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企业家
2010年第5期（下）总第349期
经济述评·Economy Review
一、三农问题的现状
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社会结构使得现阶段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对立与疏离越来越明显，已经难以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与现实生产脱节，抵御风险能力差，生产效益低；农村经济落后，土地产权及其流转制度不完善，乡镇企业发展亟待摆脱困境，公共设施建设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城镇化水平低，基层民主建设不完善，干群关系紧张；城乡收入与消费水平差距拉大，贫困问题严重，农民素质教育发展缓慢，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低下：这些都是当前农业、农村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农村改革，从体制和机制上突破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才能把农业、农村、农民中蕴藏的巨大潜力激发出来，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何破解三农困局，传统的思维定式，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村谈农村，在不改变农村基本格局前提下去谋求农村有限的发展与进步。这种思路的根本缺陷是割裂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社会其他单位的有机关联，把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单独加以研究，因而实现不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
二、文献回顾
我国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温铁军、董筱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农村社区因能够内部化处理成员合作的交易成本，并形成组织租，而在要素配置与社会治理领域具有弱化风险、维护稳定的作用（2010）。陈锡文认为城镇化不可能解决全部三农问题,中国的发展一定要并行不悖地进行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2009）。李景国认为城市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渠道，新农村建设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也不可或缺。要用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协调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和乡镇企业的形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2009）。黄祖辉、徐旭初、蒋文华认为影响中国三农问题解决短期来看是体制问题,长期看是资源
环境问题和人力资本问题，提出以提升农民主体性和现代性为核心，以农民发展为根本任务，以维护、增进农民的地位和权益为切入点的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2009）。陆学艺认为三农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其本质是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或者说是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是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农民工体制、粮食和农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农村公共服务和基层设施建设体制、县政体制以及筹建新农委这些内容的全方位改革（2008）。周毅、徐静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制度安排和战略政策选择错误，解决的有效途径是体制创新，合理调整结构，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完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林毅夫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在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2003）。郭宇强则提出了一个公式来解决三农问题：农民人均生产效率=农村总生产产量/农村人口=（单位生产效率×农村总资源）/农村人口。认为采取严格控制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精简机构和增强农民生产素质等措施提高生产效率（2009）。张振立认为三农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可以是改革现行的土地管理和经营制度，变集体所有为国家所有；实施建制镇发展战略以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国民待遇同等化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实现城乡居民一体化的和谐发展（2007
）。许经勇从刘易斯与舒尔茨的发展模型中结合中国实际得出结论：刘易斯所认为的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不断转移，必然会导致城乡劳动比较效益趋于均衡，并没有被中国现实所确认。实践经验表明，城市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和农村发展的基础上，否则不可能持久。舒尔茨的内生性发展模型，依靠人口质量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农村内部的分工的深化，来扩大劳动力的就业机会（2007）。
新世纪初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根据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和“两个趋向”论断，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将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向三农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把农村改革与发展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首次凸现强农、宣告财政强农惠农步入新时代。大力
收稿日期：2010-04-15
作者简介：刘晶晶（1987-），女，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马颖（1986-），女，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浅析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
刘晶晶，马
颖
（安徽大学，合肥230039）
摘
要：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农民收入过低，农民就业问题严重，以及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缓慢上。如何破解三
农困境？从发展非农产业、
提高农民的参政地位，以及可资借鉴的国外三农政策三个方面论述了三农改革的方向。关键词：三农问题；出路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0）10-00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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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把小城镇作为我国城镇化的重点，也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强调大力夯实农业基础，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三、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1.非农产业的发展
在政策层面，三农问题几乎总是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收入问题：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已经成为近年来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焦点。但是，提高农民收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高农民在土地上的收入，另一种是将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让他们从事非农产业。目前的政策采用的是前一种方式，国家试图通过对粮食生产的直接补贴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来提高农民收入。但是，国内许多学者经研究认为，由于定位不准且制度设计有缺陷，我国现行粮食直补制度对存在很多问题，如补贴过于分散、补贴标准低、补贴方式和环节不完善、缺乏激励等，其政策效果对农民增收贡献甚微。农村非农产业加快了县域经济发展，带动了农民收入和县域财政收入的不断提高，目前，农村非农产业已成为我国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领域和就业结构转换的主要动力。2008年，我国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为60.4%，城市化率达到45.7%，正在接近一般公认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50%的城市化水平。
中外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民收入最终才可能保持和国民经济的同步增长。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城市化率的上升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或90年代后出生的城市农民工的主体。一号文件指出，放宽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多渠道改善农民工的住房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更应该重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并把促进其发展作为“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举措和突破口。
2.提高农民的参政能力
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城市化进程中，提高农民素质是关键。现在存在着一个所谓的“农民参政”问题：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如何，是衡量国家政治生活开明和制度健全的重要标志。而现在，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治和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积极参与者。当一些事关农民利益的政策和法规出台时，如关于宅基地政策和《劳动合同法》的讨论，争论的双方都说自己是代表农民的利益，但最大的利益相关方—农民的声音却听不到。应该承认，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地方领导追求的政策目标有时并不一致。农村政策好坏的检验标准要看它们能否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需求，而这只有通过基层民主才能实现。应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和组织架构，让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村民享有对政策信息的知情权，对于决策的参与权和政策实施的监督权，这样，政策才能有机会得到群众的检验，才能不断在实践中修订完善，使政策能最终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需求。
3.可借鉴的国外三农政策
政府对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美国现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主要手段是数量管理与财政补贴相结合。政府对主要农产品如小麦、玉米、棉花等都确定目标价格，若当年农产品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政府则向农民补贴二者的差价，以保护农民的收入。
政府对农业财政支持政策。近二十年来，日本逐渐调整了对农业的财政投入重点，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绿箱”政策范围内，支持本国的农业发展。从过去补贴生产、流通环节转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与提高生产率有关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重，在农业预算中有明显提高。农业基本建设的预算占农业预算的比重，已有1980年的29.5%提高到目前的57.9%。
政府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扶持政策。法国政府提出了用理性农业提升法国农业竞争力的政策。所谓理性农业，是指通盘考虑生产者的经济利益、消费者需求和环境保护的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其目的是保障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有利于环境建设，被认为是最为可靠和最有生命力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理性农业作为一种全球开发战略已经纳入欧洲共同农业政策。
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农村社会已经由封闭走向开放。新形势下的农村改革，必须重视改革环境的研究与整合，充分考虑到环境这个变量对改革的影响。农村的改革应该是整体的、全面的改革，而不仅仅是经济的或者政治的改革。农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继承和革新并存的过程，要标本兼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推动，农村发展不是通过一次性改革就能发生的，而是分步、连续完成的，不能企图通过一次性农村改革一蹴而就。三农改革之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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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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