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马建忠“善译”理论之现代价值

一 大概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就有了传译之事。《礼记·工制》篇 里载有：“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 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 曰译。”寄、象、狄鞮、译，都是指通译言语的人。当时中原文化 高于边陲民族，所以通达志欲只限于言语的沟通，也即所谓口译。 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佛经翻译。汉武帝通西域后， 印度佛教哲理相继传入，对当时中国的固有文明不啻是一种别开生 面的新思潮。从汉末以迄宋初一千多年的译经事业，以隋唐为鼎盛，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散见于当时的序文跋语里， 就有不少关于翻译的真知灼见。相传我国第一篇谈翻译的文字，是 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其中说到：
我国早期典籍《周礼·秋官司寇》篇里就有“象胥”（谓通言 语之官）这一名目，唐朝贾公彦所作的《义疏》里提到：“译即易， 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这条注疏，关于翻译的定义，足以给人不 少启发。用现代文艺理论和语言理论，也许可以诠释为：翻译是把 一种语言文字换易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并不变更所蕴含的意义， ——或用近年流行的术语说，并不变更所传递的信息，——以达到 彼此沟通、相互了解的目的。此处仅举一例，藉以说明我国古代的 翻译理论，已有相当精辟的见解，倘能用现代学理，发掘淘炼，当 能发幽显微，推陈出新。
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白话文学的新纪 元，也开创了白话翻译的新纪元。“五四”时期，译著骤增，文体 解放，范围扩大，由小说的翻译而及于诗、散文、剧本、文艺理论 等。语言从文言正宗转为白话本位，接着，作为“五四”的逆流， 又出现白话的新文言和欧化的语体文。鲁迅和翟秋白在 1931—32 年关于翻译的通信，对翻译理论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瞿秋白提 出：“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 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 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在 当时开展的那场翻译论战中，也涉及对严复翻译标准的重新评价。 严复对“雅”的解释，标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复古主张，经 过重大的社会变革，更加显得背离前进的时代，瞿秋白指出：“严 又陵……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古文的文言怎 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 并且通过抨击资产阶级文人提出的“宁顺而不信”的谬论，阐明 “‘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不应当说要‘顺’就不能够‘信’， 要‘信’就不能够‘顺’，或者：要‘顺’就不能够不容忍一些‘不 信’，要‘信’就不能够不容忍一些‘不顺’。”瞿秋白论证翻译是 可以做到又信又顺的，并以校订《毁灭》译句作为实例，连鲁迅看 了也觉得可以承认是“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鲁 迅在一九三五年写的《“题未定”草》里，提出了自己结论性的观 点：“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

第二次翻译高潮：明清两代 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首先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他们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但是，他们的主要和有影响的译著，却不是“圣教”类著作，而是西方科技类著作。如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科技著作，开凿了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先河。徐光启在 1631年春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清末，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它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标准，是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这一提法，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 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开拓者严复以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和科技著作为主，如《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等，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更为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信、达、雅”三原则，被不少人奉为圭臬，历久不衰。除了这三字理论外，严复在翻译主导思想方面的论述也是我国近代译论的精华。他在1894年写的《论世变之亟》中，指出世人所注意的西方“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使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者，“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可见，他提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是自觉地抓了根本，是为了直探资本主义“命脉之所在”。如果说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在明末、清初就得以萌芽，那么当时的翻译家们积极译介西方的先进思想、先进技术所从事的艰辛劳动则是功不可没的。 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 文学革命运动前后，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如雨后春笋，勃然兴起。最有名的早期多产翻译家林纾，移译外国文学著作达一百七十余种，如《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后译为《汤姆大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其实，周桂笙则更早于林纾，而且译作所采用的不是古文，而是一种平易的报章体的文字，颇具特色，不过鲜为人知罢了。文学革命运动后，文学翻译更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文学翻译理论家也随之大量涌现。翻译工作在历史上常常是启蒙运动或思想解放的先导，也是传播人类文明的雄鸡晓唱。“五四”运动前后《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被译成汉文在中国传播，为中国后来的革命作了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这一时期，大概数鲁迅先生译得最认真，它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得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所谓忠实，是指内容上的“信”；所谓通顺，是指表达上的“顺”。瞿秋白在《再论翻译?答鲁迅》一文中说：“翻译的时候，应当用这种绝对的白话文：一方面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眼是中国人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 鲁、瞿所提倡的“信顺”，是科技翻译、文学翻译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此外，鲁迅的论述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主要和突出的是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翻译的目的与宗旨。第二，关于“直译”与“硬译”。第三，关于翻译的言语、句法问题。第四，关于重译（转译）和复译问题。第五，关于翻译批评问题。因此，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有关译论，几乎涉及了翻译问题的各个重要方面，并且都是非常深刻的，是中国现代译学史上最宝贵的财富。 “五四”运动后，还有像茅盾、郭沫若、钱钟书、傅雷、陈西滢等一大批翻译家。茅盾在谈论文学翻译时指出：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这段话的确把如何进行文学翻译作了完整而又全面的阐述。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 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 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 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因此说，这一时期是文坛和译坛上明星叠出的时代，也是我国译学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代。

对严复 “ 信达雅 ” 美学造诣上 的补充 。可见 中国传统译 论同哲学
与美学 有着 不可分割的关系 ，美学思想成为 翻译研究 中不可或 缺 的一部分 。 文学 翻译 中所蕴含 的美学意义更 是不言而喻 ， 翻译 美学视角下 的文学翻译更成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 题。
一
、
我 国 翻 译 美 学理 论 的发 展
美， 如对偶 、 排 比等 ， 比英文更明显突出； 更重要的 ， 中国古典 美学 还讲究 中和 、 气韵、 意境 、 美丑、 情志 、 形象 、 形神、 文质、 虚实 、 真 幻、 文气 、 情景 、 动静 、 比兴等强调文字 内在精神 的美 学要素 。而
研究其 对翻译的启示 ， 同时 ， 以针对性 和相关性 为指引 ， 借鉴 和
翻译美学以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译文翻译审美主体读者和译者翻译审美意识系统审美标准及其审美再现手段为研究对象以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为研究原则立足自己的文化土壤充分挖掘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其对翻译的启示同时以针对性和相关性为指引借鉴和吸收西方美学中的有关理论丰富中国翻译美学的理论内涵
语 言 文 化
２ ０ １ ４年 第 ７期
文学翻译 中的翻译美学理论
觏
（ 兰州大学外 国语 学院 。甘肃 兰州 ７ ３ ０ ０ ０ ０ ） 【 摘
一
要】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 究有着天然 内在联 系， 二者的结合是翻译研 究的一 个方 向。无论从理论上还是 实践上 ， 美学对翻译都有
定借 鉴 意 义 ， 尤其是文学翻译。 本 文通 过 我 国翻 译 美 学理 论 的 发 展 以及 翻 译 关 学 与 文 学 翻译 的 关 系 ， 探 讨翻 译 美 学研 究对 文 学翻 译
三、 美学 分 析 运 用 到 文 学 翻 译 当 中

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张景丰(载《语言与翻译》杂志，2002年第三期)摘要：通过对中国翻译史的回顾,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的回顾，研究翻译理论的发展,促进翻译水平的提高。

[作者简介］张景丰(1958-),女，汉族,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发展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823(2002)03-0048-04翻译是不同民族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体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周朝已开始设译官，此后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高潮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经百家争鸣，翻译理论不断发展、进步、趋于完善。

因此要了解翻译理论的发展，须了解翻译的历史，总结经验。

下面仅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予以探讨。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

有人认为，支谦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

晋、前秦时道安继而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其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琮著《辨证论》，它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他主张译经“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

可见他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并倾向于直译的。

以上三家的论点颇为近似，他们的原则可以概括为“重质朴，轻文采”。

唐代僧人玄奘，其真本领在于翻译佛经，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他不仅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了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语著作的中国人。

他的指导原则就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求真”即追求准确，要力求“忠实原作”，这是一切认真负责的翻译工作者的共同理想。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讲义翻译典型译例举隅：（1）形神兼备式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辛弃疾）Beyond the clouds seven or eight stars twinkle,Before the hills two or three raindrops sparkle.（2）舍形取神式Why the river is rich, because it has two banks.为什么河流是富有的，因为它总向前（钱）流。

（3）文字游戏人曾为僧；人弗能成佛，女卑为婢；女又何妨成奴。

A Buddhist cannot bud into a Buddha,A maiden may be made a home maid.（4）得形忘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李白）Drawing sword, cut into water, water again flows;Raising up, quench sorrow, sorrow again sorrow.（5）象形诗的翻译starIf you areA love compassionate,You will walk with us this year.HuddldAt your feet星啊，如果你那爱中满含怜悯，来年就和我们同行。

我们面对冰河距离，如今拥挤在你脚底（6）难译的原文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

氏时适市视狮。

十时，适十狮适市。

氏视十狮，恃矢势，使十狮逝死。

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

食时，实识是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第一讲1、何谓翻译翻译，中国古代叫做“象寄”或“通事”《礼记·王制》。

严复在《天言论》的译例言中说：“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

《杨子·方言》中说：“译，传也。

”《说文解字》里说：“传译四夷之言者”。

汉明帝时，“摩腾始至，而译《四十二章》，因称译也。

［2］Ellis，R.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3］Ellis，R.Sources of variability in interlanguage［J］. AppliedLinguistic，1985，（6）.［4］Tarone，E.On variation in interlanguage：A response to Gregg［J］.Applied Linguistics，1990，（11）.［5］Tarone，E.On the variability of interlanguage system ［J］.Applied Linguistics，1983.［6］Giles，H.Accommodation Theory：Some New Direc-tions.In：Silva（ed.）.Aspects of Linguistic Behavior.［M］.York：University of York，1980.［7］唐德根.跨文化交际学［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8］王初明.补缺假设与外语学习［J］.外语学刊，2003，（1）.［9］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2007级研究生）摘要：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的依据，中西方的翻译理论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都在进行，提出了各种不尽相同的观点。

本文回顾了中西方翻译标准的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指出我们不应用一种绝对的、纯客观的标准去衡量翻译活动。

关键词：翻译标准研究变化发展1.导论翻译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化交流活动，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翻译家们逐渐把实践上升为理论。

如果要研究翻译理论，学者们就必然要考虑翻译标准的问题。

再谈马建忠和《马氏文通》郭锡良十年前写过一篇短文——《马建忠和〈马氏文通〉》，今年是《马氏文通》出版一百周年，再来做这个题目，我只能是老生常谈，但是也可能并非毫无意义。

一马建忠是什么样的人？十年来我们对马建忠知道得越来越多，认识也越来越深入。

马建忠是一个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站在时代前列、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

他虽然生活在洋务派的圈子里，思想却达到了维新派的高度，是同时代最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之一。

他办过外交，虽然失利，却不愧为一个机敏的外交家。

他搞过航运、纺织，是颇有才干的企业家。

他写过经济方面的论文，提出过不少富国利民的经济建设的主张，是颇具远见的经济学家。

梁启超在《适可斋记言记行·序》中称赞马建忠：“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

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宁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宁有将来。

”这并非谀词，而是出自深有了解的朋友之口的惋惜。

但是，作为社会活动家的马建忠是失败的。

作为学者的马建忠，他至少懂得希腊、拉丁、英文、法文、俄文等五种语言文字，有一定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修养，在仕途失意的情况下，退居家园，本着开发民智、教育救国的理想，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开创了中国现代的语法学。

百年后的今天还被人们当作汉语语法学的创始人来纪念，这大概是他自己没有料到的。

二怎样评价《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出版后，风行一时，早期评价颇高，渐有质疑、刊误。

二十年代对它就有了模仿外国文法的批评；三十年代在文法革新的大潮中，对《马氏文通》“机械模仿”的批评声浪更高。

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学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因为引进一门学科，开始模仿的成分多一些是难免的；研究深入以后，人们对此不满，要求更注重汉语自己的语法特点，批评过头一些，只是矫枉过正罢了。

但是，八十年代又冒出一种彻底否定《马氏文通》、甚至彻底否定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整个汉语语法研究的噪音，这是难以令人首肯的。

一、佛经翻译时期安世高——小乘佛经的首译者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太子，博学多识，笃信佛教，弃王位而向佛，游化西域，后旅居中国，通晓汉语，注重修行，译经20多年，多是直译。

“义理明晰，辩而不华”，《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后世禅学之源。

支谦——《法句经序》支谦（三国）：月支人，博览经籍，莫不谙究。

世间伎艺，多所综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

孙权时（二二二―二五二）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

谦以经多梵文，集众本译为汉文行于世。

约三十年间，译经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

反对译文尚质，主张“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首创“会译”，译文加注也始于他，《法句经序》是中国首篇重要译论。

鸠摩罗什——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六朝），印度人，我国著名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

出家后，通晓大乘经论，后到了中国长安，前后所译的经论，有380多卷。

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提出了表现原作文体风格问题，促进了六朝佛学繁荣和隋唐佛教诸宗形成。

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释道安（晋代）：著名佛教学者，讲授《般若经》。

他不懂梵文，通过同本异译比较研究翻译。

他貌丑心慧，“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凡二十二卷。

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后世佛经注释作出范例。

还总结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学说，具有翻译本体论意义。

(一)胡语里边，倒装句很多，翻译时必须要改过来，使之顺从汉语语法，适应中文的结构；(二)胡语的经典文字质朴，而中国人喜好文字华美，翻译时为了适合中国人好文的习惯，在文字上不得不加以润饰，以便流通；(三)胡经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尤其是颂文部分，同一意义往往要反复三、四次，翻译时，对这些重复的句子要加以删略；(四)胡经中在长行之后，另有重颂，复述长行的内容，翻译时往往也得删除，才能使译文洗练；(五)胡经中，每说完一事，再说另一件事时，往往还要把前边那件事重说一遍，因此翻译时，也不得不对这些重复的话一并删除。

《马氏文通》语言学价值的现代反思戚晓杰【摘要】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功不可没,它的横空出世,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的诞生.不可否认,它的出现也带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由此产生与我国语文教育传统的分裂,使语法背负起不能承受之重.继承传统语文教育的精华,让语法回归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这是解决目前我国语文教育中过度重视或过度轻视语法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使<马氏文通>以来建立的汉语语法学在语文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体现出应有的价值.【期刊名称】《东方论坛》【年(卷),期】2010(000)006【总页数】7页(P43-48,53)【关键词】《马氏文通》;语文教育;语法回归【作者】戚晓杰【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041898年问世的《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它的横空出世，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的诞生。

正如张斌、胡裕树先生所指出：“这本著作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它超越了《助字辨略》《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等书的范围，跳出了训诂学的领域，使汉语语法学由附庸蔚为大国。

”[1](P169)《文通》在汉语语法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其历史价值不可磨灭。

《文通》的首要功绩是它借鉴西方语法体系，科学地创造性地奠定了汉语语法学的框架基础，从此开始了中西方语法的对话。

“在中国历史上，马建忠第一个把汉语研究纳入了世界语言研究的共同轨道，使汉语研究成了世界语言研究的一部分、全人类语言研究的一部分。

”[2]《文通》之前，人们没有想到汉语里有什么“法”，讲究的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神而明之”。

《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打破了这种“语文神秘论”的观点，“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启其缄縢，导后人以先路”，这种开拓精神，令人叹服。

回顾传统译论展望翻译未来【摘要】回顾中国翻译家的理论观点，较成型的理论当自安世高等人的佛经翻译观开始。

至上世纪80年代钱锺书的“化境”翻译观，中国传统译论一脉相承，凸显中国译论特色：语文式、随感式、经验式。

随着翻译学科在我国的建立，翻译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翻译研究也将进入繁荣发展时期。

在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之下，中西合璧的翻译观将会呈现在世人面前。

【关键词】传统译论；中西合璧；繁荣发展0 引言翻译活动在我国由来已久，历来有“翻译始于周代”之说。

伴随着翻译活动的进行，人们对翻译方法、策略、性质和原则加以总结、升华，进而形成独特的翻译理论。

然从佛经翻译大师安世高开始，至上世纪80年代的大文学家、思想家、翻译家钱锺书先生，中国翻译家的译论多呈现语文式、经验式、随感式特征。

钱锺书先生“化境”观的提出，将我国传统译论推向了顶峰。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学者将视角转移到当代西方系统科学译论，以奈达、巴斯奈特、勒弗维尔、霍恩比、韦努蒂和图里为代表的翻译理论家的译论如一股新风，为我国译学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应运而生。

如今，我国学者不断开拓，勇攀高峰，力求走在国际翻译学科的前沿，在继承发扬我国传统译论的基础上，汲取西方译论中的精华，建设属于中国自己的译论。

1 传统译论初见端倪——安世高、玄奘等人的佛经翻译观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是佛经翻译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汉译佛典别具特色，但总体看来偏重直译。

这种严格遵循原文，丝毫不加修饰和润色的翻译手段对后世的翻译观产生了极大影响。

支谦在代表作《法句经序》中提出的“因循本质，不加文饰”翻译观便属一例。

东晋时期道安翻译佛经，提出了自己的译论：“五失本，三不易”，将具体的翻译活动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的著名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将佛经翻译推向新阶段。

“改梵为秦，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1]罗什主张“依实出华”，即在不违背原文意义的基础上注重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

<<马氏文通>>的指称理论指称问题在、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诸领域的重要地位，现在已是众所周知。

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指称研究更日益成为上述诸学科相互交叉又相互融合的一个问题。

十九世纪末，东西方各有一位学者几乎同时对指称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各自发表了对本学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著。

这就是德国的弗雷格从哲学和逻辑学角度所作的指称研究和的马建忠从语言学角度所作的指称研究。

一《文通》指称研究的哲学基础马建忠的指称理论，是他的语言观的核心。

他的语言观集中体现在《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的《后序》中：荀卿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

”夫曰群者，岂惟群其形乎哉！亦曰群其意耳。

而所以群今人之意者则有话，所以群古人之意者则惟字。

传曰：“形声相益之谓字。

”夫字形之衡从、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字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高下、清浊，其变幻莫可端倪。

微特同此圆顶方趾散处于五大洲者，其字之祖梵、祖伽卢、祖仓颉，而为左行、为右行、为下行之各不相似而不能群；即同所祖，而世与世相禅，则字形之由圆而方，由繁而简，字声之由舌而齿、而唇，而递相变，群之势亦几于穷且尽矣。

然而言语不达者，极九译而辞意相通矣，形声或异者，通训诂而经义孔昭矣。

盖所见为不同者，惟此已形已声之字，皆人为之也。

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

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

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则此编之所以成也。

（《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12页，以下仅注页码）这里，马氏从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思维两个关系的角度论证了语法的“天赋”性，其要点是：1.在思维领域里，人类有着不分种族的、古今一贯的共同的意义世界。

近现代中国翻译理论简述——兼评《中国翻译理论百年回眸》文/李玥摘要：本文以笔者阅读的翻译资料与翻译研究丛书《中国翻译理论百年回眸》为基础，依照各个历史时代的划分，对书中阐述的翻译理论、学说进行评述。

关键词：按照年代；主要学说；代表人物；主要特点一、书籍简介《中国翻译理论百年回眸》是由文军教授主持编写的“翻译资料与翻译研究丛书”系列图书中的一册。

书中共收录了1894年-2005年中国出版物中有关翻译理论论文相关信息两千五百余条，每条均按照：序号、作品名、作者、刊名、刊期/起止页码；摘要；关键词的顺序编写。

特别适用于外语教师、研究生、翻译工作者以及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人士使用。

本书有三大显著特点：第一，本书按照大的年代归纳论文信息，这对整理各个年代的翻译理论有清晰的分界；第二，收录的每一篇论文，都会提供摘要和关键词，便于理解论文的主旨，提高索引效率；第三，论文按照出版时间顺序编排序号，便于数据整理。

二、各时代翻译理论评述(一)十九世纪该书共收录19世纪翻译理论论文3篇：分别是1894年马建忠先生的论文《拟设翻译书院议》(下称《拟》)；1986年梁启超先生的论文《论译书》(下称《论》)；以及1898年著名翻译家严复先生的《天演论》(下称《天》)。

三篇论文均是19世纪末出版的文章，清朝末年，国家动荡，内忧外患，为谋求救国图强的道路，爱国先驱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将西洋先进文化技术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的翻译事业逐渐发展起来。

其中，马建忠的《拟》首次提出了翻译标准的思想，即“善译”，指出“善译”的条件是具备“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阐述了“善译”的过程“一书到手，经营反复”。

梁启超的《论》强调译书应避免两种情况：一是过于忠实译入语，而丢失原文的意义；二是过于忠实原文，而造成译文生涩梗读。

也就是翻译的“度”的问题。

严复在《天》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及其相关问题。

严复的“信达雅”思想至今对翻译标准讨论起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翻译简史在中国翻译史上，翻译人员最早在周代称作“象胥”或“舌人”。

《周礼·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语说焉，以和亲之。

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言辞传之。

”我国第一篇诗歌翻译据说是《越人歌》（《越人歌》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明确歌颂恋情的诗歌，它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

）据楚大夫庄辛说，当年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之日，有个越人“拥楫而歌”，但歌是用越语唱的，鄂君子皙不懂越语，只好请人翻译，原来歌词表达了对身为令尹的楚王同母弟鄂君子皙的仰慕之情。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

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弘佛法，派僧侣四出传教。

早在公元65年之前佛教就传入了中国。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

中国佛经翻译中涌现出了众多的翻译大家，他们的翻译思想至今仍是译界宝贵的财富。

支谦，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故姓支。

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一般认为是《法句经序》。

据陈富康考证该序作者实为支谦无疑。

序中云：诸佛典皆在天竺，天主言语，与汉异音。

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

名物不同，传实不易。

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

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

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

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

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

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意出音，近于质直。

仆初嫌其辞不雅。

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

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

”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明圣人意，深邃无极。

今传胡义，实宜径达。

”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

(论文)论翻译的原则-外语翻译摘要：抽象的标准如“善译”和“化境”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关键词：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 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

鸠摩罗什后秦僧人(344-413)，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

幼年出家。

我国古代著名的译经大师。

梁启超称之“译界第一流宗匠也”。

修正以往译本，删繁就简，灵活处置，以适应汉语表达。

罗什精通佛学，又晓汉语，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不论在语言的精美上，还是在内容的确切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翻译文体上一改过去朴拙的古风，更加重视译文的文体和意蕴，既保留原文的风格，同时又避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文质兼顾，开创了全新的佛经体例。

创设许多佛教的专用词汇，从而引入了新的文体和语法，极大地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力，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开设译场。

译经方法：1.推崇意译罗什的意译原则，最早实践了“信”、“达”、“雅”三项翻译标准。

他译经时紧跟原文的意旨，对原作或增或减，务在达旨。

僧肇评他译的《维摩诘经》“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即是“信”；“其文约而诣，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即是“达”；在“信”、“达”之外，罗什还要求译文雅正，以便阅读。

他提倡意译，主张在存真的原则指导下，不妨“依实出华”，讲究译文的流畅华美，因此他所译的佛经都富于文学趣味，一直受到中国佛教徒和文学爱好者的广泛传诵。

他虽然倾向意译，但在实践上基本仍然是折中而非偏激的。

2.删繁就简罗什临终向众僧告别时说：“自以暗昧，谬充传译，凡所出经论300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存其本旨，必无差失。

3.摒弃“格义”在罗什之前的译者，往往以中国玄学唯心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佛经，因此经常借用玄学名词来译佛学概念，释道安反对这种“格义”的方法，罗什译经则完全摒弃“格义”，付出不少心血去创立佛教专用名词。

罗什在翻译时，通过采用汉字音译等方式，重新定名，改掉了以前译本中直接援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概念术语，从而避免了理解上的歧义，基本上还了佛典的本来面目，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作。

“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新造词语来表达原典的意义，无法翻译的就用音译。

严复译文：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 严复译文：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 面野。槛外诸景，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多年前， 面野。槛外诸景，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多年前， 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 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 人功未施。其借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 昧，人功未施。其借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 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 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 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 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 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 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 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 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 上有鸟兽之践啄，夏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独， 上有鸟兽之践啄，夏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独，旋生旋 灭，菀枯顷刻，莫可究祥。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 菀枯顷刻，莫可究祥。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 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白炽然，强者后亡， 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白炽然，强者后亡，弱者 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 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 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茫茫榛榛， 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茫茫榛榛，长此互相吞 混浊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并，混浊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五、梁启超的译学贡献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1896年在给皇帝 ） 年在给皇帝 的奏折中提出“开译书局” 的奏折中提出“开译书局”；1897年，他在 年 变法通议》的第七章《论译书》中提出： 《变法通议》的第七章《论译书》中提出： 1.择当译之本； 择当译之本； 择当译之本 2.定公译之例（有关译名统一问题）； 定公译之例（ 定公译之例 有关译名统一问题）； 3.养能译之才。 养能译之才。 养能译之才 梁启超的“豪杰译” （梁启超的“豪杰译”）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摘要：古今中外，关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层出不穷。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翻译理论各具特色。

不可否认，翻译理论是整个翻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国文化；翻译研究1.引言古今中外，无数的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研究者投身到了翻译理论这栋大厦的建造，大厦凝结着他们的汗水和智慧。

从翻译大厦的建筑风格，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时间跨度之大，参与建造的人数之多。

这栋大厦的建成并非一朝一日之事，仍需如今的翻译实践者与研究者为其添砖加瓦。

中西翻译理论虽有各自的发展脉络，但两者也存在一定的交集，本文从中国翻译理论和西方翻译理论分别展开，总结其具有代表性的译论，同时在中国译论部分对存在交集的译论进行了分析比较。

1.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写的序言中，季羡林先生说，可以把中华文化比作一条大河，这条大河之所以源远流长，就在于它不只有自己的水，也有新水注入。

最大的注入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水依靠的都是翻译。

2.1 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我国的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末年，发展历史长达1000多年，具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东汉—西晋的佛经翻译、西晋—隋末的佛经翻译、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

东汉到西晋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以外籍僧人为主（主要特点）、口耳相传（无文本，容易造成误解、不真实）、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主要出于敬畏之心）。

这一时期涌现了支谦、安世高等译经大师。

其中安世高是最早从事佛经翻译的人。

支谦是最早提出佛经翻译理论的人，支谦要求翻译时要“因循本旨，不加修饰”，他的翻译思想反映了早期佛经翻译中的“质派”的译论的观点，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

西晋到隋末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译经大师当属释道安，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思想，这一理论在佛经翻译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鸠摩罗什是意译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在存真的前提下，依实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