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李学勤：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国学热”？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2月24日辞世，享年86岁。
他是这个时代里殊为难得的百科全书式学者。
1933年3月生于北京，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
最近几年，大家都在谈国学，这已经成了一种趋势。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国学院，很多高校也成立了国学研究机构，或教学组织，厦门大学则于2006年恢复了创建于1926年的国学院，《光明日报》也开设了《国学》专版……我们称之为“国学热”。
那么，究竟怎样看待当前的国学热？这里谈点我个人的看法。
当前“国学热”的实质是什么？我经常碰到一些朋友谈起他们对当前“国学热”的一些疑问。
比如，当前的国学真的热吗？当前的国学研究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当前“国学热”的实质是什么？将来的发展趋势又是如何？等等。
关于这些问题，我于2006年12月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一段很短的话：“国学热”一词已经风行了不少时间，现在有些网站不再说“国学热”，而是称“国学火热”。
国学本应是我们这些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人关注的，不过我不得不说，目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阐述，就其深度和高度来讲，恐怕还不能用“热”来形容；相反，我担心这种“热”难以持久，甚至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国学危机。
目前某些现象的确使我有这样的忧虑。
对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视和强调，是伴随着我们国家和民族走向崛起而来的，是一件千载难逢的好事。
可是中国的学术文化实在是博大精深，我时常想，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如此流传久远？这恐怕是比“李约瑟难题”更难以回答的问题，而中国如此久远的传统学术文化是断断不能用当前这种浮躁的学风去研究的。
浮躁学风的根本在于功利化，正好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精粹相对立。
按照这种浮躁的学风去研究国学，恐怕会迷失学术的正路，从而使国学不再有真正振兴之日。
现在出现的“国学热”当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视。
社会科学研究 2006161 国学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贾松青 〔摘要〕 应从“四维时空”的视域衡估国学的“四重价值”,即:着眼于人类发展的共性,观照国学的普世价值;着眼于国学发生演化的特定语境,观照国学的历史价值;着眼于现代化的需求,观照国学的现代价值;着眼于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观照国学的后现代价值。由是,国学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三:构建国学精神的普世价值系统;促成国学精神的“潜现代性”与现代性对接会通;提升国学精神的“类后现代主义”。国学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亦有三:双重批判;文化对话;现代阐释。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则应以民族传统文化(国学)为根基,以西方文化为补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同时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关键词〕 国学价值;国学现代化;当代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6-0001-06
〔作者简介〕贾松青,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四川成都 610071。 一、“国学热”的特定语境与国学价值的全面评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对80年代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冷静反思,“国学热”在思想文化界异军突起。过了10年,“国学热”继续升温,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围绕国学研究展开的观点交锋,在学术界更是掀起阵阵波澜。其实,自“五四”之后,遭遇西方强势文化的巨大冲击和文化激进主义的猛烈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早已失去昔日唯我独尊的辉煌,而退守到花果飘零的边缘地带,为何在近十余年却东山再起,几成显学?深入考察分析,国学热的兴起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特殊语境的。其一,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逐步提高,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的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得以复苏,民族主义情感和大国情怀又触发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追寻。尤其是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凌厉攻势,国人和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的护卫心理和自恋情结也就愈益强烈。其二,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道德失范,价值迷失,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群体、义与利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失衡,
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八十年前，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无任、陈寅恪为导师，号称国学研究院。
国学院建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名师荟萃、人才卑出，且正值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之际，因而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产生了相当影响。
不久前，清单失学历史系召开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讨论会，邀请一些中青年学者就这个主题进行讨论。
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这里发表部分学者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葛兆光(清华大学历史系)：很高兴请大家到这里来，一起纪念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
其实，纪念清华研究院过去的历史，讨论那个时代的中国学术史，也是对现在中国学术的一种反省。
闲话少说，现在就请大家发表各自的高见。
王邦维(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应该是中西贯通的，像陈寅恪就可能有这个想法，很明显的，他最早是想把西方所谓的东方学介绍进来。
所以，他早期的课程和研究思路，是围绕着这方面的。
这也可以从他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购买的图书以及他个人的藏书中看出来。
他的目的就是东西交融、东西结合。
我们今天研究清华国学研究院，必须从这方面去做努力。
当然，还要有学科的交流。
清华、北大还有其他学校的一些老师经常交流，蓝旗营就是大家经常聚会的地方。
希望清华人文学院或者历史系能够创造某种形式，把大家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样能使大家更加了解。
顺便说一句，关于国学研究院的名字，有人说按原来的名称叫清华学校研究院，有人说按约定俗成叫国学研究院，国学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如果原来有这个名称，把它继承下来，如果没有，倒不一定要恢复。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其实，北大也有研究院，而且办在前头。
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是想先办文科，再办理科。
因为办文科需要的钱少，社会科学又没那么多人才，干脆就先办国学吧。
北大办研究所是这样，清华也是这个思路，1920年代，在整理国故思潮下，一下子冒出六七个国学研究院(所)，这很值得注意。
现代中国学术的命运与前途【内容提要】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一大特点是用西方现代学科范畴和学术体系来重新整理中国古代学术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新的反思。
作者认为包括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一系列西方现代学术概念或学科范畴尽管含义并不固定内容与中国古代学术也并非完全没有相通之处但是从整体上说它们代表的是一种与中国古代学术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其学科范畴体系能否直接应用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之中是很值得疑问的。
现代中国学术照搬西方学术范畴的行为不仅造成中国人对西方学术本质的了解长期停留在肤浅的地步而且促成中国古代学术伟大传统的人为中断其历史教训令人深思。
关键词：中学西学科学标准一20世纪中国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冲击的产物对西学的回应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要特征。
这场冲击的影响之大只要看一看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明白了那就是：今天我们早已完全习惯于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代学术。
比如说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学中过去特有的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为框架的学术分类体系而完全采用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一系列西方现代学科范畴。
当我们谈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时候常常使用的一些名词是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认识论（史）、中国政治学说（史）、中国古代史等一系列学术范畴。
这些范畴甚至于包括今天人们用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思想史这个范畴应该说都是西学影响的产物。
因为古人基本上从来不用这些范畴来形容他们的思想及其历史而是用诸如经学（史）、理学（史）、心学（史）、禅学（史）、道学（史）、格物之学、训诂之学、心性之学、义理之学这类学术范畴。
然而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回应西学的方式真的是天经地义地合理吗？下面这两个事实也许有更进一步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第一我们今天所广泛接受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一系列西方学科至少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都具有追求成为一门严肃的科学的主流特征。
本文二维码单篇扫描下载范式转移时期的国学研究谫论沈相辉(北京大学中文系ꎬ北京１００８７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２２[作者简介]沈相辉(１９９０－)ꎬ男ꎬ江西萍乡人ꎬ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ꎮ[摘㊀要]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ꎬ范式转移时代ꎬ 革命 与 危机 并存ꎬ故新旧范式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在所难免ꎮ在国学研究中ꎬ无论国学所充当的角色是信仰还是知识ꎬ都必须以稳妥的态度对待ꎮ在当今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着范式转移的同时ꎬ整个知识界面临着一个更大的范式转移ꎬ即自然科学逐渐凌驾于人文科学之上ꎮ在此背景下的国学研究ꎬ要有大文化观的视野ꎬ强调自我的主体地位ꎬ注重对国学精神的汲取而非外在形式的复古ꎬ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并行而非局限于学术ꎮ唯此ꎬ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才更有实现的可能ꎮ[关键词]㊀国学㊀范式㊀信仰㊀知识㊀视野㊀方法[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０５４(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３５－１０[文献标识码]Ａ[ＤＯＩ]１０ １３２６２/ｊ ｂｊｓｓｈｋｘｙ ｂｊｓｈｋｘ １９０３０４㊀㊀库恩(ＴｈｏｍａｓＳ.ｋｕｈｎ)曾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 范式 这一概念ꎬ他认为范式 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 ꎬ[１](Ｐ１７６)所谓 共有的东西 ꎬ即指一个学术共同体成员共同遵循的信仰㊁价值㊁技术等的集合ꎮ 范式 概念的提出虽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之上ꎬ但对人文科学的研究也不无启发ꎮ以国学的核心经学为例ꎬ学界对«十三经注疏»的研究ꎬ传统的做法是将其视作儒家伦理道德的载体ꎬ藉此可以窥见圣人的微言大义ꎬ达到 内圣外王 的崇高境界ꎬ由此发展出绵延数千载的经学ꎮ清代以前的学者自不用说ꎬ即使是以考据学著称的早期乾嘉学者ꎬ他们对«十三经注疏»的研究也多是希望由小学而通经学ꎬ以此窥见圣人大义ꎮ然而ꎬ这种延续了上千年的经学观开始逐渐被新的研究范式所取代ꎮ一㊁信仰与知识㊀㊀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ꎬ周予同先生就曾做过一个重要的论断ꎬ经学时代已经结束ꎬ经学史的时代则刚刚到来ꎮ尽管后来有些学者对周先生这个观点不完全赞同ꎬ[２]但也并不否定其主体的合理性ꎮ就学术研究来说ꎬ如今的学界基本已无纯粹的经学研究ꎬ更多的是经学史的研究ꎬ这不得不说是学术范式的一大转变ꎮ但５３若仔细考察乾嘉学派内部ꎬ可以发现ꎬ经学文献研究范式早在乾嘉时期便开始表现出转移的倾向ꎮ这可从段玉裁与顾广圻等人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中看出ꎮ二者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而引起的矛盾ꎬ在为阮元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开始凸显ꎬ后来二者就«礼记»学制问题而交恶则是这种矛盾的激化ꎮ以往学者讨论段㊁顾交恶的原因ꎬ虽都提到了二者校勘思想上的差异ꎬ[３]但鲜有注意到背后所代表的范式转移倾向ꎮ乔秀岩在其«古籍整理的存真标准»等文中却独到地指出了段玉裁与顾广圻㊁王引之等乾嘉学者的一个重要区别ꎮ乔氏说道:段玉裁在本质上是一个经学家ꎮ他非常尊崇«十三经»和«说文»ꎬ对«十三经»中的各种经书和«说文»进行综合性的研究ꎬ想要建立一个谐和完美的经学体系ꎮ他无凭无据地设想一个完美的经书体系ꎬ相信经书原来是完美无误ꎬ只是因为后人误解或者不理解ꎬ文本被篡改ꎬ所以要复原那最完美的经书体系ꎮ经过研究ꎬ他发现很多有关经书和古代寓言的规律ꎬ认为完美的经书应该符合这种规律ꎮ实际上ꎬ他发现的规律包含着较大的主观因素ꎬ而且历史形成的古代文献不可能处处符合一般性规律ꎮ我们应该理解ꎬ段玉裁是有理想的ꎮ他一辈子做了一个经学梦ꎬ想要编制一套理想经书ꎬ并为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ꎮ可惜年轻人很冷静ꎬ很清醒ꎬ王引之㊁顾千里(顾广圻字ꎬ笔者注)都不能共有段玉裁的梦想ꎮ[４](Ｐ１５)段玉裁研究经学文献ꎬ是心怀经学的梦想ꎻ而在王引之㊁顾广圻眼中ꎬ«十三经»也好ꎬ«说文»也罢ꎬ都只是文献而已ꎬ本身并不意味着经学的伦理道德ꎮ所以ꎬ王引之说 吾治经ꎬ于大道不敢承ꎬ独好小学 ꎮ[５](Ｐ１４７)他还说: 吾用小学校经ꎬ有所改ꎬ有所不改ꎮ 假借之法ꎬ由来久矣ꎬ其本字十八可求ꎬ十二不可求ꎬ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ꎬ则考文之圣之任也ꎬ吾不改ꎻ写官椠工误矣ꎬ吾疑之ꎬ且思而得之矣ꎬ但群书无佐证ꎬ吾惧来者之滋口也ꎬ吾又不改ꎮ [５](Ｐ１４８)王引之不轻易改字ꎬ与段玉裁将经书假借字作为校勘工作的重点相比ꎬ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ꎮ段玉裁的外甥龚自珍评价王引之学术的归旨在于 用小学说经ꎬ用小学校经而已矣 ꎬ[５](Ｐ１４８)可谓一语中的ꎮ段氏的改字ꎬ在王引之看来只有圣人才能做到ꎬ其中颇有讽刺段氏之意ꎮ乔秀岩认为ꎬ王引之的一席话ꎬ 等于否定段玉裁一辈子汲汲追求的梦想 ꎮ[４](Ｐ１６)而顾广圻对待段玉裁经学梦想的态度ꎬ不仅不理解ꎬ甚至有些冷淡ꎬ近乎无情ꎮ顾氏«与段茂堂大令论周代学制第三书»结尾云:至于四通中有阁下代«学制备忘之记»作解ꎬ以贬孔㊁贬仆ꎬ而其实并非孔之旧解㊁仆之解者ꎬ不复详答ꎮ兼有一言奉告ꎬ自今以后ꎬ愿阁下于仆一切之说ꎬ仍日日移书相贬ꎬ傥贬之而当也ꎬ仆必立刻作答ꎬ以谢阁下之赐教而志吾过ꎬ贬之而皆若前三不解者耶ꎬ仆唯有不答而已ꎮ仆生平是曰是ꎬ非曰非ꎬ恐所答有不如阁下意ꎬ又将以为罪ꎬ何妨置之耶?幸勿仍以不答为罪而责其必答ꎮ承索拙记ꎬ昨聊刻以省同人转写之苦ꎬ非便欲遍送ꎬ故竟不再奉到ꎮ违晤匆匆ꎬ岁月如驶ꎬ诸惟自爱不宣ꎮ[６](Ｐ１１２－１１３)将段氏«经韵楼集»与顾氏«思适斋集»一比较即可知ꎬ段玉裁在看到顾氏这封信之后ꎬ确实仍继续 移书相贬 ꎬ而顾氏还真就未再回复段玉裁ꎮ而对于段玉裁索书之请ꎬ顾氏竟然以 非便欲遍送 相拒ꎬ细品其语ꎬ实有道不同不相为谋之意ꎮ段玉裁与王㊁顾等人对待经学的不同态度ꎬ正是导致他们在学术道６３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９年第３期路上分道扬镳的根本所在ꎮ段玉裁与王㊁顾等后辈的不同ꎬ是其个人的特立独行呢ꎬ还是有所秉承呢?实际上ꎬ对清代经学史稍作查考就可发现ꎬ段氏的经学梦想是继承自他的老师戴震ꎮ段氏«戴东原集序»云: 先生之言曰: 六书㊁九数等事ꎬ如轿夫然ꎬ所以升轿中人也ꎮ以六书㊁九数等事尽我ꎬ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ꎮ 又尝与玉裁书曰: 仆生平著述之大ꎬ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ꎬ所以正人心也ꎮ [７](Ｐ３４５９)他的«东原先生札册跋»亦云: 其言 非从事于字义㊁制度㊁名物ꎬ无由以通六经 之语ꎬ言 非知天理之外不外于人欲ꎬ则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ꎮ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ꎬ此正人心之要 ꎮ [８](Ｐ１８０)今日言及戴震ꎬ多称赞其在小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ꎬ而不知在戴震本人看来ꎬ生平最为得意的著作当是«孟子字义疏证»ꎮ戴震所追求的是 正人心 的经学ꎬ而不是小学ꎮ«孟子字义疏证»虽名为 字义疏证 ꎬ实则是经学思想的研究ꎬ所以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将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看作是清代前期新理观确立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９](Ｐ２６７－２７８)戴震之外ꎬ如陈澧㊁[１０]许宗彦[１１]等学者都追求以小学而通经学ꎬ在他们看来ꎬ小学只是 轿夫 ꎬ是工具性的东西ꎬ经学才是 轿中人 ꎬ才是最终的目的ꎮ而这种由小学通经学的主张ꎬ到王引之㊁顾广圻这里便被放弃了ꎮ在王㊁顾等人看来ꎬ学者所应该做的ꎬ是辨别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顾广圻)ꎬ帮助后人疏通文字字义(王引之)ꎬ对于具体的经学思想ꎬ则靠读者自己去体会ꎬ学者本身并不负有教化人心的责任ꎮ因此ꎬ王㊁顾等人自身并不曾要建构自己的经学思想体系ꎬ于他们而言ꎬ经学文献中的每一个字词ꎬ都只是知识点而已ꎬ并不比史部或子部文献中的字词来得神圣ꎮ当阮元将心怀经学梦想的段玉裁与为知识而知识的顾广圻召集起来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ꎬ自然就会出现一些矛盾ꎮ笔者之前读«经韵楼集»中段玉裁«与顾千里书论学制备忘之记»七篇ꎬ及«与黄绍武书»等文章时ꎬ甚感奇怪ꎮ段玉裁如此德高望重之学者ꎬ何必与顾广圻一区区后生如此斗气?实在太有失长者风范了ꎮ且顾广圻回复完段玉裁第三封书信之后ꎬ就未再理睬段氏ꎬ段却继续移书相驳ꎬ这又何其尴尬ꎮ对于段氏的行为ꎬ不能仅仅只从校勘方法上的差异来解释ꎬ更不能谓其缺乏气度ꎬ而应从段玉裁的经学思想来解释ꎮ于段而言ꎬ学制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ꎬ更是事关他整个经学体系的建构问题ꎮ经学是段玉裁的梦想ꎬ是他的信仰ꎬ所以哪怕牺牲掉他长者的风范㊁学者的气度ꎬ他也要不惜一切地去捍卫这个信仰ꎮ而在顾广圻这里ꎬ学制问题仅仅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ꎬ它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观的高度ꎬ而且顾广圻本人也没有建构经学体系的企图ꎬ故而在他看来ꎬ段玉裁的行为无甚意义ꎮ或许在顾广圻心里还暗想ꎬ因为一个小小的学制问题而遭到段氏如此严苛的批评ꎬ又被时人冠以目无长者的恶名ꎬ自己何其的委屈ꎮ所以他在回段玉裁的信中说: 然则进退罪也ꎬ为阁下之朋友亦难矣哉! [６](Ｐ１０５)尽管段玉裁一度对顾广圻㊁王引之等后辈十分赏识ꎬ后者也一度对段玉裁执弟子之礼ꎮ但在如何对待经学文献上ꎬ段玉裁与顾㊁王等人之间却分歧甚大ꎮ这种相互的不理解ꎬ一旦发生正面交锋ꎬ便会出现如段㊁顾交恶这样的事件ꎮ归根结底ꎬ造成这种不理解的潜因ꎬ乃在于学术范式的不同ꎮ段所恪守的学术范式ꎬ是遥承汉儒的ꎬ主张由小学而通经学ꎻ顾㊁王所走的路ꎬ表面上虽仍推崇汉学ꎬ但骨子里已经放弃了汉儒对经义的追求ꎮ我们不妨将顾㊁王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范式转移的倾向称之为经学文献研究的革命 ꎮ顾㊁王的 知识革命 ꎬ在段玉裁看来便是 信仰危机 ꎮ在 革命 与 危机 之间ꎬ不可避免地存在难以调７３范式转移时期的国学研究谫论和的矛盾ꎮ如何处理这些矛盾ꎬ无论是对于 革命 的一方ꎬ还是 危机 的一方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ꎮ今日学界对于 国学 一词的讨论颇多ꎬ强烈反对 国学 之名者有之ꎬ坚决主张 国学 者亦有之ꎮ歧说纷出ꎬ莫衷一是ꎮ甚者彼此攻讦ꎬ大有干戈之意ꎮ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ꎬ大抵即在信仰与知识二端ꎮ以国学为信仰者ꎬ必对国学怀有一种强烈之使命感ꎬ故其言论中常有一股情感ꎮ以国学为纯粹知识者ꎬ则更在乎其学理层面之知识ꎬ故对国学之讨论ꎬ常常理智多于情感ꎮ是以所说虽为一物ꎬ心中所求却不同ꎬ终究难以相互理解ꎮ轻则如王引之与段玉裁ꎬ虽道不同ꎬ然并无直接冲突ꎻ重则如顾广圻与段玉裁ꎬ互相攻讦而交恶ꎮ钱大昕«答西庄书»有云:学问乃千秋事ꎬ订讹规过ꎬ非以訾毁前人ꎬ实以嘉惠后学ꎮ但议论需平允ꎬ语气需谦和ꎬ 一事之失ꎬ无妨全体之善ꎬ不可效宋儒所云ꎬ一有差失ꎬ则余不足观 耳ꎮ[１２](Ｐ６０３－６０４)类似段玉裁与顾广圻之间这样的矛盾ꎬ在学术范式转移的时代ꎬ是在所难免的ꎮ矛盾或许难以解决ꎬ可未必需要像段㊁顾一样ꎬ由师友而发展为仇雠ꎮ若能如钱大昕所说ꎬ在学术问题上议论平允ꎬ语气谦和ꎬ则不同学术范式之间的矛盾或许可以缓和ꎬ从而实现平和的过渡ꎮ今日之国学研究所面临的即是一个学术范式转移的时代ꎬ在此时期内ꎬ机遇与挑战并存ꎮ以钱大昕所说态度去抓住机遇㊁迎接挑战ꎬ或许更能促进国学发展ꎮ二、视野与危机㊀㊀近几十年来ꎬ中国很多人文学者都感觉到各自所在学科内学术范式转移的倾向ꎮ同时ꎬ如果将视野拓展到整个知识世界ꎬ我们还能发现另一个更大的学术范式转移ꎬ那就是科学革命ꎮ在人文科学进入范式转移期时ꎬ自然科学更是一路高歌猛进ꎻ而尤其令人诧异的是ꎬ自然科学的势头远较人文科学猛烈ꎮ众所周知ꎬ欧洲的科学革命始于１７世纪ꎬ但自然科学之地位超过人文科学却经历了长达近３个世纪的努力ꎮ而中国的科学革命ꎬ就目前来看ꎬ其速度发展之快ꎬ远远超过了西方ꎮ自然科学迅猛的发展势头ꎬ无疑给人文科学造成了巨大的危机感ꎮ事实上ꎬ中国人文学科强调 科学 的研究方法ꎬ滥觞于新文化运动之中ꎮ１９１５年ꎬ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了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ꎬ其第六节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结尾云: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ꎬ羞为浅化之民也ꎬ则急起直追ꎬ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ꎮ士不知科学ꎬ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ꎬ惑世诬民ꎬ地气风水之谈ꎬ乞灵枯骨ꎮ农不知科学ꎬ故无择种去虫之术ꎮ工不知科学ꎬ故货弃于地ꎬ战斗生事之所需ꎬ一一仰给于异国ꎮ商不知科学ꎬ故惟识罔取近利ꎬ未来之胜算ꎬ无容心焉ꎮ医不知科学ꎬ既不解人身之构造ꎬ复不事药性之分析凡此无常识之思惟ꎬ无理由之信仰ꎬ欲根治之ꎬ厥维科学ꎮ夫以科学说明真理ꎬ事事求诸证实ꎬ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ꎬ其步度诚缓ꎬ然其步步皆踏实地ꎬ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ꎮ宇宙间之事理无穷ꎬ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ꎬ正自广阔ꎮ青年勉乎哉陈氏认为科学乃根治想象之不二法门ꎬ举凡士㊁农㊁工㊁商㊁医等行业ꎬ莫不需科学之良方以根治其弊病ꎮ随后陈氏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说到: 要拥护那德先生ꎬ便不得不反对孔教㊁礼法㊁贞节㊁旧伦理㊁旧政８３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９年第３期治ꎮ要拥护那赛先生ꎬ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㊁旧宗教ꎮ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ꎬ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ꎮ [１３](Ｐ２４２)陈氏拥护 德先生 与 赛先生 的主张ꎬ得到了胡适㊁李大钊等人的支持ꎮ以胡适为例ꎬ他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新思潮 的意义»一文中提出 评判的态度 这个概念ꎬ且以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这句名言来加以阐释ꎮ在对待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上ꎬ胡适主张分三个方面来 重估 ꎬ即反对盲从㊁反对调和㊁主张整理国故ꎮ三者之中ꎬ胡适认为只有 整理国故 算是一个 积极 的主张ꎮ而他整理国故方法的第三步ꎬ即 是要用科学的方法ꎬ作精确的考证ꎬ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 ꎮ[１４](Ｐ１６２)结合陈㊁胡等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ꎬ在当时大力提倡 科学 ꎬ既是政治上的需要ꎬ也有助于学术的进步ꎮ但何以当时提倡的是 科学 而不是其他呢?根本在于陈㊁胡等人受西方思想影响巨大ꎬ而当时西方的科学革命正如日中天ꎬ陈㊁胡所接触到的西方学术思想ꎬ本就已是自然科学主导下的思想ꎬ故陈㊁胡等人的主张自然也就会带有浓烈的 科学 色彩ꎮ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科学思潮ꎬ具体表现在人文学科中便是胡适所主张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ꎮ胡适的这一思想ꎬ后来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ꎮ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ꎬ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ꎬ在当时确实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绩ꎮ目前学术界所出现的 民国热 ꎬ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民国时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对后世的巨大影响ꎮ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虽有共同性ꎬ但亦各有特点ꎮ因此ꎬ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进人文科学的研究之中ꎬ虽然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人文科学的发展ꎬ但若不考虑人文学科本身的特殊性ꎬ则极易导致东施效颦的窘迫处境ꎮ以西方人文科学的发展作为参照来看ꎬ人文学科在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初期ꎬ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所造成的矛盾并不突出ꎬ故而进步和成绩是主要的ꎻ但当人文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ꎬ随着相关学术问题研究的深入ꎬ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的不同所造成的各种矛盾便逐渐凸显出来ꎮ在这种情况下ꎬ人文学科的研究ꎬ若再过分强调 科学 ꎬ往往会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ꎮ先举一个较为显著的例子ꎬ国际上知名的ＳＳＣＩ(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与Ａ＆ＨＣＩ(Ａｒｔ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ꎬ以及国内的北大核心㊁ＣＳＳＣＩ等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ꎬ基本都是参照自然科学领域内的ＳＣ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㊁ＥＩ(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ｄｅｘ)等评价体系建立起来的ꎮ这种量化评价体系表面上看十分 科学 ꎬ但近年来却引发各种弊端ꎬ因而遭到许多人文学者的批判ꎮ[１５]再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例ꎬ王兆鹏等学者曾使用计量分析法来制定文学排行榜ꎬ并称 指标设置越多ꎬ越趋向于科学㊁合理 ꎮ[１６]尽管傅璇琮等部分学者认为 其研究结论是科学可信的 ꎬ[１７]但更多的人却是像陈尚君等学者一样深表质疑ꎮ[１８]无论是整个人文社科的评价体系ꎬ还是局部的古代文学研究ꎬ过度地强调 科学 ꎬ本身就是一种 迷信 ꎮ新中国成立后发布的«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ꎬ在«规划»的指导下ꎬ 向科学进军 成为当时各行各业的口号ꎬ连人文学科的研究也都强调自身的科学性ꎮ１９８８年ꎬ邓小平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口号ꎮ在这种时代大思潮之下ꎬ自然科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ꎮ自然科学的这种荣光ꎬ也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者所向往ꎬ于是加快引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便成为当时人文学界的一大特色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ꎬ西方各种新理论也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ꎮ需要指出的是ꎬ那时西方的科学革命早已成功完成了 逆袭 ꎬ凌驾于人文科学之上ꎻ西方的人文科学在引进自然科学的９３范式转移时期的国学研究谫论研究方法方面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吸收㊁消化阶段ꎮ换言之ꎬ西方人文科学中所使用的自然科学的方法ꎬ经历了从全盘引进到区别引进的阶段ꎬ自有其融合㊁改造㊁吸收㊁消化的过程ꎮ当中国人文科学学者在引进这些方法时ꎬ因其本身并未经历类似西方人文科学那样的消化阶段ꎬ往往出现 水土不服 的情况ꎮ可以说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文学科研究ꎬ在引进自然科学方法时既受到了国内 向科学进军 运动的影响ꎬ又受到了国外理论的冲击ꎮ在此情况下ꎬ人文学者既因恰逢其时而兴奋不已ꎬ又因应接不暇而倍感压力ꎮ随着科学主义的不断蔓延ꎬ中国人文科学大有式微之势ꎬ这可以从各时期大学生报考专业的情况中得到反映ꎮ自清末废除科举ꎬ实施学堂教育以来ꎬ虽然化学㊁物理等自然学科相继建立ꎬ但当时一般读书人大都瞧不上这些专业ꎮ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ꎬ大学招生最火热的专业仍旧是文史哲等人文科学方面的专业ꎬ像北大㊁清华㊁人大㊁南大等高校ꎬ只有分数排名靠前的学生才能被这些学校的文史哲专业所录取ꎮ但在改革开放后不久ꎬ文史哲专业的热度 很快降了下去ꎬ继之而起的是物理㊁化学等自然学科ꎮ所谓 学好数理化ꎬ走遍天下都不怕 ꎬ便是这种趋势的最显著反映ꎮ当人文学者雄心壮志地主张重写各自学科内的学术史时ꎬ自然科学的大军正开疆拓土ꎬ所向披靡ꎬ大有一统知识界之趋势ꎮ自然科学的强大气场ꎬ令许多人文学科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模仿或者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ꎮ以文学为例ꎬ文艺学可谓模仿自然科学之排头兵ꎮ在很多文艺学的教材或专著中ꎬ常常可以发现许多借鉴自然科学而产生的新术语ꎮ比如近年来兴起的 生态美学 环境文学 等ꎬ就与生态学㊁环境学密切相关ꎮ这种借鉴是否成功ꎬ笔者不敢妄下雌黄ꎬ但从中所反映出来的自然科学的强势ꎬ却是显而易见的ꎮ再如语言学ꎬ被称为中国语言文学内最接近科学之学科ꎮ其是否接近科学姑且不论ꎬ单就以 科学 为标准来评价语言学这一现象ꎬ已足以反映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渗透之严重ꎮ以 科学 之标准评价人文科学ꎬ正如以欧洲中心论来评价中国一样ꎬ未判是非之前ꎬ已先有高低贵贱的 我执 ꎮ除了在学术研究领域内的 沦陷 ꎬ人文科学在大众文化普及上的不足也同样堪忧ꎮ早在２０世纪末期ꎬ美国资深出版家约翰 布洛克曼(ＪｏｈｎＢｒｏｃｋｍａｎ)就曾提出所谓的 第三种文化 ꎬ即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ꎮ西方科学的通俗化和普及化ꎬ竟然能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外自成一系统ꎬ足见自然科学强势之一斑ꎮ就中国而言ꎬ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市场ꎬ同样也彰显着自然科学的强劲势头ꎮ诸如«十万个为什么»«少儿百科全书»等儿童科普图书自不必说ꎬ即使是面向成人的文化普及ꎬ自然科学也比人文科学更为突出ꎮ无论是在各种纸媒还是电媒上ꎬ传播自然科学的节目或相关报导往往要多于人文科学ꎮ类似于«走进科学»«探索与发现»«科技之光»等科普节目ꎬ极为流行ꎮ相比之下ꎬ人文科学方面的大众普及节目却屈指可数ꎬ且质量不甚理想ꎮ即使像«百家讲坛»之类的国家级电视台制作的节目ꎬ也多不尽人意ꎻ更不用说冠以 探秘 秘闻 之噱头的其他节目了ꎮ概言之ꎬ从人文科学内部来看ꎬ各学科都面临着范式转移的契机ꎬ各学科内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也大都抱有重写学术史㊁开拓新范式的雄心壮志ꎬ这对于人文科学的发展ꎬ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ꎮ但另一方面ꎬ从整个知识领域来看ꎬ２１世纪不仅是人文科学的范式转移时期ꎬ也是自然科学的范式转移时期ꎮ而且ꎬ西方的科学革命早在２０世纪已经完成了其范式转移的第一期工作ꎮ中国的科学革命ꎬ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ꎬ而人文科学的发展ꎬ就目前情况来看ꎬ大有步西方人文科学后尘 引进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的倾向ꎮ其中有两点令人担忧:一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０４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９年第３期之间本有不同ꎬ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ꎬ极易出现问题ꎻ二是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路径与西方人文科学也有不同ꎬ盲目引进西方人文科学的方法同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ꎮ三、态度与方法㊀㊀余英时曾在其«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一文中以２０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研究为例ꎬ指出西方人文研究的两个特点ꎬ即:第一ꎬ人文研究在西方文化㊁社会㊁政治㊁经济生活中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ꎬ代之而兴的则是自然科学ꎬ特别是从基本科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科技ꎮ 第二ꎬ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的人文研究大体都奉科学知识为典范ꎬ进行各种各样的效仿ꎮ[１９](Ｐ２８)余氏所说虽为西方人文研究的特点ꎬ但若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文研究状况ꎬ这两个特点又何尝不是中国人文研究所具有的呢?余氏有感于西方人文研究所面临的状况ꎬ试图以此为镜鉴ꎬ来反观中国人文科学的研究ꎮ他虽指出西方人文研究中所面临的上述问题ꎬ却不否认近百年来西方人文研究所取得的成绩ꎬ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文研究的独立地位被加强而不是削弱ꎬ二是人文研究与科学领域有了密切的沟通ꎬ三是人文㊁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冲突十分激烈ꎮ[１９](Ｐ２８－３０)也就是说ꎬ在自然科学表现出锐不可挡的发展势头之时ꎬ西方人文科学研究非但没有退步ꎬ反而在压力之下获得了新的发展ꎮ以此为参照ꎬ余氏梳理和考察了民国至今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历程ꎬ最后信心十足地指出中国人文研究正处于 摆脱西方中心取向㊁重新出发的时候 ꎮ他说道: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取得比较客观的认识ꎬ首先必须视之为主体ꎬ然后再通过它的种种内在线索ꎬ进行深入的研究ꎮ但这决不是说ꎬ每一文明或文化都只能 自说自话 ꎬ不必与其他文明或文化互相比较参证ꎮ恰恰相反ꎬ今天中国人文研究更需要向外开放ꎮ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ꎬ对于同一或相类的事象在其他文明的表现方式知道得越多ꎬ自己的研究也愈能深入ꎮ[１９](Ｐ５０)余氏所说ꎬ甚有道理ꎬ尤其是其所强调的以自己为主体的观点ꎬ对于今日引进自然科学或其他西方人文科学方法的中国人文研究而言ꎬ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ꎮ但余氏此文多就宏观上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ꎬ对于更为具体的方法则未进行深入详细的阐述ꎮ余氏提出的中国人文研究 再出发 的观点及其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令人赞同ꎬ且多有启发ꎬ故在余氏文章的基础上提出几点拙见ꎬ权作续貂ꎮ第一ꎬ对于中国人文科学的研究而言ꎬ摆脱西方中心主义ꎬ视自己为主体ꎬ先要认清自己的主体是什么ꎮ自清末尤其是 五四 以来ꎬ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被逐渐打破甚至摧毁ꎬ而至今为止ꎬ新的思想体系似乎仍未完全建立起来ꎬ或仍未扎根下来ꎮ中国的思想领域ꎬ犹如一片山地ꎬ老木已伐ꎬ而新苗尚幼ꎮ在这种情况下ꎬ杂草丛生ꎬ毒蛇横行ꎬ亦是正常之事ꎻ若遇暴雨ꎬ出现山体滑坡㊁泥石流之类也不足为奇ꎮ有鉴于此ꎬ 植树造林 就显得尤为急迫ꎮ从农林学的角度而言ꎬ老树有根基ꎬ然枝叶已多腐朽ꎻ新苗有活力ꎬ而根基不稳ꎮ故而若能嫁接新品种于老树之上ꎬ似乎能实现强强结合的可能ꎮ表面看ꎬ这种方法似乎与洋务派之 中学为体ꎬ西学为用 之类的方法并无二致ꎮ其实ꎬ二者同中有异ꎬ以中为体ꎬ关键是这 中 为何物ꎮ有些学者主张以传统文化(即国学)为 中 ꎬ甚至强调以经１４范式转移时期的国学研究谫论。
作为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和批评家，童庆炳之于中国文艺学、美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本文侧重研讨其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管窥一二。
在现代学术建制的过程中，大学教材的编纂，往往标志着新事物、新秩序的开端；就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对于文艺学的知识体系乃至学科范型的确立，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知识接受者与传承者，唤起人们对文学独立、自由品格的认同等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
童庆炳很早就认识到了教材自身特殊而不可低估的价值，而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长期引领、主持着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
大致说来，20世纪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学曾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次是20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以中国古代文论为结构核心转到以西方文论、新文学观念为结构核心；第二次转型是1949年后到1976年，转到以意识形态为结构核心的苏联文论；第三次转型是1976年至今，转向学科自觉、中西融合、中国化的文论教学。
它们体现了中国文论教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艰难历程。
“第一次转型带来了现代的文学观念和科学规范，体现了学科的自觉意识，但丢弃了传统的古代文论。
第二次转型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论，同时也带来了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拒绝了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
”譹訛第三次转型正在进行之中，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材编纂便处于这一重要时期。
1990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决定编写一南一北两部文学理论教材，北边指定由童庆炳任主编，联合师范院校有影响的人员编写；南边指定由王元骧任主编，联合综合大学中业务出色的人员编写。
参加北方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有北师大的童庆炳、王一川，辽宁师大的曲本陆、宋民，山东师大的李衍柱、杨守森，湛江师院的李珺平，浙江师大的杜卫，重庆师院的张荣翼，华南师大的柯汉琳，南京师大的高小康，安徽大学的顾祖钊，西南师大的曹廷华，贵州师大的梁素清，江西师大的陶水平。
1990年，第一次教材编写会议在当时的西南师范大学召开，会议期间童庆炳两次参观了大足石刻，被它那精妙的艺术之美所折服。
2011年第4期（复总第82期）船山学刊Chuanshan JournalNo．4，2011（rest．tot No．82）现代社会下的国学迷思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
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自成一套体系，涵摄于中国人的思维、生活、对外交往之中，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可摆脱的一部分。
国学争鸣的背景是在世界日益交融、文化相互激荡的今天，对以下问题存在不同见解：中国传统文化还有没有生命力？能否与世界先进文化相衔接？一、国学争鸣的“主题”“国学”概念出现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华民族面临着保国保种的困境，发扬国学，意在反制全盘西化、凝聚民族精气神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的一轮传统文化热、读经热即“国学热”受到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最近，关于国学问题出现了一次争鸣，它发端于刘泽华先生的《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一文。
争鸣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几个主题进行的。
（一）国学学科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把经学科分解于其它学科之中。
[1]今天，围绕是否有必要设置国学一级学科出现了两种观点。
刘泽华、蒋寅、李宪堂三位先生持不赞成观点。
首先，国学已经失去了社会背景依托，现行学科已经涵盖了传统学问。
[2]国学热反映的是“人们无所归依的文化乡愁”。
[3]因而，设置国学一级学科必要性不足。
其次，国学学科自成一个知识体系，[4]在现有学科分类体系下国学研究对象、领域、学科建设都不明确。
因而，设置国学一级学科的可行性很低。
陈启云、王达三、吴光三位先生持赞成观点。
首先，国学“可补救现行各科系乃至各学院的学理与内涵互相割离和隔离的缺点”。
[5]还可起到作为“道德权威机构和社会清议机构”的作用。
[6]因而非常具有必要性。
其次，参照西方大学设置“宗教系”经验，国学学科设置并非空中楼阁。
应否设置国学学科应该从辩证地、联系地、发展地观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出发给出答案。
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
任剑涛
【期刊名称】《文史哲》
【年(卷),期】2022()5
【摘要】一直以来,现代知识体系之“中国议题”,与中国学术界的关联程度相对有限。
无论是从关于“中国”的基本概念、主要命题与大致结论来看,还是从对于中国研究作出的基本贡献、杰出学者层级以及研究范式观察,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都与西方国家和西方学者存在紧密的联系。
这是在中国国家处境发生结构性改变的情境下,中国学者亟欲改变的状况。
此种改变之尝试,既需要中国学者坦然面对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主要由西方学者设定的既成事实,也需要对于现代知识建构共识之前提条件的依循,更需要在可公度性的知识准则规训下之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检验。
之于中国学界,有贡献于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是一个既定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路,实非坦途。
【总页数】13页(P5-16)
【作者】任剑涛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
【相关文献】
1.美国选举中的议题设置与中国议题
2.在重大报道中设置议题呈现中国良好形象——《中国大旱之年无“流民”》采写有感
3.介入“议题设置”:主动引导化解公共危机——舆论导向观在现代网络传播中的作用
4.现代性风险视阈下的舆情危机治理
——基于政府公共性议题设置的视角5.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现状分析——我国首次就传媒“议题设置功能”进行抽样调查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总第１７７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ｒｔｓ＆Ｓｏｃｉ＇，：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 ５ ２（Ｘ）６
Ｇｅｎｅｒ＇ａ／ ｗｉａｌ Ｎｏ １ ７７ ＝＝一一…。 一…
国学院体制与现代中国学术的知识构成 ——现代学术的知识范型研究之一
昌叠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转型，首先应当归因于中国传统学术内部知识系统的一系列范 畴性的转变，以及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参照对象的对于知识本身的全面整合。在这一复杂的知识系 统转化过程中，“国学院”体制发挥了重要的知识导向功能。正是由于它的出现，才最终促成了现 代中国学术在知识构成上的转型、重组和分流。 关键词：国学院体制；中国学术；知识构成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３８—０￣０（２００６）０Ｓ一００２１—０７
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和思想与知识的层次上所发生的转移与跨跃 密切相关。一方面基于对传统思想有限性的深刻反思，由此引发了传统学术的一系列范畴性的内 部转变；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参照的对于知识本身的重新整合。正是因为有了这 种范畴性的知识整合，才最终形成了有着全新面貌的现代中国学术。此外，学术研究者的身份也由 传统意义上的“政一学”合一的“士”，转变成为相对单纯的以承继和传播“知识与思想”为主要目的 的“知识分子”。这一变化的表层结果就是具有现代意味的“知识（者）集合体”——“ 学院”的出 现，而其深层的结果则是知识本身的服务对象的转移——知识资源已不再是当政者的专 品，ｌ町成 为了全体国民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平台。因此，“知识”本身才不再是传统“士人”的专利或进阶工具． 日渐成为了现代知识分子真正展开其“思想”与“学术”研究的核心载体。
一、
晚清学术的知识趋向
传统中国的学术研究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与学术谱系，历时两千余年的“经学”一直是中国传 统学术的核心，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学术的特定“知识”范型。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在清代中叶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７—２２ 作者简介：贺昌盛（１９６８一），男，湖北十堰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丈学博士。
・ ２ｌ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以前，其学术本身“政一学”一体的结构模式基本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有学者曾指出，如果说中国 近代史上真有所谓“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个“变局”其实早在１８世纪末 １９世纪初就开始了，最明显的表征之一就是：长期占据学界主流话语地位的汉学在道光之际的分 化和衰落——今文经学的异军渐起和汉宋调和说的勃兴。但从实质上讲，这场“变局”的真正目的 仍旧是为了挽救当时“知识与道德、知识与社会断裂的危机”。［１］（ｒ，２４） 晚清学术思想的深刻变化无疑首先来自于由“西学”引进所带来的巨大的“知识”冲击。晚清时 代，传统的“经史之学”曾一度遭到了强烈的拒弃，主动引进域外“知识”的活动成为了学术的主流， 此种情形使得“经世之学”与“西学致用”的观念得到了普遍的张扬。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变化应 当与曾国藩在“义理、考据、词章”等传统学术之外增设“经济（经世济用）”一门关系甚大，对于学术 的“经济”功能的强调，实际上把传统“士人”以“学术”的方式为权力体制寻找依据的责任，逐步扩大 到了直接参与和巩固权力体制运作的实践范围。这种积极推行“学术实用”的思路，无疑深刻地影 响着学术研究者对于“知识”选择的偏向。以“致用”为学术前提的结果就是，“知识”本身被迅速导 向了实践而始终无法聚结成为“思想”与“学术”的独立平台，更有甚者，则是把“知识”直接当作ｒ为 自身捞取功名和实利的捷径。 晚清对于西学的引进大致历经了“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和“废中立西”这样三个大的阶段。 “西学中源”主要是为了在“中学”的“知识”结构框架内为“西学”寻找到某种得以立足的合理依据。 甲午以后，王仁俊编撰的《格致古微》及其“续论”、“余论”系列，可以看作是一次空前广泛的以“以中 纳西”为目的的“知识整合”活动。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使学术研究的基本思路限定在传统学 术的知识框架之内，“西学”的知识序列仅仅是作为“中学”的旁支而存在的。“中体西用”，按照张之 洞的说法，即是指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仍被奉为根本之学（本体），而西方的政艺之学则只能致用。 京师大学堂初立之时所确定的办学宗旨就是：“中国京师并立大学，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辅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 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２］（Ｐ４２６）强行将一种有着自身科学逻辑与结构配置的“西学”学 科体系，分解、重组纳入到另一种非科学结构的知识系统之中，其结果，知识的不断增殖与系统容量 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会造成既有结构系统的膨胀、裂变和最终的瓦解。“中学”的知识配置标 准，因此也不得不被已尊为“新学”的“西学”知识分类系统与学科体系所取代。对于“中体两用”的 立学宗旨，严复的看法则迥然有异。他认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 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３］（Ｐ５５９）由此，严复断言：“西学既日兴，则中学 固日废，吾观今日之世变，中学之废，殆无可逃。”［４］（ｍ５４）“废中立西”首先意味着学术研究的知识 体系本身发生了深刻的裂变，而对于西学整体知识结构的重新认识，也成为学术资源配置所必须解 决的首要问题。 真正开始完全以西学的知识分类标准来划分学术门类的当属蔡元培。早在１９０１年，蔡元培就 在甄辨中西学术知识系统异同的基础上，将新立学堂的学科配置划分为五门：计“经学（含伦理、政 事）”、“史学（含地政、国政）”、“词学”（含论说、诗歌及英语）、“算学”（含初等代数与几何）和“物理 学”（含生理学、地质学、动植物学、化学及相关试验）。［５］（ｖ１３ｏ）蔡元培的学科划分虽然仍旧沿用了 “经”、“史”、“词”、“算”等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范畴，但其所涵盖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学术的 既定范围，已非中国旧学之内涵。同年１０月，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一文中，又以日本学者井上甫 水的学科分类法为基本标准，将学术系统划分为三大门类，即有形理学、无形理学（亦称有象哲学） 和哲学（亦称无象哲学或实体哲学）。以无形理学一科为例，其系统结构可表述如下：『６］（Ｐ１４３，Ｗ４６ ３
・２２・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表１ 蔡元培《学堂教科论》（１９０１）的学科配置设计 无形理学 名学 群学 政事 文学 道学 辞 译 伦理 政学 法学 计学 教 地 史 兵学 诗 图 书 小 哲 ６ 心 学 学 育 政 记 歌 —— 不
Ｉ凰Ｉ 法 说 学 教 理
国际 宪法 民法 财政 学 学 学 陆军 骈 学 学 私法 行政 刑法 农政 水军 文 诉讼 工政 外交 商政
从表１不难看出，蔡元培的学科设置不仅完全摆脱了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既有结构框架，而且 已经开始尝试以“西学”的知识体系来包容“中学”的一般知识范畴了。这种知识系统的全面转换首 先得力于对西学知识构成的科学依据及其内在逻辑关系的认同。知识系统的全面转换无疑实现了 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次知识论意义上的空前革命。以科学为依据的知识体系的确立不仅彻底摧毁了 传统学术赖以生存的根基，而且为全新的现代中国学术寻找到了相对稳定的知识生长点。而最能 显示这一生长点的具体面貌的，就是作为“知识（者）集合体”的大学“国学院”的出现。
二、“国学院”的出现与“知识”的全面整合 １９１２年ｌ０月，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由蔡元培直接参与制定的《大学令》，对大学的办学 宗旨及学科设置作了具体的原则性规定。其首条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 需要为宗旨。”余下规定，大学取消经学科，分设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其中又详细分列了 各科所涵盖的具体门类，并明确指出，“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 院。”［７］（Ｐ３）在京师大学堂时代，学堂课程还只是被简单地分为一般科目与专门科目，其中，作为必 修学科的一般科目中分设的仍旧是经学、理学、诸子学等。直到１９０９年成立分科大学并设立经科， 传统经学的核心地位才逐步下降，成为与文、工、商、农、法政、格致诸科并列的科目。从这个角度来 看，《大学令》对于“七科”的明确设定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以“四部”分类为基本知识结 构的传统学术最终走向了解体和重组，由此才形成了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七科”知识系统。［８］但 也应当看到，传统学术的知识系统虽然从表面上终于实现了向现代知识系统的转换，但这种转换本 身却隐藏着巨大的裂痕与学术危机。一方面，“七科”的划分是对西方学科体制的强行移植，它并不 是中国传统学术自身合逻辑的发展生成的产物，这就势必使传统学术研究的具体范畴只能被“嵌 入”到新的知识系统之中，并被重新赋予了属于异质的知识范畴的解释内涵。这就必然使分属各自 知识系统的范畴概念，在被强行“对接”之时很容易发生错位和混乱。而另一方面，传统学术的知识 系统本身仍将具有强大的惯性，这种潜在的惯性同样会暗中左右和引导“西学”未来的发展路向。 它不是使“西学”朝着其自身严格的科学方向前行，而是力求借助于“西学”的既有成果来强化和巩 固传统学术自身作为具有独特意义的“民族学术”的巨大影响力。而这两方面的潜在矛盾，也正是 使后来“国学院”的学术研究始终显得困难重重的根本原因， 蔡元培在着手全面革新大学的学科体制之时，已经察觉到了中西学术各自知识系统之间的深 刻矛盾。蔡元培既不希望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重新回到传统学术的老路，更不希望中国的大学成 为单纯贩卖西学知识的西式大学的摹版或附庸。他之所谓“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这一“宽容”的 办学取向被直接应用到他对于“国学院”的改造及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的积极推进之上。
・ ２３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