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鲁律师辩护词专辑
主办：王思鲁律师
郭瑞哙聚众故意伤害致死案之一审辩护词
涉及当事人隐私，人名、地名等均采用化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们受郭瑞哙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郭瑞哙涉嫌故意伤害案中担任郭瑞哙的一审辩护人，出席今天的庭审。
我们介入此案后，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彻底弄清案情，专门到贵院详尽阅卷；先后多次会见了郭瑞哙, 听取其陈述，有针对性地询问了本案相关问题；到现场作了实地考察和适当的调查；现又经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起因及其经过有了充分的了解。我们坚定地认为，本案对郭瑞哙涉嫌指使、参与聚众斗殴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意伤害的罪名难以成立，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2条和第162条规定，郭瑞哙应属无罪。我们总的辩护意见是：郭瑞哙内保主管的身份和钱程的死亡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次，控方对郭瑞哙唆使、参与斗殴的指控，也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足以成立；再次，《法医鉴定结论》、现场勘查笔录及任小超的证言都可证明郭瑞哙无殴打行为。其发短信给同案人的行为因为没有犯罪事实为前提，也不构成串供。因此对郭瑞哙故意伤害的指控不成立。
在我们发表以下的具体辩护意见之前，首先要提到一点，本案不只是郭瑞哙，其它同案被告人也都认为自己无罪，没有殴打行为。我们不能够仅凭曾有聚众打斗这样一件事情发生，而且有人流血受伤，甚至出现死亡的情况，就断定被告人有参与斗殴。这起案件的参与人数相当多，场面很混乱，几名被告人也并未是在斗殴时被警方现场抓获。并且，据警方及公诉人称，参加斗殴者目前还有十几二十人在逃，警方很有可能为了早日结案，而对能抓住的几个人强行入罪。被告人有没有犯罪，犯什么罪，不是凭空猜测出来的，更不能成为某些机关完成任务的牺牲品，犯罪是需要客观证据加以证明。在人命关天的案件面前，一切都不能是“好像”“可能”等似是而非的态度来面对，法律绝不是儿戏。
公诉机关究竟是何以推断郭瑞哙曾指使、参与斗殴的呢?根据起诉书和控方所列证据来看，控方的推理过程应该如下：首先，郭瑞哙作为X39°8吧、富丽华大酒店28楼夜总会及广州宾馆TT夜总会内保主管，对这起保安和他人之间的聚众斗殴事件不可能不参与，不管其出于主管的身份还是自身的职责，都极有可能发挥了教唆和领导的作用。这样一开始，公诉机关便已经在情感上先入为主。接下来，警察唐国强的证言中又提到一个穿黄衣服的男子，看上去像是领头一样的人物。而在辨认过程中，高阿美、于健、张世磊三人亦辨认出郭瑞哙当时在场。之后在审查期间，郭瑞哙又曾发出“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看热闹”的短信给其它同案人员，并且同案被告人劳震雄又曾其在被关押期间听到任小超说郭瑞哙曾打过人。这样一来，似乎刚好印证了公诉机关之前的想法。于是在没有其它人证、物证相印证，且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三人的辨认笔录和两人的言词证据就断定郭瑞哙指使和参与了斗殴，并且其后又有串供行为，于是将其列为第一被告。
那么，这样的推理是否成立？论证是否充分？下面，针对控方所出示的证据，我们将具体展开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郭瑞哙内保主管的身份和桂成波的死亡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控方在庭审过程中讯问其它同案被告人，关于郭瑞哙内保主管的职位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所扮演的角色，甚至以明显带有引导性的语句，试图使其它同案被告人肯定内保人员的一切行为都要听从郭瑞哙的指挥。就控方的思维来看，控方认为郭瑞哙保安主管的身份必然导致其带领和参与斗殴。然而这种推理是无法成立的。
首先，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有思维的个人，内保人员也是如此。他们虽然在工作上和郭瑞哙有上下级之分，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一切行为都要听从郭瑞哙的指挥，他们可以选择也有权选择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内保主管的职责不是打架斗殴，相反是维护场所安全稳定。因组织打斗并不是职权范围内的事，内保人员也并不用听郭瑞哙的指挥。保安主管的日常职责和在本案中发挥的角色并无必然的关联。如果以控方的思维，国家工作人员犯了渎职罪，岂不也是上级领导的指示了？这显然很荒谬。
其次，即使就算如同控方所称，郭瑞哙有权指挥和调动下面的内保人员，当遇到和闹事的人发生冲突时，通常也向他报告，由他来采取措施。但是有权力不代表就一定用权力。检察院还有决定批捕和起诉的权力，那么是不是只要是报上去的人和案件最后都要批捕，都要起诉呢？答案显而易见。
再次，这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控方称，郭瑞哙是内保主管，其有处理冲突，阻止纠纷的职责，但他并没有阻止，因此要对斗殴结果负法律责任，也就是成为故意伤害罪的共犯。的确，维持秩序本是郭瑞哙的职责，然而维持秩序只是他工作上的义务，并不是法律义务，更构不成不作为犯罪。就如同唐国强、汤为贤、林浩等人也具有维护治安的职责，而且他的职责显然比郭瑞哙的更大，难道他也要因为没有阻止该起斗殴事件的发生，而成为共犯吗？这样一来，现场警察岂不更应该成为第一被告人？更可笑的是，控方认为郭瑞哙在现场“指手划脚”和“大声呼喊”的行为激化了矛盾，但是凭何判断郭瑞哙的这些行为不是在喝令他人停止打斗呢？而且证人任小超的询问笔录中也提到：“打完钱程后，其中穿黄衣服持一根木棍的那名男子，跑过来想打我，在我旁边的‘阿快’（即郭瑞哙）就阻拦他。”警察唐国强等也在证言中对郭瑞哙的劝架行为做了描述。这都证实了郭瑞哙的劝架行为。
因此如果认为郭瑞哙是内保主管，此事就一定是由其指使的推论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也没有证据以佐证。控方的这种混淆视听的观点，也许会造成暂时性的误导，然而却完全不能够作为郭瑞哙入罪的法定证据。
第二，对郭瑞哙带领他人聚众斗殴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翻阅控方提出的证据材料，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检察机关究竟是凭什么证据，认为在斗殴事件中郭瑞哙有带领的行为？这一指控是由何得出的？
控方指控郭瑞哙的“带领”一词并不是专业的法律用语。《刑法》第26条所讲的“组织、领导”“指挥”等词是界定主犯的用语，可是起诉书中的“带领”，其只是带头、领先的意思，即认为被告人郭瑞哙带头或领先其他行为人冲出富丽华大酒店对面马路，并带头使用凶器和拳脚殴打被害人钱程等人，并致其死亡。不知道控方为何将郭瑞哙作为第一被告起诉，但是又使用“带领”这一极不规范的用词。
且综观所有证据及法庭调查事实，除了高阿美曾提到有一个叫“阿娇”的人唆使他人殴打钱程，唐国强曾说过有一个看上去像领头的人物以外，均无任何证据表明，斗殴事件中曾出现过有教唆行为的人。且也无任何证据证实“带领”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