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视野下的翻译的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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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目的论视角下译者的忠实与背叛作者:尹亚辉来源:《语文建设·下半月》2014年第01期摘要:作为功能派的重要理论,目的论在各类文本翻译中应用广泛,为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了理论原则和实践依据。
本文正是从目的论的相关应用入手,以英诗汉译为例,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忠实性原则的理解与实践。
笔者认为,在进行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应该以翻译目的论为指导,既要忠实于原文,也要注意满足译文作者的阅读需求,努力在忠实性与灵活性中寻找一个平衡点,达到翻译的预期目标。
关键词:目的论英诗翻译自20世纪70年代,功能派翻译理论在德国兴起之后,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凯瑟琳娜莱斯首次把功能范畴引入翻译批评,目的论这一功能派的重要理论也被汉斯弗米尔正式提出,费米尔认为,翻译中的最高法则应该是“目的法则”。
简言之,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方法,更决定了译文的语言表现形式与文体风格。
一、目的论遵循的原则笔者在大量的理论学习与日常翻译实践中,认为我们目前的翻译活动在翻译过程中应时刻牢记以下三个翻译原则:首先,目的原则。
目的论认为,所有翻译活动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目的原则”,即翻译应能在目的语情境和文化中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按目的语读者期待的方式发生作用。
其次,连贯性原则。
它指译文必须内部连贯,其语言表现形式在目的语译文读者看来必须是可理解的,易于接受的。
最后,忠实性原则。
诺德认为,由于文化差异,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对译文好坏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如果目的原则所要求的译文其交际目的与原文作者的意图刚好相反,那么我们就会遵守目的原则而违背原文本意。
二、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忠实与背叛目的论中的忠实性内涵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形式上的忠实,其二是意义上的忠实,它要求译文的思想内容必须与原文完全一致,在意义上没有增删更改现象。
但是,我们知道,首先,翻译不可能绝对忠实。
翻译过程中,忠实性当然是一项指导原则,但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翻译都会与原文存在着一些差距。
《活着》英译本的翻译伦理研究
《活着》是中国著名作家余华的代表作,其英译本由美国学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翻译,出版后引起强烈的反响。
翻译学界对该英译本的研究为数不多,分析层面单一,仅关注文本内因素或文本外因素,并且翻译伦理视角的研究寥寥无几。
安德鲁·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着眼于翻译中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伦理规范,是比较客观的系统化的研究。
本文以翻译伦理为视角,对《活着》的原文本和英译本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英译本是否遵从了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以及如何实现的,探究白睿文在遵从翻译伦理模式时采用了哪些翻译策略,尤其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译者倾向于哪种翻译策略。
研究表明:第一,白睿文的翻译遵从了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如通过忠实于原作、原作风格和原作者意图实现了对再现模式的遵从。
第二,在遵从翻译伦理模式时灵活采用了直译、替代等多种翻译策略;针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译者选择了归化和异化策略,并且达到了几近平衡的状态。
本文基于安德鲁·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分析《活着》的英译本,丰富了《活着》英译本的研究,对中国小说的翻译如何走出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电影《翻译风波》中的译者伦理解读《翻译风波》是一部电影,讲述了一位英籍译员所面临的译者伦的故事。
电影中,译员承受着巨大的诱惑,又必须要坚守伦理的冲突。
译员英勇地面对各种挑战,不仅保持了自己的原则,而且为特殊情况提供了灵活性和创造性,以此来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译者伦是指译者在从事翻译工作时,所依据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它体现了译者为确保翻译质量所承担的道义责任,其内容包括严格遵守源语和译语的语言规范、尊重源语著作的原意,遵守保密等要求。
译者伦就是译者译文应当具备的质量,包括呈现源语和译语的文学思想动机,同时还包括保持文字的连贯性、准确性、一致性和可接受性等。
《翻译风波》电影中,主角乔治布拉德洛(George Bradley)作为一名翻译人员,他面对着种种诱惑,但他依然把译者伦放在第一位,他秉持原则,坚决拒绝违背译者伦的行为,拒绝以伦理为费的工作,他的正直原则和公平主义精神在影片中展示得十分淋漓尽致。
他知道不好的翻译结果不仅会影响他自己,也会影响到他所负责的上帝的国家。
乔治被迫因能力所迫而采取“技术性”的译法来满足时间压力,他译文不仅要求准确,而且要求求和原文的文学性、逻辑性,最终他就用一句“技术性”的译文,把文本翻译完美呈现,令人叹为观止。
把译者伦作为一种操守,也就是在做翻译工作时,应该尊重原文,尊重译文的意义和原文的原意,遵守有关译者伦的相关规定。
在做翻译时,乔治表现出很强的责任心,他对译文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严格按照有关的语言规范进行翻译,以保证翻译文本的准确性,他也尊重被翻译文本的文学思想动机,把文字连贯性、准确性、一致性和可接受性放在首位,把翻译过程作为一种艺术来进行,保证译文的准确性。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伦不仅限于传统的传达性和准确性,而且还应考虑价值观和文化差异,所以译者要特别注意不要把源语中的文化特色和价值观视而不见。
此外,译者还要努力建立必要的语境结构,在理解源语的语言特色的基础上,运用与接受语词汇和句式习惯有关的对应能力进行准确的翻译,以准确表达原文的内容。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3, 11(9), 3925-3930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journal/ml https:///10.12677/ml.2023.119526翻译伦理——安东尼·皮姆翻译理论研究及 实例分析唐瑜瑜*,李莉华#东华大学外语学院,上海收稿日期:2023年7月21日;录用日期:2023年9月4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19日摘要 本文介绍并梳理了安东尼·皮姆的翻译理论,主要包括他的合作共赢翻译伦理观和其中的交易成本与风险控制思想,基于此,作者分析了该理论思想在作家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中的实践指导意义,得出结论,该译本的译者比较符合安东尼·皮姆翻译伦理观的指导,以沟通协调两种不同文化的身份,成功地实现了翻译活动的合作共赢。
关键词安东尼·皮姆,翻译伦理,莫言,《天堂蒜薹之歌》Translation Ethics: A Study of Anthony Pym’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ase StudyYuyu Tang *, Lihua 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Jul. 21st , 2023; accepted: Sep. 4th , 2023; published: Sep. 19th , 2023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summarize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Anthony Pym, including his co-operative and win-win translation ethics and the thought of transaction cost and risk control.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is theory in Mo Yan’s Garlic Bal-lads . The translator of this book is in line with the guidance of Anthony Pym’s translation theory, *第一作者。
翻译伦理的重要性和译者荣辱观建设研究摘要:翻译伦理一是指译者自身的素质;二是指译者对于译入语文化的伦理责任;三是指译者对原作者及读者的伦理责任;四是指译者的翻译态度以及行规。
译者树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荣辱观对于翻译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译者应具体做到:以热爱、弘扬祖国的语言文化为荣,以损害祖国利益为耻;以重视再现原文、原作为荣,以胡译、乱译为耻;以对读者负责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精益求精为荣,以粗制滥造为耻。
这种才能保证翻译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翻译伦理;翻译业;译者;荣辱观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274-02引言《辞海》对于“伦理”的解释之一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和准则”。
通常来说,“伦理”一词对应的英语是“ethics”[1]。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对“ethics”的定义则是:“moral principles that govern a person’s behaviour or the conducting of an activity”。
也就是说,不论是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英语的角度来看,“伦理”的范畴都要比“道德”要宽得多,它包含了多种道德规范。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采用“翻译伦理”一词,而不是“翻译道德”。
虽然翻译伦理对于翻译行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引起翻译界的广泛注意却是近几年的事。
主要原因在于,在翻译产业兴起之前,翻译活动主要是在各种组织机构内部进行的。
从国内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之前,各大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的翻译部门或翻译人员,翻译任务主要是在单位内部解决,翻译质量较可靠,即使出问题也容易追究和更正。
而在翻译产业化之后,大量的翻译活动已交由各单位外部的人员承担,翻译服务的质量有时难以令客户满意。
在西方国家,情况类似,传统上也很少有人直接谈论翻译的伦理问题。
影视字幕翻译中的忠实原则与忠诚原则探讨摘要:优秀的影视字幕翻译必须建立在“忠实”的基础上,遵循“忠诚”是目的、“忠实”为手段的原则,将“人与人”的关系和“文与文”的关系同时处理好。
本文虽然样本较少,分析可能不够深入,但仍然能够看出,正确处理好“忠诚”与“忠实”的关系,在影视字幕翻译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希望本文能为影视字幕翻译的实践与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影视字幕;忠实原则;忠诚原则引言忠诚原则”与“忠实原则”在影视字幕翻译领域中的关系,分析得出:“忠诚原则”与“忠实原则”关系密不可分,“忠实”是“忠诚”的基础。
字幕译本必须准确传达原文含义,在此基础上,译者追求“忠诚原则”,争取实现影视字幕翻译参与者的和谐共处。
1、字幕翻译的特点字幕是指以文字形式显示影视作品中的对话等非影像内容,也泛指影视作品后期加工的文字。
字幕翻译即影视中把原语的对白以共时字幕的方式译为目的语,通常位于屏幕下方。
由于字幕制作的成本较低,且越来越多的人在观赏外国影片时认为原声更具观看异国影片的实感,更能真实地感受到演员原本声音、情绪,所以更喜欢原声+字幕的方式,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字幕翻译也日益兴盛起来。
从整体看来,字幕翻译主要有几下特点。
时效性。
字幕转瞬即逝,而观众需要在短时间内了解情境中表达的内容,非母语观众除了和母语受众同样掌握画面信息外,同时增加了阅读字幕这一额外“工作”。
有调查显示,空间上日语字幕的字数限制为竖排最大一行10字、共2行,横排约为13字,时间上阅读字幕的时间为读出台词的时间长度,而观众能接受的日语字幕约为每秒钟4个字,因此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准确传达原片中的内容是对字幕翻译的重要要求。
通俗性。
影视作品属于大众娱乐范畴,人们观赏娱乐作品更多是为了放松心情。
一部好的作品能够获得各国人们的喜爱,除了作品本身极富吸引力以外,字幕翻译也是功不可没。
反之如果字幕过于晦涩难懂,观赏兴趣也就很快消失殆尽,即使在本国是一部人人称道的佳作,也难以流传开来。
伦理视野下的翻译的忠实无论从什么角度研究翻译都无法绕过“忠实”,翻译界对于“忠实”的讨论从未停止。
其实,“忠实”是一个十分伦理化的概念,翻译的本质属性也呼唤从伦理层面对翻译活动展开研究。
本文试图根据贝尔曼、艾柯等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对伦理视野下的翻译的忠实进行分析探讨。
标签:翻译忠实伦理贝尔曼艾柯一、引言无论在翻译理论还是翻译实践中,“忠实”这个话题始终无法绕过。
毫无疑问,要产生译文,就要舍弃原文的语言符号,既然如此,如何才能确定此文本是彼文本的译文呢?之所以能够确定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译者在翻译时遵守着某种“绝对命令”,而这种“绝对命令”“最通常的表达就是‘忠实’和‘准确’”。
迄今为止,“忠实”和“准确”仍是把握原文与译文关系的唯一凭借。
对于“忠实”和“准确”,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译者具有‘忠实’和‘准确’的精神。
它们是译者的激情所在,这个激情既不是文学的,也不是美学的,而是伦理的。
”在贝尔曼看来,“忠实”是属于“伦理”范畴的。
其实,“忠实”是一个十分伦理化的概念。
伦理学是一门关于行为事实规律及其应该如何规范的科学,而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亦是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着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之下的深层规律以及如何更好地对翻译行为进行规范。
因此,可以说,从伦理层面对翻译活动进行思考是翻译自身的需求。
翻译理论界关于翻译伦理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贝尔曼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翻译伦理”概念的学者。
正是他将“伦理”问题引入了对翻译理论的思考,从此为翻译研究展开了一个新的维度。
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翻译与伦理的关系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
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起来并不简单,因为“伦理”作为西方哲学中的一个古老的概念,内涵极其丰富,与翻译问题结合后更是呈现出某种复杂性。
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观就揭示了这种复杂性。
贝尔曼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对翻译伦理与忠实问题进行考察,如果将目光从理论移开,投向广阔的实践领域,从翻译实践的自身去审视它,是否会得出一致的结论呢?于是我们将目光投向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这位著名的意大利符号学家立足于实践,从自身丰富的翻译与被翻译的经验出发,对翻译的忠实进行了考察,并延伸到了伦理层面。
二、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观与忠实观“1984年初,在一个有关哲学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贝尔曼对长期统治西方翻译界的以‘意义的传达’为中心的翻译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提出‘翻译伦理’概念,并主张将翻译伦理研究作为翻译学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此后出版的《异的考验》、《翻译和文字或远方的客栈》等著作中,贝尔曼对其翻译伦理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
贝尔曼认为,“西方的翻译传统大多表现为一种‘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只注重对出发语文本中意义的传达,而对‘文字’(la lettre)却漠不关心。
这样,在‘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译者往往忽视了‘限制对原文文本实施超越’的‘翻译与原文之间的基本契约关系’,在对待出发语文本时往往表现出太多的‘自由’,‘最终制造出的文本更像一种自由的‘再创造’,而不是翻译’”。
贝尔曼反复强调译文和原文之间必须存在一种制约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
“忠实”实际上是对译文及译者行为的一种规范与约束。
若缺乏这种规范与约束,易导致对出发语文本的处理过于自由,进而导致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稳定关系发生不同程度的崩塌,最糟的结果是,最终的文本不能再被称为出发语文本的翻译,即形成了一种完全的“背叛”。
这种行为上的规范与制约其实就是一种伦理上的要求。
那么,这种伦理上的要求是如何与翻译理论融合在一起的?“翻译伦理”这一贝氏翻译思想中的重要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异的考验》一书中,贝尔曼提出,翻译伦理“旨在定义什么是‘忠实’”。
贝尔曼几乎直接在翻译伦理与翻译的忠实之间划上了等号,可见在贝氏思想中两者关系之紧密。
贝尔曼更是在其另一本重要著作《翻译和文字或远方的客栈》中明确指出,忠实就是翻译伦理的表现形式。
贝尔曼在该书中提出,翻译的终极目标包含三个层面:伦理的、诗学的、哲学的。
贝尔曼明确指出,哲学层面与“真实”(verite)相关,而伦理层面就是指“忠实”。
哲学强调对真理永恒的追求,即“求真”,而翻译中对忠实的追求,亦是“求真”,伦理学又本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两者之间原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见伦理、忠实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如此之紧密,以至于无法将三者完全割裂开来。
那么,这三者究竟是如何在贝氏翻译伦理思想中统一起来的?贝尔曼又是如何具体阐释的呢?在贝尔曼看来,翻译伦理包括三个方面。
贝尔曼指出:“翻译的本质是开放、对话、交融、非中心。
”并强调翻译必须“处于关联之中,否则便什么都不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贝尔曼所说的“关联”并非指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因为在贝尔曼的翻译思想中,翻译的目的并不是完成交流和传播,而是为了完成一种伦理行为。
我们注意到,在贝尔曼的翻译思想中,“伦理”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再仅仅是翻译得以实现的保证——即在“忠实”等伦理要求的约束下保证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而是成为了翻译的终极目标——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一种伦理行为。
将“伦理”作为一种“行为”进行阐述也曾出现在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的著作《翻译的伦理与政治》中:“伦理,是一个行为问题。
……伦理就是采取行动,创造价值。
”尽管梅肖尼克对“伦理”的定义极为独特,但在这一点上,他与贝尔曼存有共识:伦理是一种行为。
那么,“伦理行为”究竟指什么样的行为呢?贝尔曼在阐述其翻译思想时给出了明确的回答:“(翻译)伦理的行为意味着将他者作为他者本身予以承认和接受”。
这种伦理的概念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和希伯来的古老智慧中便已存在:人们辨认出“他者”面孔下的上帝或神迹;“他者”以陌生的形象出现,带来新意。
而“翻译的伦理目标……就在于在自己的语言中表现这种纯粹的新意,并保留它清新的面孔。
”所谓“纯粹的新意”和“清新的面孔”就是贝尔曼在其著作中反复提及的“异”。
“修改作品的异以方便人们的阅读,这样的行为最终只会歪曲作品并因此欺骗人们声称要为之服务的读者。
应该进行的……是面向异的教育。
”而贝氏所谓“面向异的教育”,即要求译者承认他者的“异”,并在自己的“肉体之内”接受这种“异”。
贝尔曼旗帜鲜明地表示,打着符号转换的大旗,拒绝对异国作品中的“异”的翻译,是“我族中心主义”的翻译,是有违伦理的翻译,是“糟糕的翻译”(mauvaise traduction)。
贝尔曼强调,翻译应向自己的语言充分展示“异”。
“翻译是接触‘异’、接纳‘异’并将‘自我’置于‘他者’即‘异’的考验之下的场所。
”承认和接受他者的“异”,是贝尔曼翻译伦理观的核心内容,而贝尔曼对翻译本质的理解直接影响了他的翻译伦理观的形成。
上文提到,贝尔曼认为翻译的本质是“开放、对话、交融、非中心”,以及翻译必须“处于关联之中,否则便什么都不是”,因此,若想不违背翻译的本质,则必须“将他者作为他者本身予以承认和接受”。
换言之,承认和接受他者的“异”是忠实于翻译本质的必然结果。
基于这样的翻译伦理观,贝尔曼认为,应当以“文字翻译”(traduction litterale)作为翻译策略,或者说,“文字翻译”是实现忠于翻译本质的“伦理的翻译”的具体方法。
因为除上述翻译的本质之外,贝尔曼认为,翻译活动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本质:“翻译同时是伦理的、诗性的、反思性的行为”“而伦理性、诗性、反思性……反过来又由与我们称之为‘文字’的东西之间形成的关系得到定义。
文字是它们的活动空间。
”简言之,“伦理的翻译”应该在文字上体现出与原文的紧密关系。
所谓“体现出与原文的亲密关系”,即表现出原文的“异”。
总之,贝尔曼追求在文字上表现出原文的“异”,强调对文字的忠实。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应采用“文字翻译”(traduction litterale)。
只有“文字翻译”才能在文字上表现出原作的异,才能实现对文字的忠实。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贝尔曼对翻译活动中的“忠实”的理解:“在任何领域,对文字的忠实才称得上忠实。
”这就是贝尔曼翻译伦理观的核心思想及其理论观照下的翻译的忠实的核心内容。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观,必须提到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哲学思考。
贝尔曼曾经十分明确地表示了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伦理的行为意味着将他者作为他者本身予以承认和接受。
我这里当然是借鉴了列维纳斯在《全体与无限》中的全部思考。
”可见,列维纳斯在这本书中所进行的关于伦理的思考对贝尔曼产生了直接而强烈的影响。
以下这段引文可认为浓缩了列维纳斯在该书中所阐述的伦理思想:“对于‘同’的质疑,无法实现于‘同’的利己本能,而要通过‘他者’来完成。
以‘他者’的在场来质疑‘我’的本能,我们称之为伦理。
‘他者’的‘异’对‘我’、‘我’的思想和‘我’所占有的而言,是不可归并的,准确地说,这个‘他者’的‘异’是以对‘我’的本能的质疑和作为‘伦理’来实现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中列维纳斯对“异”及“他者”的论述对贝尔曼伦理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列维纳斯思想中的伦理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伦理概念有所不同,因为列维纳斯的伦理“既不是行为准则,也不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行动的思辨”。
正如德里达所说:“不要忘了列维纳斯并不想向我们推荐道德法则或者戒律,他无意界定某种伦理,他想明确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伦理关系的实质”。
因此,列维纳斯所说的伦理与传统意义上的伦理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具强制性。
这一点也在贝尔曼的翻译伦理思想中得到了体现:“迎接‘他者’和‘异’,而不是排斥或是力图控制,这不是强制的。
没有什么强迫我们这么做。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贝尔曼的翻译伦理思想内部呈现某种复杂性,一方面由于受到列维纳斯的深刻影响,贝尔曼的翻译伦理具有“非强制性”,“迎接‘他者’”只是一个选项,可以自由选择,无需受强迫;另一方面,从贝尔曼所理解的翻译实质的角度出发,翻译伦理又是一种“绝对命令”式的存在,贝尔曼甚至将其比作一种难以抗拒的“欲望”:“它(翻译)甚至在本质上被这样一种欲望驱使着:将‘他者’作为‘他者’在它自己的语言空间中展开”。
尽管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对贝尔曼的影响不可否认,但是可以看到,贝尔曼还是更倾向于强调:在翻译中,“他者”的“异”不可侵犯,承认、接受并体现“他者”的“异”的翻译是符合伦理的翻译;而破坏、同化“他者”的“异”的翻译是有违伦理的翻译,是“糟糕的翻译”。
在翻译实践中,对“异”的坚守、对“糟糕的翻译”的拒绝,并非如理论上的判定那般轻松。
对于译者来说,源语与母语之间、翻译与创作之间很难协调,协调不好甚至会影响翻译基本目标的实现,因此贝尔曼认为,在前两条的基础上还应加上一条:翻译的分析(analytique de latra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