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公司诉证监会_是否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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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攻坚克难、助推中医药大健康事业再上新台阶,矢志不渝地为发展中医药产业而奋力拼搏!”这番豪言壮语出自2019年1月下旬,时任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ST 康美,600518.SH,下称“康美药业”)董事长马兴田的新春致辞,或许彼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其执掌下的康美药业及其本人正面临一场危机,而他本人将在两年后面临牢狱之灾。
就在当年年初,证监会启动了针对康美药业财务造假的调查,随后,伴随着调查的深入,一宗虚增货币资金累计接近900亿元的财务造假大案逐渐浮出水面。
两年多之后,2021年11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药巨头康美药业年报虚假陈述侵权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作出民事一审判决,康美药业被判赔5.5万余名投资者共计24.59亿元。
其中,马兴田夫妇及另外4名康美药业原高管、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及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13名相关责任人按一定比例承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
除巨额财务造假外,该案是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涉及的投资者人数较多,因而备受外界瞩目,证监会对此评价为“示范意义重大”“惩首恶”。
作为核心人物的马兴田,还因涉嫌多项犯罪被提起公诉。
根据康美药业的公告,2020年7月起,马兴田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2021年10月,佛山市检察院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对马兴田提起公诉,指控其犯有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等多项罪名。
受此影响,康美药业股价大跌,曾经千亿市值的白马股风光不再,债权人也在积极寻求对其进行破产重整,以挽回损失。
马兴田也迎来最后结局。
11月17日,广东省佛山市中院对康美药业原董事长、总经理马兴田等12人操纵证券市场案公开宣判。
马兴田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康美案中,董监高成员被严罚11月12日,康美案宣判引发舆论一片哗然,该案不仅开创了我国司起底A 股最大财务造假案散户告赢“药王”,千亿中药巨头濒临破产《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宇轩 | 北京报道法界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实施的先河,更以数百亿巨额财务造假、赔偿总额24.59亿元等多个“天价”标签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光大乌龙指:法治的较量时间:2014年4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和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讲话言犹在耳,光大证券乌龙指一案就在法庭上开始了唇枪舌战。
谁比谁更专业?火光四溅的争论背后,光大乌龙指主角儿杨剑波同证监会在法庭上的舌战,是一场践行总理法治观的较量。
2014年4月3日,震惊中外的光大证券“乌龙指”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证监会派出的代表同“乌龙指”主角杨剑波,以及杨剑波的代理律师唇枪舌战,法庭上硝烟四起。
《证券市场周刊》曾经独家还原2013年8月16日光大证券乌龙指的现场。
当天上午,光大证券在进行ETF套利交易时,因程序错误,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统以234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180ETF成份股,实际成交72.7亿元。
当日下午14点22分,光大证券发布公告披露了错单交易信息。
光大证券乌龙指引发的市场震动受到了证监会的严厉监管。
证监会曾经相继派出两拨调查人员赴上海,最终认定光大证券在2013年8月16日下午14点22分前卖出180ETF、50ETF和卖空股指期货的对冲行为违规,并对以主角儿杨剑波为首的光大证券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苛的行政处罚。
由此,中国证券市场上一个有可能载入史册的经典案例出现了。
一个在法律的名义下尽情挥洒各方意志的大幕拉开了。
在法庭上嘲讽证监会没有自己专业的杨剑波领到了终生禁入资本市场的处罚。
在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杨剑波北上找到了当年凯利状告证监会的代理律师李江以及中兆律师事务所的杨翼飞律师,将证监会告上了法庭。
乌龙指案终于在法庭上开始了神圣的法治较量。
总理的法治观:法无禁止既可为“一个人收入消费相匹配,赚一百块,有天早上,意外花了1万块钱,就去市场上抢1万块,这能不犯法吗?”4月3日,证监会派出的代理人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如此举例论证光大证券乌龙指案的对冲行为。
杨剑波在法庭上嘲笑证监会的代理不专业。
庭审中有时主审法官对双方的互掐都看不下去,严肃的法庭偶尔还会哄堂大笑。
江西邦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等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裁决纠纷上诉案【案由】行政行政管理范围行政作为商标行政行政行为种类行政裁决【审理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日期】2020.03.24【案件字号】(2019)京行终1378号【审理程序】二审【审理法官】樊雪王晓颖宋川【审理法官】樊雪王晓颖宋川【文书类型】判决书【当事人】江西邦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株式会社尼康【当事人】江西邦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株式会社尼康【当事人-公司】江西邦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株式会社尼康【代理律师/律所】温帅河北曾知律师事务所;张家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孟海燕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律所】温帅河北曾知律师事务所张家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孟海燕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温帅张家绮孟海燕【代理律所】河北曾知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法院级别】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结果】二审维持原判【字号名称】行终字【原告】江西邦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株式会社尼康【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本院观点】2013年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
【权责关键词】行政裁决合法第三人质证关联性证据不足维持原判【指导案例标记】0【指导案例排序】0【更新时间】2022-08-31 12:58:06江西邦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等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裁决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京行终13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邦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向塘开发区星城大道。
法定代表人:夏振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帅,河北曾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金融法院2023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上海金融法院,上海金融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公布日期】2024.03.20•【分类】其他正文上海金融法院2023年度十大典型案例2023年,上海金融法院持续深化精品战略,彰显金融裁判规则引导作用,先后审结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和解案、全国首例投保机构代位追偿上市公司董监高案、全国首例新三板做市交易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等一批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
多起案件分别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新时代推进法治进程十大提名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涉“一带一路”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典型案例、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十大典型案例等。
现发布上海金融法院2023年度十大典型案例,以进一步发挥案例在促进适法统一、规范金融交易、建立市场主体合理预期、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中的积极作用。
目录01.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和解案--投服中心代表全体原告投资者诉某科技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02.全国首例投保机构代位追偿上市公司董监高案--投服中心诉张某某、王某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03.新三板做市交易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司法认定--李某某诉某信息科技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04.预测性信息重大差异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朱某诉某软件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05.收单机构违规设置特约商户结算账户的责任认定--某房地产公司诉某支付网络服务公司等其他侵权责任纠纷案06.股权收益权转让之担保功能的司法认定及实现路径--某信托公司诉某投资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07.“非典型主动管理型信托”中受托管理人的义务范围及责任认定--某农村商业银行诉某信托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案08.认可和执行案件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判断--某商业银行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案09.未经登记的有限合伙份额关联交易能否排除执行的司法裁量--某发展投资公司诉某银行、第三人某资本投资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10.首创“打包上拍、分拆竞买、价高优选”批量车位处置新模式--某资产管理公司申请执行某集团投资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01.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和解案--投服中心代表全体原告投资者诉某科技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调解要旨在证券集体诉讼中,法院可秉持“惩治首恶”和“实质解纷”并重的原则,在调解中明确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中介机构等各方主体的主次责任,积极推动投保机构有效履职,引导各方责任主体各担其责,从而实现高效、终局化解纠纷,在最大程度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同时有效控制证券市场风险。
谢昌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金融行政管理(金融)二审行政判决书【案由】行政行政行为种类行政复议【审理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日期】2020.12.31【案件字号】(2019)粤行终1630号【审理程序】二审【审理法官】龚稼立林俊盛林劲标【审理法官】龚稼立林俊盛林劲标【文书类型】判决书【当事人】谢昌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当事人】谢昌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当事人-个人】谢昌国【当事人-公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代理律师/律所】王晋军广州金鹏(白云)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律所】王晋军广州金鹏(白云)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王晋军【代理律所】广州金鹏(白云)律师事务所【法院级别】高级人民法院【原告】谢昌国【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本院观点】本案为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纠纷。
依法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公众公司进入证券市场的必要前提,是保障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权责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合法违法警告罚款质证行政复议维持原判改判撤销原判听证【指导案例标记】0【指导案例排序】0【本院查明】本院经审理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以下事实:朗顿公司原名为广州埃美教育发展有限公司,2013年更名为广州朗顿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朗顿公司”),2014年更名为广东朗顿教育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朗顿公司”)。
后经多次更名,2017年起变更为现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朗顿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周凡,股东为北京华夏基石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该公司股东变更为广东朗顿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于2016年1月变更为毛琳俊。
2015年6月,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与广东朗顿公司签订“北京黄金”金条定期托管并代租赁协议,约定:交易标的物为“北京黄金”投资回购型金条;购买金额:1亿元;托管到期日:2015年8月19日,托管期限为:2个月;托管到期后按购买黄金销售价格进行回购,按回购后总资金的9%/年获得资金收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与优利思百隆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上诉案【案由】行政行政行为种类行政裁决【审理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日期】2020.06.04【案件字号】(2019)京行终9753号【审理程序】二审【审理法官】王东勇郭伟吴静【审理法官】王东勇郭伟吴静【文书类型】判决书【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刘振明;优利思百隆有限公司【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刘振明优利思百隆有限公司【当事人-个人】刘振明【当事人-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优利思百隆有限公司【代理律师/律所】陈榕金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赵毅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律所】陈榕金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赵毅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陈榕金赵毅【代理律所】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法院级别】高级人民法院【字号名称】行终字【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刘振明【被告】优利思百隆有限公司【本院观点】本案二审的审理焦点在于诉争商标在“金属及主要由金属制成的家具附件、家具用铰链板的可调整支架、家具用铰链板的可调整部件、家具用橱柜门的可调整支架、家具用橱柜门的可调整部件、金属及主要由金属制成的紧固家具正面用部件、金属及主要由金属制成的抽屉滑条”商品上与引证商标是否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所指情形。
【权责关键词】第三人证据不足维持原判【指导案例标记】0【指导案例排序】0【本院查明】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证据采信得当,且有被诉裁定、诉争商标档案、引证商标商标档案、各方当事人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1.根据中央机构改革部署,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行使;2.本院作出的(2015)高行(知)终字第1463号行政判决还认定:“朱利叶斯公司主张的在先影响商标为‘小箭头加blum’商标,而被异议商标(即本案的引证商标)为向上的小箭头图形加字母“bolomu”,虽然小箭头图形与朱利叶斯公司‘小箭头加blum’商标中的小箭头基本相同,但二者的字母构成及其呼叫差异明显,相关公众不会将被异议商标与朱利叶斯公司的‘小箭头加blum’商标相混淆”;3.针对本院作出的(2016)京行终125号行政判决,刘振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简称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行申3940号行政裁定,认定刘振明的第7275569号“bolomu及图”商标与优利思百隆公司的第6089396号“blum及图”商标(即本案的诉争商标)整体结构相似,构成商标近似,且第7275569号“bolomu及图”商标与第6032139号“bolomu及图”商标(即本案的引证商标)在字形、箭头图形等存在差异,故驳回了刘振明的再审申请;4.优利思百隆公司在本案二审诉讼程序中提交了本院作出的(2019)京行终6118号行政判决,其认定:“诉争商标(即本案引证商标)由‘bolomu及图’组成,与优利思百隆公司在先使用的‘blum及图’在字母构成、呼叫、整体视觉效果等方面有较大差异,未构成近似标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2号【主题分类】证券期货【发文案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2号【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修订)33830580838886462290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修订)33830552838886434200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修订)33830550838886432000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修订)33830553838886435100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修订)338305191838886573100【处罚日期】2021.06.15【处罚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处罚机关类型】中国证监会/局/分局【处罚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处罚种类】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执法级别】省级【执法地域】青海省【处罚对象】杨波邓颖【处罚对象分类】个人【更新时间】2021.11.01 12:08:1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2号当事人:杨波,男,1981年9月出生,住址:湖北省襄阳市。
邓颖,女,1986年5月出生,住址:湖北省襄阳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杨波、邓颖内幕交易“凯利泰"股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内幕信息的形成与公开2020年2月23日,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利泰)正式启动非公开发行工作,召开第一次项目沟通会,凯利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律所)相关人员参加。
会议讨论的发行对象为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瓴资本)。
王世辉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二审行政判决书【案由】行政行政行为种类行政复议【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日期】2021.03.29【案件字号】(2021)京02行终115号【审理程序】二审【审理法官】刘明研金丽陈丹【审理法官】刘明研金丽陈丹【文书类型】判决书【当事人】王世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当事人】王世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当事人-个人】王世辉【当事人-公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院级别】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结果】二审维持原判【原告】王世辉【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本院观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及《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暂行规定》之相关规定,河北证监局具有对王世辉针对营业部的举报投诉作出处理的相应职权。
【权责关键词】行政复议合法违法基本原则第三人复议机关反证质证关联性合法性证据确凿行政复议【指导案例标记】0【指导案例排序】0【本院查明】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及《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暂行规定》之相关规定,河北证监局具有对王世辉针对营业部的举报投诉作出处理的相应职权。
证监会作为河北证监局的上级主管部门,具有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复议的法定职责。
《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期货公司应当向客户全面客观介绍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产品或者服务的特征,充分揭示风险,并按照合同的约定,如实向客户提供相关的资料、信息,不得欺诈或者误导客户。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机构通过营业网点向普通投资者进行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告知、警示,应当全过程录音或者录像;通过互联网等非现场方式进行的,经营机构应当完善配套留痕安排,由普通投资者通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要求的电子方式进行确认。
股票申诉退市成功案例案例参考虽已经退市,但并不影响投资者进行维权索赔。
春节前,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首批提起索赔的投资者索赔系列案件作出判决,认为上市公司应该赔偿投资者损失。
2018年2月,证监会对昆明机床正式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因财务造假,证监会对昆明机床顶格处罚。
主要违法事实为。
一、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通过跨期确认收入、虚计收入和虚增合同价格三种方式虚增收入483,080,163.99元。
二、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通过少计提辞退福利和高管薪酬的方式虚增利润29,608,616.03元。
三、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存货数据存在虚假记载。
此外,2017年2月16日晚,*ST昆机(600806)公告收到证监会正式《行政处罚决定书》。
*ST昆机(600806)等各方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的重大信披违规事件中的违法事实已确定,投资者索赔早已正式启动。
索赔条件1、在2015年11月11日到2016年2月5日之间买入ST昆机(600806)股票,并且在2016年2月5日之后卖出或继续持有。
2、在2014年3月29日到2017年3月20日之间买入*ST昆机(600806)股票,并且在2017年3月21日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最终索赔条件以法院认定为准。
索赔法律依据根据《证券法》及最高法院虚假陈述司法解释规定,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权益受损的投资者可以起诉索赔损失。
索赔进展在判决中,法院认为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原告的投资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提出的否定因果关系存在的抗辩事由不能成立。
法院同时酌情认定原告损失的30%是由于系统风险导致,该部分不应该由被告赔偿,故支持了原告投资者提起索赔诉请的70%。
【行政法】行政法十大典型案例(五)——海南凯立股份公司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案来源:未法的日志【案情简介】一、海南凯立股份公司介绍海南凯立公司是从1994年3月开始筹建的。
凯立是一家因修路而诞生的公司,由于海南岛中部地区长期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中部地区由此成为海南省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
凯立公司申请上市的目的就是融资修路,修一条穿越海南岛中部、长度为172公里的高速公路。
1994年12月31日,在履行了法定评估和验资程序之后,经海南省证管办批准,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股东单位有:海南长江旅业公司、北京市东城区第二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海口卫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南经贸实业有限公司。
长江旅业公司持凯立公司77.62%的股份,成为凯立公司第一大股东。
1995年,凯立公司与海南省政府签订了总长度为172公里的海南中部高速公路的建设合同,中部高速公路的工程总造价为54亿元。
并开始进行航测和可行性研究及论证。
1996年,凯立公司进行了高速公路分段设计,并与施工方签订了高速公路第一期海口至永发段,长度为28.258公里的施工合同。
1997年2月,第一期高速公路工程正式开工。
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一期高速公路工程的建设于1999年1月停工。
二、凯立股份公司上市过程介绍由于单靠企业的自有资金投入不可能完成修路计划。
在对高速公路先期投入7000多万元的自有资金之后,凯立公司把目光投向了资本市场,希望通过上市为高速公路的建设融入资金。
从国家民委那里,凯立得到了一个上市指标。
国家民委为什么推荐凯立上市?之所以选择国家民委,海南凯立的考虑是:海南中部是民族地区,海南凯立的基本目标就是修建海南中线高等级公路,占国家民委的上市指标,似乎天经地义。
1996年10月14日,海南凯立向国家民委报送了申请发行A股的报告。
1997年3月,海南省民族宗教厅、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3个单位先后发文,向国家民委推荐,并请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海南凯立公司作为1996年度计划内预选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1997年4月24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致函中国证监会:“推荐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996年计划内A股股票发行上市企业”。
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推荐,1998年2月24日下午4时20分,中国证监会发行部综合处官员致电海南证券管理办公室,电话内容为“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问题,经研究同意可上报材料。
材料内容及程序按13号文件要求做,并要有收购兼并内容,在上报材料时,注明列入1997年计划内,指标问题可不考虑。
”海南证管办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凯立公司。
1998年6月29日,凯立公司经海南省证管办审核,向中国证监会正式提交了向社会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及相关材料。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凯立公司的申请上市之路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证监会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先后两次到海南凯立进行了调查审核。
第一次是在1998年8月,用了4天时间。
一个月后,凯立公司派人到证监会询问情况,得到“没有问题,等候通知”的答复。
但是等到1999年2月,他们得到了“要做好不上市准备,但未说明原因”的结果。
凯立公司董事长卫凯征十分气愤,于是写信给当时的证监会主席。
4月份,证监会发行部的人告知凯立公司,材料已经转到证监会稽核部,他们不管了。
1999年5月底,证监会第二次派人到达凯立公司,此次停留一个小时。
此后凯立公司的股票发行上市申请就基本没有了消息。
1999年7月26日,凯立公司把此事直接交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作了批示。
随即,中国证监会给国务院领导提交了一个《关于海南凯立公司上市问题有关情况的报告》(39号文)。
《报告》称,“调查证实,凯立公司将不属于自己的收入作为收益,造成97%收益不真实,严重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不具备发行股票的法定条件。
”“根据上述事实,经我会主席办公会研究决定,由于凯立公司申报材料虚假,取消凯立公司的股票发行资格。
”1999年9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将此报告通过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转送凯立公司。
2000年4月28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函,作出《关于退回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函》(50号文),2000年6月10日凯立公司收到,该函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
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
认定“该公司发行预选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决定退回海南凯立的预选申报材料。
【诉讼过程】一、不予受理与撤诉2000年2月21日,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立公司)第一次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起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北京市一中院裁定“不予受理”。
理由是39号文件是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凯立公司转而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
就在凯立公司上诉期间,中国证监会作出了退回凯立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决定(50号文件)。
凯立公司认为:鉴于中国证监会前后所作的决定都是针对凯立公司申请上市这同一件事情,为了便于人民法院对中国证监会的决定进行全面、完整的审查,决定撤回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的上诉状,另行起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准予撤诉的决定。
二、再次起诉与受理凯立公司的诉讼请求(1)撤销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凯立公司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以及“97%的利润虚假,严重违反《公司法》,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错误结论;(2)撤销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取消凯立公司A股发行资格并进而退回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决定;(3)判令中国证监会恢复并依法履行对凯立公司股票发行上市申请的审查与审批程序。
2000年7月17日,凯立公司再次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起诉中国证监会。
凯立公司不服该函的认定结论及退回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有关错误认定,并判令恢复审查程序。
[1]在中国证券市场10年的发展历程中,这是中国证监会首次被企业推上被告席。
2000年8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凯立公司的起诉。
2000年10月19日,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
三、审理结果2000年12月18日北京市一中院作出判决:这份长达11页的判决书确认了一个事实,即中国证监会4月28日退回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南凯立)A股发行申报材料的行为违法。
同时,判决作出了一个司法决定:责令中国证监会恢复对海南凯立股票发行的核准程序,并在判决生效起两个月内作出“核准”或“不核准”的行政行为。
判决同时“驳回海南凯立的其他诉讼请求”。
实际上,海南凯立的起诉请求有3个。
其中,“取消证监会退回预选申报上市材料的决定”、“判令中国证监会依法恢复对海南凯立股票发行上市的审查与审批”两项,已经得到法院的支持;而“撤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的海南凯立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错误结论”的请求,被法院驳回。
2001年1月,中国证监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主要理由有:(1)凯立公司不应当适用核准程序,而应当适用1998年的批准程序;(2)中国证监会对凯立公司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不符合条件,不同意其上报股票发行正式申报材料”的决定;(3)一审判决无法执行;(4)39号文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001年7月5日,就海南凯立诉中国证监会不准其公开上市一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5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既驳回中国证监会的上诉请求,判令中国证监会依法审核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请求,并要在60天内作出决定。
中国证监会败诉。
二审法院于2001年7月5日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1、50号文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充分。
二审法院认为:“凯立公司的财务资料所反映的利润是否客观真实,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国家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
中国证监会在审查中发现有疑问的应当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对其财务资料依照‘公司、企业会计核算的特别规定’进行审查确认。
中国证监会在未经专业部门审查确认的情况下作出的证监办函(2000)50号文,认定事实证据不充分。
”2、退回行为违法。
法院认为凯立公司应当适用核准程序。
而按照该核准程序,中国证监会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从而中国证监会50号文退回其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违法。
一审法院要求其限期重作是正确的。
3、39号文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其内容已经被50号文所涵盖,因此,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恰当的。
从二审法院作出的3个认定来看,二审判决虽然最终维持了一审判决,但是在具体认定上却对二审判决有赞同、有突破、有修改。
1、二审法院赞同了一审判决认定退回行为违法的结论,并且也同样认为凯立公司应当适用2000年的核准程序。
无论是核准程序还是审批程序,退回预选申报材料都没有法律依据。
割裂行政行为,区分出退回材料的行为,并无多大的实质意义。
2、二审判决修改了一审判决中对39号文属于行政诉讼范围的认定,改而认定39号文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
虽然这对于本案的判决结果来说,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该类行为的可诉性,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将其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
很有意思的是,此前正是一审法院自己作出了39号文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不予受理的裁定。
3、二审判决最大的突破表现在确认50号文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充分。
这一判决将极大地影响中国证券制度的未来发展。
按照二审法院的认定,本案中,中国证监会自身并无权力直接认定凯立公司的财务资料所反映的利润是否客观真实,在审查中出现疑问时,应当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对其财务资料审查确认。
如果推而广之,则中国证监会在监管证券市场时,也就无权直接审查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必须委托相关机构审查确认。
总之,此案是全国首例涉及股票发行、申请、核准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
证监会是行使国家证券监督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负有核准的职责和权力,但其行使该职责和权力时必须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并适用相关的法律程序进行。
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受理股票发行申请文件后,应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核准决定或者不予核准决定并予以说明的行为。
该核准程序应当公开并依法接受监督。
在此案中,证监会作出的上述行为并未按上述法定程序进行,因此法院判决确认其行为违法。
该案对推动证监会依法行政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