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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届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信阳高级中学高三模拟预测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自从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古史辨运动兴起后，中国古史学界围绕着黄帝事迹是“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这一问题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
所谓“神话的历史化”，就是认为黄帝本为天神，而后有一个被历史化的过程。
持此观点的古史辨派学者使用的关键词是“神话”和“历史”，并兼及“传说”。
按照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传说是以口传为特征的一种故事，它的内容包括神话和历史。
神话是否可以为古史研究采用，取决于其是否包含史实。
从逻辑学角度来说，在文字记录没有产生以前（口传时代），传说是神话和历史的属概念（上位概念）。
同时，古史辨派学者认为有些神话中有历史真实。
随着文字记录的出现（文本时代），传说中的部分神话、历史内容开始转化为文本。
这一时期，由于新的历史记录大多以文本的形式直接产生，文字使用者还有可能直接创造新的神话。
这时候，传说和历史、神话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所谓“历史的神话化”，就是认为黄帝传说有历史的根基，其后进入神话，这是历史与神话互渗的结果。
从持此观点的学者一方来看，批评古史辨派阵营使用的关键词则是“传说”和“历史”，而兼及“神话”，代表作品是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在徐旭生著作中，与古史辨派相比，“历史”的用法无别，“神话”的用法略有区别，“传说”的用法则差别极大。
就内涵而言，神话不含史实成分，传说则往往含有史实成分。
这一阵营，更多的站在西方“传说”的传统上。
从概念关系来看，西方文献的传说与神话、历史是并列关系，徐氏基于这种关系把这三个概念引申为了“进化论式”的历史分期概念（如下图），试图以此证明古史辨派的观点缺乏科学性。
“传说”这一概念，折射着东西文化的碰撞。
从语源来看，徐旭生使用的“传说”对应着英语的legend，在西方文献中，legend多用于讲述英雄的不凡才能，它的含义与今天我们说的“传奇”“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相近。
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的演变与发展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源远流长，其发展与演变，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和人类心理的变迁，也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精神。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的演变与发展。
一、神话与传说的含义神话与传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思考世界的一种方式。
神话通常指的是关于神明的传说，以神话的形式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对自然、人类、神灵、宇宙等存在的理解和探索。
传说则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是一种历史的、个性化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形式，以神仙妖魔、英雄传奇、城乡传说、寓言道德等形式，描述了人类的生活和真实经历。
二、古代神话与传说的演变与发展古代神话与传说的演变与发展与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创世神话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山海经》、《淮南子》等典籍中所记载的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盘古开天等创世传说，都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形成和发展的想象与认识。
古代神话与传说的发展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
在战国时期，民间传说中出现了许多以人类为主角的故事。
《楚辞》中的屈原、《史记》中的虞姬、《古文觉》中的陶渊明等人物，都成为了民间传说和艺术表现的对象，他们所表现的爱国主义、个性解放和民间情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族性、民众性和艺术性。
在明清时期，由于忽视民间文学与文化的重要性，许多民间传说逐渐消失。
到了近代，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神话传说的价值重新被人们重视。
许多古代传说和神话得到了恢复和挖掘，成为了文学、艺术和电影作品的重要题材。
例如琵琶行、牛郎织女、白蛇传等故事，不仅在中国流传广泛，而且在世界上也有着广泛的传播。
三、神话与传说的传承与保护神话与传说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今时代，面临着国家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神话与传说的保护和传承变得越来越重要。
首先，要加强对民间传说和神话的保存和整理工作，并适当地加以创新。
论中国古史“‘历史记忆’的层累式整合”———兼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是非与启示◎李禹阶内容提要 ２０世纪初的“古史辨”思潮提出了百年之问，当代古典学、历史学中的疑古、辨古、信古思想均是对其的回应。
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层累说”是该学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着巨大的学术启示意义，同时亦存在方法论、认识论的局限。
实际上，早期中国具有丰富而“多元”的上古历史，由于传统史学“史以载道”所含蕴的“助流政教”的“资治”功能，古代史家所塑造的文本书写的历史主要是以中原国家“礼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而少见上古时遍及我国各区域聚落先民的社会活动的史迹记载。
“历史记忆”是人类早期史迹的遗留，但是“历史记忆”成为历史文本则有一个被后代史家再加工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往往是史家的史学理念对“历史记忆”进行“层累式整合”的结果。
我国传统经典所载上古史正是“历史记忆”在“层累式整合”中完成的，它既使史前丰富多彩的各区域文化被融入早期中原国家礼乐文明的历史中，同时也在这种历史书写中保留着中国上古真实史迹的痕迹。
关键词 “古史层累说” “历史记忆” “层累式整合” 历史文本书写〔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７－００３６－１１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层累说”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直到１００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其强烈的时代批判精神。
“古史层累说”之所以至今仍有这么持续的影响，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古典学、历史学等问题仍然有巨大的学术启示意义，或者说我们今天仍然有诸多“古史辨”中曾探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共识。
因此，在当今大量考古材料基础上反思顾氏的“疑古”及古典学思想，对于理解与评价顾颉刚先生“疑古”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构建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中国学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顾颉刚“疑古”说的是非与启迪顾颉刚（１８９２—１９８０），作为现代史学家，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史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远古史上的神话传说及其背后的历史渊源远古史上的神话传说是人类文明历史中，最古老的绘画和文字表现形式之一。
尽管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些传说很难被证明或解释，但它们反映了逝去文明的历史渊源和人类研究自然世界的一段历史。
以下是对远古史上的神话传说及其背后历史渊源的一些讨论。
1. 古希腊神话传说与欧洲历史发展的关联古希腊神话传说是西方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神话之一。
这些传说反映了古希腊文化中对自然和人类命运的理解。
例如，厄勒克特拉是一位古希腊神话中着名的神祇，她代表着为达到目标不择手段的意识形态。
这种观念反映了古希腊人对于政治和社会权力的一种认知。
在欧洲历史的发展中，政治和社会权力也经常被拿来和类似的观念联系起来。
2. 中国神话传说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国神话传说是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种反映。
许多传说把历史人物神化，从而赋予了他们超乎寻常的信仰和社会意义。
例如，《山海经》中说，黄帝是中国的神主。
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
因为人类和自然现象都像是一种共同体。
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3. 古埃及神话与尼罗河流域文化的联系古埃及神话传说是古埃及文化中的一部分。
它反映了古埃及对于自然和宇宙的理解。
例如，拉神是一位古埃及神话中着名的神祇。
他被认为是控制太阳能量，从而让生命得以存在的神灵。
这种思想在古埃及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解释了为什么在古埃及的自然社会中，太阳是最为崇拜的对象之一。
4. 印度教神话与印度文化的发展印度教神话是印度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信仰。
它反映了印度文化中对于人类和宇宙存在意义的深刻思考。
例如，”梵天”是印度教中最高的神祇之一，他代表着万物的本质和共性。
这种思想在印度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影响了印度文化历史的许多发展进程。
综上所述，远古史上的神话传说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最重要的绘画和文字表现形式之一。
这些故事反映了自然和人类命运的根源。
The Science Education Article CollectsTotal.460 June2019（A）总第460期2019年6月（上）摘要本文是对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的介绍与评价，在疑古的背景下，徐氏打破学术固有禁锢，将“考”与“证”结合重建古史。
全书介绍了我国上古时代氏族人物关系和氏族人物行踪，为我们展现了远古时代先贤们的主要事迹。
但是本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章节并未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但是瑕不遮瑜，仍不失为一本梳理上古神话人物脉络的名著。
关键词《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徐旭生氏族人物考证Reconstruction and Argument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Book Review of"The Legendary Period of Chi原nese Ancient History"//Hong Jianxuan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introd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Xu Xusheng's book"The Legendary Period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ting the ancient history,Xu broke the inherent confinement of academics and combined"ex-amination"with"argumentation"to reconstruct ancient history. The book introdu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n characters and the whereabouts of clan characters in ancient China,showing us the main deeds of the sages of ancient times.However,this book also has certain limitations.For example,the chapters do not fol-low the order of event development,but it does not hide the clas-sics of the ancient mythical characters.Key words"The Legendary Period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Xu Xusheng;clan characters;textual research20世纪30年代，在疑古思潮的背景下，《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以古史记载为蓝本，构建了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先辈们的行踪体系。
《远古的传说》教学设计方案（第一课时）一、教学目标：1. 了解中国遥古传说的时代背景和基本观点。
2. 掌握传说中重要人物和事件，理解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3. 培养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和探究精神。
二、教学重难点：1. 重点：传说中重要人物和事件的理解，以及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2. 难点：如何将传说与历史事实区分，以及如何理解传说的象征意义。
三、教学准备：1. 准备相关传说人物的图片和视频素材。
2. 制作PPT，包括背景资料、地图和问题等。
3. 安排教室讨论和小组合作，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和探究。
4. 准备相关历史资料书籍和参考资料，供教师备课和参考。
四、教学过程：（一）导入新课1. 播放《盘古开天地》视频，请学生简单描述视频内容。
2. 引入遥古传说时代，引导学生了解中国历史劈头。
3. 引导学生思考：遥古传说与历史事实的干系。
（二）新课讲授1. 讲述炎帝、黄帝部落联盟的形成和壮大，引导学生理解炎帝、黄帝部落联盟的意义。
2. 介绍尧、舜、禹的品德和治国理念，引导学生理解禅让制的特点和意义。
3. 引导学生讨论：禅让制为何能成为上古时代的政治制度？（三）教室互动1. 组织小组讨论：从遥古传说中我们可以学到哪些精神品质？2. 鼓励学生发言，教师进行点评和补充。
3. 针对学生的疑惑和问题进行解答和讨论。
（四）教室小结1. 总结本课的主要内容，强调遥古传说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2. 引导学生思考：遥古传说与历史事实的差距，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传说。
3. 安置作业：搜集有关炎帝、黄帝、大禹等人物的其他传说故事，下节课与同砚分享。
（五）课后延伸1. 推荐阅读相关书籍，如《史记》、《山海经》等，拓展学生对遥古传说的了解。
2. 鼓励学生通过参观博物馆、考察遗址等方式，亲身感受遥古传说的历史氛围。
教学设计方案（第二课时）一、教学目标1. 知识与技能：了解炎帝、黄帝等重要人物及其事迹，理解华夏族的形成过程；2. 过程与方法：通过分析传说故事，培养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力和分析力；3. 情感态度价值观：感受华夏文明的源遥流长，培养民族自豪感。
4范子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摘 要】 “女娲作簧”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是上古时代礼乐文明的滥觞，由此产生的鼓簧艺术在石器时代得以延续；进入青铜时代，夏商周继承了这种艺术传统；而至春秋时代，孔子编纂《诗经》，其中的四首“鼓簧诗”更体现了口簧作为礼乐用器以及鼓簧艺术作为礼乐艺术形式的重要意义。
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结合口述史料与活性态口簧艺术遗存，即以四重证据表明“女娲作簧”的历史真实，是对其文化意义阐释的一种有效手段。
【关键词】 女娲作簧；礼乐文明；二重证据法；口述史料；活性态口簧艺术“女娲作簧”：四重证据视域下的一个古史传说及其礼乐意义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1877—1927）提出并倡导的研究方法。
他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指出：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
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取孔子所传《五帝德》及《帝系姓》，而斥“不雅训”之百家言。
于《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之《谍记》。
其术至为谨慎。
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
故《尚书》于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
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
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谍记》之流亚。
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
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
此信古之过也。
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
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
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5“女娲作簧”：四重证据视域下的一个古史传说及其礼乐意义可断言也。
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即夏朝以前）有“三皇五帝”之说。
“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但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即伏羲大体上都排在“三皇五帝”之首，按太皞与伏羲合并、炎帝与神农合并（这样合并的原因目前尚不是很清楚）、少皞即帝挚（从袁轲说），“三皇五帝”的总体排序为：伏羲（太皞）、神农（炎帝）、黄帝、少皞(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唐尧、虞舜（女娲为伏羲妻或妹，同时代；祝融、共工约在伏羲神农与尧舜之间）。
以前的学者多把这些传说时代的帝王视为同一时代的人物或部族，笔者认为它们大体上是有一个先后时序的，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即伏羲上承燧人氏、有巢氏、盘古氏（这几位曾被一些史学家当作古人造假史的证据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说明古人是在努力建立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尧、舜下接禹、启、商、周。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对传说时代的研究、对“三皇五帝”的年代、地望的认识非常混乱，以下以“伏羲”为例说明之(/)。
一些学者认为“伏羲时代”即距今四、五千年前或笼统地称之为原始社会末期、新石器时代晚期等，如：李俨和萧稚辉先生认为“伏羲活动于公元前2852年到公元前2783年，是古代中国一个部落的著名酋长，姓风名伏羲，这个部落名太皞族”（萧稚辉著《中国计算科学史》（上古——秦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谢端琚、叶万松先生认为“伏羲的时代相当于马家窑文化时期。
天水地区是马家窑文化的主要分布区。
相传伏羲的故里在成纪，即今甘肃天水”（谢端琚、叶万松《简论我国中西部地区彩陶》，《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１期）；余敦康先生认为“据考古发掘，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周易》的发生史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相当于传说中的伏羲时期”（余敦康著《易学今昔》2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徐旭生和李西兴先生认为，伏羲是中国传说时代南方苗蛮集团的始祖，相当于原始社会末期（李西兴《淳化县出土西周陶罐上易卦数符管见》，《文博》1990年第6期）；严文明先生据《左传》、《汉书·地理志》有关记载，认为太皞、少皞两个集团都是东夷的先祖，太皞的时代大约在大汶口晚期，因为只有这时大汶口文化才分布到淮阳一带，而太皞的后人既多在山东，说明有北迁的趋势（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栾丰实先生也认为大汶口文化是太皞和少皞部族所创造的文化，太皞部族对应于豫东、皖北和鲁西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它们很可能来自苏北和鲁东南地区南部，而少皞部族则对应于泰山南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栾丰实《太皞和少皞传说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逄振镐先生认为大汶口墓地M26：16镂雕象牙梳雕刻图案是“原始八卦”的起源，因此画八卦的伏羲、太皞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应是东夷人（逄振镐《论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甲卷1.B理解分析材料内容A 项，“更侧重发掘能体现古代物质文化1.B面貌的大型遗址”于文无据;C 项，“很难为中国上古史提供叙述与解释体系”曲解文意,文本第五段已点明“考古学······已经初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上古史叙述与解释体系”,而最后一段说的是“证经补史”的“传统治史思路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视野和思维方式，限制了考古学在重构中国上古史中的作用”,并不能将“证经补史”限制了考古学在重构中国上古史中的作用理解为其“很难为中国上古史提供叙述与解释体系”。
D 项，“无关紧要”曲解文意,原文最后一段说“而不是将主要目标集中于它是否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并为此争论不休”这说明作者认为其不是主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无关紧要”。
2.C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是为了证明考古学具有延伸历史轴线的功能”说法狭隘,梳理文章内容可知,文章第一段先提出“中国考古学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在上古史构建方面展现了广阔前景”然后第二段至第四段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第五段又重申“考古学完全有能力担当重写中国上古史的重任”,并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可见第二段至第四段是为了论证“考古学完全有能力担当重写中国上古史的重任”,所以选项说法狭隘。
3.B根据文中信息推断文本第五段说“这些成果证明考古学完全有能力担当重写中国上古史的重任······超越了传统的具有传说性质的三皇五帝体系和存在争议的夏商周三代古史体系”,这里只是指出三皇五帝体系”具有传说性质,并没有说“三皇五帝”是“神话传说”。
4.B理解和分析文章内容A 项，“都属于植物被动发出的声音，而并非是它们在通过声波交换信息”曲解文意,原文最后一段说的是仪器记录到谷物幼苗由根部发出频率约220 赫兹的轻响，这一轻响可以被其他植物察觉到,由此可知谷物幼苗根部发出的轻响是在通过声波来交换信息，并非“植物被动发出的声音”。
中国古代历史的怪谈神话与传说中国古代历史流传下来的怪谈神话与传说，丰富了我们的文化遗产，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
这些故事虽然似乎不那么真实，但它们却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等方面的问题。
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些中国古代历史的怪谈神话与传说，让我们一同来感受这些神秘的传说。
一、千年故事——牛头马面牛头马面是道教中的神祇之一，传说与地狱有很大的关联。
根据传说，一旦一个人死亡，他的灵魂就会被送到地狱去受审判。
在那里，牛头和马面就是最常见的判官之一。
根据传说，牛头马面是两个神明，一个是马面，另一个是牛头。
马面头上戴着一顶官帽，牛头有尖锐的角和锋利的牙齿。
它们始终是分别站在地狱门口的两侧，保持着绝对的平衡。
二、灵异事件——鬼吹灯鬼吹灯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成语，出现在清朝时期的小说《聊斋志异》里面。
这个成语的含义就是指当人们在晚上在或者陵墓中看见火光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点燃的，而是所谓的“鬼子在吹灯”。
据说，这种现象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唐朝，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一个有趣的传说：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云兴公的道士，他在千里之外感知到了西方一个古老墓穴的存在。
为了探索其神秘，他和同伴踏上了这个被芜湖人民视之为鬼路的旅程。
三、神话传说——白蛇传《白蛇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小说。
它是一部关于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
据说，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城市里，有许仙这样一个青年，他靠着捉鱼、卖鱼谋生。
他爱上了湖边一个奇妙的女子白素贞，但他并不知道这个女子实际上是一条白蛇。
白蛇为了转生成为人形而施法，她变成了一个姿态婀娜、绝美无双的女子，来到人间。
在她的帮助下，许仙接二连三地获得了意外的财富，也逐渐靠近了白素贞。
四、古老谣言——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五郎八婆瞎眼睛；须臾腾腾龙，日薄西山归夕阳。
”这首古老的谣言流传于中国古代时期。
在这首谣言中，孔雀表示了希望寻找“完美之物”的愿望。
行文间蕴含着深层的哲理。
在谣言的下一句里，五郎八婆瞎眼睛，则是勉励大家不要被俗世之物所迷惑，要有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力；须臾腾腾龙，则是提醒我们要以永恒之心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才能取得成功；日薄西山归夕阳，则是令人感慨的道出了人生的短暂和转瞬即逝，提醒我们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传说与历史:中国上古史的多视域整合作者：周海建来源：《读书》2011年第08期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顾颉刚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谈及自己对中国上古史的看法时说道：“中国号称有四千年（有的说五千年）的历史，大家从《纲鉴》上得来的知识，一闭目就有一个完备的三皇五帝的统系，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实，这里边真不知藏垢纳污到怎样！若能仔细的同他考一考，教他们焕然消释这个观念，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两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呢！”厥后不久，顾颉刚在与王伯祥的书信往还中自述整理中国历史的意见，提出“把中国的历史重新整理一下”。
及至一九二三年，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明确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并以禹为例指出中国上古史的“胡乱伪造”。
由于随后不久该书信（实为两封合并）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上予以刊布，所以很快引起较为明显的反响。
刘掞藜、胡堇人等对古史多抱信持态度的人纷纷向顾氏提出不同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一向不甚公开参与学界论争的王国维也被卷入其中。
尽管王国维并未直接参与古史辨的论争，但是在一九二五年给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授课时提出的“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却多少给人以他置身其中的印象。
在笔者看来，王国维和顾颉刚对于古史的论述中虽然颇多足以构成论争场域的对立观念，但是两位学者的看法实际各有侧重（甚至存在暗合之处）。
倘若我们能够对相关讨论加以有效分析、整合，则不仅可以借机透析当时学术界的舆论动态，而且适足以为中国上古史的反观提供多重视角。
一、顾颉刚眼中的“禹”及相关学术论争古史中有关禹的记载是较早被顾颉刚用来论证他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重要依据。
通过对《诗经》中《商颂》等篇章有关“禹”的记载的梳理，顾颉刚发现，“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因此上古人对禹的认识有一个从神到人的转变过程。
此外，他还认为：“‘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
”因为根据《诗经·长发》的记载，上古人把禹看做“开天辟地的人，夏桀是被汤征伐的一个，他们两个漠不相关”。
至于“禹”的由来，顾颉刚认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
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
”顾颉刚对“禹”由来的假设在当时即引起强烈的反对回音。
对其假说反对较力的柳诒徵讽刺顾颉刚说：“今人喜以文字说史，远取甲骨鼎彝古文，近则秦篆。
爬罗抉剔，时多新异可喜之谊。
顾研究古代文字虽亦考史之一涂术，要常以史为本，不可专信文字，转举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杀。
即以文字言，亦宜求造字之通例，说字之通例；虽第举一字，必证之他文而皆合。
此清代经师治诸经治小学之法也。
不明乎此，第就单文只谊矜为创获，鲜不为通人所笑矣。
”刘掞藜在反驳顾颉刚时也说：“这种《说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我骇了以后一想，或者顾君一时忘却古来名字假借之说。
”刘氏立论的依据颇近于柳诒徵，同时反对顾颉刚的胡堇人所持观点也并无二致。
在他们的视角来看，其据以反驳顾颉刚的依据似比他设立假说的根据更为切实。
但是这却未必能切合顾颉刚的提出假说的本意。
他们反驳顾颉刚的依据实际更多集中在他的假说，而对于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却少有论列。
换句话说，他们也并不能证实“禹”的真实存在。
顾颉刚在随后给柳诒徵的答书中即指出：“我的辩论古史的主要观点在于传说的经历。
我对于古史的最早怀疑，是由《尧典》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而来。
在这个冲突中，中枢人物是禹，所以使我对于禹在传说中的地位特别注意。
从而旁及他种传说，以及西周东周战国秦汉各时代人的历史观念，不期然而然在我的意想中理出了一个古史成立的系统（这个系统的确实与否自是另一个问题）。
我要说明这个系统，当然要依了时代去搜集材料，从各时代的材料中看出各时代人对于古代中心人物的观念的演变。
只因古代的材料缺佚的太多，为联串许多零碎的材料的便利计，难免有几处要借了后代的材料来说明前代的观念。
但是，这仅是一种假设而已，我绝不愿把他作为确实的证据。
”顾颉刚最后将柳诒徵与他的争执归结为“精神上的不一致”，换言之，顾颉刚至少认为柳诒徵的反驳没有读懂他设立假说的真正用意。
在顾颉刚看来，真正与他的看法构成论争场域的应为王国维的观点。
一九二五年，在给清华国学院的学生授课时，王国维征引秦公敦与齐侯镈钟上有关“禹”的记载，并引《尧典》、《周书·吕刑》等文献互证，指出“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
王国维的这番言论后来也被顾颉刚编入《古史辨》第一册，并亲作“附跋”。
顾颉刚在“附跋”中借用王国维的论证指出，“春秋时秦齐二国的器铭中都说到禹而所说的正与宋鲁两国的颂诗中所举的词意相同。
他们都看禹为最古的人，都看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禹的地方，都看古代的名人（成汤与后稷）是承接着禹的。
他们都不言尧舜，仿佛不知道有尧舜似的”。
因而，顾颉刚欣喜地宣称，他的“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的假设“又从王静安先生的著作里得到了两个有力的证据”。
王国维的论说当然不会以为顾颉刚的假说提供证据为悬的，顾颉刚的言论也不免是对王国维的论辞进行了过度阐发。
依笔者看来，王国维对禹的论辞似更多近于为其前此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做实例的印证，具体到对过分疑古的批判反而应该视为对时事的一种因应。
这一点从他论证“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尤其注意相关事项的时间勘定可以窥见一斑。
此外，这也与他早先所提出的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的取向不谋而合。
尽管顾颉刚的理解与王国维论辞的实际内涵不尽合契（甚至全然不同），但是，在顾颉刚看来，这却恰恰为其证明自己的观点指明了一条有效的路径。
一九二六年，他在为《古史辨》第一册写作自序时即认为“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并认为自己“在考古学方面必须好好读几部书”。
建设古史而须从“实物”着手，至少表明王国维利用实物所做的相关论证对顾颉刚造成的影响非小。
从目前所见材料看，顾颉刚对王国维言辞的借用实更近于一种单方面的行为，王国维方面既未公开参与到古史辨的相关争论中，也没有对顾颉刚的曲解性借用进行回应，反倒是顾颉刚从王国维处获得的“意外启发”对其后来重建古史（在顾氏而言，更多停留于想象）产生了相当的思想教益。
后来，顾颉刚重建古史的计划对考古学的发现多有侧重，正是基于王国维在引证地下材料方面为其提供了一个寻求确切真实古史的路径。
二、围绕考古发掘的古史之争一九二四年底，李玄伯针对顾颉刚主张依靠载记来重建上古史的主张指出，“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譬如西周以前的形势与西周时不同，而不能得其详情”，“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
李玄伯的看法引起当时尚在国外而并未参与古史辩论的傅斯年的注意。
傅斯年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认可了“掘地”的重要性，但是同时却认为，这与顾颉刚的古史观“不是论一个问题”，因为“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
若关于文籍的发掘，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
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
可见，在傅斯年看来，“掘地”的考古学与顾颉刚的古史观关联并不大。
李玄伯的文章发表不久，顾颉刚也做出相应回复。
顾颉刚认为，“古人直遗的作品”在“学问的目的上是无疑义的，但在我们研究的工作上则未必便应这般”。
“现在古史问题在载记的研究上刚才开头，面前原有许多路径可走，并不是已经碰到了死胡同里的墙角，非退出来不可。
”言下之意，顾颉刚仍然侧重他对于载记的研究。
他指出，他研究古史的愿望是“把神话与传说从古代的载记中，从后世的小说诗歌戏剧以至道经善书中整理出来，使得二者互相衔接，成为一贯的记载”。
由此可以看出，顾颉刚在利用载记重建古史的研究方面确如傅斯年指出的那样，与掘地“不是论一个问题”。
不过，此后由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顾颉刚对于古史研究的目光也曾发生一定程度的转移。
一九二八年傅斯年主持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进行的考古发掘可谓近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这项工作的进行更是直接影响到当时人对中国上古史的看法。
一九三五年，曾经躬逢其事的李济回忆说：“十年前，旧一点的史学家笃信三皇五帝的传说，新一点的史学家只是怀疑这种传说而已；这两种态度都只是取得一个对象，都是对那几本古史的载籍发生的。
直等到考古学家的锄头把地底下的实物掘出来，史学界的风气才发生些转变。
”不过，李济并没有因为安阳考古的重大发现而否认中国传统史籍的价值，而是认为“中国史籍所载的若干史实，因考古的发现，反更加证实了”。
安阳殷墟考古同样也影响到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的看法，他甚至进行了相关方面的学术实践。
一九三五年，顾颉刚在他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提及有关周武王克商的史事，他说，周武王克商“成功之后，《史记》上说他‘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原注：《周本纪》），《逸周书》上说他‘俘商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以及麋、鹿、氂、豕等约一万头（原注：《世俘》），他掠夺的只是些鼎彝、宝玉、牲畜，而不是殷商的历史材料。
固然，这种传记百家之言也许是靠不住的，武王也许肯不注重实利；可是现有的证据已足够证明这些记载了。
安阳的殷墟，在三十年中发现了四五万片的甲骨卜辞，近年经中央研究院大举发掘，连宗庙宫室陵墓的遗址也找出来了。
然而地下挖出的遗物只有大量的甲骨和瓦片，而铜器和玉器乃至少。
这不是铜器和玉器已全被抢光了吗？因为周人有致用观念，所以把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
顾氏论说的方法正确与否可先毋论，仅就其论说的依据而言，已经表明顾颉刚开始利用考古学的材料进行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尝试了。
尤其是其中涉及的《逸周书》，自宋代以降即有不少人认为该书系战国时代或战国秦汉之间的作品，而顾颉刚却试图通过安阳考古发掘来证明其中有关记载的确实性，对于一位以疑古闻名的学者来说，顾颉刚此举不能不说明他的思想确实受到考古新发现的影响。
然而，顾颉刚并未完全被考古新发现所左右，从而彻底改变他在中国上古史方面的怀疑态度，尤其是此时一些学者试图据殷墟发掘来完全否定顾颉刚对中国古史的怀疑，使得顾颉刚不得不再次对自己的古史观进行申述，只不过这一次在措辞上略显不同，而且明显吸收了此前的一些批评意见。
一九三五年，钱穆在为顾颉刚编订的《崔东壁遗书》作序时对顾颉刚所发起的古史辨不无微词，他认为：“司马迁为殷本纪序列自契至汤十四世，近安阳出土甲骨颇多为之互证者；马迁夏本纪又载自禹至桀十四世，年世略与契至汤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