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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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思考题
中国古代史思考题中国古代史中国的原始社会1、我国境内主要发现了哪些古人类化石？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和研究的科学意义如何？迄今所知，大概距今170万年到10万年之间，我们的祖先在自身的进化中还处于猿人（直立人）阶段，就劳动、生长、繁衍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
我国的猿人化石及其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及其丰富，已正式发表的主要资料有：（1）禄丰古猿：云南禄丰石灰坝发现了一个距今约800万年的古猿头盖骨和下颌骨等化石，其活动揭开了我们祖先的历史序幕。
（2）元谋人：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两枚门齿化石，定名为“元谋人”。
元谋人的文化遗存有人工打制的石器、用火烧过的炭屑与骨胳，距今约170万年。
（3）蓝田人：陕西蓝田发现两处猿人化石，距今约60-80万年。
蓝田人的文化遗存主要是石器，另有灰烬与炭屑。
（4）北京人：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6个比较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和大约代表40多个个体的各部位化石，还有9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以及数以万计的石器及用火遗迹，距今约20-70万年。
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从头盖骨看，带有较多的原始性，脑容量比现代人小，语言中枢已经隆起，说明有简单语言，双手骨骼较为灵巧，上肢骨与现代人极为相似，下肢骨也接近于现代人，这说明劳动对人类的体质发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北京人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组织（1）生产工具：北京人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经过打制的石器，属于旧石器前期文化，石器有了一定类型和初步分工。
（2）经济生活方式：采集果实、挖掘块根是北京人维持生活的主要手段；狩猎也是重要的生活来源。
北京人遗址保存的灰烬，说明不仅使用火，而且能控制火。
（3）血缘家族：人类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血缘家族。
北京人时期，逐渐排除了不同辈分之间的乱婚状态，进入了血缘家族时期。
2、论证晚期智人时期氏族制确立的条件。
（1）晚期智人的代表性遗存：距今5万到1万年之间，是晚期智人阶段，属于旧石器晚期文化。
已发现的代表遗存有：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峙峪人、山顶洞人和左镇人等。
文字之神仓颉：黄帝时期造字史官
文字之神仓颉：黄帝时期造字史官仓颉，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也是道教中文字之神。
据史书记载，仓颉面长四目，天生睿德，常观奎星圆曲之势，察鸟兽蹄远之迹，依其类像之形首创文字，被尊奉为“文祖仓颉”。
仓颉（jié），相传为黄帝的助手，原姓侯冈，名颉，号史皇氏，陕西白水县阳武村人（一说是河南南乐吴村人），享年110岁。
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也是道教中文字之神。
中国古代原始象形文字的创造者，我国官吏制度及姓氏的草创人之一。
《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见鸟兽的足迹受启发，分类别异，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尊为“造字圣人”；《河图玉版》、《禅通记》记载仓颉曾经自立为帝，是上古时期的一部落首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
古时候没有文字，也没有纸和笔相传，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
古籍中称仓颉“龙颜四目，生有睿德。
”他受鸟兽足迹的启迪，集中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呕心沥血数十载，搜集、整理流传与先民中的象形文字符号并加以推广和使用。
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远远满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仓颉想办法，造字。
于是，仓颉就在当时的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来，专心致志地造起字来。
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长时间也没造出字来。
说来凑巧，有一天，仓颉正在思索之时，只见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正好掉在仓颉面前，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仓颉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就问正巧走来的一个猎人。
猎人看了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别的野兽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
”仓颉用绳子打结的方法计算事物的数量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很受启发。
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象，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吗?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
为什么说当官的是“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为什么说当官的是“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
导语：中国人最讲究等级，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吃什么样的饭，穿什么的衣服，都有严格的规定。
明清时期，官员穿的衣服称为补服。
补服的源头
中国人最讲究等级，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吃什么样的饭，穿什么的衣服，都有严格的规定。
明清时期，官员穿的衣服称为补服。
补服的源头，可上溯至元代，但元代服装多为花卉。
作为真正可区分官位高低、表明身份贵贱的补服，定型于明代。
据《明史·舆服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官吏所着常服为盘领大袍，胸前、背后各缀一方形补子。
文官绣禽鸟，以示文明;武官绣猛兽，以示威猛。
官员一至九品所用禽兽尊卑不一，藉以明贵贱、别官品。
明朝文官的情况是：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鵣，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不入流者为练雀。
武官的情况是：一品、二品为狮子，三品、四品为虎豹，五品为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都御史、副都御史、各道监察御史、给事中等风宪官为獬豸(也就是羊)。
除此之外，尚有皇帝作为赐服，特恩授予特定人物之赐补，为斗牛和飞鱼两种。
自此规定后，文武百官升堂办案、上殿面君，皆伴飞禽走兽于胸前身后。
后来，由于不法官员越来越多，所以人们就说，官员们都是“人面兽生活常识分享。
中国史上哪个朝代官吏没有工资只得靠地方豪强供养
中国史上哪个朝代官吏没有工资只得靠地方豪强供养虽然我国古代并无“公务员”这个概念；但各级官员和办事员其实也属“公务员”范畴。
在公务员工资成为热议话题的今天，古代“公务员”的俸禄又是什么样？汉代因工资少下级官员向百姓伸手古代“公务员”也是拿工资靠俸禄生活的，但古代“公务员”更看重补贴的丰厚。
所谓补贴，则指正常工资之外的正当收入，不属于贪污腐败、巧取豪夺得来的灰色收入。
在古代，“公务员”最典型的工资性补贴之一，是各式各样的“赏赐”，一直到清代都不绝。
以西汉为例，赏赐便有定期赏赐、庆典赏赐、功勋赏赐三大类别。
朝廷一年有两次定期赏赐，分为春赐和腊赐。
在汉代，官做得越大，所得赏赐便越多，很多时候得到的赏赐性补贴超过正式工资。
如汉武帝时期酷吏张汤，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廉官员。
《汉书·张汤传》记载，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遭构陷，时任相当于今中央监察部部长的御史大夫张汤冤狱自杀，死后清查，其“家产不过五百金，皆所在，得奉赐，无它赢”。
但张汤所代表的是汉代的高级“公务员”阶层，朝廷的赏赐一般到不了下级官员之手，西汉、东汉皆如此。
一般“公务员”不只工资低，补贴也很少，甚至没有。
如东汉，当年最普通的“斗食”级“公务员”，月俸仅“十一斛”，相当于1100钱，而当时一个雇工月工资都有1000钱。
因工资少，一些下级官员便向老百姓伸手，弄点补贴，逐渐发展成为腐败。
北魏当官没有工资魏晋时代，官场实行“九品官人法”，对各级“公务员”的评议划分出九等考核标准。
魏晋“公务员”低工资，靠的是补贴和外快，其补贴来源，一是如汉代一样有价值不菲的赏赐，二是在编制内的一至九品官员，可以合法占有50顷到10顷的土地。
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官员都是低薪，甚至还有一段时期，当官是没有工资的。
就在1600余年前的北魏。
北魏创建之初，制订了许多奇怪的制度，官吏无俸就是其中之一。
究其原因，大概北魏是马背民族，为鼓励大家拼杀，不设俸禄，以战利品自给，这在战争时期还行，在和平年代弊端就显而易见了。
古代“官”“吏”有何区别？
古代“官”“吏”有何区别？作者：三甲第四来源：《人生与伴侣·综合版》2020年第01期在中国古代，官一般指的是在衙门做事的正职官员，也称长官;吏往往指一般的衙门办事人员，即胥吏。
官为正职，有品级，通过国家选拔后由吏部任命的官员。
官员往往通过科举产生，经过中央委派，常常异地任职。
自隋以后，官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领取朝廷俸禄而为朝廷服务的。
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由官员任命，从官员处领取俸禄为朝廷命官服务的。
吏的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待遇也极低。
吏则不需要科举产生，主要是专业和专职的办事人员，一般没有品级。
其实，吏的产生非常早。
战国时期，就有文字记录，《战国策·齐策》：“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吏，治人者也。
”而古代的“官”，也是用来治理人民的。
事实上，先秦时候，“官”和“吏”是常常不分的。
《左传》：“王使委於三吏。
”这里的“三吏”就是指三公，也就是“太师、太保、太傅”，杜预注解说：“三公者，天子之吏也。
”可见，“吏”的地位非常高。
《逸周书·大匡》：“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朝於大庭。
”西晋孔晁注解：“三吏，三卿也。
”三卿，也即司徒、司马和司空。
虽然地位略低于三公，但是在朝堂上，也是很高级别的官员。
《史记·李斯列传》：“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年少时，为郡小吏。
”这里的“小吏”是“小官”的意思。
《国语·周语上》：“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
”这里的“百吏”是指公卿以下的百官。
由以上可以看出，先秦时期，“吏”就是“官”，不论官阶高低，都可指代。
所以它们的来源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世袭制，一种是按照军功授予。
秦汉时期，官和吏逐渐有了区分。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
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
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吏比官贵古代官场的怪象
吏比官贵:古代官场的怪象作者：王春南来源：《公务员文萃》2010年第07期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
在古代官场,有“县官不如现管”之说。
包括办理文书的小吏(即胥吏或吏胥)、差役及其他办事人员在内的吏,是编制外的、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编制内官员的庞大群体。
表面上,他们地位卑贱有如奴仆,实际上是衙门实权的掌控者。
他们越权、窃权、弄权、专权以至专政。
朝廷内外、国家上下不可一日无吏,但吏又上欺官,下害民,成为国家一害。
以此之故,宋人叶适惊叹:官场成了“公人世界”,即衙役们的天下!清代顾炎武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代郭嵩焘甚至说,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高官坐牢方知狱吏之贵高官勋臣一旦仕途蹉跎,身陷囹圄,不免受狱吏凌辱,所谓“人在屋檐下,哪得不低头”。
据清代刘体智《异辞录》一书记载,曾任侍郎的张荫桓坐牢,狱吏并不因他曾是“副部级”官员而对他另眼看待。
不但如此,还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一万多两银子。
张荫桓很纳闷:这狱吏的胃口怎么这样大?就问住在隔壁的犯人,一个姓叶的“军门”(提督军务总兵官,地方高级军事长官):你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银子?姓叶的人告诉他:我比你交的少多了,我是享受“优惠”的,每天交6400两银子。
狱吏说,本来要收8000两,打8折,减至6400两。
二人叹息不已,都说到了牢里,才知狱吏有这么尊贵。
古代贪官不少贪吏更多,有些吏比官更贪。
吏比官富的现象,并非个别。
明朝李清在《三垣笔记》一书中写到,刑部一官员说:“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
”这位刑部官员,一定是见的多了,听的多了,才会有这样的感慨。
朱元璋为吏殴官而震怒宋朝李心传说:“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
”官不能制吏,而吏能制官,这种极不正常的官场现象,不独发生于宋朝,它在中国古代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我国乡里制度的起源和演变
我国乡里制度的起源和演变张信通【摘要】我国乡里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殷商时期的邑、里、丘是居民的最小行政单位,受贵族政权管辖.西周的乡遂制度比殷商的乡里制度有所发展,基层行政组织大备.春秋战国时期,县、郡政区相继产生,乡、里基层政权从属于郡县之下,国野界限泯灭.乡级政权人员建制结构完整,乡官职责分明.里政权职能繁杂,里吏分工细密,各司其职,里内的什伍组织更加完善.乡、里两级行政职能发展到战国末期已相当完善,标志着我国乡里制度初步形成.【期刊名称】《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16)006【总页数】5页(P15-19)【关键词】乡里制度;乡官;里吏【作者】张信通【作者单位】安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安顺 561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2我国的乡里制度，是指古代县以下乡、里两级行政组织制度，乡下辖里。
乡里制度是宗法制与行政制度的高度统一，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乡里制度以对全体乡里居民什伍编制为基础，通过“什伍相保”、“什伍连坐”等基本组织形式把个人与国家整合为家国一体结构。
里是国家政权结构中最小的基层地域行政单位，里吏是里的行政人员，他们履行上级政府交给的基本任务，拥有清查户口、宣布教化、缴纳赋税、征派力役、维持社会治安等职能，同时里吏负责处理里的其他内部事务。
就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而言，不少学者将重心放在县级或县级以上行政制度的探讨上，而对于乡里制度的研究不够多，主要代表有林甘泉、张金光、卜宪群、马新、仝晰纲、臧知非等，他们的著述[1-19]对先秦秦汉的乡里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创建性成果，但对于乡里制度的起源探讨似乎还不够。
由于此期典章中所记多为上层社会内容，关于乡里制度的记载多挂一漏万，且零散在各类文献中。
随着近些年简牍史料的不断问世，为我们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笔者试图就我国乡里制度的起源、发展、演变作一补论。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地方职官杂考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地方职官杂考郭俊然①（商丘师范学院河南商丘476000）摘要：出土资料中有很多文献所遗的汉代职官，如均平官，有均长、均监、平丞、酒平；太守府属吏，有助府佐、用算佐、小府啬夫；地方县官，出土资料所见更多，有狱丞、官啬夫、官有秩、录事书佐等；里吏，有里唯、里治中、唯长史。
这些内容可补传世文献资料记载的汉代官制之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汉代；官制；出土资料；地方汉代官制史研究历来是秦汉史研究的重头戏，长期以来学界基本上局限于传世文献所载的内容。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1]一书利用传世文献对秦汉官制史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是一部秦汉官制史研究的集大成和里程碑式的著作。
此后，如果仅仅利用传世文献研究秦汉官制史，是很难超越该书的高度的。
但是，如熊铁基先生常说的那样：“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新问题会层出不穷。
”随着大量秦汉简牍、印章、封泥等实物资料的陆续出土，利用实物资料证、校、补传世文献所载内容便成了秦汉史研究中最大的新问题了。
笔者在梳理汉代出土资料的过程中，就发现很多文献所遗的职官，现作一分类考述。
一、均平官，出土资料所见而文献所遗的有四个：（1）均长，实物有封泥“辽东均长”[2]62。
两汉皆设有辽东郡，《汉书·地理志上》载：“辽东郡，秦置。
属幽州。
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
县十八：襄平，有牧师官。
莽曰昌平。
新昌，无虑，西部都尉治。
望平，大辽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
莽曰长说。
房，候城，中部都尉治。
辽队，莽曰顺睦。
辽阳，大梁水西南至辽阳入辽。
莽曰辽阴。
险渎，居就，室伪山，室伪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
高显，安市，武次，东部都尉治。
莽曰桓次。
平郭，有铁官、盐官。
西安平，莽曰北安平。
文，莽曰文亭。
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
”[3]卷28上《后汉书·郡国志五》载：“辽东郡（秦置。
雒阳东北三千六百里。
案本纪，和帝永元十六年郡复置西部都尉官。
古代“官”“吏”有何区别
古代“官”“吏”有何区别在古代社会里，官员是一种非常显要的社会地位，分为“官”和“吏”两种不同的概念。
两者在政治、社会、职务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一、政治地位不同“官”是指具有特定职务、掌握一定权力、代表政府、享受国家俸禄和特权的人，是政治的代表。
而“吏”指的是官府或机关中的职员，是政治的执行者。
具有非常明显的代表性差别。
二、入仕途径不同官员是依照官位系统来选任的，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考核，根据考试成绩、政治能力、品德以及阶级背景确定。
而“吏”则是按照选拔制度通过考试来选拔，人选也是根据其考试成绩来确定。
两种选拔方式均属于官员选拔体系，但是它们的选拔标准和方式都不同。
三、职务不同“官”在掌握着一定的政治、军事及行政权力方面有比较突出的表现，还需维护一定的民生和运行政府。
同时，还有相应的俸禄和福利。
而“吏”则是协助“官”执行政府职责的，它涉及到行政执法、照顾人民利益方面的任务。
职务的不同决定了官员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
四、工作内容不同官员的工作内容是领导、决策、公务和管理，它的领域不仅包括政治、行政、军事等方面，还涉及到经济、文化、教育等。
而“吏”的工作内容则是协助“官”完成具体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是办理文书、监察官员、调查举报等工作。
两者的工作内容也各自兼备。
官的社会地位比吏更为重要，主要是由于组织和管理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要素的能力和领导能力更为突出。
官员不仅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而且还有相应的特权，享有各种荣誉和待遇。
而“吏”的社会地位则比“官”要低一些，但在政府机关中也有其较为显著的工作表现。
最后，总结一下，“官”和“吏”两个概念无疑是在古代中国官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它们的概念、角色和职责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但在古代中国的官制中，两者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职位。
北周六官与三省六部
北周六官与三省六部史卫【摘要】In the process of shifting from the system of three councilors of state and nine minister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the system of three provinces and six ministrie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disorderly settlements, unclear labor division and ill - defined responsibilities - these phenomena have already appeare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bureaucracy system. The system of six ministries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at this final and decisive point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etting up the system of three provinces and six ministries. In the form of the rites of Zhou, the system of six ministries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combined with the old system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the military service system of Western Wei Dynasty, the three provinces are concentrated on the Government Office while the six ministries are divided into five offices, i.e. the Office of Earth, the Office of Spring, the Office of Summer, the Office of Autumn and the Office of Winter respectively, the three provinces and six ministries having taken on an entirely new look. Finally, after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Sui Dynasty, a political system has been formed with a perfect composition, well - proportioned arrangement and clear separation of duties.%中国古代官制在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设置混杂、分工不清、职责不明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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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进化史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李鸿章
与整个人类史一样，中国的历史也是从神话开始，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创造了一个智慧的民族和这个中央之国。对智慧的崇拜体现出人类相对其他动物最为特殊的优势。中国的神话历史高度颂扬那些促进科技进步的能人，并将他们奉为首领、帝王甚至神灵：轩辕氏发明了轮子，有巢氏发明了房子，伏羲氏驯化了动物，神农氏驯化了植物，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仓颉发明了文字……这种对智慧的推崇是中国得以率先在地球村发迹的重要原因。“民愚，则知可以王，……神农以教耕而王天下，师其智也。” 随着农业社会的逐步成熟，政治开始成为一种极其发达的社会主导力量。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别开始被贫富差别代替。“世知，则力可以王，……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随着政治的继续进化，人成为一种等级化动物，人与人的主要区别不再是智与愚、贫与富，而是贱与贵。“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立天子以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也，非立官以为长也。”权力逐渐从公义变成私利，贵族与贱民的分裂使人类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氏族社会，每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被别人的生殖器确定了命运：贵族的子女永远是贵族，贱民的子女永远是贱民。贱民与贵族之间的差异在于他们父母，而不在于他们自身。
氏族社会延续时间之长以至于到现在，我们依然无法摆脱。即使先进如西方，政治世袭与遗产税的改革始终困难重重。落后如中国，则早已经将氏族社会深化为家族社会。从秦始皇开始，2000多年来从未动摇。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化制度形式，在中国历史中亦打上深深的家族文化烙印。官吏阶层作为政治文化主要操盘手，他们在贵族与贱民之间扮演着极其重要而微妙的角色。官吏联盟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主导和左右了中国历史的车轮。
一 官与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两汉之前，官一般指政府，吏则指官员；两汉之后，官指较为高级的官员，吏则指低级的官员。或者说，长期以来，只有那些朝廷（皇帝）任命的政府官员才可以称为“官”，而一般的办事人员则只能称“吏”。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极其严格的等级社会，而官与吏的分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使中国传统政治发生明显的裂变。“官僚”集团与“胥吏”集团形成一种严格的等级关系。官是吏的统治阶级，吏又是官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官对皇权负责，吏对官负责。皇权、官僚、胥吏，这种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最下层，就是芸芸众生的平民百姓。
皇帝对官僚的倚重，使官员与皇帝的常常发生龃龉抵牾，甚至矛盾不可调和。这时候皇帝常常以吏代官，甚至以吏治官。武则天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对李唐王朝官僚集团进行大清洗，朱元璋朱棣父子采用的锦衣卫和日后的东厂西厂更胜一筹。天朝贰臣郭嵩焘曾说：“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不仅皇帝与官僚之间的斗争借用酷吏势力，而且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常常使酷吏得以渔翁得利鸡犬升天。曾国藩乘满清朝廷危难之机，大开幕府，以自己的门生故旧为官，成为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曾国藩系统的官僚势力基本都来自师爷宾客和刀笔吏，酷吏势力强大的办事能力使曾国藩集团在晚清变局中扮演起主导者的角色。
二 礼记中说：“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也就是说，真正有德行的人是不屑于做官的，就如同真理并不一定有什么实用价值。从文化上来说，官与吏的分野来自中国传统的仁政理念，也就是“以德治国”思想。与其说官是统治者，不如说是布道者，官的重要职责是教化百姓，使民向善，这就是“以吏为师”。官为民之父母，官德首先要求“爱民如子”。在这种政教合一体制下，皇帝既是“人王”，同时也是“天子”，是人神合一的代表，类似西方的“教皇”。而对官的要求则不仅是职务性的行政官员，同时他也是一位牧师。“愚民无知”，“群众”如同迷途的“羔羊”一般，需要官的引导和管束。“州牧”、“巡抚”、“司徒”都是官职的名字，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官的主要使命。对较低级别的官来说，他的主要任务是“体察民情”，了解和知道实际现状是其核心工作，所以他们的官职叫做“知县”或“知府”。
官员内部以金字塔式的结构形成一种严密的组织，管理和监督一部分中低级官员的官叫“总督”、“巡按”或“监察使”。为预防施政错误，还设置了“御史”和“拾遗”一类的谏官，他们的工作就是批判批判，往往职业风险极高，因为中国人最忌讳负面信息。但无论怎样的政治高压下，中国历史上总不乏“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谏官，所谓“文谏死，武战死”。
“尹”是很古老的一种官职，表示这个官可以发号施令。“君”则“金口玉言”，他的命令叫做“圣旨”。“尚书”作为中央核心高官，首先表示担任该官职的人是一个喜爱读书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尚书”与“大学士”正是代表了官僚集团的知识分子精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国政治的核心思想是知识分子思想，以知识分子的智慧主导和保证国家的文化特色与政治发展。
三 “朝出耕田暮放牛，林泉风月共悠悠。九重虽窃阿衡贵，争得功名到白头。”对官员的遴选来自中国悠久的科举制度。两汉时期，中国官学与私学就极其盛行，教育的发达使优秀知识分子如过江之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在儒教教义上产生了最大共识与凝聚力，考试制度开始形成。后汉以降，知识分子遭遇政治迫害，荐举制度（举孝廉）的滥觞产生了世袭罔替的垄断豪门贵族，政治的崩溃随即引发了五胡乱华的“永嘉之乱”。隋唐重新确立了完善的科举制度，宋朝理学兴起，八股渐成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1000多年来，皇帝常常亲自主持对帝国官员的遴选与栽培，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来自民间知识分子。通过对他们儒家意识形态的统一，统治者尽可能选拔到最具才干的帝国精英。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数年之间往往只有寥寥人数可以成为帝国股肱，由此可见对官员素质要求之高。所谓“进士”，就是说已经进入官员（士）队伍。进士及第后，一般需要进入翰林院寒窗苦读传统经典，这一过程往往要持续一二十年。寒窗孤灯，清贫布衣，这些是担任帝国重担之前必不可少的磨砺。进入中年以后，一个合格的官员才算诞生，由皇帝委任外放。这种体制设计理论上杜绝了庸人庸政，但实际操作中往往并不是那么回事。即使在官员任用方面极具政治智慧的乾隆，亦不免以不学无术的和珅为军机大臣。
宋帝国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达到了顶峰。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说：“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士大夫一旦束带立朝，终身不得摆脱公务员的身份。以苏东坡为例，他一生负盛名，入仕之初，即为社会公认是宰相之材，但是仕运不顺，除了一度担任“知制诰”的学士（皇帝的秘书），终生在贬逐之中，甚至最后远贬琼密。若在别的朝代，他大可辞职高蹈，像陶渊明一样，不再在宦海沉浮。然而，宋代士大夫未有如此的自由。是以，宋代儒生出身的士大夫，虽受空前绝后的优遇，却也是依附政府豢养。”
出身社会底层的朱元璋无疑是极其痛恨官吏群体的，他制定法律将贪污6两银子的官员“剥皮揎草”树立衙门，他还为官员的官服打上了一个显眼的补丁，在这个精美的补丁中，文官为禽，武官为兽。从此中国官吏被以禽兽来命名。清朝沿袭了这种禽兽统治的官吏制度。
四 与官僚的知识分子出身和文化背景不同，胥吏只是做事情的仆从，因此并不需要他们有什么头脑或德行。与官僚的高尚相反，胥吏的社会地位从来都是极低的。在历代政治统治者，胥吏常常与妓女乞丐戏子挑客（阉猪）并列。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传统偏见一般都是针对胥吏而言的。
官与吏的区别就好比妻与妾的差别，中国的政制传统就是贵官而贱吏。吏不仅与官存在严格分界，而且吏的子孙后代不许参加科考。也就是说，祖上为吏者，子孙不得为官。“衙役”是吏的典型职业，有时也叫做“差”，意思就是被奴役和被支配。他们一般也以“奴才”自称。从政治上他们被完全的去人格化。“吏”最早都是由奴隶担任，身份低于自由民。作为刀笔吏的一种标准字体，“隶书”成熟于官吏体制成熟的秦汉帝国时代。明清时期对胥吏打开了“做官”之门，奴才与人才（读书人）终于站到了一个起跑线上。 2000多年来，胥吏是中国人的实际统治者，“县官不如现管”。在“官官相护”的和谐环境下，草民面对酷吏如同牛羊面对虎狼，既无法反抗，也无处申诉。“天高皇帝远”，皇帝作为最高权力只是一种统治的象征，所谓中国的专制政治实际也就是“吏治”。因为“吏治”的严重溃败，使中国传统政治呈现出周期性动荡的恶性循环。“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对官员严格的监督制度使官员处于频繁调动之中，而吏则是从来不动的。在《红楼梦》中，作为官的贾雨村上任伊始，就被吏给上了一课。这并不是小说家言，而是中国历史的现实。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指出：“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州县之弊，吏胥窟穴其中”，“养百万虎狼于民间”，“天下有吏之法而无朝廷之法”。吏胥集团的世袭化使流动性的官员根本无法抗衡。劣币驱逐良币法则使好人被清洗出局，胥吏彻底流氓化。低贱堕落的酷吏集团实际操纵了整个帝国，而眼高手低清高虚荣的知识分子在实际权力角逐中常常处于无奈的守势，甚至有时候被完全架空。在现代，则被称为“秘书现象”。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酷吏群体的众生相：宋江、戴宗、李逵、武松、施恩、黄文炳、杨雄、蔡福等等。酷吏集团的流氓性与草根性使他们形成中国传统的黑社会文化。在官场精英文化压迫下，这种黑色文化逐渐衍生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矩”。吴思先生将其命名为“潜规则”。酷吏集团以“规矩”来对抗官僚文化的“制度”，最终官僚集团被完全“同化”，并逐渐接受了酷吏集团的“孝敬”。
酷吏集团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具体事务方面，对官僚集团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官僚意志最后以酷吏文化的方式体现出来。官僚沦为道貌岸然的伪善，而酷吏则成为炙手可热生杀予夺的权势象征。 五
从古希腊的城邦制到古罗马的共和制，都是贵族垄断国家权力。在罗马共和国，贵族议会（长老院）推举最高执政官凯撒，甚至将他称为第一公民。而贵族之外的“普通老百姓”则被完全剥夺了公民权，贵族们认为他们不是“人”。贵族以精子来确定贵族身份，他们是天生的公民。只有公民才可以成为共和国的官员，但并不介意以奴隶为“吏”。伊索能说会写，寓言讲得特别好，但他只是一个奴隶（吏）。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视野中，胥吏之害尽人皆知，但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又不得不依靠胥吏。“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莫能去也。”清末立宪运动使持续了几代皇朝统治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但仍然不能挽回立宪的失败和帝国的崩溃，随之皇权官僚体制也彻底崩盘。40余年的军人当政并不反对知识分子精神，民国时期的官僚集团仍然传承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虽然良莠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