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7月 Vol. 26 No.4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uly 2004────────── 收稿日期：2003-10-15作者简介：董朝刚（1950-），男，河北滦县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 10 - 也 论 宋 诗 特 点 ——关于“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若干思考董朝刚（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摘 要：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批评，几成后人公认的纲领性批评。
但这还不够，需要以辨证观点对宋诗进行具体、深层的分析，追寻其有别于传统诗歌的独特风貌及其深层特质。
关键词：宋诗；议论为诗；才学为诗；以文为诗；诗话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4）04-0010-04诗歌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最深层次的堡垒，是传统艺术宫殿中的王座，它发展到唐朝，可谓登峰造极。
由唐入宋，中国的文学艺术之神已从贵族的殿宇逐渐步入世俗社会，诗歌也在士大夫典雅吟唱的大趋势中表现出更多的世俗化、市井化倾向，逐步形成了一个在诸多方面都与唐诗相对立的创作体系。
这种体系虽然不能完全脱离汉唐诗歌的艺术基础，但在整体上却体现着鲜明而又统一的类型特征，成为传统诗歌史上的一段独特的艺术存在。
对宋诗在诗史上这段独特艺术存在的评价，自陈师道、严羽发难以来的九百年中，纷纭未休。
但严羽《沧浪诗话》中对宋代“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批评，几成后人公认的纲领性批评。
其实，刘克庄对宋诗“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1]的批评，也与严羽此话相仿佛。
其中对“以议论为诗”的攻击最甚，把它作为一种完全错误的倾向而加以根本否定。
诗可不可以议论，这个问题无论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还是从诗史的演进过程讲，答案都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诗不但可以议论，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宋诗发展的必然趋势。
北宋以后，时代和诗歌两方面的发展，都促使审美思潮由主、客体的统一逐渐向偏重于主体情感、意识的直接抒发演变，于是，“以议论为诗”的直抒胸臆式的表达范式越来越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从而成为一股不可遏止的审美潮流。
主要问题在于怎样“以议论入诗”。
宋人的议论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意象与议论的结合。
宋人以哲人之目光看待自然，常能捕捉到那些能够表现某种哲理的“对应物”。
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中通过主体的观察角度与客体的整体局部的关系，形象而明畅地揭示出具有对自然乃至社会的普遍意义的哲理，其实也正是苏轼本人假托庐山的认识论。
又如他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诗人描述自然界雨前、雨中、雨后的景象，竭力渲染风雨之迅疾、之气势，但又以轻松的笔触写出风雨的飘忽而去，一切归结于“无”的景象。
这里的“风雨”，既可看作是自然界的风雨，亦可看作是诗人对人生、社会之“风雨”的态度，深蕴着诗人“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处世哲学与人生理念。
苏轼之后，这种借助形象阐发议论表达哲理的诗颇为流行，如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游园不值》）等，皆是以客体世界的“对应物”来象征某种哲理，使以议论入诗变得更成熟，更自觉。
宋诗议论的第二种方式是，完全不借助意象的情理的直接抒发。
这种情况有时易流于抽象、枯燥、乏味，所谓“味同嚼蜡”。
如梅尧臣《书窜》大部分内容是唐介奏章的改写，欧阳修的《南獠》几乎等同于一篇民族问题的调查报告，大可用一篇说明文字来取代。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宋诗中有些直接发论的也很出色，如苏轼的“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坎坷”，（《送蔡冠卿知饶州》）就直接表露了诗人的某种人生态度，尤其后句对人生不得意者颇具魅力；“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石苍舒醉墨堂》）亦颇含哲理意味。
又如他的《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董朝刚：也论宋诗特点- 11 - 灾无难到公卿。
”完全以议论的口吻，极写一生之悲凉，全篇无象，却含无数之景象：“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谓尽在其中矣！由对以上两种议论方式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以议论入诗，一是应将议论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综合表达，使议论能与生动的形象和深挚的感情在内在意义方面互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命意。
苏轼诗的议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他能自觉地借助形象，使其议论增加了一种飘逸隽永、才气横溢、极富魅力的韵味。
当然，这种议论方式运用不好，就会出现浅率生硬的毛病，这在宋调形成初期表现得比较明显。
如梅尧臣《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共32句，前28句都在空发“我迹固尚贱，我道未尝轻”之类的陈腐议论，只是在最后才出现一角“徂征江浦上，鸥鸟莫相惊”的放情山水的形象，太微弱，太苍白，也太勉强。
白居易《与元九书》曾云：“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这类诗就是把“兴此”与“义彼”分得太明显，太生硬了。
当然，在宋调形成初期也有一些成功的议论，如欧阳修的名作《画眉鸟》即如此。
诗曰：“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形象优美动人，命意也十分深刻，堪称一首优秀的哲理诗。
二是议论本身应精辟警策，特别是纯议论的理趣诗更应短小精悍，发人深省。
如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表达了一个心胸开阔、眼界高远之人的绝大议论。
当然，苏轼诗中的议论更以精辟透彻富有哲理，幽默生动富有讽刺性而有口皆碑。
随着理语和禅语的大量入诗，宋诗中虽然出现如刘克庄所批判的“经义策论之有韵者也”[1]的现象，但总有一些“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2]“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3]的好诗，有理趣而无理障，有禅趣而无禅障。
要而言之，宋诗的议论好坏参半。
议论是形式，哲理是诗的内涵，议论的内容可以多种多样，但哲理是议论中最深刻的内容。
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4]；缪钺先生所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
”[5]关于“以才学为诗”，严羽大概主要是批评“以学问入诗”。
宋之后的文学走向，呈现了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并进，艺术与学术并驰的趋势。
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人在文学作品之外，还写了不少经学（包括小学）和史学著作，都堪称学者型的作家。
可以说诗人也学者化了。
这种诗人学者化的特点，势必影响到诗歌创作。
诗人们习惯于将才学溶入诗行，而读者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也反过来要求诗歌具有才学性。
欣赏者已逐渐习惯从典故和音韵、学问与才情的和声中感受和领略艺术美，也就是说，“才学”与“情性”组成新的审美客体而被时代所乐于接受。
因此，虽说“以学问入诗”总的说来属于一种不良倾向，但从宋诗的发展趋势来看，学问和诗毕竟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结合得恰到好处便会给诗歌平添一种诗思和韵味。
具体说来，“以学问入诗”包括喜用典故，好用故实，广征博引，出入典籍，言必有征，字必有据，以致补缀奇字，强争险韵等等。
曾季狸《艇斋诗话》评王安石诗“经对经，史对史，释氏事对释氏事，道家事对道家事”；赵翼《瓯北诗话》评苏轼诗“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抽右旋，无不如意”；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评黄庭坚诗“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
”寥寥数语，即道出了这些“宋调”典型代表人物的此种共同特征。
如苏轼《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二，形容雪后之景曰：“城头初日始翻鸦，陌上晴泥已没车。
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
”据说道经以项肩骨为“玉楼”，以目为“银海”，故“冻合玉楼”下接“寒起粟”，“光摇银海”下接“眩生花”。
可见，苏轼善以学问入诗已达到了何等精深的地步。
王安石对此赞叹不已，亦足见其在诗歌艺术方面与苏轼的志同道合。
而当读者一旦明白了其中的含意，确实就能得到一种更深厚的审美体验。
更何况苏轼这首诗，即使不明白其中的典故，将其理解为白描写景，即如康熙间纪昀评点《瀛奎律髓》卢氏广州刻本时所云，只是形容“地如银海，屋似玉楼”，也不失为一种优秀的写景之笔。
这正是“以学问入诗”恰倒好处时，高者能更深一层地契悟个中深奥，低者也不妨领会其基本含义。
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手法运用到创作中，可说是以学问入诗的典型。
如黄庭坚的《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
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烟藤。
”全诗多处用典，但安排非常自然，一气涌出，使人不觉其用典。
加之“桃李”二句造语工奇，意从境出，充分体现出黄诗独特的兀傲奇横、健朗峻洁的固有本色。
当然，这种手法也容易陷入前人窄小的天地里，靠乞讨前人的诗材诗料生活，甚至弄巧成拙，点金成铁，但这毕竟是少数。
总之，“以才学为诗”的产生，是由于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所致，特别是适应“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变革的需要。
散文化、议论化的变革，无疑都有利于随心所欲地表情达意，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易于使诗显得松散、不含蓄，而“以才学为诗”恰恰从另一方面平衡了艺术形式的这种失重。
关于“以文字为诗”，历来附合者对此多以艰险、奇怪、生僻之字入诗来加以发挥。
若此，弊处更大，几无优点可言。
因为把许多艰涩的词语嵌入诗中，只能在读者的感发过程中设置重重障碍，甚而流入“以艰深文浅易”的邪路上去。
但“以文为诗”决不仅仅指表面的语言现象，它主要指失去诗的本质特点，而似乎变成有韵之散文。
这当属一种不良倾向，尤其体现在那些低劣的禅诗和理学诗上。
那些凡可被指称为讲义策论之押韵者，毫无诗味可言，纯是说理之文，只不过第26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4期- 12 -是为了加强宣传效果，把它按照诗的外部形式予以加工，使之便于上口罢了。
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将“以文为诗”一笔抹杀。
因为“以文为诗”有其诗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在中国文学的肇始阶段，诗和散文并无严格的区别。
如在《老子》、《庄子》等作品中，都具有诗的因素：诗的节奏、音律、音韵等。
如《老子》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6]，与诗几乎无异。
而《诗经》、汉乐府等也都具有散文的因素：整齐与不整齐，偶行与奇行，口语的语言等。
如《君子于役》，就是由三言、四言、五言构成，其语法、语言等亦与散文大致相同。
以后，诗歌呈现着不断向“人为艺术”演化的趋势，日益排斥着散文化的因素，整齐排斥不整齐，韵排斥散，偶排斥奇，典雅排斥通俗，书面语排斥口头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