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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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周思敬魏澍内容提要:先秦儒家在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发展过程当中处于枢纽地位,它继承了中国早期政治文化中的德治传统,对后世德治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包括:德治的价值取向是/安百姓0、德治的起点在于/以修身为本0、德治的实现方式是/齐之以礼0。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先秦儒家治国思想由天人观、人性论和德治思想组成。
天人合一、效法天地的天人观和人皆可成圣贤的人性论构成德治思想的理论依据。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是特定时代的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在于:以国家公职人员道德建设作为提升公民道德水平的重心;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建设。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0¹先秦儒家在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发展过程中处于枢纽地位,全面把握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于扬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汲取其精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原则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人物的先秦儒家明确地将德治作为理想的政治理念,尽管他们没有把德治提炼成为一套具体的社会政治理论,但清楚地论述了德治的基本原则。
(一)德治的价值取向是/安百姓0人是价值性的存在。
政治价值是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国家产生以后,政治生活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任何时代,面对现实的政治生活,人们都不免要发出/何为好的政治?0/何以实现好的政治?0一类以政治价值为核心的疑问。
政治价值成为人们政治认识和政治实践的起点。
孔子提出的德治思想,就建立在/安百姓0这一政治价值基础之上。
他认为,只有以安百姓为价值取向的统治才是理想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
在回答子路提出的什么是君子的问题时,孔子次第排出了/修己以敬0、/修己以安人0和/修己以安百姓0这三个层层递进的标准,并且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先秦儒家的道德自觉思想及其德育启示作者:杨婷来源:《知与行》2016年第07期[摘要]先秦儒家思想是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滥觞,其道德自觉的思想给予我国新时期德育以丰富的思想资源。
先秦儒家的道德自觉思想主要包括以“内圣外王”的君子人格为追求的道德目标自觉,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内容自觉,以“贵我”“尚志”为突出表现形式的道德主体自觉,以“学礼与悟道”“内省与思齐”“克己与慎独”“躬行与弘毅”为主要进路的道德方法自觉。
深入挖掘先秦儒家道德自觉思想的主要内涵,可以为我国新时期德育实践提供重要启示:德育目标应有层次性、德育内容应回归生活、德育对象应彰显主体性、德育方法应多样化。
[关键词]先秦儒家;道德自觉;德育启示[中图分类号]G4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7-0010-06儒家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儒家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妇孺皆知,而这滥觞于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道德自觉思想。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力图以德治重建社会秩序,而德治又贯注于“仁”,最终指向每个人的道德修养。
道德自觉是先秦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家国同构理想模式的逻辑起点,并如一根红线贯穿始终。
厘清先秦儒家道德自觉思想对个人修身乃至社会道德治理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笔者力图梳理先秦儒家道德自觉思想,并论析其对于我国当今时代德育的重要启示。
一、先秦儒家道德自觉思想论析先秦儒家道德自觉思想散见于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中,主要体现在道德目标自觉、道德内容自觉、道德主体自觉、道德方法自觉四个方面。
(一)道德目标自觉先秦儒家有明确的道德追求目标,“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内圣”即内在德性修养的最高追求,“圣人”是道德追求的最高目标。
然而,“圣人”的目标毕竟高远,“君子”这一理想人格走入俗世,成为百姓伦常生活中的道德楷模。
浅谈儒家德治的思想内涵与历史价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学说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漫长历史中,儒家作为主流学派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主导地位,儒家的德治主张也一直被视为王道政治而加以提倡。
本文就儒家德治的思想内涵与历史价值进行分析。
标签:儒家德治;思想内涵;历史价值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思想是以德治民,奉行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治国理念,充分证明儒家思想家希望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上执行怀柔政策,体现了他们的开明思想和道德观念。
儒家思想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影响极为深远,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现代社会的治理也有许多需要借鉴儒家德治思想的地方。
因而我们需要很好地理解儒家德治的思想内涵和历史价值,并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它的指导意义。
一、儒家德治思想的内涵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统治者应该为政以德,如果统治者具有端正的品德并对民生表现出体恤的态度,就会受到百姓的拥护,形成众星拱月的良好政治统治态势。
儒家德治思想传承千年,不同的儒家思想持有者对儒家德治思想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甲骨文对“德”字的注释是“从直从行”。
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遵从周礼,认为统治者应该“明德慎罚”,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强调道德教化,逐渐把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与社会的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初步具备了儒家德治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的观念。
他认为,君主为政之道应该“齐之以礼”,实行道德教化,在礼制规范的要求下,老百姓会心存廉耻,行为规范会遵从法制和道德规范,国家会政治清明,长治久安。
如果君主为政“齐之以刑”,用强权和法制来施政,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和民众的反抗心理,百姓就会毫无羞耻之心,国家就会动荡不安。
综合起来,儒家的德治思想的内涵如下:1.以道德教化为核心。
儒家德治的思想内涵是以道德教化为核心的。
孔子把统治者的自身道德修养看的很重,认为君主的道德风尚具有强烈的感化力量,是教化百姓并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气的重要手段,即所谓的“修己以安百姓”。
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价值导读:本文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价值,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那么,什么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呢?为了使问题更加明晰和易于集中讨论,本文在此把讨论的范围确定在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特别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缺陷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
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
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
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
夫是之谓政教之极。
”(《荀子·君道》)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
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书的开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孙丑上》中继续阐发这一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儒家德治思想的政治文明价值浅论【摘要】道德社会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标,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具体的德治手段是教化和统治者的表率作用。
长期以来德治对政治文明产生了两个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对中国法治精神的影响,二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
【关键词】德治思想法治精神政治制度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孔、孟、荀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
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政治思想:通过德治,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在西方文明中,并没有德治的传统,把德治作为最根本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所独有的,而儒家之所以把德治作为根本的治国之道,与它认为只有依靠道德手段才能培养人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是密不可分的。
这样,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功过是非似乎都可以以此为基础来加以评判。
一、德治思想对法治精神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传统法治精神集中体现在法家思想中,如《商君书·赏刑》中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虽然比起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精神来,法家思想的缺陷是极为明显的,因为它把君主作为制定法令并可以不受法令约束的人,而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不受法律的制约。
但是,法家的法治精神无论如何比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要彻底和进步。
然而,自从秦王朝灭亡后,法家的法治精神便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以德治为核心的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道德法律化。
道德法律化的实质,就是在法律领域,把儒家的道德规范看作高于一切的标准,法律条文只是儒家道德的外在表现,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以道德作为最后裁定的标准。
道德法律化的过程始于西汉,但其萌芽在先秦儒学中即已存在。
道德法律化在西汉时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春秋》决狱”,即按照《春秋》的经义来判决案件。
先秦儒家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先秦时期,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思想和原理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对中国历史和现代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人性的良知和道德的修养,主张实践和道德的完善,并倡导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治国理政,以期实现社会和谐与和平。
下面将从“仁”、“礼”、“人性”、“修身”、“教育”和“社会”等方面来详细解释儒家的基本思想和原理。
首先,儒家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仁”。
仁是指具有人情关怀、同情心和爱心的品质。
儒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要通过培养和实践仁德,使人具备仁心。
仁德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仁者爱人,宽容和理解他人,尊重他人的权益和尊严。
儒家倡导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实践仁德,如父子、君臣、朋友和夫妻关系中。
通过实践仁德,可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
其次,儒家强调“礼”。
礼是一种规范和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是一种道德规范。
儒家认为,通过遵守礼仪,人们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儒家认为,礼仪有助于培养人的品德和修养,有助于人们知行合一,融入社会。
儒家主张在个人和社会中都要遵循礼仪,尊重他人、尊重长辈、尊重权威。
通过遵循礼仪,可以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政治局面。
第三,儒家对人性的理解是其基本原理之一。
儒家认为,人性本好,人们都具备善良的本性。
儒家主张发挥人的良知,并通过教育和修养来完善人的品德和行为。
儒家将人的本性归纳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认为通过修养,可以使人具备这些品德。
儒家认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个人应该不断改善自己的品德和行为,进一步实现人的本性的完善和发展。
第四,儒家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
修身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指个人通过自我修养和实践,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品德和行为。
儒家认为,个人要从内心发展善良品质,并通过实践来实现仁德和修身。
儒家主张个人修身养性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和完善的过程。
通过修身,个人可以改进自己的品质和行为,进一步影响他人和改善社会。
《先秦儒家礼乐文化的德育价值研究》篇一一、引言先秦时期,儒家礼乐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德育价值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先秦儒家礼乐文化的德育价值,分析其内涵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以期为当代德育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先秦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先秦儒家礼乐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倡导的一种文化形态,其核心思想是“仁爱”与“礼制”。
礼乐文化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既是一种社会规范,也是一种道德教化手段。
(一)礼的内涵礼,是社会行为的规范,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体现。
先秦儒家认为,礼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和谐。
礼的内涵包括礼仪、礼制、礼貌等方面,涉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各个领域。
(二)乐的内涵乐,是情感表达的媒介,也是道德教育的手段。
先秦儒家认为,乐能够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道德境界。
乐的内涵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形式,它们能够通过美妙的旋律和诗意的语言,使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道德的力量。
三、先秦儒家礼乐文化的德育价值(一)培养人的道德情感先秦儒家礼乐文化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形式,培养人的道德情感。
这些艺术形式能够激发人的情感共鸣,使人感受到善良、美好、和谐等道德情感。
这些情感的培养,有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
(二)规范人的行为举止先秦儒家礼乐文化通过礼仪、礼制等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举止。
这些规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这些习惯的养成,有助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遵循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
(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先秦儒家礼乐文化不仅关注人的道德修养,还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它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形式,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创造力等综合素质。
这些素质的提高,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实现自身价值。
四、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一)教育领域的应用在教育领域,可以先秦儒家礼乐文化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德育工作中。
先秦儒家德性传统的核心价值袁玉立[摘要]中国的德性传统始于殷商,到春秋战国时代由儒家基本完成。
构成中国德性传统的核心价值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哲学家提出的“用中于民”思想,其构成因素是顺天、保民、修己三个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价值观念。
殷商的“德”主旨是“顺天行事”,“天意”就是传达“天帝”的商王意旨;西周的“德”基本内容是“保民生息”,“民情”大致可以理解为普通人或下层人的基本生活要求;东周的“德”即儒家的德性观,完成了先秦德性传统也即中国德性传统的基本建构,使“修己执中”、“用中于民”一直成为影响后世的德性传统。
[关键词]先秦 中国德性传统 核心价值 用中于民[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2627(2005)0320034209先秦儒家德性传统是在“德”字的发生学意义上随着德性观核心价值的确立而逐步形成的。
中国的德性传统,从其萌芽到成型,始终围绕着个体的人和群体的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商周时期,对这个根本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中国德性传统的核心价值,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反复强调的“用中于民”,其构成因素是顺天、保民、修己三个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价值观念。
一、殷商的“德”:顺天行事历史源头的“德”被定义为顺天意行事,许多学者早已指出了这一点。
本文强调,只是殷商的“德”才指顺天行事,这里的“天”,不是有意志的、主宰世界的“天”,而是自然神和祖先神的“意旨”。
一个民族的“德”就是该族群的“图腾”特性和“卜筮”特性。
商代的考古文献,迄今确实没有发现“德”字,但一般认为甲骨文中的“”是“德”的初文。
“德”是周代才出现的字。
巴新生先生证明,“”、“德”在上古时同音,有承继关系。
从彳,直声兼会意。
彳的甲骨文体,有行走之义,引申为行为。
直的甲骨文体像一目作者简介:袁玉立(1954— ),男,安徽合肥人,学术界杂志社编审。
凝视上方。
故“”之初义可解为“视上而有所行止”。
①殷人相信祖先神可以宾于帝,在上帝或天帝左右,所以“”所蕴含的“仰视”的对象乃是祖先神和至上神(帝)。
先秦儒家礼的思想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先秦儒家礼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国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礼是一种习俗和规范,是一种表现社会秩序、传承文化和规范人伦关系的手段。
儒家提倡
礼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并注重倡导人伦道德,从而构建了一套稳定和谐的社会制度,跨越时代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
其次,儒家礼还强调了礼教的重要性,即如何建立一种传承和弘扬优良传统的文化。
儒家认为礼是传承文化的重要途径,以礼修身、以礼立人、以礼养德,使得礼成为了传承
中国优良文化的手段。
儒家注重弘扬儒家思想和文化,认为:礼莫大于重、信不足以立,
礼与信是在激发人的爱国情感和集体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礼的依据不仅仅是
个人的行为规范,还涉及到集体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进而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
最后,在社会治理方面,儒家主张礼和德并重,这与西方的法治思想不同。
儒家认为,法律制度是一种不完善的社会规则,而礼与德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能够对不同社会中
的各种问题进行有效治理。
因此,儒家推崇“行中立,礼中和”,即通过行为中的中庸和
礼仪中的和谐,来调动社会中各个群体的积极性,协调各方利益,实现稳定和谐的社会治理。
总之,儒家礼的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成
为了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儒家强调礼的重要性和德治优先,这一思想为中国的
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也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先秦儒家礼乐文化的德育价值研究一、引言德育是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培养人的品格、道德、情操和行为习惯的过程。
先秦儒家礼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德育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本文将探讨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在德育方面的价值。
二、先秦儒家礼乐文化概述先秦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支柱之一,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将礼乐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之道。
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自我修养的重要性以及追求君子之道的理想,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三、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对德育的影响1.倡导道德修养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将个人的修养与社会的和谐相统一。
孔子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个人的行为和品德修养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礼乐的实施要求人们遵循一定的规范,注重自我克制,培养品德美好的公民。
通过礼乐,人们可以学习到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尊重他人、体谅他人的方法,进而提高自我修养。
2.培养仁爱之心仁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理念之一。
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强调尊重他人、关爱他人,通过礼乐的实施,人们可以学习到如何践行仁爱之心,培养友善、宽容、互助的品德。
例如,通过参与礼乐活动,人们可以学习到尊重他人的权益,理解他人的立场,培养包容之心。
3.培养公德意识先秦儒家礼乐文化注重公德意识的培养。
礼乐要求人们在人际交往中遵守一定的规范,尊重他人权益,注重公共利益。
通过礼乐活动,人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尊重社会规范、尊重集体利益,以及如何在公共场合中保持良好的行为举止,培养公德心和公德行为。
4.培养孝道精神儒家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尊重父母、孝敬长辈被视为儒家伦理的核心。
先秦儒家礼乐文化通过强调孝道精神,教育人们要以敬老尊贤的态度对待长辈,并通过实施各种孝道礼仪来培养人们的孝道品德。
通过礼乐活动,人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培养爱心和家庭责任感。
四、先秦儒家礼乐文化的现实意义先秦儒家礼乐文化的德育价值不仅体现在传统社会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价值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价值那么,什么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呢?为了使问题更加明晰和易于集中讨论,本文在此把讨论的范围确定在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特别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缺陷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
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
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
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
夫是之谓政教之极。
”(《荀子·君道》)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
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书的开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孙丑上》中继续阐发这一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荀子把德治进一步发展为礼治:“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正错之而莫之能诬也”。
(《荀子·王霸》)以礼治国是荀子的治国之道的一大特色,但在先秦儒学那里,礼是德的外在表现,所以,礼治的实质仍是德治。
为什么要把德治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根本手段呢?从基本的方面说,孔、孟、荀心目中西周时期特别是周公时期成功的德治实践、农耕社会的经济特点、血缘宗法的家庭关系等等,都是他们提倡德治的重要原因。
而从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角度说,孔、孟、荀之所以提倡德治,主要基于这样两条理由:一是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捷径,二是依靠其他手段无法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关于第一条理由,孔、孟、荀的论述如出一辙,即只要最高统治者愿意实行德治,并以身作则,德治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高离上》):“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关于第二条理由,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充分关注,因为在这条理由中,孔、孟、荀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理想的道德社会只能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道德手段去建立,而不能靠非道德手段如政令、刑罚去建立。
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提出“道德手段”的概念,是相对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而言的,指的是用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教化和约束,并具有非强制的特点。
首先来看看孔子对这个问题的著名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孟子也接着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是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在《议兵》中对孔、孟的上述观点作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
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子,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
”上述言论充分说明,孔、孟、荀之所以推崇德治,是因为他们认为非道德手段如刑罚、赏庆、势诈等充其量只能获取民财、民力,而无法获取民心,当然也就无法靠它们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了。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儒家虽然认为不能依靠刑法等非道德手段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刑法等在治国时的作用。
如孔子就曾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也说过“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孟子·公孙丑上》)的话。
因此,后人常以德主刑辅来理解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
但德主刑辅只是说明先秦儒家没有否定法律的作用,并不能因此证明他们重视法律。
事实上,先秦儒家对法律是极为轻视的,如荀子就明确认为,在治国手段上,道德为本,法律为末:“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
”(《荀子·君道》)因此,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中,枉法从德、以德代法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既然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那么如何实施德治呢?这便推进到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最后一个环节。
纵观先秦儒家的德治之道,概括而言便是注重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正如《礼记·大学》所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首先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以此影响天下;二是实施教化,即把德、礼的具体内容教给老百姓,让他们自觉遵守。
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论述较具代表性:“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
庠者,养也;校者,较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孟子·滕文公上》)结合以上论述,可以把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概述如下:道德社会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标,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具体的德治手段是教化和统治者的表率作用。
就个体言,修德造成“人禽之别”,就邦国而言,成就“夷夏之别”;或者可以从承担历史使命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见出个体成长的缩影,从“有德者有天下”窥见贤君明主的正面结果。
总之,是建立一个以凸显德性为特征的理想社会,反映了农耕社会人身依附的原始圆满的理想图景。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可以被廓清。
例如,为什么儒家老提“人性”问题,为什么一直争论不休?尽管孟子主张“人性善”而荀子却主张“人性恶”有尖锐的冲突,但实际上仍是为了这个“人禽之别”,不过孟子从“先天”禀赋立足荀子从“后天”教育入手罢了。
两者殊途同归,同归于“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延续到后代依然如此,无论是汉的“天命之谓性”把人性扩展到自然宇宙,还是宋的“存天理灭人欲”收敛到内心,都是先秦儒家路向的特定时空下的延伸和变型。
从而,“夷夏之别”也就有了普遍的经验基地和群体筑成的“文明”支撑。
这种平行位移——由个体到国家的扩充,二者的平行建构同时完成。
孟子的“推己及人”、孔子的“以孝移忠”等便是其功能结构的金科玉律。
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入仕参政、讲学授徒,便体现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身依附、教化百姓的不二法门。
在国君即“天之子”虽由上天授命还得成事在人,尤其是能德泽天下者才能长治久安。
如同“天子”的“天”“事”有二重性,“德”也有上下梯级的二重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包括民、君在内的所有人的道德境界的可能性,而君临天下的理想承担者即尧舜这样的帝王则是这种道德境界的现实性的“仁主”。
换句话说,有德者不必为王,为王者必有美德。
这样,一座权力的金字塔就在“德”的砖瓦中矗立起来,延续下去,虽改朝换代,其基于农业经济结构上的德的主导形式未有质的变化。
这就是本文的主题叙说,讲的是“德治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下面要详细讲一下其“合理性”何在即“为什么”的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有明确的目标,有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在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上又有充分的论证。
因此,等待的只是明君圣主的采纳和具体实施。
但是,正是在这个看似严整的体系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它关于目标和手段关系的论述上,即先秦儒家认为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是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的。
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包含这样两层意思:一是没有德治就建立不了理想的道德社会,二是依靠德治肯定能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
因形式逻辑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德治是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
为了证明上述理解不是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对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著名论述作详细剖析。
上语中的“政”是指政令,“刑”是指刑罚,亦可泛指为法律;“免而无耻”,指老百姓可以不犯罪,但没有羞耻心;“有耻且格”,指既有羞耻心,又顺从统治,而羞耻心则完全是属于道德领域的概念。
这样,孔子的话可以理解为: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规范,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不会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老百姓既有羞耻心,又容易顺从统治。
换言之,在孔子看来,光用政和刑不能培养人们的道德;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只有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提出上述观点后,千百年来,很少有人对孔子的这一提法表示过怀疑,相反,对之服膺、发挥者甚众。
如西汉的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
”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
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桓宽在《盐铁论·申韩》中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即使是众多的现代学者,在涉及孔子的上述论述时,亦是把它看作一种经典式的表述,而很少有人对此作深入的探究。
那么,孔子的上述观点是否真的无懈可击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思想对孔子的这种说法持否定的态度。
一种是中国的法家理论。
先秦时期的法家已明确指出,依靠法律手段也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
在《商君书·画策》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