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卷第2期2011年3月
人口研究Vol.35，No.2March 201143Population Research
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
《人口研究》编辑部
主持人：顾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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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众多关于生育问题的研究中，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人们企望通过对生育意愿的了解来预见到生育水平的变化。一般认为，
由人们的生育意愿转化为人们的生育行为，由一个个人的生育行为聚集成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如果说，对于生育行为和生
育水平的关系比较明确，
那么对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关系的认识分歧就较大了。因此，如何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系”成为认识“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三者关系的重点。
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可以分成四类：1）“等同论”，生育行为=生
育意愿；2）“无关论”
，生育行为≠生育意愿；3）“大于论”，生育行为＞生育意愿；4）“小于论”，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对于如何认识“生育意愿”这把通向人们的生育行为和人口的生育水平的“金钥匙”，比较流行的有二种倾向性的意见。一种意见，即所谓“等同论”，认为生育意愿就等于生
育水平。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就会有什么样的生育行为，
从而形成什么样的生育水平。如有的研究推论，因为调查发现许多人表示希望生育二个孩子甚至还有希望生育更多孩子的，因此，如果让
人们按照自己的生育意愿生育的话，
生育水平肯定会走向很高。还有一种意见，即所谓“无关论”，认为生育意愿并不反映人们实际上的生育行为。人们表达的生育意愿只是在呼应政府的生育政策
的要求而已，并不具有真实性，因此，“不可信”。如果真的没有政策的制约，人们的生育行为就完全
不是那么回事了。因此，
尽管多年来关于生育意愿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调查接二连三，但真正把调查的结果作为预见未来生育水平趋势的参照座的，
几乎是凤毛麟角。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认识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呢？特别是当我国的生育水平已经多年处于低于更替水平的情况下，如何认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摆在人口研究面前不能不回答的重大课题了。为此，我们在2009年汇集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有研究的研究人员，
组成了一个跨单位、跨地区的课题组，申请了题为《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生育水平关系研究》的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并于2009年12月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正式批准立项（项目批准号：2009JJD840019）。目前，项目正在按照项目计划全面展开。
为了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进一步推进对这一问题讨论，作为课题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44人口研究35卷《人口研究》人口与发展论坛，请课题组的几位成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研究员、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北京人口发展研究中心）马小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杨菊华教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云教授，根据她们多年的研究就如何认识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关系展开讨论，以飨读者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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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苏调查看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郑真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生育意愿的概念与现实意义
生育意愿是出于个人或家庭对子女的偏好、考虑到各种限制条件后的生育愿望表达，包括期望
生育的子女数量、
性别、生育时间和间隔。理想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反映的是普遍可接受的社会价值和生育观念，从概念上和测量上都与生育意愿有差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次全国性问卷调查
中所涉及到的内容，大多更接近理想子女的概念，如1997年、
2001年和2006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
由于对生育意愿的研究大多出于对生育水平变动的关注，多数调查和分析更为注重生育意愿
的数量方面。事实上，
理想子女数和生育意愿可能高度相关，但并不相同。不同国家的调查研究发现，
理想子女数比较稳定，其变化滞后于生育率的变化；生育意愿则更为接近现实，且更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因素和制度的影响，会根据本人或家庭的经历和条件调整。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地区，
具有生育意愿低于理想子女数的共同特征。例如，“江苏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课题组在2010
年的调查中用两个问题分别了解理想子女数和生育意愿：“如果不考虑生育政策和其他条件，您认
为一般家庭有几个孩子最理想
”“您自己希望生几个孩子？”调查得到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平均希望生育子女数为1．42。进一步细分，在20727名18 43岁育龄妇女中，理想子女数和生育
意愿数量均为“1个”的占34．8%，两者均为“2个”的占40．6%。也存在理想与意愿不一致的情况，
有22．9%的妇女认为一般家庭有两个孩子最理想，可是自己希望只生一个孩子；理想子女数为“1”
但意愿生育子女数为“2”的仅有0．8%。
在低生育水平的人口中，生育意愿对研究未来生育水平变动具有实用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部分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从战后婴儿潮快速回落，人口生育水平不断下滑，甚至低于更替水平，婚育模式从传统型向更为自由多样化的现代型转变，婚育年龄推迟，婚姻不再成为生育的必要条件……。面对多种选择，人们的生育行为在相当大程度上受理性决策主导，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已
经发生变化。邦戈茨总结了第一次人口转变后的社会中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
提出了在这一阶段研究低生育率的理论框架，此后根据这个理论框架构造了低生育模型（Bongaarts ，2001；Morgan ，2003），即：TFR =F u ·F r ·F g ·F t ·F i ·F c ·IP 。
这个模型与邦戈茨生育模型（Bongaarts and Potter ，1983）不同，其参照指标不再是自然生殖力
而是意愿生育数量（intended parity ，即IP ）；影响总和生育率的主要因素不是婚姻、
避孕、流产和产后不育，而是包括了三个提升生育率的因素（非意愿生育、替补效应和性别偏好）和三个抑制生育率的因素（进度效应、不孕效应和竞争效应）。郭志刚（2008）曾介绍了邦戈茨的低生育模型并讨论了其在中国的应用。从实用意义上来说，根据调查对象希望生育子女数量估计的生育意愿与邦戈茨低生育模型中的IP 最为接近，是估计生育率的重要参照指标。
尽管生育意愿比理想子女的概念更为实用，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生育意愿并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