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创造的神话
———论当代女性文学的孕育主题
赵树勤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 要: 当代女性写作赋予了女性孕育以全新的话语内涵:女性在创造新生命的同时也造就一个新自我。当代女性孕育文本呈现出新的美学特质,透视了女性孕育异化现象。
关键词: 女性文学;孕育;生命创造;孕育异化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9X(2001)04-0012-03
The Myth of Life-Creating
———On the Theme of G estation in C ontem porary Female Literature
ZH AO Shu-qin
(C ollege of Humanities,Hunan N 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1,China)
Abstract: In contem porary female literature,gestation is endowed with the new im plication that w omen create a new eg o while they create a new life.C ontem porary texts of gestation present new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reflect the phe2 nomenon of gestation alienation.
K ey w ords: female literature;gestation;life-creating;gestation alienation
人类的童年在父权文化的怀抱里,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着历史叙事人讲述那些代代相传的有关人类文明源头的故事:从女娲补天造人,到女娲与伏羲连体主理宇宙阴阳,再到盘古替代女娲开天辟地化生万物;从表现母性生殖崇拜的先帝感孕而生的传说,到夸大父性生殖力的阴山岩画……人们发现,这种种故事演变的终极都成了一个父性生殖霸权的荒谬神话。在以后男性捉刀的生殖文化史中,此种荒谬和无稽日益强化、愈演愈烈。某些男权观念的理论家,出于对女性生育力量的恐惧和羞辱———像诺曼・梅勒在《性别的囚徒》中所揭示的:“在男人们看来,妇女们已经具有了把他们生下来的力量,而且这是一种无法估量的力量。”“他们孕育在女人们的大腿间,而在出生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倍受折磨,差一点窒息而死。”[1](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甚至貌似科学地演绎出一套“孤雄生殖”的“胚胎预存论”,认为人的精华,甚至是微小的人形,已经预存在男子的精液当中,女性的使命不过是收留这些人的生命种子,并为其提供生长的适宜环境和养料。由此而来,创造生命的尊贵的生殖女神被贬抑为专为男性享用的“受精器”、
“育儿袋”,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女性最内在的生命创造欲求、最独特属己的孕育经验,被无视、被遮盖、被淹没于男性文化的汪洋大海;女性最富创造力的生育伟绩被玷污、被抹杀,被堂而皇之地记在了男性的功劳簿上;女性孕育的创造伟力、真切体验成了男权文化的一种禁忌,神圣的“太阳出世”因而只能在黑暗中长期缄默。因此,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孕育题材一直为作家们所规避。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作品对此有所表现,但女性孕育始终没有得到审美的注视和观照,不能成为作品的中心和主体,充其量也只是作者为凸现主题、渲染气氛设置的辅助性情节和细节,如巴金的《家》里瑞珏的难产、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娘的生养、萧红的《生死场》中的生育灾难。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尽管有过所谓学习苏联、鼓励生育的“英雄母亲”时代,表现女性孕育的作品却愈加稀少,几近绝迹。直到世纪末,女性写作才真正改写了父权化的生命创造的历史谬误,赋予了女性孕育以全新的话语内涵,书写出女性生命创造的绮丽神话。
一
翻检新时期有关孕育的女性文本,其中最亮丽多姿的无疑是礼赞女性创造新生命的篇章。这一礼赞主要从三个层面上展开。
(一)女性生命创造意识的觉醒
女性生育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是所有创造力的源泉。女性生殖先以血脉的方式把亲情和母爱带给子女,又将他们的体力和才智奉献给社会,循环往复,社会得以延续、发展、进步。然而,在父权文化系统中,女性生殖的原始冲动,被整合到传宗接代的文化功能之中,女性沦落为受男人统治、支配的生育工具。即使是“五四”以后的新女性,仍旧笼罩于这古老
2001年7月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ul..2001第26卷第4期Journal of Changde T eachers University(S ocial Science Edition)V ol.26N o.4
①收稿日期:2001-04-17
作者简介:赵树勤(1955-),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的阴影之下,新女性们仍然要以延续香火的生殖功能来获得传统文化的认可。在这种父权化的生殖文化的浸润、熏陶下,文学中的女性孕育活动始终处于一种屈辱的被动的境地,其蓬勃的生命创造力一直无以凸现于文本。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对此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写。在许多文本中,女性不再是被动的蒙昧无知的生育机器,而是顶天立地的主动自觉的生命设计者、创造者。她们不无骄傲地向世界宣告:“我的欲望有了形体/有了珍珠的莹洁/花粉的甜蜜”(梅绍静《孕》),“我迷恋生命的创造”,“从萌发创作意图到创造出一个活泼泼的生命,我一直是这项创造的主宰,我独断专行地布局谋篇,我潜心于生命蓝图的设计……经过十个月的劳动,新生命终于准确无误地按照我的设计稿要求降临人世”[2](叶梦《创造系列》)。斯妤的《等待》、丹娅的《心念到永远》、李蔚红的《生命的响声》等散文流淌着自主创造生命的欲望;筱敏、梅绍静、傅天琳、戈雪等的诗篇浸润着孕育的渴求;叶梦的“创造系列”、毕淑敏的《生生不已》更是细腻地描述了伟大的人类创造工程,是完整而庄严的生命诞生的热情奏鸣曲。对于女性而言,从受男性奴役的生育工具一跃而为主动自觉的孕育创造主体,实在是了不起的思想和行动的飞跃,它标志着女性本体创造意识的全面觉醒,标志着对男权孕育观念的实质性超越。
(二)生命创造的本真体验
传统生育文化注重的是有合法纯洁子嗣传宗接代的生育结果,而非女性孕育的艰辛过程。其基本特征是轻个体、重家族。在这样的文化制约下,孕育只是传递家庭神圣血脉的一种社会性行为,个体的独特经验往往被有意忽略。因此,文学中女性孕育的叙述往往是一种国家、民族、阶级的主题性言说,如小说《青春之歌》中秀妮被霸占而生下道静、歌剧《白毛女》中喜儿受辱怀孕的情节设置,均是为了揭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霸道残忍,劳苦妇女的不幸与悲哀,女性最具独特价值、最富神奇魅力的孕育体验成了长期隐蔽不宣的盲区。新时期女作家们奋力开垦了这块男性无法企及的鲜为人知的女性领地,展现出女性孕育世界的无限风光。女作家们一方面用极富质感的文笔刻画妊娠、生产的痛苦与惶恐:“揪心挖肺地呕吐,令我滴水难进,粒米难咽,行为难支,梦寐难圆”(丹娅《心念到永远》);“一阵巨痛刺进我的身体”,“整个人失重地恐怖地往无底深渊掉下去”(池莉《怎么爱你也不够》)。另一方面,又描绘出创造新生命的巨大幸福和快乐。“当孩子在母腹中翻滚腾挪时,我的全部神经细胞都在欢呼着他感应着他”,“一股前所未有的快乐稠稠汹涌而来,教我陶醉。至此,我才真正感知了所谓痛苦的蜕变所带来的全新的愉悦感”(《心念到永远》)。这是包孕着痛苦的快乐,隐含着恐惧的美丽;这是纯粹女性的诸种感觉的契合,多重体验的交响。女性文本所揭示的女性孕育的艰辛和临盆的痛苦,创造进程中的劳累和牺牲,女性在人类发展进化中的丰功伟绩,足以感天地泣鬼神,足以震撼男性的生殖霸权,建立起女性创造的神圣丰碑。
(三)生命创造的审美书写
女性生殖在远古文化中原本有着深刻的审美意义。赵国华先生《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中对美字的最初字形分析,认为“美”与孕妇有关。然而,当封建社会把女性生殖变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伦理纲常时,孕育话题由美变成了丑。新时期女性文本对此进行了颠覆性改写,还女性孕育以原初的状态和美貌。这种女性生命创造的审美书写一般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女性的审美视角。这种视角以绝对的女性眼光透视女性怀孕、生育的每一个细节,完全摈弃了男性叙事中女性孕育的“他者性”讲述。在女性文本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女性对孕育着后代的自我身体的充满爱意与深情的谛视。在这里,女性既是审美的客体,又是审美的主体,主客体交融贯通,相互流转,升华出纯粹女性的美的光彩。第二,饱含象喻的诗性表达。为了对抗传统文化对女性孕育的无端禁忌和险恶诅咒,女作家们在表现孕育时尤其注意语言的美感。她们往往避免直白的叙说,赋予女性孕育活动以新奇的象喻、诗化的言语。如李小雨的动人描绘:“陶罐摔倒了/从里面流出无数/金色的小小的种子/———人”(《陶罐》);海男的诗性表达:“凸凹来了”,“这是她感受到的那个孩子,这是她的凸凹,是那个柔软的,像沙子一样的,像潮汐一样的、严肃的、威力无比的凸凹来了”(《女人传》);毕淑敏的象喻飞翔:“那个婴孩终于诞生了。她驾着血的波涛,乘一叶红色小舟,翩翩莅临于这个潮湿冰冷的世界”(《生生不已》)。“金色的种子”、“潮汐一样”“柔软”的“凸凹”、
“红色小舟”等精致绚丽的比喻,引领着读者在想象的天空中体味女性生命创造的美。
二
人类学家罗洛梅在他的著作《爱与意志》里写道,男女之欲后的怀孕之于男人和女人是有着根本区别的:男人能照旧他原来的样子,但女人则变成另一个人。这种新的改变有时持续终生。女人会怀孕,她在体内把爱的结晶养了9个月,这结晶不仅涉入她的生活,而且终生不离。也就是说,孕育体验之于男性,是间接的,而女人是以生命对生命的直接体验接受爱的滋润,人性与责任的熏陶。女人的历史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蜕变、更生,开始重新长大成人。正如女作家池莉所感叹的孕育的神奇:“怀孕真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女人既造就了一个新生命又造就了一个新自己。”[3](池莉《怎么爱你也不够》)于是,我们在女性书写中,看到了经历过孕育洗礼的女性凤凰涅式的新生。
在《怎么爱你也不够》这一长篇散文中,池莉描写她从怀孕开始的人生奋斗。以往惰性非常强的她,被怀孕激昂起无边的动力和情感。为了获取孩子出生所需的各种证件,她拖着疲惫的身子与丈夫跑了两万多里行程;为了战胜翻江倒海的孕期呕吐,保证胎儿营养,她强迫自己振作、吃饭;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窘境,她学习裁剪、编织,亲手做出了一套套漂亮的婴儿服装;她腿肿肚大地站着写稿,为未来的孩子赚取奶粉钱。她在妊娠的点点滴滴的体验中升华出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要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不再是孩子,我是孩子的母亲了。”“我要自己动手创造自己的世界。”不仅如此,孕育还给了她宽阔的胸怀,广博的爱心,使她“由对自己胎儿的心疼延及到对所有的孩子的心疼,渐渐又延及所有人”。
《孕妇和牛》(铁凝)这篇小说中的孕妇是个文盲,但她不愿意带着这人生的残缺一直愚昧下去,因而在孕育新生命的同时,也在孕育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更新。她流淌着汗珠,用颤抖的手,努力把石碑上海碗样的字一个一个抄录在纸上,以便回去请教识字的先生那字的名称和含义。有了这些字,“她似乎才获得了一种资格,她似乎才真的俊秀起来,她似乎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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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第4期赵树勤 生命创造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