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论柳永词的“俗”摘要：柳永是我国第一个专业词人，他改变了词以小令为主的体式，出现了慢与小令平分秋色的局面；他创用了一百多种词调，占了宋代所使用词调的近七分之一；他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情趣，对北宋词风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他的词以俗著称，改变了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现在我们就其俗这方面以词的内容题材特点、艺术表现以及形成俗的风格的原因来分析一下。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
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诩。
他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者，也是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专业词人，有词作专集《乐章集》。
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
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在词刚产生时，词在文学中的地位是十分低下、不入流的，素有诗贵词贱的说法。
它的主要功用是在宴会场合供给伶工歌女唱歌的，到宋朝时词的地位开始有所提升。
大量文人用它来抒发感情，表达人生，所以词风开始由俗变雅，词的内容也日益离开世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
而柳永却将其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柳词的俗主要表现在：（1）题材内容上，大量深入描写市井坊曲的面貌和世俗大众的生活，尤其是妓女的生活。
由于父亲柳宜身为降臣，所以科场上得意失意，众红裙争相亲近；他不屑与达官贵人相往来，只嗜好出入市井，看遍青楼，寄情风月，醉卧花丛，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姬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
第38卷第1期2018年2月湖北科技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38,No.1Feb.2018文章编号:2095 -4654(2018)01 -0075 -04柳永的俗词、雅词及其艺术成就阮长德(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湖北咸宁437100)摘要:柳永的俗词和雅词都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在词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文章在对柳永 词作文本精细解读的基础上，指出其独有的艺术成就，即词体的创造、词境的开拓和词法的活用Q 关键词:柳永;俗词；雅词；艺术成就中图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识码:A一、柳永的俗词柳永的歌词亦雅亦俗，他既能写出“有井水处即 能歌柳词”的俗曲，也能写出文人士大夫所称誉的 “不减唐人高处”的雅调。
下面不妨让我们一起走 进柳词俗与雅的奇异殿堂。
先看一首《锦堂春》：坠髻慵梳，愁娥懒画，心绪是事阑珊。
觉新来憔 悴，金缕衣宽Q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Q把 芳容整顿，恁地轻孤，争忍心安。
依前过了旧约，甚 当初赚我，偷剪云鬟。
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
待伊 要、尤云碲雨，缠绣衾、不与同欢Q尽更深、款款问 伊，今后敢更无端。
这是一首以代言体的形式刻画市井女性形象的 词。
和一般的怨妇或者弃妇不太一样，词中的女子 面对情人的“疏狂”不是一味地哀怨伤痛，其心情和 行为可以说是经过了一波三折。
首先是形容僬悴，没有心情。
头发懒得梳理，眉毛也不想描摹，简直是 “自伯至东，首如飞蓬，岂无滴沐，谁适为容? ”懒得 化妆打扮也罢了，人也变得消痩了，这也就是柳词里 说的“衣带渐宽”、“为伊消得人僬悴”。
原因就是 “心绪是事阑珊”，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心情。
为 什么没有心情呢？原来是“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 闲”，“疏狂”是风流浮浪的意思，加个“这”就是指这 个风流浮浪的家伙，“意下”是内心，“诮”是直、浑的 意思，整句是说这家伙心里对我直是视若等闲。
柳永对词发展的贡献
1.发展了慢词。
柳永常纵游于歌楼妓馆，与歌妓乐工的交往，因而认识了慢
词的生命力，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作家，引起文人的重视，促使慢词创作繁荣，出现了苏轼、辛弃疾等大批优秀作家。
2.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柳永认为委婉含蓄的小令写作手法和风格，不适应
慢词的需要，因而改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把所写内容先点示明白，再层层铺展开来描写，既淋漓尽致，又层次分明。
3.加速了词的传播。
柳永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变“雅”
为“俗”，使词从贵族的文学重新走向市井。
4.对豪放词的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
柳永词在北宋社会的盛行及其原因第一篇：柳永词在北宋社会的盛行及其原因柳永词在北宋社会的盛行及其原因摘要：柳永是宋初以词闻名的第一人，他的词冲破了晚唐五代词多写男女情爱与闺阁园庭的狭小范围，把词笔投向关塞山河、通都大邑、历史兴亡之中，这就使其词呈现出高远深邃、雄阔浑厚的境界，为宋词的声色大开建立了最初的规范。
相传在北宋社会，“凡有进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本文展现柳永词在北宋流传的盛况，并结合其时代背景与柳词的艺术特色来分析其盛行的原因。
一、柳永慢词的盛行（一）柳永其人其词柳永，生卒年迄无定论。
唐圭璋、陆侃如等先生作了考证，暂推定为公元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大约同龄于晏殊、张先。
永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为工部侍郎柳宜少子。
仁宗景佑元年进士，先后做过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晓峰盐场(在今浙江定海县)监和泗州判官等地方官。
后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 柳屯田”。
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
他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小令独秀的格局，使慢词得以成为与之平分秋色的体式，丰富了词作的表现力。
慢词虽非柳永首创，但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
从其现存《乐章集》中的213首词来考察，共用了133种词调。
而宋代所用的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加以使用的。
词至柳永，体制始备。
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迭、四迭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
形式体制上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与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尝试从创作方向上改变文人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 雅” 为“ 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王灼《碧鸡漫志》言柳词“ 浅近卑俗 ,自成一体”。
他那种铺叙展衍、开阖自如的笔法，被世人奉为“屯田家法”，后世凡作慢词者，多采用此法。
此外，柳永在口语、俗语的运用上，也有许多创新之处，集子里那些俚俗的所品，虽然遭到士大夫们的鄙视，但在词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柳永诗词特点柳永诗词特点柳永的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
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也是真正开启宋词天地的重要词人。
他以一落魄文人，流连坊曲，采纳市井新声，为文人词作输入新鲜血液，并自觉地以市民情调取代贵族情调，变“雅”为“俗”，从而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情趣，在词中开拓出另外一番境界。
(1)、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第一，在描写男欢女爱的传统题材时，柳词从达官显宦的峻台重阁转向了平民百姓的市井青楼，具有浓厚的市民气息。
这类词作有的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泼辣的爱情意识，有的表现了惨遭遗弃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有的抒写了处于社会下层的伶工乐伎的不幸遭遇和美好愿望，皆透露出新的时代气息。
第二，工于羁旅行役，他把这些本来多入于诗的言志抒情内容一并移入词中，用来描写江湖流落的索寞，抒发别离相思的况味，此类作品达到了比较完美的艺术境界。
第三，展现了北宋承平之世繁华富庶的都市生活与多彩多姿的市井风情，这在柳永之前的词作中是不曾见过的。
(2)、发展了词的长调体制柳永精通音律，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把小令扩展为慢词，或旧曲新翻，或自创新调，使慢词的曲牌大为丰富，词的体式至此相当完备，这样就增加了词的表现容量，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
长调蔚然成为一代风气，倡导之功不能不归于柳永。
(3)、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柳永把六朝小赋的作法移植于词，创造了铺叙展衍、恣意渲染的艺术手法，写景状物备足无余，叙事抒情淋漓尽致;与铺叙相配合，他还长于白描，不加藻饰而又生动传神;此外，构思细密，布局完整，章法委婉，层次分明也是柳词的重要艺术特征。
(4)、革新了词的语言表达方式柳永也能以清丽的语言写传统的雅词，但他贡献最大的却是使用极其生动、浅近的语言写出的俚词。
他一扫晚唐五代词人的雕琢习气，充分吸收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口语入词，以通俗流利的语言取代雅致绮丽的修辞。
柳永词：“俗”教辅资料柳词之俗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题材内容上，大量深入描写市井曲坊中的生活，这类词总的来说是比较俗的，其表现有两个方面：第一，毫不避讳，欣然自得地写自己的情场生活。
由于官场失利，柳永长期沉溺于花间樽前。
在词中，他对自己这种风月生活的自得之意大胆表露，毫不虚伪、做作，公开宣称“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鹤冲天》），公开鄙视“名缰利锁，虚费光阴”（《夏云峰》），颇有些反传统道德的意味，令一般酸腐文人咋舌。
第二，对女性作具体化、世俗化的描写。
因为柳永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歌伎，所以他了解她们的技艺，也了解她们当作平等的“你”，希望享受“你”和“我”之间的这份感情，这一点反映到词中，虽然世俗，但却实在。
其次，柳永词语言较通俗。
第一，词中采用市井方言俗语。
第二，模拟人物语气，用第一人称代言，把歌伎的内心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来。
再次，柳永选用的词牌及词风俗。
柳永不但独创很多词牌，如《戚氏》、《望海潮》等，而且在填词时常常将旧有的曲式加以改写。
将欧阳修的《定风波·把酒花前欲问君》与柳永的《定风波，自春来》作比较，就不难发：现，柳词在字数、曲式上，虽有别于文人惯用的词牌，但却为下层市民所喜闻乐见，这也正是柳词通俗的重要原因。
柳永还用长调铺叙的手法创制了大量慢词，增加了词的容量，扩大了词的表现力。
他的这类词侧重于叙事的完整、描写的细腻，叙述描写浅露不求含蓄，毫不掩饰其从俗的态度。
如《雨霖铃》一词．以白描的手法铺叙景物，写离别以及别后的种种设想、倾吐心情，层次分明，语意明确，无掩饰假借之处。
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柳永的词总体上较俗。
I其俗词创作在中国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的创作丰富了÷俗词的艺术技巧，提高了词的表现力，还细致地表现了市井生活，扩大了词的社会内容，从而使词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推动了词的发展。
“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正是对柳永俗词的价值、贡献和历史地位的生动说明。
柳永对词体制、艺术的贡献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下面是柳永对词的贡献评论，供大家参考!柳永对词体制、艺术的贡献1、大量制作长调慢词.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词至柳永,体制始备.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2、增加了词中“赋”的比重,大量铺叙柳永多用赋体,开拓了词的内容.柳永多用“赋”体,进行铺叙,开拓了词的内容.这样使词具有了一定的情节性和逻辑性,能表现很丰富、复杂的内容.如《望海潮》、《雨霖铃》.3、确立了词的体段配置模式.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词的一般结构方式,是由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则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 如《雨霖铃》、《八声甘州》都是如此.4、俗中有雅,以市井语入词,雅俗并陈.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在慢词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词人便是柳永.而且,柳永还发展了词的俚俗性特征,使之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口味,开创了“俚俗词派”.柳永是宋词发展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正是因为柳永的出现,才使宋词的创作走向更为广阔的道路.他的创作为宋词的发展展示出灿烂的前景.具体地说,柳永词的“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形式上有新的创造;内容上有新的开拓;艺术上有新的进展;语言上有新的变化.1、形式上有新的创造2、内容上有新的开拓3.艺术上有新的进展4、语言上有新的变化对柳永词的俚俗、直率、大胆,时人几乎持一致的非议态度,因为这与词坛整体“趋雅”的审美倾向完全相违背,与时人的审美期待心理相矛盾.同时代的文坛领袖晏殊的态度十分鲜明.其后,苏轼特意将柳永标举出来,立为反面靶子,努力追求一种不同于柳永的审美风格.然而,正是这种“俚俗”、“尘下”和“鄙语”,才赋予柳永词以崭新的时代特征;也正是这种“俚俗”,才使得他的词在下层人民中间广泛流传,并且受到普遍的欢迎.正如宋翔凤《乐府余论》所说：“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两宋时期,尽管文人阶层对柳永俚俗词加以贬斥,而平民百姓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事实上,文人阶层口头上虽然不断对柳词加以指责,创作实践中却或多或少都要接受其影响.在以后讨论各家创作时就会常常接触到这一话题.柳永在词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柳永词由于三点原因而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的喜爱：其一,语言俚俗浅近,易于被接受.《碧鸡漫志》卷二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后山诗话》称柳词“作新乐府,骫骨皮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徐度在《却扫篇》中说：“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柳永词首先被民间下层以及边疆汉文化修养层次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喜闻乐见是不容置疑的,《避暑录话》卷下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了其受欢迎的普遍程度.胡寅在《酒边词序》中也说：柳词“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即使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和社会上层,虽然口头上和理智上表示反对,现实中也掩饰不住对柳词的喜爱.仁宗在人前人后的两套作为,以及晏殊、苏轼等事实上是熟读了柳词却加以贬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二,大量创制新调,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李清照《词论》说：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在艺术欣赏方面,人们的审美心理永远是“喜新厌旧”的.最动听迷人、流行一时的乐曲也要逐渐被新兴的音乐所替代,柳永“新声”的出现,正好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艺术享受.其三,“艳冶”的'话题,迎合了人们的性心理.《艺苑雌黄》说：“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张端义《贵耳集》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男女性爱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也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这类题材的作品便受到了无论哪个阶层、哪个时代的读者的普遍欢迎.尤其是宋代都市经济繁荣之后,出现了一个古代的“市民阶层”,他们由中下层官员及家属与仆人、衙门吏卒、商人、手工业者、艺人、城市贫民等等组成,他们在工作闲暇、茶余饭后需要精神调剂,需要娱乐享受,而这个阶层平日最大最多的娱乐方式就是赤裸裸地谈论“性”话题.柳永词因此深得他们的喜爱,趋之若鹜.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却是柳永能一片真诚地对待新事物.柳永长期生活于歌伎舞女之间,他一面继承敦煌曲子词的传统,一面从民间的“新声”中汲取丰富营养,从而在形式、内容、手法以及语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创造,并由此而获得很高声誉.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也集中体现在这两个方面：慢词形式的大量创制和运用,从而使其成熟并得到推广,成为两宋词坛的主要创作形式;民间文学与语言的汲取,以及俚俗词派的创立.在词史上,作品在当时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除柳永以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了.而且,柳永词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当时就传播到西夏、高丽,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作者简介]张海燕,女,山东荣成市人,青岛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杜晓霞,女,山东莱阳市人,青岛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论柳永词“俗”美的表现★张海燕 杜晓霞(青岛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摘 要] 柳永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他不愿压抑自己的个性,放纵自己,亦放纵自己的文笔,创作了大量的俗词,柳词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俗”的特点,成了俗文化的代言人。
柳永俗文化代言人的地位及其行为选择与士大夫的价值观念悖离,使他的词在当时及其后代经常受到"俗"的非难。
但是他的词却被广大市民所喜爱,流传很广。
在市民百姓中,出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
[关键词] 柳永; 俗词; 审美要求中图分类号:I 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0)09-0007-02 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力于写词的词人,现存近200首词。
初名三变,《避暑录话》卷三说:“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
教坛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
”他正是以其风流和才情赢得无数青楼歌妓青睐。
但也是这种不加检点的生活,又酿制了他宦途上的悲剧,后改名柳永,方始在晚年得中进士。
生活决定艺术,生活的理想和情趣必将反映进词中。
因而,柳词就出现了一种为正统士大夫文人词中少见的特性———“以俗为美”。
从风格来说,柳永的词分为两类:一类是雅词,一类为俗词。
所谓俗词,主要是语言通俗,内容多写男女恋情,但为了迎合下层市民的审美趣味,往往写得大胆直露,体现了下层市民的审美要求。
一、市井人间万象,小令何以载得———长调(慢词)的倡导者据今人统计,在宋词880多个词调中,有100多个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
柳永的慢词奠定了慢词体制的基础,可以说慢词长调自柳永开始才在中华词坛上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同时也为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试论柳永词的俚俗特性试论柳永词的俚俗特性［内容摘要］：柳永是宋词史上第一个以俗名篇的大家，其词具有浓厚的俗文学特性，是俗词的代表。
探究构成柳词俚俗特性的因素，可以发现有思想内容的内在根源何艺术形式的外在表现两方面原因。
俗曲、俗词、平民思想、平民生活几方面俚俗性及其词以歌唱形式在民间流传的独特性成就了柳词，而又正是柳词成就了宋词的地位，开启了词曲的先声，在文学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柳永俚俗动因形式价值柳永被认为是俗词的开创者，是俗文学中的一枝奇葩。
柳词俚俗拙朴、真实动人，用平实的语言形式传唱出真实的思想情感，以平民的姿态叙写平民的心理和生活，作为通俗歌词，它具体地体现了“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所喜悦的，投合了最大多数民众之口味的”［1］这一俗文学概念。
在宋词史上凸现了它的地位和作用，以“俗”的旺盛生命力赢得“天下咏之”［2］。
一、柳词俚俗特性的内在动因柳词之俚俗，是由其思想内容的俚俗所决定的一种内在因素。
有些论者认并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
然而柳永正是以俗笔写俗，用一种粗砺和锋芒的笔触首先从内容上奠基了其俚俗的特性，一方面，表现新兴市民的心理状态和情感的原生态；另一方面，表现在世俗生活的富庶和盛世的繁华。
（一）代民立言，表现市民心态柳永对市民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是其词俚俗的动因之一。
他笔下的平凡人物和世俗情感真实动人，具有新兴市民的人本主义精神。
在描写这种世俗声色情结中，他自觉地向民间审美情趣靠拢，独特地立于文人士大夫之外，成为市民阶层的历史代言人。
＜1＞抒写市民女性的新爱情观同时期的词人对女性的描写缺少真诚的同情而带有不健康的玩赏因素，柳永词中大量关于女性的作品都表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现象：市民女性不再是传统观念中家庭与感情的奴隶，而由逆来顺受、春愁闺怨的妇女转变为追求爱情自由平等的新型女性形象。
看其词《锦堂春》中这位市井女性的爱情观：“坠髻慵梳，愁蛾嫩画，心绪是事阑珊。
柳永俗词及其口语演唱传播【摘要】柳永是北宋词坛的一个“异数”，他词作一出，备受争议，毁誉最烈。
毁之者和誉之者之争，无非是围绕柳词的“俗雅”之争。
正是柳永词中存在的“俗”的一面，使得柳永词能够以口语的方式进行演唱传播，而对柳永词的“俗雅”的争议，又使得柳永词能在舆论上保持热度，促进了其口语传播的力度和广度。
【关键词】柳永词；俗词；口语传播一、引言词自唐滥觞以来，迄明清，词家辈出，不计其数。
而柳永居于其中，亦似沧海一粟，极易被湮灭。
然而，柳永却成为宋代词坛的一个“异数”，他词作一出，备受争议，毁誉最烈。
誉之者将其与杜甫相提并列，认为“诗当学杜，词当学柳” [1]；而毁之者诟其词“遂使郑卫之音，泛滥六七百年，而雅奏几乎绝矣” [2]。
毁之者和誉之者之争，无非是围绕柳词的“俗雅”之争。
谓之“俗”者有：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
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3]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语词尘下。
[4]谓之“雅”者有：柳永高浑处、清劲处、沉雄处、体会入微处，皆非他人屐齿所到。
且慢词于宋，蔚为大国，自有三变，格调始成。
[5] 其高浑处不减清真。
长调尤能以陈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
（郑文焯《与人论词遗札》）然，谓其“雅”者或谓其“俗”者都太过片面。
因为柳永词中，既不乏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的珠玑雅句，又不乏如“师师生的艳冶，香香与我多情。
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片”（[西江月]）的俗词艳语。
诚如夏敬观《吷庵词评》所说：“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做法，层层铺叙，情景兼容，一笔到底，始终不懈。
俚词袭五代淫媟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
” [6] 笔者认为，正是柳永词中存在的“俗”的一面，使得柳永词能够以口语的方式进行演唱传播，而对柳永词的“俗雅”的争议，又使得柳永词能在舆论上保持热度，促进了其口语传播的力度和广度。
二、柳永词之“俗”与口语传播词兴于唐，盛于两宋，是一种与音乐相结合可以歌唱的新兴抒情诗体。
“词史上有关词的起源的种种说法，无论是‘诗馀’说，或者是乐府演绎说，或者是‘和声’、‘泛声’说，等等，都说明词体的产生是与音乐发展相关的。
” [7]所以可以说，词乃合乐的文学体裁。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词也是语言的一种，“语言是声音形式和意义形式结合的符号系统。
口语是语言形式的听觉系统，而书面语是语言形式的视觉系统。
它们作为语言的两个不同的存在形式，共同承担了传播功能。
” [8]所以，从词是一种特殊的“声音形式”这个角度来看，词首先具有声音传播，即口语传播的先天条件。
词的口语传播是一种面对面的声情并茂的交流活动，词作者想要借助这种交流活动，使其词被较多的接受者所接受，并且以辐射的方式在更广的范围之外进行重复传播，这就要求词的语音易入耳入口，词的内容易入意入情。
而柳永词因其“俗”而完全符合这两方面的要求的。
宋翔凤《乐府余论》云：“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岁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
一时动听，传播四方。
” [9]的确，柳永友歌妓、近世俗，采世俗语入词，绘世俗景融词，言歌妓心声，显世俗情趣。
柳永词之“俗”融通了由词作者、传播中介、受众建立的传播范式。
而这种传播范式包含了词作者与传播中介、传播中介与接受者、词作者与接受者这三种传播关系。
下文即以这三种传播关系对柳永俗词的口语传播进行分析。
（一）、柳永与传播中介的传播关系北宋前期，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局面结束，复归于天下统一，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宋代的城市商业发展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正所谓“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 [10]。
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促使了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对娱乐生活的需求，而词作为歌舞演唱时必备的歌词，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喜爱。
正因为“城市化为词的欣赏提供了庞大的受众群，商业化为词的消费提供了适宜的温床，‘去道德化’为词的创作摆脱了精神的束缚” [11]这种环境的形成，为柳永词的口语传播尤其是演唱传播提供了最大可能。
相应地，作为词的演唱主体——歌妓，也就自然成了柳永词演唱传播的主要媒介。
宋代歌妓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
官妓主要服务于宫廷和州府县衙，家妓主要服务于士大夫私人阶层，而市井妓则主要服务于广大的市民阶层。
市井歌妓出入歌馆、酒楼、瓦肆，与广大的市民阶层直接接触，是宋代歌妓阶层中人数最多的群体。
柳永因“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作《鹤冲天》一词，其中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传至仁宗耳中。
待到柳永终于上榜，而仁宗却“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12]柳永因此“不得志，日与狷子纵有娼馆酒楼，无复检约。
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 [13]。
由此可见，柳永的仕途蹭蹬，促动了其在秦馆楚楼的浅斟低唱，间接地拉近了他与市井歌妓的来往。
因此数量庞大的市井歌妓成为了柳永词最庞大的传播主体。
柳永与歌妓的传播关系是直接传播。
柳永词之所以能够达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如此广泛的传播效果，与歌妓的青睐和卖力演唱不无关系。
柳永对于其词之受歌妓喜爱，也曾有过描述：“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
索要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玉蝴蝶》）。
《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中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妓通过演唱柳永词而“声价十倍”，而柳永亦通过歌妓唱词把自己推销出去。
《岁时广记》卷三十一引《古今词话》：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
孙知杭州，门禁甚严。
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公之前。
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
中秋府会，楚楚婉转歌之，孙即日迎耆卿预坐。
可见，柳永与歌妓之间具有极强的互动性，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赤裸裸的金钱物质交易，他们之间产生的“经济关系”可以说是以词为媒介进行情感精神交流之后产生的帮衬关系。
柳永与歌世人毁柳永者，多诟其所作多为“闺门淫媟之语”。
据杜若鸿《柳永及其论衡》一书中统计，《乐章集》中关于吟咏佳人或歌妓的作品约有103首之多，几乎占全部词作的一半之多。
这一百多首词作中，有表达对歌妓容貌体态和歌舞才艺的欣赏与爱慕的，如：香靥深深，姿姿媚媚，雅格奇荣天与。
（[击梧桐]）嫩脸修娥，淡匀轻扫。
最爱学、宫体梳妆，偏能做、文人谈笑。
绮筵前、舞燕歌云，别有轻妙。
（[两同心]）身材儿、早是妖娆。
算风措、实难描。
一个肌肤浑似玉，更都来、占了千娇。
研歌艳舞，莺惭巧舌，柳妒纤腰。
自相逢，便觉韩娥价减，飞燕声效。
（[合欢带]）秀香家主桃花径。
算神仙、才堪并。
层波细翦明眸，腻玉圆搓素颈。
爱把歌喉当筵逞。
遏天边，乱云愁凝。
言语似娇音，一声声堪听。
（[昼夜乐]）也有对歌妓情感世界进行审视和关照的，如：早知恁么。
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
镇相随，莫抛躲。
针线闲拈伴伊坐。
和我。
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定风波]）已受君恩顾。
好与花为主。
万里丹霞，何妨携手同归去。
永弃却、烟花伴侣。
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迷仙引]）两首词都是模拟痴情女子的口吻，《定风波》描写一个带有反叛色彩的女子，她认为男子为仕途功名而作的奔波是虚度光阴，而把恋人相伴相随的时光视若珍宝。
这与传统意义上的“重事业轻爱情”观念截然相反，表现女子单纯而富有人情味的愿望。
而《定风波》则描写一个青楼女子渴望从良、找到一个良人从一而终的真切愿望。
柳永不仅以俗词融通与歌妓的物质帮衬关系，更以平等理解的姿态构筑了与歌妓情感交流的精神关系。
所以与其诟柳永词带有了“绮罗香泽之态”，不如说其是为了拉近歌妓而作的溢美之词，或者是同情歌妓而为歌妓抒发心声所作的代言之词。
在柳永的《乐章集》中，出现姓名的歌姬有“虫娘举措皆温润（[木兰花]）”中的虫娘、“秀香家住桃花径（[昼夜乐]）”中的秀香、“英英妙舞腰肢软（[柳腰轻]）”中的英英、“有美瑶卿能染翰（[凤衔杯]）”中的瑶卿、“心娘自小能歌舞（[木兰花]）”中的心娘等。
古代文人为了仕途之路，会作干谒词送给权贵，希望通过自己的文采收到提拔。
而柳永所作的这些赞美歌妓容貌才艺的词作和表达歌妓内心世界的词作，性质其实和干谒词大致相同。
柳永通过赞美歌妓，来获得她们的欢心；通过表达她们的心声，来引起她们的共鸣。
这样的易获得歌妓的青睐的词作当然会被歌妓作为演唱的首选，柳永借用她们演唱自己的词作而使自己的词作被推销和传播开去。
（二）、传播中介与受众之间的传播关系上文说到，柳永词的传播中介主要是市井歌妓，而受众主要是广大市民阶层。
传播中介和接受者也是直接传播，这种传播需要歌妓和市民双方都在场。
“传播总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场合的结构当中的一种行为的整合” [14]，即传播活动要具备一定的传播现场，或者说传播环境。
当时北宋的词传播现场主要有宫廷宴席、公私宴席、酒楼茶馆、街市瓦肆。
宫廷宴席上一般在重要节庆日举行，在这种场面演唱的歌词大多为御用文人当场所作。
《岁时广记》卷十七引《古今词话》：柳耆卿祝仁宗皇帝圣寿，作《醉蓬莱》一曲。
此词一传，天下皆称妙绝。
盖中间误使宸游凤辇挽章句。
耆卿作此词，唯务钩摘好语，却不曾参考出处。
仁宗皇帝觉而恶之。
及御注差注至耆卿，抹其名曰：“词人不可仕宦，尽从他花下浅斟低唱”，又是沦落贫窘，终老无子。
可见柳永虽然曾在宫廷宴会上献词，但因触犯了仁宗皇帝，最终被黜，远离宫廷。
北宋初期，统治者处于政治目的鼓励大臣“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促使社会享乐之风盛行。
官府之间来往应酬需要置办共宴，文人相会离别需要置办私宴。
在公私宴会上，通常需要歌妓歌舞演唱助兴。
在柳永《乐章集》中，虽然也涉及到“帘外清歌帘外宴（[凤栖梧]）”，“都门帐饮无绪（[雨霖铃]）”，“离宴殷勤，兰舟凝滞，看看送行南浦（[倾杯乐]）”、“欢笑筵歌席轻抛亸（[祭天神]）”一类的公私宴会，但更多地则是“追想秦楼心事，当年便约，于飞比翼（[法曲献仙音]）”、“昨夜麻姑陪宴（[巫山一段云]）”、“柳街灯市好花多（[西施]）”、“洞房饮散帘帏静（[昼夜乐]）”、“是处小街斜巷，烂游花馆（[玉蝴蝶]）”、“有笙歌巷陌，绮罗庭院（[洞仙歌]）”这一类的市井之地，所以柳永词的传播现场主要还是在酒楼茶馆和街市瓦肆。
北宋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坊市逐渐合一，宋仁宗登基之初，便将坊墙和市墙推倒，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促进了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歌馆、酒楼、食店、瓦肆与居区混杂相邻，为歌妓卖唱提供了众多场地，正所谓“平康诸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聚之地。
外此诸处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禁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装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