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配电室运行管理制度1
变配电室运行管理制度
一变配电室属单位动力设备部门下设机构，由主管厂长（经理）负责全部技术业务工作，贯彻执行有关电力法规，不断规范用电行为，落实安全第一的方针，接受供电部门的专业监督检查。
二变配电室的电力设备调度编号应按照地区电力系统统一的调度编号原则编写，室内应设有模拟图板与实际接线相符，电源情况及设备编号标注齐全正确，具备可模拟操作功能。
三定期进行（可委托进行）电气设备的预防性试验和继电保护的年度校验，并将试验、校验记录存档备查。
四在进行电气设备维护工作时，认真执行工作监督和工作许可制度，落实各项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的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不得从事在自己不能控制范围内的电气施工作业，应具备安全绝缘工具及工作必备的仪表。
五高压变电室运行值班人员，原则上不少于2人，并明确各班值班长，值班工作中严格执行安全工作规程和设备运行规程，非重要用电客户，高供低计配电室可按《北京地区电气规程汇编》中有关规定酌情执行。
六值班员必须做到持证上岗，有效证件必须是劳动局、供电局分别颁发的合格证，并按时进行年审复试，新上岗的徒工必须有师傅带领不能单独工作。
七变配电室应建立并按时进行以下各种记录：
1、日月负荷报表。
2、制版（交接班）记录。
3、设备巡视检查记录。
4、设备调试及缺陷记录。
5、停送电导闸操作票。
6、现场安全工作票和事故记录。
7、事故拉路方案及序列。
8、全厂电力设备平面、配电系统图。9《北京地区电气规程汇编》。
变与常：近代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观照_民
法论文
摘
要
自清末至民国，通过全面学习移植西法，建构起一个与西方大陆法系相似的“六法体系”，而另一方面，却是人们生活实践和司法实践中的传统依然，形成制度与实践相背离的吊诡状态。归
根溯源，乃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变”与“常”二者的张力结果。变与常，既是近代中国法律转型的社会现象和“辨证规则”，也是其中存在的问题，更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观照。
关键词
变与常
近代中国
法律制度
历史观照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从公议到公断：清末民初的商事公断制度研究”（11yjc820168）及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清末民初的商事公断制度：建构与解读”（2011sjb820013）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张松，法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近代中国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14-02
关于“变与常”，无论古今中外，都有着莫名的热衷，但却聚讼纷纭，未有定论。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即说过“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孔子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叹，老子却有“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明”之论。除却哲学与文化，其他学科也有变与常之分，如数学上的“常数”与“变数”。可见，变与常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存，互相纠葛在一起。
传统中国，伦理等级分明，社会秩序井然，多数时期呈现出稳定和谐的局面，因此在古代中国，“‘和’、‘均’、‘安’才是常道，冲突与矛盾则属变道。”但历史车轮行驶至近代，西方的强势入侵，迫使中国不得不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洪流，从传统的“千年不变”突转为“十年一变”，中西文化冲突成为时代的突出内容，“这是一个变的时代：从社会到个人，从制度到思想，都在剧烈地变动着。”正是由于社会形势的日新月异，一个多世纪来的史学界和法学界大都侧重于近代中国社会趋变的一面，褒之扬之，即使间或有论述不变的一面，也是基于批判的立场，贬之抑之。无疑，这一研究取向既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表象相契合，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大势相一致，但却有意或无
意中引导人们认为“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唯一面相，从而对近代以来中国的认识陷入一种单一的平面景象之中，忽视了一直隐藏于社会实践中不变（即常）的一面。
在强势的西方文明面前，中国本土文化与中国意识处于弱化和简化的状态，失却了以往包容万象、吸纳异域文明为己用的雍容气度；而自上至下、急功近利的富国强民意愿更是生硬地将一个截然不同的异质社会和文明插入进来，一个西方模式的“新社会”已初步成型。然而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并未因此而被截断，传统文化精神仍牢牢地扎根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大变法”，到沈家本的制订新律，再到清末新政、共和民国的建立，以及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六法全书”体系，无不是以“变”——即学习西方、移植西法为主导，从而形成一个双重结构模式的社会。即一种西方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模式已在明面上建立，而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的实际运作方式仍深受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影响，从制度到实践，整个法律的运行环境仍深受传统制约，形成一个“制度与实践相悖离”的吊诡状态。
以商事法律制度建设为例，无论是商事裁判机构，如大理院、商事公断处等的构建，还是一系列商事法规，如商法总则、商事程序法、商事单行法等的草拟与出台，其中无不饱含着浓郁的传统法文化元素。大理院乃是由传统的中央司法机构——大理寺改制而来，商事公断处则建基于以往的行会及其行议机制，而固有
的商事习惯如合伙、担保、借贷、居间等，均可以在有关商事法规中发现端倪。一言以蔽之，在近代中国商事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变”道占居主导地位，但“常”道仍或显或隐地对其不断产生影响。这种现象不仅仅见之于商事法律制度建设，也同样见之于其他部门法制建设。从某种角度来说，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建构是仿效西方移植而来一个庞大的西方法框架，而在框架内却是中西杂糅，新旧混陈，且一直影响至今。譬如当前仍有所留存的传统风俗习惯，国人的一些习惯性思维等则是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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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如此，司法实践亦然。从官方司法机关到民间裁判机构，无不在司法实践中重视援用本土法律资源。以民初大理院为例，大理院通过颁布判决例和解释例的形式来弥补法律法规的匮乏，将本土民商事习惯导入司法审判之中，与法律条文形成互补，从而使得近代民商事习惯与西方法律精神文明初步融合，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商事裁判机制。官方如此，民间亦相若。民初的商事公断处在裁处商事纠纷时，所依据的仍以本土商事习惯为主，以东渐而来的西法为辅，甚至二者综合为用。这一情形，恰与官方行为相呼应，形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正如苏力所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并且必然是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创新。”而民间商事裁判机构——商事公断处，虽然其存在与民族国家追求司法统一的目标及社会发展大势相悖，并因此受到政府的挤压和抵制，但鉴于当时中国的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