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中国化

【笔记】文化中国化的佛教和佛教的中国化这份笔记来自于，迅雷看看的纪录片有关于佛教的视屏20141231 常平佛教中国化1.中国的佛教是中国国学的一部分，而印度的佛教就不是2.佛教的教义在中国的实现的途径和方式3.佛教中国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民族化地域化时代化4.中国的佛教为什么区别于印度的佛教，因为中国的文化迫使印度佛教，想要在中国这个地方发展的话，就必须适应中国当时的国情，而适应的过程，就是接受中国当时环境的改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改造后的佛教已经和一度佛教有了区别，所以说中国的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而且可以说中国化佛教是中国国学的一部分。

5.佛教分类汉传佛教(用汉语翻译）；藏传佛教（用藏族文字）；南传上座部佛教（用傣文）；6.汉传佛教是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僧侣乃至侨民游僧共同创造的。

7.在中国隋唐时期佛教有八个宗派天台宗；三论宗(法性宗）；禅宗；华严宗（贤首宗）；净土宗；密宗（真言宗）；律宗；法相宗（瑜伽宗)；8.中国佛教的地域性自然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9.在中国北方佛教重在修行南方佛教重在理论10.佛教在中国包含时代化的原因1.历史上不断发展的，古代的王朝更曾给佛教带来不同的挑战或机遇，要求佛教做出适应当时王朝统治需要的回应；2.不同时代的背景与特征不同，如和平与战争时代，统一与分裂的时代，繁荣或衰落的时代，开放或封闭的时代，都给社会不同人群带来了不同的宗派需求，从而要求佛教与时代气息相应，满足该时代不同人群的具体精神需要。

3.中国思想文化的潮流是不断演变的，不同时代的主流思想给予佛教的影响极大。

中国化佛教11.印度佛教是脱胎于印度社会的，活动在印度社会的，是印度宗教，而中国佛教虽然来源于印度，但是活动在中国，扎根在中国，是经过改造的佛教，是创新性的佛教，所以中国化的佛教是中国的宗教。

12.佛教虽然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民对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并没有佛教化，中国没有整体佛教化，因为中国并没有普遍接受和认同佛教思想以及佛教的信仰更没有以佛教作为主要的信仰，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果当中，儒家和道家还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主流。

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一、中国化佛教历史发展脉络1. 汉末佛教传入阶段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

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庭。

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

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

魏晋时学术大变，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流行，佛经译家即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来比喻佛家经典中的名词，僧肇的般若理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也是对魏经玄学的深化总结，这时的佛教活动主要是译经。

2. 东晋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东晋以后，长期战乱，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

中国原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佛教某些理论如思辨超过了中国文化，两种文化发生冲突，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论理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北方灭佛事件。

一时门派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东晋未年，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论经兴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

3. 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

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4. 宋代禅宗教派与宋明理学佛教到了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是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程朱一派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心外无物。

5. 宋以后佛教的衰落期宋代以后，佛教总的情况是大势已去高潮已过，逐渐走向衰落。

论云冈石窟中所体现的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云冈石窟是中国著名的佛教艺术遗址，它的艺术特点是“中国化”的佛教艺术。

所谓“中国化”，就是指中国佛教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国家的文化、社会思潮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形态。

首先，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在主题方面表现出了“中国化”的特点。

这是因为中国佛教艺术重视的是将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进行表现，既保持了佛教文化的本原，又符合了中国人的审美理念。

云冈石窟雕刻中呈现的内容，大多数是针对中国信众的群体。

例如，庄严的佛教神像、世俗人物像、儒家经典、文艺作品等，都与中国文化体系有关，符合当时中国人面临的社会现状和文化心理。

其次，云冈石窟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中国化”的特点。

这主要体现在雕刻技术和造型表现上。

云冈石窟的雕刻技法以内凹雕为主，而非印度式的浮雕或立体雕塑。

这种技法以它的平面、阴阳交错的线条构成了丰富的场景。

同时云冈石窟的佛教神像也渐渐去掉了欧亚民族自然特征强烈的表现形式，呈现面部圆润、肢体丰满、静态内敛，更符合中国民族的审美特点。

这些体验反映的不仅是中国雕刻技术的特点，更是传承着中国透彻的审美心理与审美思想。

同时这种方式强调人文内涵的表现方式也满足了善解人意的审美体验，使其成为中国佛教艺术的一个标志。

最后，云冈石窟中所体现的佛教艺术“中国化”得以形成，还得益于中国大地上悠久的文化史和汉族自身的文化传统。

这些文明经历、文化系统挑战及润泽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史，从寺庙、塔、石窟群体雕刻，到壁画、工艺品的发展，中国佛教艺术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传统，也正因此，云冈石窟这座有岩壁的艺术品堆砌起来的上乘艺术品展现了最流畅精彩的艺术体验。

总之，云冈石窟所体现的佛教艺术“中国化”的特点，具有日益显著的时代内涵和文化价值。

它既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又实现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完美融合，同时探讨了中国文化多元性和深远性的一面。

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一、中国化佛教历史发展脉络1. 汉末佛教传入阶段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

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庭。

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

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

魏晋时学术大变，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流行，佛经译家即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来比喻佛家经典中的名词，僧肇的般若理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也是对魏经玄学的深化总结，这时的佛教活动主要是译经。

2. 东晋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东晋以后，长期战乱，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

中国原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佛教某些理论如思辨超过了中国文化，两种文化发生冲突，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论理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北方灭佛事件。

一时门派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东晋未年，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论经兴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

3. 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

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4. 宋代禅宗教派与宋明理学佛教到了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是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程朱一派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心外无物。

宋以后佛教的衰落期5.宋代以后，佛教总的情况是大势已去高潮已过，逐渐走向衰落。

佛教中国化的启示院 (系)专业班级学号姓名指导教师匡长福摘要：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通过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经过碰撞与结合，最后成功的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

本文将通过探讨佛教中国化的原因及具体表现，进而总结出其对当今中国的发展仍然适用的启示。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原因启示正文2000多年前,当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这门宗教会有一天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佛教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从印度到尼泊尔、斯里兰卡、越南、东南亚、日本、朝鲜、欧美等，佛教在这些地区都与本土文化相碰撞，不断演化，形成本土的教派。

而在这过程中，佛教也在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大国里中国化了。

首先我想大体说一下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200年左右的传播，到了东汉末年，逐渐在民间普及。

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了三大系，即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地区上座佛教。

经历了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蓬勃发展，中国本土的大乘佛教宗派纷纷建立。

其中包括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净土宗、禅宗等。

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变成中国的佛教，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

须知事物的改变都是有愿因的，即佛教的中国化必然有着其不可忽视的原因，在这我觉得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方面。

佛教中国化的内因更多的是与中华民族的品德有关。

一方面，中国在佛教传入前，儒家法家和道家盛行，儒重礼，法家讲法治，道讲宇宙规律，这正和佛教的事理和佛法相吻合。

佛教和儒法道形成了互补的局面，佛教甚至技高一筹，从而佛教极大地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也是我觉得更适合于现在的一方面就是中国人从古至今未曾变过的兼容并包的美好品德起了重要作用。

受到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影响与渗透，同时也因契合中国人的精神追求而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

其外因则更多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每一个统治者都想建立一个永久的统治，要建立永久的统治，不外乎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下功夫，佛教本身的内涵，决定了中国的开明的帝王肯定选择佛教中国化，作为他精神统治的支柱。

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一、译文与宣讲方式中国化中国的佛教学者在研究和讲说翻译过来的佛教经典时,为了便于理解,就用儒家和道家, 其中主要是老庄和玄学的名辞和术语,来比附佛教的名相概念。

这种简单而机械的对照、比附之法,对印度佛教经典发生歧解和误读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正是在这种歧解和误读之中,那些翻译过来的经典开始在汉语语境中具有了意义,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了实际的影响,并以此为接生术或嫁接术而真正地得以植根于中国。

尽管在东晋时期有道安这样的高僧大德对格义之学颇为不满,但还是阻止不了这种研读方法的广泛运用和推行;即便是在道安本人、其高足庐山东林寺的慧远以及罗什门下僧肇等人的著作中,都随处可见佛教思想与老庄玄理的相互融合、相互解释。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

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

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

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

"（《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

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

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

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

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

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

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

佛教中国化及其影响游览过了三亚的南山，才感受到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在南山随处可见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虔诚的人们。

当然，佛教在中国的巨大影响与它的中国化是分不开的。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今已2000年。

它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

历史上真实的佛教决不是一种孤立的信仰，它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哲学思想，民间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结合在一起。

中国佛教虽然与印度佛教有渊源和继承关系，但佛教传入中国后，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然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

中国佛教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就是所谓的佛教中国化。

从两汉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到的发展。

在魏晋时期佛学与玄学合流。

由于玄学在魏晋时期的统治意识形态占主导，所以，佛学在这一时期得到大的发展。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

到梁武帝时达到了顶点。

梁武帝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

梁武帝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

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ｐáｎ槃》、《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

”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

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

但是由于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

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

根据记载“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

佛教的中国化正如现在基督教常常讨论“本色化”问题一样，佛教史家也每每提及佛教“中国化”的问题。

佛教中国化，我国学者一般都是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入手，探讨近2000年来，中国佛教徒在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创造性发挥，对丰富世界佛教文化的积极贡献。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极少数人打着原教旨主义的幌子，将佛教中国化偷换概念为中国歪曲佛教，进而对佛教中国化，中国传统佛教进行攻击。

近年来，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有那么几个人，利用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彻底否定，进而否认台湾佛教与大陆佛教的血脉联系，为“台独”势力张目，曲解已故印顺法师对中国传统佛学的批评、对印度早期佛学的研究和赞扬，认为当代（“正确的”）台湾佛教是通过印顺法师而直承印度佛教的精髓，与“中国化”了的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近20年来，日本兴起的“批评佛教”学派也对“中国化”（即他们所谓的“老庄玄学化”）了的传统佛学作了全面的否定。

当然，学术上的各抒己见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即东亚范围内否定中国汉地传统佛教的历史贡献，甚至要“去中国化”，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此看来，“佛教中国化”这个概念，成了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彰显中国佛教独特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却又给别有用心的人以口实。

这样，“佛教中国化”这个概念是否还可以用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但要明确佛教中国化的具体含义。

首先，中国化的佛教，还是佛教。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世间一切善法皆是佛说，佛教是具有很大的开放性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佛教有着不同的形态。

如果我们剥离开印度佛教、南亚佛教、中亚佛教、中国汉地佛教、蒙藏佛教……我们并不能找到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或者“标准化”的佛教。

如果有人硬要把古代印度佛教看成是标准化的、规范化的佛教，而以此来要求其他地域的佛教，也是削足适履，事与愿违的。

况且随着对古代印度佛教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考古学的深入发展，古代印度佛教也开始越来越像是一个“活生生”的宗教，许多被认为是后世末法时代“堕落”的表现，在古代印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佛教的中国化与现代民间佛教运动一、佛教中国化的途径和规律现在我们先谈第一点，佛教中国化的途径和规律。

我们知道佛教诞生在2500年前的印度，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大体上在2千年前方面进入了中国。

关于佛教进入中国的说法有很多说法，最常用的是两条史料，一个是在公元前2年，西汉末年的汉明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

还有佛教界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在公元后65年，就东汉明帝的《永平求法》到现在已经2千多年了，有2千年历史了。

佛教为什么传入中国呢？我们刚才讲过，我们曾经引述过《法华经》里面的一段话，佛是为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也就是说为了使我们中国人也能开启佛的智慧成为一个有觉悟的人。

曾经有人在全国政协，当时赵朴初会长曾经请了一位离休干部当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他到全国政协去讲课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世界三大宗教进入中国的途径是不一样的。

他说佛教是中国的皇帝请进来的，基督教是洋枪洋炮打进来，而伊斯兰教是做买卖买进来的，所以佛教是中国人请进来的这一个事实，表明中国社会需要佛教，而且重智慧、重解脱实践的那个出事情的佛教，恰恰能够弥补我们中国思想、中国宗教的不足。

我们知道中国的宗教，中国固有的宗教是儒教与道教，我们看儒教的教主孔夫子有一句名言叫，“不知生焉知死，不知人焉知鬼”，所以他强调做人世间的工作，强调的是宗法制社会的现实的伦理。

但是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有思想，而思想的本质是在于它的永不满足的追求，他要探索他所不知道的一个无知不可知的世界。

人死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会到哪一种世界，这在哲学上有很多很多种说法，所以死后的世界和人死后的存在，虽然是我们讲不清楚，但是恰恰是我们人所要探索的最终的神秘。

所以这个佛教它比较圆满地解释了用它的三世因果论圆满地解说了我们人从何来、死到何去，所以他能够弥补我们中国宗教、中国思想的不足。

这也就是佛教为什么在中国2千年发展历史中能够传播、能够发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他能弥补我们中国思想的不足，而且在2千年发展过程当中，佛教从一个外来的宗教最后成为一个中国的本土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