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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困境及策略近年来，中国的文化不断走向国际化，中国文学作品逐渐在全世界展露头角。
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困境。
无论是文学作品的内容、语言文字上都带有太过浓重的中国元素，这使得海外读者很难接受和理解。
那么，如何突破这种困境，实现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目标呢？一、语言翻译的重要性要想实现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语言翻译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环节。
翻译需要准确、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思，而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需要仔细研究原作的时代背景、文化内涵等因素，从而准确的还原作者的写作意图。
只有准确的翻译，才能让海外读者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
二、文学作品内容中和风险大的元素中国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文化背景、思想内涵和价值观等因素，对于海外读者来说很难理解，因此在进行翻译的时候，需要进行文化的调整。
文化的调整是指在文学作品中减少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因素，避免让海外读者感受到文化的隔阂。
同时，在选择翻译作品时应该注意一些特定的因素，例如政治因素、宗教因素等，避免引起敏感话题并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三、对海外市场的深度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一直面临着语言、文化和市场等多种障碍。
为了实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海外市场采取不同的推广策略。
比如，在美国市场，可以采用译者的策略，在法国市场可以采用出版社的策略，而在日本市场则可以采用电影、动画等形式进行推广。
因此我们需要对海外市场进行深度了解，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出版策略和宣传策略。
四、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的品牌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不仅需要强大的语言、文化和市场资源，同时还需要加强文学品牌的力度。
目前，我们需要提高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的可识别性，并创造良好的文学品牌形象。
借助一些重大的文学活动，如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等来提高中国当代作家的知名度，并加强与海外文学界的接触和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的更广泛传播。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问题与对策作者：张雅茹来源：《文学教育》 2021年第10期张雅茹内容摘要：文化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重要的战场，文化影响力越来越成为构建国家影响力和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强化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是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必要环节。
我们需要关注当前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态势，总结面临的问题和实践难点，提升中国优秀文化的国际传播力。
关键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文化软实力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开放共享、命运共担的全球化时代，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针。
但是，世界上的反全球化浪潮依旧凶猛。
信息时代，中国逆势而上，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
目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树立，和过去相比应该说是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与国家投入相匹配、国人期待相符合的程度，中国的优秀文化没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符合大国身份的影响力。
同时，中国的文化传播行为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引起的反响也不同。
调查显示，在亚、非、拉美的目标对象多给出正向回应，而在欧洲、美洲的发达国家的传播效果则没有达到预期。
此外，在一些西方的主流媒体上，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报道还时时可以掀起波澜，影响着大众对中国的主观情绪。
基于此，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对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增加国际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在国家战略层面，文化的国际传播早已被给予了高度重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这反映了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对文化发展和文化国际传播的高度重视。
这要求我们综合运用传播方式，创新文化交流体系，提炼优秀文化内核，阐释中国优秀价值观，增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一.当前中国文化传播问题和实践难点第一，国内价值观认同削弱文化传播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现实困境：
1、政治冲突和分歧：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到政治因素，各国政治利益不同，形成一定的分歧，阻碍了对外传播的发展。
2、文化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较大，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接受度。
3、经济发展差距：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也会影响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接受度。
实践路径：
1、加强政治对话：加强各国政府之间的政治对话，尽量减少政治分歧，以更好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传播。
2、推广文化交流：加强文化交流，推广共同的价值观念，消除文化差异，提高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接受度。
3、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减少经济发展差距，提高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接受度。
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国际传播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作者：董元元来源：《传媒》 2017年第22期文/董元元摘要：近年来，尽管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国际传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由于民族烙印太深，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学机制、文化思维等不相适应等问题，在“走出去”的道路上仍面临着许多障碍。
对此，本文结合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重点探讨了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国际传播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以期为文学“走出去”提供有益启示和思考。
关键词：当代文学国际传播现实困境突围路径近年来，一系列有利条件的出现为我国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去”创造了更多契机。
从2010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到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基于我国当代文学的学术交流、文化合作、翻译培训、国际互访等活动日益频繁，不仅有效增强了与其他国家、地区文学的交流，而且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交融碰撞，更好地传播了我国的文化理念，在“走出去”战略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根据《2016年中国文化走出去发展报告》显示，在2016年，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全球领域保持着持续活跃态势，并凭借自身的独特魅力，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学话语的建构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客观来讲，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也面临着产业机制不健全、国际影响力不高、翻译人才匮乏等现实困境，严重制约了其健康发展。
一、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国际传播的现实困境近年来，我国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去”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产业机制、覆盖范围、人才培养和传播渠道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成为制约其健康发展的因素。
1．产业机制不健全，发展驱动力不足。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机制不健全，文学作品生产链条不成熟，在产业结构、产品输出、创意优势、国际竞争等方面存在较大不足，研发生产、包装营销、出口传播等环节无法实现高度衔接，最终导致我国文学作品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不高，“走出去”发展驱动力不足。
同时，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对市场方向、质量控制、推广机制的把控相对不足，多数情况下只考虑自己的喜好，却没有针对输出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全球文化语境的变化加以完善，而这显然与国际文学市场相脱节，是我国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去”的一大困境。
2010年 第6期 28 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困境与模式转换
崔守军
【内容提要】中国的国际传播力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西方媒体对中国议题的“泛政治化”传播使得中国国家形象屡遭“误读”而“失真”。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现实”与西方媒体的“妖魔建构”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在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逻辑困境。从“防御型国际传播模式”到“主动型国际传播模式”的逐渐转换，有助于积极建构“和平发展”的整体国家形象。 【关键词】国际传播 逻辑困境 国家形象 传播模式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中华民族取得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巨大进步，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却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中国的国家形象滞后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同西方300多年的历史发展相比，新中国6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不依靠侵略和控制他国而取得，代表着世界的进步，然而西方媒体“误读”甚至歪曲、丑化中国形象的事情仍时有发生。中国的国际传播处于一种逻辑困境之中，中国议题屡遭“泛政治化”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失真”。打破这种逻辑困境，需要我们转换国际传播的模式予以积极应对。本文将对中国国际传播所面临的逻辑困境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模式进行检视。
一、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困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影响力不断 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困境与模式转换 29 提高，政治安定，社会平稳，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提高。2008年，在汶川大地震的救助行动中，中国政府展现出强大政府效能，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让人感到震撼。随后中国又圆满成功地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北京奥运会，彰显出我国强大的国家实力和民族精神。中国的GDP总量或将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口额已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经济也保持了平稳的增长，跃升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主导力量，成为引导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希望。中国成为“G20峰会”的重要参加国，相继参加了“G20”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和华盛顿峰会并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充分表明我国正日益参与到全球经济、政治事务的决策中。中国的发展壮大，已越来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中国当前展现出来的国家形象同中国社会进步的速度相比还不匹配。西方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偏见并未随着中国社会面貌的迅速发展而改变。当前中国与西方在“3T”问题（Trade、Taiwan、Tibet，经贸问题、台湾问题、涉藏问题）上有冲突加深的迹象。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屡遭西方舆论的指责，有关中国的议题屡遭西方的“泛政治化”传播，中国在部分国际社会公众心目中负面、刻板的形象制约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进一步相互融合。 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教授所称，“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①以经贸问题中的人民币汇率为例，西方学者、
媒体和政府之间相互配合，采用经贸问题“政治化”、“情绪化”方式对中国政府施压。2009年12月31日，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标题为“中国的新年”的文章，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不升值，利用人民币汇率剥削整个世界。②随后英国《金融时报》等主流西方媒体也纷纷登
出头版文章，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在主流媒体的鼓噪之下，美国130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政府，试图迫使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所谓的“汇率操纵国”。③欧洲媒体与美国媒体遥相呼应，认为中国通过操纵人民币汇率来扩大出口拉
① 潘维：“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环球时报》，2008年3月23日。
②Paul Krugman, Chinese New Yea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st,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10/01/01/opinion/01krugman.html. 访问日期2010年3月25日。 ③ 刘洪、刘丽娜：“美国130位议员诬我‘汇率操纵国’”，《文汇报》，2010年3月18日。 2010年 第6期 30 动，进而降低了自己的失业率，让欧洲人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西方媒体和政府之间的“无缝连接”、相互配合，导致欧美民众认为金融海啸导致的失业问题是由于中国“操纵汇率”造成的，这显然是“妖魔化”中国的一种险恶的政治和传播手段。实际上，中美、中欧之间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汇率问题，逼迫人民币升值无助于解决问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10年3月16日发布的一项政策简报也认为，把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责任完全归于一个国家及其货币政策是没有道理的。①
再如，近来西方主流舆论又提出所谓的“中国傲慢论”，认为中国借较少受金融危机影响之优势，开始变得傲慢起来，在外交上开始奉行强硬路线，譬如对美国对台军售坚决予以回击、坚决反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等。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今年3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中国对美国的错误决策”一文，指责中国变得“傲慢”、“过于自信”，指责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如何制裁违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承诺的伊朗时也采取消极态度。②事实上，中国“和平发展”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
从未改变。 在西方舆论中，中国议题的“泛政治化”倾向仍是西方媒体狙击中国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除了传统的“3T”问题，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美国的巨额双赤字、欧洲的高失业率、伊核问题的久拖不决、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都成为西方指责中国的“政治性议题”。细心分析，我们发现其中很多问题都是西方把许多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统统归咎为中国的罪过，而事实上这些问题与中国的发展并无直接的关系。在西方舆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矛盾情绪，那就是既无法回避中国崛起的事实，又不愿相信中国真的崛起了。处在这种复杂倾向之中的西方舆论，更愿选择在思想上依然固守西方中心意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外交战略进行抨击，“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等论调是这种复杂
① 新华社：“联合国贸发会议驳斥主张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论调”，2010年3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3/17/content_13187081.htm，访问日期2010年3月
28日。 ② 约瑟夫·奈：“中国对美国的错误决策”，《联合早报》，2010年03月12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8/sino_us100312.shtml，访问日期2010年4月2日。 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困境与模式转换 31 心理的外在表现，碰到麻烦的西方就将中国当成了迁怒的目标。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传媒大国，但还远不是一个传播强国。中国比30年前更强大了，国际舆论上理应有更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在西方构建的强大话语体系下，中国仍处于舆论弱势。当前整个国际舆论的话语体系仍是由西方主导的，“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仍未改变，观念上的滞后和整体国际传播战略的缺失导致中国的一些声音难以被西方国家所理解，西方媒体“误读”甚至歪曲中国形象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中国的国际传播力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由于中国的国际传播力与国家实力之间的不对称性而导致话语权的缺失，由于国际信息传播失衡而导致的中国议题的“泛政治化”，使得中国国家形象屡遭“误读”而“失真”。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现实”与西方媒体的“妖魔建构”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逻辑困境。许多人以为，中国不会被“骂”垮，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浅薄的，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如果中国的刻板形象在部分国际社会公众心目中继续稳定和巩固，将会制约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进一步融合，而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国家是很难实现民族复兴的。
二、国家形象传播中的“主观建构”因素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舆论中所形成的整体形象，即他者认同。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有利
于增强本国人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外交力和影响力，有利于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有利于国家整体战略的实现。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之间“软实力”博弈的重要方面和手段。对中国这样一个与西方文化异质、意识形态存在差异并力图实现民族复兴的大国来说，解构中国在部分国际公众中的 “威胁形象”、“傲慢形象”等负面形象，塑造中国的多元、鲜活、人文、和平、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具有战略意义。一个是破，解构“他形象”中的负面的“错位形象”；一个是立，塑造“我形象”中主观追求的积
① 刘继南、何辉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2010年 第6期 32 极正面形象。 在解构负面形象、塑造正面形象的过程中，可以从“客观现实”和“主观建构”两个方面去认识我国的国际传播现状。“客观现实”即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也就是国家作为认知客体所具备的基本情况。一国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国民、地理以及该国所发生的为国际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重大事件，作为国际社会公众认知国家形象的客体要素，影响着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主观建构”是指，作为国家形象塑造主体，根据本国的传播战略，对国家形象进行主观、能动的、全面的塑造。①国家形象“主观建构”的过程，其
实就是一国国际传播战略实施的过程。一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都需要通过国际传播来释放出来，国家形象的提升与塑造也需要借助国际传播力予以实现。当一个国家的国际传播策略实施得当，其发展战略、政策、举措得到国际社会认同和理解时，这个国家的国家形象就会发展、提高，反之则不然，甚至会出现迅速下降的趋势。②因此，作为国家形象塑造主体的国家，应该有所作为、主动作为，积极优化自己的传播策略，提升国家形象。 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逻辑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客观现实”与“主观建构”之间的脱节造成的。一边是中国不断改善和进步的政治经济发展面貌，另一边是主流西方舆论对中国议题的“妖魔建构”，导致中国的声音难以被西方国家所理解。要消除这种矛盾，传递真实的中国形象，就必须要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实施恰当的国家传播战略，通过国家层面的“主观建构”来塑造和传播正面的国家形象。同时我们看到，这个主观建构是个相互博弈的过程，既包含中国塑造和传播自己国家形象的“主观建构”努力，也包含西方在传播中国国家形象过程中基于西方立场上的“主观建构”传播，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选择国家形象恰当的“主观建构”方式，是消除我国国际传播的逻辑困境、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