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与现代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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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刑法中“亲亲相隐”原则之嬗变及其对现行刑事法律的若干启示毛冠楠内容提要:根据对传统刑法中“亲亲相隐”原则的产生、演变及其特点的考察,探寻其现实意义及对现行刑事法律的启示,为完善现行刑事法律提供借鉴,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权。
关键词:“亲亲相隐” 原则 嬗变 启示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05)05—0087—04一、“亲亲相隐”原则之产生和演变“亲亲相隐”是由“亲亲得相首匿”与“同居相为隐”这两项传统的刑法制度融合而成的。
“‘亲亲得相首匿’指在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且对隐匿者减免刑罚。
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孔子。
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汉代儒家思想定为一尊之后,‘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律中定为一尊之后,‘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律中的一项原则。
”①汉宣帝地节四年颁布诏书,“首次从人类亲情的本性出发解释容隐制度的立法理由;并首次用容许隐匿的形式正面规定并肯定了卑幼首匿尊亲长在法律上的正当性”②,即不负刑事责任,以及“尊亲长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其他也不负刑事责任的权利。
这一原则为此后封建法典所继承”③。
至唐朝时,唐律关于容隐的规定,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规范系统。
在《名例律》中规定了“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对“亲亲得相首匿”作了进一步发展,扩大了适用范围,其内容是:“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匆论,即漏其事,及 语消息,亦不坐。
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
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④其意思是:“凡是同财共居者,不论是否同一户籍,也不论有无服制关系,以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母、外孙、孙媳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皆可相互容隐其犯罪,部曲、奴婢可为其主人隐罪,但主人不为他们隐。
即使为犯罪者通风报信,使之得以隐避、逃亡,也不负刑事责任。
“亲亲相隐”原则之现代化思考“亲亲相隐”原则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曾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今,在刑事立法中,应对“亲亲相隐”原则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做法,吸收其合理成分,缩小我国刑法中包庇罪的犯罪主体范围,使我们的刑法更具人性化。
标签:亲亲相隐;窝藏、包庇罪“亲亲相隐”原则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
然而,当前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它的消极影响,把它当作封建社会的糟粕予以彻底否认。
对于“亲亲相隐”这项传统的法律原则,我们是应当有批判性地予以吸纳借鉴,还是应当完全否认?如果答案是前者,如何在现行刑法中体现该原则?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本文以现行刑法中的窝藏、包庇罪为视角,通过对该原则进行深入剖析,挖掘其在现行刑法中的可借鉴之处。
一、“亲亲相隐”原则之涵义解说“亲亲相隐”又称“亲亲得相首匿”,它源于《论语》的记载,孔子说过:“吾党有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张晋藩教授认为“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
”也就是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并且不会因此而受到刑事处罚,它包括长亲属隐匿卑亲属和卑亲属隐匿长亲属。
“亲亲相隐”到西汉时期在法律上首次得到确认,发展到唐朝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以后各朝关于“亲亲相隐”的制度规定大体与唐朝相同。
“亲亲相得首匿”制度的隐匿对象为“亲属”,容隐的亲属范围在不同朝代受因各个朝代法律政策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亲亲相隐”的隐匿范围在中国封建社会随着朝代的变迁越来越广泛,其容隐范围由孔子提倡的父子之间的互隐,发展到汉朝的父子互隐。
夫妻互隐,祖父母与孙互隐,最后发展到唐代规定了“同居相为隐”,即同居者可以相互隐匿。
所谓“同居”:指“同财共居,不限籍之异同”,即只要共有财产,共同生活,不管户口是否相同。
“虽无服者,并是”,即使彼此已无服制关系,也可互相容隐。
由此可见,“亲亲相隐”作为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一项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日益成熟,其隐匿的对象范围不断扩大。
“亲亲相隐”制度与现代法制建设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内涵亲亲相隐制度,又称亲属容隐、亲属相隐,在古代刑律中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其罪行。
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点内容:第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第二,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第三,国事重罪不适用相隐。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分析综合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发展过程以及国外立法状况,这一源于中国古代惠及日、韩的制度在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亦得到传承。
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法系均趋于一致,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特点法不外乎人情,马克思曾指出:人类社会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即社会关系。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家庭,而能使家庭得以维持和延续的最基本因素无疑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
亲属之爱是一切爱的起点,亲情联系是人类最基本最不无法逃脱的联系。
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不可能不考虑到其调整对象主体的最基本需求——亲属之爱。
从人的生存角度出发,任何人都生活在“熟人社会”里,都不能公然挑战其存在的人情环境和基本社会关系;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人也不可能义无返顾地抛弃亲情,否则他可能会付出惨重的名誉代价。
因此,法律不能忽视社会的人情基础,不能苛求任何有感情的人的所谓“觉悟”。
亲亲相隐是从捍卫家庭的人性本能角度出发,将一些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避免将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置于指证犯罪的尴尬处境,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性的关怀。
2.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法律对人权的保障人权观念已受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
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持续二千余年就是人权观念的鲜活例证。
在亲亲相隐制度下,一方面亲属之间的隐私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有限度的沉默权,证人拒绝作证权等一系列现代西方所标榜的人权均在其中,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古代法律体现人权保障比现代西方的人权宣扬更具理性,权利更为广泛。
“亲亲相隐”的现代法律价值及对我国刑法的借鉴——以包庇、窝藏罪为视角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在现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亲情关系应该是相互关爱、守护的纽带,家人之间的感情应该是最密切的。
但是,随着犯罪手段的不断升级和犯罪手段的变多,许多犯罪分子都会利用亲情关系进行犯罪活动。
这就引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在包庇、窝藏犯罪中,如何权衡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的刑法中,包庇、窝藏罪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规定,罚则也比较严厉。
在判定包庇、窝藏罪时,亲情关系在判定上是被考虑的因素之一。
但是,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如果过于重视亲情关系,势必会对司法正义产生一定的干扰。
因此,本文从包庇、窝藏罪的视角出发,探讨“亲亲相隐”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价值,将重点放在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权衡上。
并且,本文将从主流法律体系的角度出发,借鉴国外法例的有益经验,总结我国应对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冲突的策略。
二、研究现状目前,在研究包庇、窝藏罪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其中,对于包庇、窝藏罪的法律规定和判定标准,已经有了比较严格的要求和明确的规定。
但是,在研究“亲亲相隐”问题上的研究较少,且较为普遍的研究集中在探讨该问题在古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此外,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主。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本文研究内容为“亲亲相隐”的现代法律价值及对我国刑法的借鉴——以包庇、窝藏罪为视角。
本文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等。
(1)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包括法律法规、案例和学者文章等在内的文献资料,对包庇、窝藏罪的法律规定和判决标准进行深入了解,并寻找国外相关法例的借鉴之处。
(2)比较研究法:对国内外相关法律体系进行比较,剖析其异同之处,有助于深入探讨在我国如何处理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关系。
(3)实证研究法: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研究包庇、窝藏罪的具体问题和典型案例,有助于分析如何处理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
浅析当代中国刑法中亲亲相隐制度的完善浅析当代中国刑法中亲亲相隐制度的完善一、“前法典”时期的“父为子隐”思想及其意义中国的“亲亲相隐”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孔子首先提出“父子相隐”的概念。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①孔子说,如果父子之间一个人犯了罪,那么彼此间的另一个人为此人提供庇护是理所应当的。
孔子的这一说法不仅是儒家学说“仁爱”的重要表现,更成为后朝“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滥觞,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容隐思想并没有正式写入法典,故将这一时期成为“前法典”时期。
(一)“父为子隐”是挽救“礼崩乐坏”的社会风纪的尝试之一“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②”。
孔子一开始就是礼乐制度的坚决捍卫者,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奋力疾呼,希望能唤起民众对礼法的尊重。
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旨在维护家庭的和睦安定,维护家庭伦理秩序,重塑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社会。
(二)“父为子隐”是儒家解决“忠”、“孝”道德困境的方案体现在儒家学者的观念中,孝高于忠,必要的时候宁愿舍忠尽孝。
《孟子·尽心上》中记载到: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亲亲相隐”对现代刑事诉讼的启示一、“亲亲相隐”原则的价值分析(一)亲亲相隐制度的正价值(1)亲亲相隐制度充分体现了对人性的呵护与关怀。
对人性的热切关爱,这或许是亲亲相隐制度的生命之源。
故而,认其为亲亲相隐制度的首要价值,是毫不为过的。
亲亲相隐首先是以道德的身份降临人间,然后才被法律化,伦理、道德是它的灵魂;而在某种意义上,伦理、道德可以说就是人性。
因此,人性是亲亲相隐的当然主题。
(2)亲亲相隐制度的设计理念――法律不强人所难。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实现有赖于人们的遵守与服从。
法律只要求也只应要求人们为其可为之事,而不能期待人们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即“法律不强人所难”。
如果法律强制人们为不可为之事,必然导致法律规定的虚置现象。
而亲亲相隐制度的设计,无疑充分考虑了期待可能性问题。
正如有论:“如果完全排斥亲亲观念在法律上的体现,那么,我们预期会有多少人‘大义灭亲’、告发至亲?如果在法律上断然否定亲属相隐,那么我们预期会有多少人出庭指证亲属有罪呢?会有多少人不作伪证呢?相反,如果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亲属相隐的存在,以上麻烦便不复存在。
”(3)亲亲相隐制度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与安全。
亲亲相隐观念与制度给予人性如许的关爱,这于个人无疑是无上的福音。
但是,显然,统治者不可能仅仅出于此种考虑而将亲亲相隐构筑成法律制度,在此之外,定然有更大的利益驱动。
这就是维护统治利益的需要。
亲亲相隐所饱含的融融温情,培育、增进了家庭的和睦与稳定,而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则意味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社会的和平与秩序,更加意味着国家统治的稳固与安全。
亲亲相隐得以法律制度化,当然是由后一利益所决定的。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负价值(1)不利于平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亲亲相隐制度在平等思想的缺乏上,表现是极其明显的。
在法律上,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是平等的首要表现。
质言之,基于身份而规定不同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是欠缺平等精神的,至少是不注重平等的。
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及其现代法律价值法律史 100402019 李晨摘要: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有利于对亲情和人权的保护,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更重要的是,亲亲相隐制度对当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
尤其是在今年的8月24日,刑诉法修改稿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这使得亲亲相隐制度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本文仅对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阐明该制度包含的合理的法律价值。
关键词:容隐亲亲相隐拒绝作证权社会互信一、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法学词典》中的相关表述为:“亦称‘亲属容隐’。
”在古代刑律中是主要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其主要内容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处罚或减刑处罚;第二,控告应当相隐的亲属,要处以刑罚;第三,国事重罪例如“十恶”,不适用亲亲相隐制度。
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既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又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是封建伦理道德在刑法上的表现,同时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
1中国的亲属相隐思想可能始于春秋。
2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 ,卫大夫元口亘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诸侯各国的盟主晋文公之庭, 周襄王劝阻晋文公受理此案。
他以为:“夫君臣无狱。
今元口亘虽直,不可听也。
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3应该是有记载以来首次表达“父子不得互相告诉”思想。
《礼记·檀弓》也有礼法原则:“事亲有隐无犯”。
4以上文献显然包含了亲属相隐的观念。
最先明确提出容隐思想的是孔子。
根据《论语·子路》的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伍党之直者异于是。
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
”5《吕氏春秋》中记载,“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揭之上。
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
告吏曰:父窃羊而揭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6孔子曰:一父而载取名。
亲亲相隐与中国当代法律制度作者:苏怡来源:《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14期摘要亲亲相隐思想于春秋战国萌芽,西汉起历代均将其引入制度中,在我国古代法律史上绵延千年,至今仍为一些国家所沿用,我国2012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一款已将这一制度引用其中,在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也下彰显了我国法律制度的人文关怀。
对于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大环境而言,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这一制度的建设,需借鉴中西古今之经验教训,对亲亲相隐在现代社会的含义、范围以及相应制度有更符合情、理、法的认识。
关键词亲亲相隐现代法律制度情理法作者简介:苏怡,四川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5-033-02亲亲相隐,亦称“亲属容隐”,指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瞒罪行而不负刑事责任,是中国古代法律术语,来源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最早出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孟子·尽心上》亦通过假设的“舜窃父而逃”的故事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一、亲亲相隐的国内外现状古希腊思想对于西方学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近现代西方的法制发展中,亲属相为隐、亲属互不举证法有了更为完善的发展。
大陆法系中,德国1994年《刑事诉讼法典》第52条规定,被指控人的订婚人、配偶、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有权拒绝作证。
1998年《德国刑法典》分则第21章规定“包庇与窝藏罪”,其中第257条规定了“包庇罪”,第258条“使刑罚无效”第6项专门规定:“有利于其亲属而犯本罪者,不处罚。
”《日本刑法典》第105条亦有相关规定。
而在英美法系中,1898年《英国刑事证据法》中明确规定:在普通刑案中被告人的配偶可以作证,但只能当辩护证人,不能强迫其作证;如果被告人不让配偶出庭作证,控诉方也不得加以评论。
亲亲相隐的现代司法意义作为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与首创的“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流传上千年,然而在现代却销声匿迹。
本文意在探究该制度的含义,在古代的发展过程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并重在探索其在当代社会的意义与可行性。
标签:亲亲相隐;情与法“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它植根于儒家法文化,是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与首创。
所谓“亲亲相隐”是指法律允许亲属间相互隐罪而不追究或减轻其刑事责任的规定。
先秦时期是“亲亲相隐”制度的萌芽时期。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孟子都主张“父子相隐”。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到西汉时期在法律上首次得到确认,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 6年)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①唐代以后,律典中形成“同居相为容隐”的条款,扩大“隐”的范围,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
”②又:“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
”但对谋反、谋大逆、谋叛,则不得相隐。
宋、明、清律沿袭,宋律称“有罪相容隐”,明律、清律称“亲亲相为容隐”。
至清末修《大清新刑律》,亲属容隐的制度经过改造后仍以某种形式被保留了下来。
“亲亲相隐”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漫长的变迁过程中,虽然具体表现不同,但这一思想却一直传承沿袭下来,可见其存在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亲亲相隐是儒家法思想的体现。
儒家法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产物。
农耕生产方式,以父系为核心的宗法家庭组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国家政权形式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
儒家认为法的价值并不是指向个人,即法律并不确认和维护个体自然人的对于他人和社会的权利,而是指向人的集体——宗法家族。
法律用强制的威力要求个人服从宗法家族的整体利益。
③在整个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权至上。
具体到各个家庭,亲亲尊尊,三纲五常,个人没有多少权利可言,国家利益和家族利益至上。
“亲亲相隐”制度的渊源及其当代司法价值“亲亲相隐”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最早提出的思想主张,随着汉代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它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刑法中非常重要的原则和制度。
作为儒家伦理、法律思想的直接体现,“亲亲相隐”不仅有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法律价值,即使对于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标签:亲亲相隐拒证权现代司法一、“亲亲相隐”的历史沿革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极其注重伦常纲纪的社会,“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的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的法律中均有体现。
“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至西周。
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
“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
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继承。
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的这句话成为日后“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
汉宣帝地节四年正式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从而开创了长达2000余年以“亲亲相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法律传统所特有的一项制度。
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
到唐宋时“亲亲相隐”进一步扩展,推及同居亦可相隐。
《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亦有“亲亲相隐”的规定。
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等亲以内的血亲和三等亲以内的姻亲。
新中国成立后,把“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绝对化,延续了2000多年的“亲亲相隐”制度被抛弃,从而使主导了中国2000多年的“亲亲相隐”制度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评价1.亲亲相隐制度能够充分体现对人性的尊重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基于血缘婚姻构成的家庭是人类基本生活方式,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形成的成员之间的关爱之情也可以说是人性的典型表现。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回归亲亲相隐制度在刑事法律中的确立有其理论、法律及社会上的基础,也已经体现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亲情思想已经逐渐地被我国刑事法律所认可。
因此,对亲亲相隐的主体及适用范围等予以明确的规定,可以真正地体现亲情在刑事法律中的作用,确保其在刑事法律中的准确运用。
亲亲相隐是指一定关系范围内的亲属之间相互隐匿、包庇犯罪事实而不会受到法律处罚的法律制度。
它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若对法律规定应该相互隐匿的亲属进行告发则告发者将被处以刑罚。
该制度是我国沿用了两千多年的伦理原则和法律传统,其来源于孔子宣扬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1]亲亲相隐是基于人性而产生的人的一种自然权利,是亲情关系在法律之中的重要体现。
一、我国刑法中融入亲亲相隐制度的可行性(一)理论基础在理论层面上,期待可能性理论为亲亲相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具体的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他适法行为。
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行为,就不能对其进行法的非难,不承担刑事责任。
当某人被告知其亲属因触犯刑法而将受到刑事处罚之时,作为社会上的一般人,都会站在其亲人的角度,希望其不被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必然会帮助他们或为他们隐瞒罪行,不可能期待让人们至亲情于不顾而破坏家庭伦理关系去检举他们的亲人,在这种情形下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不应该要求替亲属隐瞒或包庇罪行的人承担刑事责任。
因此,将亲亲相隐制度融入我国刑法之中符合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思想。
(二)法律基础在立法层面上,亲亲相隐这一思想明确的体现在域外刑法及我国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中。
首先,在域外刑法中,如《德国刑法典》第258条规定:“如果为了使家属免于刑罚处罚而有意实施阻挠行为,致使他人因违法行为依法应受的刑事处罚或者措施全部或部分不被追究的,不予处罚。
”[2]除此之外,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刑法中也均有体现。
所以,可以看出,亲亲相隐作为一种法律思想广泛的存在于外国的刑事法律规范中。
亲亲相隐司法原则在现代司法体系中,"亲亲相隐"这一古老的刑罚原则仍然具有一定的潜在影响和体现。
尽管在法律条文中可能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某些情况下,法律仍考虑到亲属之间的关系和人伦常情。
本文将通过举例说明,说明"亲亲相隐"如何在现代司法中体现,并探讨其对社会的意义。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证人作证义务。
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配偶、父母和子女不被强制作证。
这意味着在犯罪案件中,这些亲属关系的人不需要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这一规定考虑到了亲属之间的人伦关系,避免了亲属之间的人伦危害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这种规定旨在平衡个案追究和家庭稳定之间的利益,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
在国际上,美国司法中也存在类似的规定。
夫妻之间的豁免特权,即犯罪嫌疑人的配偶不被要求作证,除非他们自己直接受害或者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这种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家庭关系的尊重,避免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同时,这也是对亲亲相隐原则在现代司法中的一种体现。
另一个例子是窝藏包庇罪的适用。
窝藏包庇罪是指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庇护、隐瞒其犯罪行为或协助其逃避追究的行为。
尽管在现代司法中,窝藏包庇罪并没有明确考虑亲属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亲属之间的情感和关系往往会影响刑事责任的追究。
比如,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可能会试图保护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在子女犯罪行为还不严重的情况下。
虽然法律对窝藏包庇行为没有特别的优待,但在判决时法官会考虑到亲属之间的人情关系和对家庭稳定的考量,以便在处理中作出更加公正和合理的判决。
此外,在我国的刑法中,对亲属的财产犯罪处理中也体现了亲亲相隐的精神。
例如,我国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规定,对于盗窃自己家庭或近亲财物的行为,一般情况下不会按犯罪处理,除非确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
这一规定也体现了亲亲相隐的原则,对亲属关系的重视和对亲属行为给予一定的特殊待遇。
这意味着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法律倾向于以更加宽容的方式对待亲属之间的犯罪行为,同时也考虑到家庭稳定的因素。
论亲亲相隐在中国现代刑法中的重要性
1.内容与背景
2.国内外对亲亲相隐的法文确认的区别
3.亲亲相隐的例子与解析以亲亲相隐为原则解决的优点
4.中国社会需要亲亲相隐
/s/blog_4c35c3d0010009sw.html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对现实的影响/Article/kxfzg/llwz/201206/256838.html对新刑诉法中引入亲亲相隐制度的思考
亲亲相隐的内容与起源
“亲亲相隐”作为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在我国具有相当长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儒家提出,实行这项原则,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和家族制度,巩固君主专制统治。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进一步得到确认。
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相同,其内容主要有3点: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
儒家思想是我国自汉朝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家是儒家极为看重的,因而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眼中,家都显得至为重要。
中国古代“家国天下”并举,而家居于首位,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与天下只是
家的放大,社会关系也不过是家庭关系的延伸。
“亲亲相隐”的刑律原则便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应运而生了。
这一原则的目的在于,以法律的力量将儒家宗法伦理道德观念灌输于全社会,是之每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通过维护封建家族秩序,进而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
国外有关亲亲相隐的规定
“亲亲相隐”也是现代西方法律普遍确定的个人权利和政府必须遵守的法律准则。
许多大陆法系的国家在诉讼法中就明确地采纳亲亲相隐制度。
如:1994年法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1.被指控人的订婚人;2.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3.与被指控人现在或曾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亲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2条规定:与被指控人的订婚人,配偶或前配偶(被指控人)现在或曾经是直系亲属或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内有血缘关系或者三亲内有姻亲关系的人,皆有权拒绝作证。
韩国《刑事诉讼法》第285条规定:如果证人的证言可能引起本人或下列的人被提起公诉或被判有罪等有关身心耻辱的事项时,证人可以拒绝作证:证人的亲族、户主、家族或曾经有过此类关系的人;证人的监护人或被证人监护的人。
英美法系的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亲亲相隐制度,但它们的判例事实上与亲亲相隐制度达成了默契。
如有个发生于澳大利亚的经典司法案例就足以证明:父亲贩毒,女儿知晓父亲毒品藏处,警方逼女儿交代未果,以包庇罪对其女儿起诉,法官却判决无罪。
理由是,一个社会人伦和亲情受到伤害,其危害性远大于刑事犯罪。
警方可以借助其他刑侦手段获取证据。
我国现代刑法关于亲亲相隐
在新的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前,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明知犯罪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窝藏、包庇罪的规定都没有对行为主体是亲属的情形作出例外的规定,也即现行刑法并没有采纳亲亲相隐原则,而是将亲属的隐匿行为同其他人的隐匿行为等同起来,作出相同的评价。
此外,刑事程序法也没有赋予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而是跟一般人同等对待,这是不合理的。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曾播了一个这样的案例:讲一位母亲为了包庇故意杀人的儿子,不但自己作伪证,而且串通邻居也作伪证。
最后,这位母亲也被法院定罪判刑。
这位母亲百思不得其解,自己保护自己的儿子有什么错,竟然会被判为有罪。
从期待可能性理论来看亲亲相隐的行为,我们会发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当其亲属犯罪时,他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对亲属予以包庇或隐匿。
法律不可能指望一般人作出告发亲属犯罪、不藏匿犯罪亲属、为亲属作有罪证明等行为。
因为公民与亲属的关系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 而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后天的、人为的,因此可以说, 亲亲相隐源自人的本性, 这种情形是值得谅解的,其行为没有责难的可能性,应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容忍。
正如大塚仁教授所说的,"期待可
能性正是想对强大的国家法律规范面前喘息不已的国民脆弱的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的理论"。
我们无法期待大多数人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家庭利益、亲属利益发生冲突时都能够自觉地选择前者优先,这是不切合实际和人之常情的。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该条规定明确了在一般刑事案件中,近亲属有权拒绝作证,这充分体现了之前一直争议颇大的亲亲相隐制度。
该法条修改的出发点在于法律应该更为人性化,维护社会基本道德伦理关系。
亲亲相隐制度并非为了维护封建伦常和家族制度,而是出于对人性的尊重和对天伦的敬畏,是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关怀。
但是,在涉及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近亲属仍然不能免除作证的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可以参照法律对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由此看来,刑事诉讼法并未否认“大义灭亲”的积极价值,而是在一般案件中交给近亲属做价值选择,而在涉及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案件中,法律则强制其必须选择。
亲亲相隐的社会与法律价值
(一)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法律对人权的保障
随着现代法治的不断完善,我们应当把亲亲相隐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即容隐权。
容隐权不但不违背世界法律之发展,而且为我们这样一个情味浓浓的社会所急需。
长期以来,我们的法律更多地是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服从,以社会为本位,要求个人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和责任,而往往忽略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要求。
如果禁止亲属和特定职业的人之间相互容隐,实际上就是无视人类所特有的亲情、人的本性、个人隐私及其他秘密,尤其在逼迫提供的证据或证言导致本人或者亲属受到刑事追诉或遭到财产直接损失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对人权的严重侵害。
所以,公检法机关在工作过程中,应尽量在侦查中尽可能不使亲属进入两难境地,在刑事审判中尽可能不使亲属作被告人有罪的证言,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法自身的威信和价值,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家庭稳定和社会秩序,而且更有利于对人权的保障。
(二)亲亲相隐制度有利于证据制度的完善
证据制度是当代诉讼制度核心内容。
亲亲相隐制度可以解决很多诉讼制度的问题。
首先,在诉讼制度中证据证明力与可采信度到底有多大,司法官员如何判断证据的真实性,亲亲相隐制度规定的具有相隐关系的亲属不得提供证言恰好解决了因为考虑证人的身份进而怀疑证据的真实性问题;其次,在诉讼制度中亲亲相隐制度有利于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证人出庭难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让一个在“熟人社会”里的证人去指证其亲属,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亲属憎恨,朋友厌弃,社会圈被阻断,群体凝聚力消失,有悖于法律的文明进步和人道主义精神,给证人出庭制度蒙上一层阴影。
最后,就诉讼本身的目的来看,调查取证是要寻求公正的裁判,就整个社会而言,追求公正的裁判并不是司法审判的最终目的,通过法院的公正判决,规范和导向公众的行为,维护人权,维护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才是最终目标。
(三)亲亲相隐制度体现法律的价值
我们设立的法律应当是“中人”的标准,一方面要尊重、赞赏大义灭亲者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大义灭亲是否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做到。
常言道,法不制众,大多数人都不能遵守时,这一法律规定也就失去了意义,不仅如此,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也会因此扫地。
“法律文化是中等人的文化”,法律应当是“以中人的思想境界为标准”“法律不可能将少数人才能达到的境界作为社会成员的普遍行为标准加以明文规定。
”法律一旦违背了人们最基本的感情利益、价值观念,必然会受到人们的抵制和规避,导致法律规定的流于形式。
所以国家法律就必须正视人性和亲情,在一定程度上让度国家利益,承认亲属相隐,赋予亲属之间互相不举告和拒绝作证的权利。
亲亲相隐的法律价值在于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有利于公民的承受力,有利于以德治天下换取民众的信任,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利于对亲情的保护,也有利于对人权的保护,更重要的价值在于顺民心,合民意。
亲亲相隐制度符合我国现阶段之国情,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以期更好地发展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今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怎样使综合国力持续发展,而发展的必要前提便是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它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法系国家中存在,从古到今,也未曾消逝过。
该制度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法律价值,对我国新时期的刑事司法体制建立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