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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社区服务管理现状及发展思路[论文关键词]社区；农村社区管理；城镇化[论文摘要]农村社区管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分析农村社区的特点，总结农村社区管理与改革的经验，进一步认识加强和改进农村社区工作，就成为当前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村社区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村社区服务管理、实现农村社区建设的全面发展和提高，就成为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农村社区服务管理发展的现状来看，农村社区服务管理的模式多种多样。
从规模上看，大的可以指一个乡镇甚至相邻的几个乡镇，小的指乡镇村内部自然形成的小型社区。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主要是以乡镇辖区和村委会所辖区域为单位，它是我国农村社会最基层的社会组织，也是我国农村乡镇基层政权组织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农村社区是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的，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人口相对集中，居住人群比较单纯；二是居民一般以农业生产为主，自我服务意识强；三是生活方式简单，人际关系比较和谐，乡村文化色彩浓：四是组织程度不高，形式单一化。
由于农村社区不同于城市社区，社区服务管理的现状、方式和效应也就有所不同，因而正确认识农村社区服务管理的规律和特点，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的服务管理功能，将对农村社区建设发展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
一、加强和改善农村社区服务管理的现实意义1．有利于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也使农村社区建设得到明显提高，农村在撤乡并镇、撤村建居等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时，社区服务管理也就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社区服务管理迫切需要不断地发展创新。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完成这项宏大的任务，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目前农村居住人口仍有6亿7千万，占总人口的51%，要使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达到小康水平，势必要从带动、反哺、扶持、给予等多方面入手，特别是要以改变农民居住生活条件为抓手，建设好新型农村社区，从而带动农村健康发展。
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我省有关文件将新型农村社区定义为：在农村区域按照土地利用规划和相关新型农村社区布局规划所建设的、居住方式与农村产业发展相协调，且具备完善基础设施和社会化公共服务设施的现代化新型农村聚居点。
因此，把握新型农村社区内涵，必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1）建设主体明确。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就是农村社区变迁的主体，即政府、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
（2）建设思路清晰。
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实现新型“三化”协调发展、强化新型城镇化引领的重要切入点。
（3）建设内容完备。
根据国家民政部的指导意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包括建立健全的新型农村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建立完善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构建和谐的农村社区文化等几个方面。
（4）建设成效显著。
农村社区居民不再仅靠农业谋生，在农村社区中出现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部门，并与县城主导产业和产业集聚区紧密关联，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到二、三产业，新型城镇化引领的“三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意义放眼全国，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就是要不断提升城市化发展水平。
站位河南，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
1.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逐步拉大，“三农”问题愈来愈突出。
中国农村社区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作者：夏周青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5期摘要:中国传统农村社区是一种自治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与国家政权相区分,远离权力系统的社会组织。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对农村社区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和重新规划,使之实现了多功能的整合和集聚。
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兴起之后,国家和市场对农村社区进行了合理介入,乡村社区的边界日益开放,这必将加快实现中国农村社区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社区;传统农村社区;当代农村社区;现代转型中图分类号:C912.82;C912.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5.018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村社会和农村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重新规划,农村社区实现了多功能的整合和集聚,但仍然带有传统社会遗留下的痕迹,在具有现代性的同时还保留了自身的传统性。
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兴起之后,国家和市场对农村社区进行了合理的介入。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考察农村社区的一个重要视角,中国农村社区经历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历程。
2003年 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农村社区服务”,农村“社区保障”,“城乡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要求。
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正式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一、“社区”:西方社会学词汇的引入当今,各种各样的“社区”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梳理社区概念,是开展社区研究的一个必要起点。
其实,“社区”一词不是源自汉语词汇,而是伴随西方现代社会学的引入由英文community翻译而来。
18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学家在研究如何应对由城市化而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提出了社区的概念。
基层建设新变化1. 引言基层建设是指在社会各个层面中最基础、最基本的建设工作。
它包括了农村、城市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各个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我国基层建设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基层建设新变化。
2. 农村基层建设的新变化2.1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升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国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持续增加。
特别是在农村道路、供水、供电等方面，不断进行升级和改造，提高了农村基础设施的整体水平。
这为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基础条件。
2.2 农村电商的兴起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农村电商开始崭露头角。
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自己的农产品，实现了农村商品的线上销售与线下配送。
农村电商的出现，为农民增加了一种新的经济收入来源，也提升了农村地区的发展活力。
2.3 农村教育和医疗的改善为了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医疗状况，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农村教育和医疗事业的投入。
通过建设寄宿制学校和农村医疗中心，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和就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3. 城市社区基层建设的新变化3.1 社区服务中心的兴起为了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越来越多的城市社区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
这些服务中心提供了居民办事、健康咨询、社交活动等多种服务，方便了居民的生活。
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有效地提升了城市社区的整体生活质量。
3.2 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改造随着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城市社区开始引入智能化设备进行社区治理。
例如，通过安装智能门禁系统和摄像头，加强社区的安全管理；通过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系统，提高社区垃圾处理的效率。
这些智能化改造，使得城市社区的管理更加便捷高效。
3.3 社区志愿服务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到社区志愿服务中，为社区的发展和居民的幸福做出贡献。
许多城市社区组织了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如社区清洁日、健康讲座等，号召居民积极参与。
农村社区名词解释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世界，农村社区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与发展。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农村社区的名词，特别是它们的定义和意义。
首先，农村是指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结构。
它属于经济社会的一部分，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有一定数量的人口集中活动。
在农村，人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劳动力移动，土地、地理环境等资源变化较大。
农村地区有大量的农业资源，如农田、林地、湖泊、河流等，其中有些地区还有渔业资源。
其次，农村社区是指具有农村特征的一组社会组织，它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构成自然、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地方社区。
农村社区的主要特征是农村人口集中，形成了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加，农村社区的特色也发生变化。
为了促进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及社会力量不断推动和参与农村社区发展。
农村社会是指农村社区内形成的成员互动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包括亲族、朋友、街坊、乡亲、近邻、行政领导、文化人士等关系。
它是农村社区发展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农村社区发展过程中，农村社会中的互动、组织、领导、管理、教育和文化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村社区发展是指农村社区的发展过程，包括农村社区结构的变化、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变革，以及农村社区资源、技术、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和发展。
农村社区发展要以农民为主体，在政府的支持下，借助外来技术、技术、资金、机构和社会力量，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城乡关系是指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关系。
城乡关系受到国家政策的重要影响，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都能对城乡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如农村发展基金、农业发展促进法、城乡一体化等政策。
农村社会发展是指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社会关系及其环境的发展。
其发展有助于实现农村更全面、更健康的发展，推动农村社会脱贫，提高农村文化和教育水平，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加强社会治理等。
农村新社区（合并村）是实现农村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步骤，是实现农村城镇化、专业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是农村生活水平进一步飞跃的重要途径，是农村产生翻天覆地的必由之路。
农村新社区绝不是简单的几个村庄机械的合并，而是形成综合机能较为完善的小城镇，如设置工业区、商业区、医院、学校、公园、养老院、市政等多功能的复合体。
1、首先打造县城城镇人居洼地和生活高地，就要实现城镇的就业问题。
2、解决入城人员的市民待遇，在居住、就业上与原居民同等待遇。
3、城镇周边十余里全部纳入城镇规划。
4、县城或城镇周边一公里内发展精细化农业，一公里外发展机械化、现代化农业（远离城镇的可设纯农业人口简单居住点和储存点）。
5、农民土地可以以转包、入股等形式把土地由其他人进行规模化经营，但土地所有者的地位不变、受益权不变、处置权不变。
本着宅田合一的政策全面统筹规划农民所有土地。
6、新社区务必保证一定的规模，不能站位太低，一般人口在1万人左右，如规划不当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往往出现二次合并。
7、新社区最终成功与否决定于是否让广大农民受益，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提高。
农村社区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余甘凤巢湖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安徽巢湖 238000摘要：当前, 农村社会处于转型期, 农村社区建设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重要途径。
打破城乡二元管理体制, 构建城乡社区一体化管理体制已是时代的要求, 以农村社区重建为平台,政府必须改革农村社区管理体制, 优化农村社会管理, 才能实现农民提高生活水平和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下, 建设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有其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村社区建设；社区管理体制；体制改革农村社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将传统的村庄建设转变为新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农村社区建设有利于激活农村活力、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时期解决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对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在全国范围内处于实践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需要提高和完善的地方。
一、农村社区建设中的问题农村社区建设是指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下，在农村建立社区组织，开展社区公益事业服务，发展社区卫生，繁荣社区文体活动，美化社区环境，调解社区民间纠纷，倡导社区互助精神，树立社区良好社会风气，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把农村建设成为管理民主、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农村。
[1]统筹城发展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而农村微观管理和组织体制建设出现滞后，因此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可以说，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将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变革[2]。
目前从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来看，人们对农村社区的定位大多是行政村、自然村、村民小组或者是乡镇管辖区。
另外还有把农村社区定位为几个自然村或行政村的重新组合。
但随着农村社区建设管理的不断深入发展，加上农村社区管理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全国绝大多数农村社区都在探索适合新形势下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在农村社区事务管理方面也还存在许多亟待提高的地方。
农村社区的变化体现在那些方面： 新型农村社区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文化建设 农村社区环境变化与治理方式变革——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讨论 李善峰 农村社区特点变化与健康教育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文化的变迁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9月27日 22:58:59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组织逐渐弱化，人们对仅存的村级组织认同也非常低，原本依存于社区组织的社区规范势必随之式微。出于同样的原因，村规民约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社区组织去执行，往往成为一纸空文，不再发挥应有的规制功能。市场经济的利益算计原则日益渗透于社区生活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日益功利化，这种利益算计原则日益解构着农村社区传统的内在规范。 对于什么是农村社区文化，目前似乎没有统一的定义，甚至一些学者并未严格区分“农村社区文化”和“农村文化”两个不同概念，常常将它们相提并论或者混为一谈。农村文化这个概念，主要是相对城市文化(或都市文化)而言的。农村社区文化是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农村社区，就是指一群农民日常生活的范畴，他们享有共同的价值规范。因此，农村社区不能仅从区域上进行解释，还须从生活本身去理解，也就是说，与其说农村社区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地理区域，毋宁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活共同体;所谓文化，是指一套处境化的经验以及论证该套经验合理性的话语和相应的维护机制(如行为规范等)。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妨将农村社区文化定义为，一群农民日常生活所共同享有的处境化经验及其价值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文化在经验层面、话语层面和规范层面几乎同步发生不可逆转的激变，使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迁。 经验层面的变化 在经验层面上，传统的生活经验日渐衰微。传统生活经验是围绕小农生产产生并累积起来的，因此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模式的改变都将直接导致传统生活经验的衰落。改革开放伊始只是小部分人通过考学、当兵、招工、招干等狭隘的渠道脱离农村社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从土地上走出来，进入当地的乡镇企业工作或者进城务工，在初期他们往往利用农闲的时间去从事非农工作，到了90年代中后期农民从事非农工作逐渐成为他们维持生计的主要职业，传统的农业已由农民家庭的主业演变为副业(一般由妇女或老人承担)。于是，传统的农村社区因为外出务工农民的增多而日益“空心化”——它不仅表现为社区成员的减少，而且表现为社区生活的衰落——原本应付这个社区生活的一整套生活经验逐渐失去它的功能。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加强烈的城市生活取向，他们不再愿意也不可能再回到农村社区生活，他们不屑于了解传统的农村社区生活经验，在他们眼里，这些生活经验不但是无用的东西，而且是落后的东西。 此外，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倡导现代农业生产和合作经营模式，一些农村传统的小农生产逐渐被这种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模式所取代，农业也加速了卷入市场经济的步伐;另一部分农地则由于城市的扩张、基础设施建设的征用而消失，还有些农地在政策许可之外被流转变成非农用地，农民因为失去土地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生活经验在一些农村社区失去了作用。 与此同时，现代生活技术逐渐取代传统生活经验，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现代生活技术借助图书、电视、电脑等现代技术装置深入社区生活，填补被抛弃的传统生活经验留下的空白。生活技术与生活经验有诸多不同之处，譬如，生活技术是专业性知识，而生活经验是“地方性知识”;生活技术在某一专业领域内具有普适性，生活经验则局限于某一“地方”或特定处境，具有特殊性;生活技术主要依赖“文本”传播，而生活经验主要依靠“身体”传授。但是，对于生活在特定社区里的人来说，二者根本的分野是：生活技术是弥散的可以随在学习，而生活经验是累积的只能是前辈向后辈手口相传。 现代生活技术取代传统生活经验，不单是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也跟现代教育的发展相关。现代教育既提高了农民的识字率，也在无形中向他们灌输了现代性思想。现代传媒和现代教育的发展，使年轻人完全可以摆脱老人，按照书本、电视或电脑进行农业生产。此外，农村卫生条件的改善及卫生观念的转变，使巫医失去了市场，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而祛魅化，破除了对传统生活经验的迷信和神秘感。 这些生活经验层面的变化，导致了农村社区长老政治的衰落。长老政治之所以在传统农村社区盛行，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这些长老掌握和控制了该社区的生活经验。一旦这些生活经验失去功用，或者年轻人可以随在学习并能掌握生活技术，老年人的权威必将趋于消解，从而导致老人社会地位下降。这些生活层面的变化，也必然冲击着社区原有的道德生活。如今，嫌弃老人、忤逆老人乃至虐待老人屡有所闻;一些农村老人自杀现象越来越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农村社区道德生活的退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价值层面上，对老人的轻视使得人们的祖先意识趋于弱化。于是，社区生活中的代际关系从“敬上”转向“爱下”(或许“怕下”更合适些)，具体表现为子女不孝顺父母、父母却为子女成家立业操心，①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不仅“失衡”，而且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甚至伦理“倒置”。在许多农村，人们发现年轻人对父辈的剥夺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赤裸，孝道日益衰落，同时，年轻一代的兄弟关系也越来越离散。②一个家庭的伦理道德尚且如此，建基于一个个家庭之上的农村社区道德生活状况怎么样亦可想而知。 话语层面的变化 所谓话语，实际上是这个社会的观念形式，对于维持、整合该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话语概念主要源自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就是对展示出某种外在功能的符号系统的称呼。换言之，话语的基本含义是展现秩序的符号系统。③每个社会(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一套话语或观念，为该社会群体所共同享有。 伴随着农村社区文化经验层面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话语必然发生改变。在当下农村社区里，现代性话语逐渐盛行，话语总体上呈现碎片化结构状态，而话语的本质从集体指向转向个体自身。 尽管自近代以来，在国家层面上一直都在追求现代化，即便在今天现代国家建构仍然没有完成，但现代性话语真正进入农村社区则主要是最近30年来的事情。特别是现代传媒的传播和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加剧了现代性话语大举进入乡村社会的步伐，使得现代性话语普遍流行于农村社区，原有的传统话语快速失势。 在当下农村，到处充斥着权利、自由、法治、平等、民主等现代性话语，但恰如“话语”一词所揭示的那样，诸如权利、自由、法治、平等、民主等现代精神并没有真正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扎根，人们充其量也只是在话语层面上言说而已，这些言说只是用来遮掩自身功利主义或利己的诉求，变成一种工具性“价值”。譬如，人们使用权利话语，往往是为了逃避义务;使用自由话语，往往是为了规避责任。于是，当所谓的法治话语取代乡情、民俗时，传统的礼治秩序被打破，社区生活从和谐趋向紧张;当所谓男女平等话语取代父权话语、婚姻自由取代旧的婚姻模式，传统的家庭道德生活也趋向瓦解，一方面是孝道衰落，另一方面是所谓的性解放和性自由冲击着原本稳定的夫妻关系;当所谓的市场交易原则取代社区既有的互惠合作等交换原则以后，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维持只能依靠金钱，沦为即时性的金钱交易。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进入农村社区的现代性话语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观念体系，而是杂糅的混合物，即各种非传统的多元乃至相互冲突的观念谱系。因此，它与失势但未消失的传统话语一起呈现出一种完全碎片化的结构状态。这样的话语结构，对于现有的农村社区文化不但没有起到维持、建构的作用，相反正在消解或破坏农村社区文化。 现代性话语对农村社区文化的“污染”，表面上看是从外部浸染的，实际是从内部开始的，即生活在农村社区的人逐渐接受了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体主义，这一个体主义在农村社区的抬头和兴起，往往被诸如权利、自由等现代性话语的外衣所包裹。换言之，当下农村社区的话语从本质上而言已由原来的集体指向转换为个体取向，一切以个体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旨趣。不幸的是，原来守望相助的社区成员如今已转变为一个个原子化的“无公德的个人”。阎云翔认为，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商品生产的方式以及全球性的消费文化等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影响加速了对传统农村社会生活方式的解构作用。非集体化后国家对地方社会干预的减少引起了在私人生活发展的同时却是公共生活的迅速衰落;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他们只强调个人的权利，却无视应有的义务与责任，最终沦为“无公德的个人”。④其实，仅仅将这些变化归因于国家、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有农村社区内在因素的作用，具体来讲就是人们自身价值观念的改变。更准确地说，这些变化是国家、市场和农村社区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规范层面的变化 跟社区生活经验和社区话语同步发生变化还有农村社区规范，这些规范原本起着维护农村社区文化的作用。具体来说，农村社区规范主要体现在组织、规约和舆论三个方面，农村社区公共组织的弱化、村规民约的消解和公共舆论去公共化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导致了农村社区规范整体式微，而且农村社区规范也逐渐去功能化。 社区规范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生的规范，这些规范是从社区生活中自然生成的，一般处于内隐的状态，或者人们的行为不自觉地受其驱使，觉得之所以这样行动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缘由(且不需要向人说明缘由)。这种内生的规范，或可称为“潜规范”(或“隐规范”);另一种是外在的规范，这些规范一般是由正式的组织制定或从外部强加给社区居民的。这些规范更加具有硬化的形式和硬性的力量，但是，在制定和实施的时候，一般都需要进行合理性或正当性论证，以此说明制定和实施这些规范符合社区的公共利益。这些外在的规范，或可称为“明规范”(或“显规范”)。与内生规则不同的是，这些外在规则更容易受到组织的影响——组织越强，这些外在规范发挥的作用越强;组织越弱，这些外在规范发挥的作用越弱。 因此，后一种社区规范往往依托于一定的组织载体。一般而言，强规范是由强组织支撑并发挥着强功能。在中国传统农村社区里，家族(或宗族)组织承担着社区规范的制定和执行职能，这套社区规范适应那个时候社区生活的需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为了在农村社会加强政权建设，对宗族(或家族)组织实行打压、破坏的政策，这个时候准政权的社队组织代替了传统的宗族(或家族)组织行使社区规范的实施职能。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废除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渐在村级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国家在农村基层治理方式的这一改变，大大减弱了对农村社会的直接控制和强力整合。于是，在一些地方农村家族(或宗族)组织开始“复兴”。但是，这些新起的家族(或宗族)组织往往是一种礼仪性组织，主要承担祭祖和修谱等文化性功能，不再具有传统家族(或宗族)组织那种全面涉及社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总体性功能。这些改变，使得农村社区组织的作用趋向弱化。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后，许多农村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撤村并组，有不少地方撤销了村民组长的设置，即便是村级组织也普遍被削弱，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维持会，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尤其突出。问题之严重尚不仅如此，税费改革之后的村级干部的工资由于依赖国家财政的拨款而更加官僚化，加之村级组织不能给村民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以及大量村民外出打工无暇顾及村级组织的选举(更不必说参与村庄的日常治理)，村级组织在村民中的合法性大为减弱。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组织逐渐弱化，人们对仅存的村级组织认同也非常低，原本依存于社区组织的社区规范势必随之式微。出于同样的原因，村规民约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社区组织去行使，往往成为一纸空文，不再发挥应有的规制功能。 当然，这些变化主要是从外在规范上来说的。如果说当下农村社区的外在规范更主要地受到国家力量的影响的话，那么其内在规范则更多受到市场原则的浸染。市场经济的利益算计原则日益渗透于社区生活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日益功利化，这种利益算计原则日益解构着农村社区传统的内在规范。 这种深刻的变化在社区的公共舆论方面，突出地表现为公共舆论的去公共化。这种去公共化，首先是指公共舆论从公开场合或公共领域退隐到私下场合或私性领域。人们不再在公开场合或公共领域谈论、批评甚或指责某个人的失范或败德行为，如果说对某人的失范或败德行为有所微词的话也仅局限于私下场合或非常狭隘的圈子范围内，这种谈论、批评根本不想失范者或败德者知道并扩散到整个社区，与其说是公共舆论不如说是私下宣泄，对维持社区的规范起不了一点作用。 社区公共舆论的去公共化，还指公共舆论不再以公共利益为旨归。人们关注自身的利益远远超过了社区的公共利益，社区公共事务陷入了“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的自利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