
鲁迅塑造的子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娜拉形象的中国化《伤逝》中的故事可以说是娜拉从专制的男权家庭中出走走向中国封建专制男权社会后必然结局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续写《伤逝》子君批判性续写—论《伤逝》中子君这一娜拉式人物形象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湖北省430415唐金凤唐金凤批判性续写—论《伤拧分凶泳 庖荒壤 饺宋镄蜗笠撞飞 ?9世纪后期挪威最杰出的戏剧家在戏剧史上享有盛名其独创的“社会问题剧”激发人们思考社会问题使戏剧蕴含深刻的社会内涵为欧洲近代戏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其代表作中《玩偶之家》堪称经典主人公娜拉为解救病危的丈夫不惜伪造签字并为维护丈夫的名誉决定牺牲自己然而事情被揭穿时丈夫只求自保完全不顾娜拉的处境意识到自己一直是丈夫的玩偶后娜拉毅然离家出走。
娜拉出走这一开放式结局在上世纪五四时期的中国引发了强烈反响“娜拉出走后究竟往何处去”引发了学术界广泛的争论其中鲁迅的观点最为讲究实际他认为妇女解放至关紧要的是经济独立认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经济是最要紧的了。
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1925年鲁迅更是塑造了《伤逝》中的子君形象以小说的形式彻底解析在当时的中国女性出走的必然结局。
《伤逝》中的爱情故事可以说是《玩偶之家》娜拉故事的续写。
“子君”就是“娜拉”形象的中国化。
鲁迅在续写过程中也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创作中也不乏进行了娜拉形象中国本土化的思考无论是女主人公子君的生存环境及其个性特征和觉醒状态还是周围人物的设置甚或叙事角度和方法都无疑展现了其作为文学艺术大师的敏锐时代感和独特的个人精神气质。
一、人物活动的社会背景、生存环境《玩偶之家》以19世纪后期的挪威社会为背景进行创作当时挪威社会已受到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处于“伟大的变革时代”。
最初的反叛最后的自由作者：张姚尧来源：《魅力中国》2010年第23期摘要：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自由解放主题是时代发展、妇女思想进步的产物,其中著名的“新女性”---“娜拉”和“子君”,更是以其鲜明的艺术形象,成为当时社会中妇女解放的“号召者”，至今仍富有现实意义和劝告意味。
娜拉和子君的形象差异原因分析，体现了妇女解放斗争活动对“精神自由”和“经济独立”两大方面侧重点的差异，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中是各有不同强调的，这也帮助我们更客观的审视两位叛逆女性在妇女解放历程中呈现出的时代意义。
Abstract:I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works, the subject of female liberat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and the progress of woman thought. Then Nola and Zijun, who are called “new women”, became the summons to liberate women in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because of their bright artistic images. And even today, they are still rich i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some meanings of advice. The analysis of Nola 's and Zijun's images manifested the difference of the attentions which the feminine liberation paid to “spiritual freedom” and “economic independence”. In different time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works, there are different emphasises. This is also helps us objectively to examine the time significance presents by the two women with rebellion during the feminine liberation period.關键词：娜拉；子君；女性解放；精神自由；经济独立Key words:Nola；Zijun；Feminine Liberation；Spiritual Freedom；Economic Independence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296-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北欧，挪威的剧作家亨克利·易卜生创作了名剧《玩偶之家》，为社会呈现了一位否定传统婚姻观念、追求自我个性解放的“娜拉”，易卜生再现当时资产阶级家庭妇女的真实地位，用艺术的形式积极支持妇女的自我解放。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走不出家庭的娜拉 作者：张华 来源：《文教资料》2015年第08期
摘 要： “女学生”是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出现的新事物，中国现代小说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审视。“女学生”在许多现代著名作家的笔下出现，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郁达夫等人对其均有重点关注。“女学生”有被人误读和误解的一面，但她们自身也有不成熟的一面。“女学生”因为接受了学校教育，思想上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但当她们遭遇到现实中的困难时，找不到解决方法，因此她们实际上无法在行动上跟思想保持一致，最终只能成为走不出家庭的“娜拉”。中国现代小说对女学生的这种审视，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意味。
关键词： 现代小说 女学生 现代新女性 娜拉 女性是古今中外小说中的重点描写对象。随着现代教育的兴起，女性开始进入学校。这时，女学生也开始在小说中出现。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有不少作品中出现了女学生形象，如沈从文的《边城》、《潇潇》，郁达夫的《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庐隐的《余泪》、《或人的悲哀》，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家》的茅盾的《林家铺子》，老舍的《离婚》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女学生或者为主角，或者为配角；或者因作者的有意关注而进入作品，或者为作者的无意关注而进入作品。她们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蕴，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
一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十会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当时有不少作家都创作出了与娜拉相似的女性。如鲁迅的《伤逝》中的子君，老舍的《离婚》中的马少奶奶。无独有偶，此二者都有女学生身份。
“女学生”是身份特征十分明显人物类型。她们是新女性的一种。她们在中国女性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中国女性身份和地位的转变的因素十分复杂。“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因为只有教育，才有可能使女性发生内在的、根本性的变化。而“女学生”就是接受教育中的女性。她们走出家门，来到学校读书，成为女学生。然而，女学生身份是否可以使女性彻底地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呢？中国现代小说的回答是：不一定。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从《伤逝》到《虹》看“男性导师”形象及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嬗变 作者：金柚希 来源：《牡丹》2018年第23期
无论是《伤逝》中的涓生，还是《虹》里的韦玉和梁刚夫，这些男性都扮演了知识女性成长道路上的“导师”形象。不同的男性导师，对于女性的成长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子君与梅行素同是知识女性、同为出走的娜拉，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她们身边的男性导师是负有重大责任的。通过观察、分析这几位不同形象的“男性导师”，人们能够发现他们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巨大改变。而正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为“娜拉”找到出走后的方向和人生价值提供了最广阔的空间和最强大的话语支持。
一、相似的涓生、韦玉，迥异的梁刚夫 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伤逝》中，人物关系简明，只有一位出走的”娜拉”子君和她的导师兼爱人涓生。而在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虹》中，有两位男性能称为女主人公梅行素的“导师”，即韦玉、梁刚夫。通过阅读这两篇小说，人们能直观地体察出涓生和韦玉的形象气质极其相似，而梁刚夫的形象气质却与前两者迥然不同。
在《伤逝》中，涓生与子君谈泰戈尔、谈雪莱，并在丢掉工作后靠译书挣钱，可以看出涓生受过高等教育，并接触了西方新式思想。而涓生的家庭情况并不甚好，其经济环境并不宽裕，他向子君求婚时曾剖露心声：“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在《虹》中，韦玉是梅行素的初恋，父母双亡，他靠姨夫接济得以生活，读过几本托尔斯泰的书和几本新杂志，感受到了西方婚恋观和爱情观的冲击。综上，不难看出涓生与韦玉在家庭出身和教育经历上是极为相似的。贫寒出身，却接受了高等教育，读了几本西方著作，便自觉了解西方思想，以这种形式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是很难有刚毅坚强的男子汉气质的。因此，也可以看到，涓生与韦玉在遇到困难时都表现出骨子里的懦弱和自私，涓生在丢掉工作后责怪子君，韦玉在爱情无望时选择逃避。
论《寒夜》中曾树生的两次“出走”作者：巴俊玲来源：《大观》2015年第03期摘要：《寒夜》中曾树生是巴金笔下最有生命力的女性形象，她从封建礼教和寒冷家庭的两次出走，体现了现代知识女性在追求自由和幸福道路上的艰辛追求。
关键词：曾树生；娜拉；出走《寒夜》是巴金创作的小说中公认的艺术成就最高的。
《寒夜》中曾树生的形象一直是评论界津津乐道的话题。
早期的评论中，曾树生的形象多是负面的，如“在旧社会的压迫下，失掉了正确的人生态度，并且正在不自觉地走向毁灭深渊的小资产阶级女性。
”[1]随着研究走向多元化，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兴起，曾树生不再是被批判的对象，其形象解读出现了各种声音。
一、从封建礼教出走《寒夜》的社会背景是抗战胜利前夕，曾树生的年龄是35岁，以此推算，曾树生的学生时代是在“五四”以后的新式学堂里完成的。
相对于鲁迅笔下的子君，曾树生此时是幸运的，因为这时新文化已经广泛普及，大众认同并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提倡新式思想甚至是社会上时髦的事情。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传统道德作出了大胆的反叛，力图打破以父亲为象征的传统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束缚。
伴随着“人的发现”，“女性解放”成为时代浪潮。
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
一经推出，娜拉便成为当时女性解放的代言人，成为中国广大知识女性的偶像。
毫无疑问，曾树生所受的新式教育中，必然有着娜拉色彩。
尽管《寒夜》中着墨不多，在十五万余字的小说中，曾树生的描写仅有四百多句，但从对过往生活的回顾中可见，曾树生是个娜拉式的女人，她受过高等教育，思想解放，充满生命的活力，毅然同传统家庭决裂，与志同道合的汪文宣同居生子。
在30年代的大都市上海，曾树生的行为是受到新式知识女性推崇的。
当若干年后，汪母蔑视曾树生不过是儿子的姘头，声称自己是花轿娶进门的。
曾树生并无怯意，她大胆地反驳，“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 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略论娜拉与子君命运的不同
易卜生,可以说是继莎士比亚以后最伟大杰出的戏剧大师。
20世纪英国伟大的戏剧大师萧伯纳曾这样赞赏他:“莎士比亚过时了,易卜生伟大,我是他的鼓吹者。
”[1]由此可见易卜生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让他蜚声中外的正是《玩偶之家》。
人们惊叹于结局给人的震撼力，“砰”的一声关门声,娜拉愤而出走了，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困扰了世人一百多年且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娜拉走后究竟会怎样?
这“砰”的一声沉重有力的关门声,像滚动的春雷从遥远的北欧一直响到中国,振荡着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中国的作家们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出一系列《玩偶之家》型的小说和戏剧，塑造了一系列“娜拉型”的中国“新女性”，对娜拉的命运进行了探讨。
鲁迅先生在1923年冬天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向北京女子高师的学生们作了一次著名的讲演。
他认为在女子尚未取得独立的经济权之前,“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2]并创作了小说《伤逝》，用子君重返家庭来说明娜拉走后“也诚是无路可走”。
然而，我们应看到的是，鲁迅先生并非是仔细分析作品所得到的这一结论，而主要是从作品之外的社会角度分析，尤其是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是“对“五四”以后耽于爱情婚姻的神圣天国中的知识青年发出严峻忠告这一意图背景下作出如此论断的”
[3],因此可以说难免带有功利性和现实针对性，他说指的应是中国的“娜拉”。
小说《伤逝》就是鲁迅先生对这一论断的实践创作，女主人公子君正是中国式“娜拉”悲剧性宿命的典型代表。
在“五四”时期毅然冲破封建束缚和传统偏见、渴望自由爱情的子君，当在真实的生活中逐渐将爱情的浪漫消磨殆尽时，便不得不又重新回到父亲的家门，并默默地死掉。
造成子君悲剧的原因有很多，如人生目标的过于狭小、涓生的自私等，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当时社会环境的险恶，女人经济地位的低下。
这一时期五四运动开始兴起，妇女的地位开始逐步地改善，但是女人并没有摆脱彻底封建社会的束缚，她们并没有真正的生活能力。
即如鲁迅先生在《娜拉出走怎样》一文所说，“因为如果是一匹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
”所以尽管子君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自由的呼声，却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她无法改变整个社会。
因此不妨说鲁迅先生之所以论断“不是堕落,就是
回来”的两条路，是基于中国现实的，可以说是对五四时期正在狂热地提倡个性解放，追求个人家庭幸福而忘记了改造社会的知识青年的警示。
那么娜拉的命运会怎样呢？妇女只有在社会上取得与男人同等地位的经济权才能摆脱束缚，娜拉出走后到底能否取得经济权而独立于世，当然这是一个未知数。
但如果我们深入作品实际情况，从中挖掘娜拉的个性特征，并结合娜拉所处的挪威的国情，兼顾易卜生的创作思想等，我们就不难推断出出走后的娜拉并非“无路可走”，而且存在着路越走越宽的可能性。
从内在原因来说，出走前的娜拉在“玩偶”的外表下深潜着一种可贵的独立意识和反叛精神，同时又具有战胜困难的勇气与信心。
她对于自己的“玩偶”地位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对于丈夫“小宝贝”“小鸟”“小鸽子”的称呼表现出反抗，因而对海尔茂说“走开，托伐!撒手，我不爱听这些话”，与陶醉于男人甜言蜜语的庸俗女人截然不同。
娜拉对海尔茂所说的“年轻人犯罪的案子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撤谎的母亲身上”“妻子是丈夫的孩子”这种明显的歧视妇女的观点深表怀疑.她极力想要取得自己的独立地位，追求男女平等。
当她身处危难，又无法化险为夷时，她打算求助于自己和丈夫共同的好友阮克医生。
阮克大夫很富有而且将要死去，但是，当娜拉刚开口还未讲明自己的请求，阮克大夫就对娜拉讲起了他对她的爱。
娜拉迅速站起来立即中止了话题。
清白、自重的人格，使娜拉拒绝接受这个男人的任何帮助，这也说明了娜拉在出走之后不会轻易堕落。
娜拉无法为丈夫筹得疗养所需的钱，父亲正在重病中，因此她不得已伪造了父亲的签宇且当时瞒过了柯洛克斯泰。
八年偷偷还债的生活她没有一丝怨言，为了丈夫的名誉和孩子们的体面，她坚持了下来，节衣缩食，辛苦劳作，由此也可以看到她柔弱外表下的坚强。
在还债的过程中她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逐渐认识了生活,体味到了生活的甘辛,同时也看到了商品社会中的实质,按照社会经济原则办事,实际上是暗暗地行使着家庭的经济权。
可以说在尚未认清海尔茂的虚伪本质时，出走的娜拉已具备了同男人一样的独立精神。
娜拉表现出的内在力量和勇气，决定了她离家出走之后，一定会依靠她自身的力量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个性，获得独立。
外在原因上，从挪威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作者易卜生的创作思想来看，娜拉很有可能走上“第三条路”。
首先从当时挪威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说，易卜生创作时代的挪威，在政治上由于受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已经掀起了民族主义热
潮。
而在经济上，也开始出现了大工业的萌芽，海外贸易和海洋运输迅猛发展。
这表明，在这一时代资本主义已在挪威兴起和发展，因此也为娜拉一类的女性走出家门提供了可能，娜拉已经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因此很有可能在社会上立足。
而且作者在文中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女性独立的典范——林丹太太。
虽然她也两次为了别人将“性”作为交换条件而为娜拉所不齿，但是丈夫死了之后，她开小铺子，办过小学校，想尽一切方法过日子。
经过她一个人的艰苦奋斗，终于使自己的母亲幸福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使两个弟弟都长大成人并有事做，她也最终在城市中成功地找到了工作。
因此以娜拉的能力来讲，她独立是很有可能的。
而作者易卜生与挪威两个著名女权主义者卡米拉·科莱特和奥斯塔·汉斯泰都认识并有联系，可以说深受她们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1789年创作出探索妇女解放出路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
易卜生本人就曾在1889年写给卡米拉·科莱特的信中说过:“您开始通过您的精神生活道路.以某种形式进入我的作品”，“至今已有许多年了”。
因此可见作者本人的倾向，也说明妇女解放在挪威已有了良好的气候和土壤，女权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
娜拉决定离家出走，难免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很幸运的是现实中已有了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娜拉又具有争取经济所必需的韧性精神，她凭借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完全可能获得独立生活的基本条件。
由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对女性独立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在封建思想仍旧浓厚的中国，子君一类在没有掌握必要的生存能力之前，出走以后，确实面临着“堕落”或“回来”的带有必然性的悲惨命运。
而对于处于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娜拉一类，固然不能完全避免悲剧命运，但较之于中国娜拉，她们更为幸运，有可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注释：
[1]李鸣泉《易卜生与女权主义》，《外国文学研究》, 1996年第三期
[2]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3]晓萍《子君与娜拉们的命运—兼及对《娜拉走后怎样》的理解》，《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