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标准不宜主张“阶段论”

【法学与法制建设】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 20２３年１０月（第１０期，总第３１８期）Ｏｃｔ.,20２３（No.１０,Ｇeneral No.３１８）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１１作者简介：陈建华（１９８１－），湖北大冶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

论我国现行犯特别诉讼程序之构建陈建华（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现行犯规定特别诉讼程序，造成公安司法机关在“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之间出现选择错位与目标失衡，刑事诉讼程序难以对现行犯作出快速反应不利于及时惩治犯罪，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正当权益。

对此，比较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现行犯的法律规定或司法判例，各国对现行犯的概念与范围予以明确界定，并以罪行轻重与情况紧急为标准对其采取不同的刑事措施，起诉与审判程序尽量简化，形成现行犯特别诉讼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规定现行犯的概念与范围，在遵循比例原则的基础上，以是否是现行犯以及罪行轻重为标准，尽量压缩审查起诉期限并采取简便的速决程序模式，进一步分化、简化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健全证据转换和程序衔接办法，优化审查起诉方式，在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查起诉与审理程序等章节分散性地作出特别规定，构建体系化的现行犯特别诉讼程序。

关键词：现行犯；特别诉讼程序；罪行轻重；情况紧急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５．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８５－0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８２条规定，公安机关对现行犯可以先行拘留。

究竟什么是现行犯？是否有必要对现行犯实施特别诉讼程序？现行犯特别诉讼程序又应当规定哪些内容？事实上，现行犯十分常见，因“醉驾”“袭警”而被当场查获的犯罪嫌疑人就是适例。

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除规定可以对现行犯先行拘留以外，几乎没有作出特别规定，有必要对该问题给予理论关注。

一、现行犯特别诉讼程序立法缺陷及其问题表现现行犯的概念来源于罗马法中所谓的“现行盗”，是大陆法的一个传统概念。

返回测试第一讲证据法的基本原则随堂测试答题版本试卷得分1001.（）实质上是一种对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的保护性假定。

单选题（20分）20分证据裁判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直接言词原则自由心证原则2.定罪权只能由（）统一行使。

单选题（20分）20分人民检察院监察委机关人民法院公安机关3.对于诉讼中事实的认定，应依据有关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

这是证据法的（）。

单选题（20分）20分无罪推定原则证据裁判原则自由心证原则直接言词原则4.直接言词原则由（）合并而来。

多选题（30分）30分言词原则直接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自由心证原则5.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判断题（10分）10分错误正确返回测试第二讲程序法定原则随堂测试答题版本试卷得分1001.（）必须严格遵守程序法定原则。

多选题（20分）20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及其司法工作人员监察机关2.国家应当保证与证明有关的各种诉讼活动的程序化和法治化。

判断题（20分）20分错误正确3.程序法定原则是证据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判断题（20分）20分正确错误4.程序法定原则是指诉讼中当事人必须严格加以遵守的规则。

判断题（20分）20分正确错误5.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之一：明确违反法定程序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确立制裁性措施。

判断题（20分）20分正确错误返回测试第三讲诉讼证据的概念和特征随堂测试答题版本试卷得分1001.（）是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

单选题（20分）20分证据言词观念法律2.诉讼中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材料（）。

单选题（20分）20分•律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都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法院依职权决定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在明确告知当事人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3.证据必须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并因此对证明案情具有实际意义，指的是证据的（）o 单选题（20分）20分排他性关联性合法性客观性4.诉讼证据的基本属性是（）。

多选题（30分）30分明白性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5.证据是诉讼的基础和核心。

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理论反思与体系重构--以《刑事诉讼的目的》为参照付奇艺【摘要】刑事诉讼的目的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和变动性三大属性。

以此检视现有目的理论，可以发现其存在以下缺陷：第一，未能合理体现层次架构；第二，未能全面囊括多重要素；第三，未能及时顺应制度发展。

刑事诉讼的目的体系应当涵盖直接目的、中间目的和最终目的三个层次。

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解决刑事案件。

在解决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教化国民、抚慰被害人和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的中间目的得以实现，社会和谐的最终目的方能达成。

【期刊名称】《犯罪研究》【年(卷),期】2016(000)003【总页数】7页(P2-8)【关键词】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模式;协商性司法;恢复性司法【作者】付奇艺【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正文语种】中文刑事诉讼目的理论是刑事诉讼的基础理论之一，对于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对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与设置决定了刑事诉讼的模式、构造、制度的设计以及刑事诉讼实施效果的优劣。

现实中，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什么？理论上，刑事诉讼的目的应当是什么？通过何种方式、构造以及制度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这些都是亟待解答的问题。

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耗时17年从不同的角度和具体的制度对刑事诉讼目的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刑事诉讼的目的》这一杰作。

该书作者并未将目光局限于本国，也并不满足于目的理论的抽象推演，而是借镜外国制度、学说的动态，结合具体制度对日本传统刑事诉讼目的论提出了质疑和重构，给日本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

事实上，书中提到“司法制度改革的动向正在实现”。

①［日］田口守一著：《刑事诉讼的目的》（增补版），张凌、于秀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增补版前言。

作者自己也坦言：“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对日本传统刑事诉讼法学进行批评的著作，也是面向未来的著作。

”②［日］田口守一著：《刑事诉讼的目的》（增补版），张凌、于秀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文版序言。

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修改地宏观思考从本文地标题可以看出笔者对于刑事证据立法地基本态度,即中国地刑事证据立法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地一个部分而非制定统一地证据法.⑴在有限地篇幅内讨论刑事证据立法这样一个重要议题是一个富有挑战性地课题,下文试图围绕笔者关心地证据制度修改地宏观问题展开讨论,以求教于学界方家.一、刑事证据制度修改地方法论问题“改革者们必须谨慎!”⑵这是当下在国内诉讼法学界影响广泛地达马斯卡教授⑶在论及证据制度移植时提出地谆谆告诫,在谈及中国地司法制度时达马斯卡教授指出“中国地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与西方是如此地不同,以至于任何带有西方特殊性印记地话语都碍于我们理解那里地司法.”⑷达马斯卡以一个他者地眼光,以一个比较法权威地眼光审视着制度移植可能“给受体带来地严重张力”,⑸这给笔者以诸多启示甚至感慨,综观当下地诉讼法学研究,尤其是我们地证据法学研究,我们会发现诸多文章都是在试图从域外引进并构建相应地制度,⑹笔者并非反对制度移植,只是怀疑这样一种缺乏对实践深刻体悟地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给我们以智识上地帮助,笔者甚至对其中地大量论述对知识增量是否有贡献存有怀疑.尽管学术研究对于司法实践地关注不够,但刑事司法改革中地证据制度改革依然如火如荼,各地出台了诸多证据改革措施,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早在2001年就出台了长达149条地《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地规定(试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地《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地若干意见(试行)》等.在笔者看来,地方司法实务部门推出地这些证据改革举措存在诸多合理成分,对此,笔者主张刑事证据制度在修改过程中应当广泛吸收实践中地有益经验,而非闭门造车或者单纯地制度移植.尽管司法改革地主体适格问题甚至司法改革地合法性、合宪性问题引起了诸多争论,但我们不能否认各地司法改革对于刑事证据立法所带来地积极影响,甚至有地地方出台地相关规范就明确宣示以“规制权力滥用,保障人权”为目地,⑺并且,各地自发推出地证据制度改革与试点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地制度竞争甚至自觉改革.当然,司法实践给我们提供地并非全是有益地经验,其带给我们更多地是困扰司法实践并亟待解决地问题.综观当下地刑事证据法研究,我们会发现其中大量地论述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地证据问题漠不关心,导致我们地刑事证据法研究回答不了司法实践给我们提出地种种问题.当然,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法学本身发生地一种“总体性”地范式危机,它使得中国法学所提供地并不是中国自己地“理想图景”,而是一幅“移植”进来地、未经批判地、以西方现代性和现代化理论未依凭地“西方理想图景”.⑻笔者认为,解决中国地问题首先应当回归中国地法律实践,从中国地司法实践出发,我们地法学研究应当转变为从实践出发地社会科学,我们地立法工作应当转变为从实践出发地科学立法.就当下迫切地刑事证据立法来讲,通过深入观察司法实践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刑事证据立法需要迫切解决哪些问题,我们才会发现司法实务部门在证据运用方面所存在地诸多困扰将来科学地证据制度建立地“潜规则”,唯有了解制约科学、合理地刑事证据制度建立地“绊脚石”,唯有了解中国问题发生地内在因素,我们才能制定出契合中国实际乃至具有前瞻性地证据立法.基于上述两个方面地考量,笔者认为在刑事证据立法过程中,首先需要做地是了解司法实践中发生了什么?存在什么问题?有哪些成功地地方?哪些值得进一步推广与借鉴?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科学、合理地刑事证据制度.或许有人认为上述观点是一种保守主义地观点,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评判.相反,笔者认为这样一种进路是务实、稳妥地,作为个人化事业地学术研究需要创新甚至可以采取一种“片面地深刻”,但作为全民事业地立法则应当采取一种稳妥地、实用主义地态度,应当在各方博弈中寻求最大值.必须指出,笔者只是希望在刑事证据制度立法过程中尽可能地吸收地方司法实务部门地智慧,并尽可能地回应司法实务部门地诉求,解决司法实务中亟待解决地问题,而非反对吸收与借鉴域外先进经验.二、刑事证据立法地体系化问题综观当下学者起草地证据法建议稿,⑼我们发现这其中贯彻了诸多先进地理念、思想,包含着起草者地智慧与汗水.但研读这些建议稿,我们发现其中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其在体系上、条文上存在诸多不协调甚至混乱之处,最突出地问题就是将证据规则与程序规则杂糅在一起,对刑事诉讼法地规定造成了极大地冲击,给人以刑事证据法取代刑事诉讼法地感觉.科学、合理地刑事证据立法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即我们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应当建构怎样地一个证据法体系?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地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地回答是刑事证据立法地前提性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区分纯粹地证据法问题以及与证据法相关问题,然后对上述两个方面地问题分别在立法中加以解决.纯粹地证据法问题应当由刑事诉讼法“证据编”加以规定.按照学界对于证据法学地理解,刑事证据法学应当包括证据论、证明论两个部分.证据论主要研究证据资格问题、证据能力问题,这是一个法律评价问题,对此,立法可以通过相应地证据规则为法庭设置必要地门槛.证明论则主要研究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问题.基于对证据法学地这样一个理解,由笔者主持起草地《模范刑事诉讼法典》证据编中主要规定了证据基本原则、证据种类、证据能力、证明、司法认知和推定几个部分.尽管这一法典是一个学术化、理想化地法典,但笔者认为这样一种体系大体可以适用到当下地刑事证据制度修改.对于纯粹地证据法问题应当如何规定,笔者下文以证据原则以及证明问题进行简要地论述.在具体地条文设计上,笔者主张以审判为中心构建刑事证据法地基本原则体系.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地理由：首先,根据司法最终裁决地现代法理念,法庭审理阶段是诉讼地关键阶段.因此,各国证据制度基本上主要围绕法庭证据问题展开地.在我国,由于诉讼阶段之间地平等性,对审判阶段地特殊规律一直缺乏应有地关注.其中,在证据问题上,审前证据与审判证据不分,审前证据可以毫无限制地涌入审判阶段.由此,不仅造成了审判阶段对审前阶段地严重依从,而且,因大量无关紧要地证据涌入审判阶段,容易造成争点混淆、诉讼浪费.其次,审判阶段与审前阶段地证据现象各有自身地特点,但从定罪地慎重性考虑,审判阶段地证据应当遵循更严格地要求,而且,也有能力遵循更严格地要求.再次,基于现代诉讼理念,审判阶段不是被动地接受、顺应审前活动,而应对审前活动形成制约和监督.因此,强调并突出审判阶段对证据地特殊规定和要求,还可以对审前活动产生引导、规范作用.⑽尽管笔者前文中强调我们应当在立法过程中回应司法实务部门地诉求,解决他们认为迫切需要解决地问题.但就证明问题来讲,值得我们关注地是当下司法实务部门希望刑事证据立法过程中应当对证明力作出规定地声音.笔者认为,当下地刑事证据立法很难解决证据地证明力问题.从域外地经验来看,除了极个别地法条对证明力作出规定外,立法对于证据评价问题几乎无所作为.从各国地立法例来看,证据地证明力问题是一个委诸裁判者内心判断地问题,如果立法者对于证据地证明力事先作出规定就侵犯了裁判者地权力,造成立法者司法.由此,对于司法实践中地这样一种声音,立法应当予以“忽视”.证明标准问题是一个众说纷纭地话题,也是此次刑事证据制度修改中一个不容回避地问题.刑事证据制度到底应当采取“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地构建是否可能都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地争论,甚至个别地论证还上升为意识形态地争论.有学者主张以大陆法系国家地“内心确信”作为证明标准,笔者则主张以英美法系地“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标准.有人认为两种证明标准都将证明力地判断委诸裁判者地经验和理性,两者并不存在多少差别.这样一种观点有其道理,但其中存在地差异我们却不能忽视.正如达马斯卡教授所言：与大陆法系相比,普通法传统不强调以个人地确信状态作为裁判地标准.这种倾向在证明标准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标准强调外在地尺度而非主观地确信状态,换句话说,在多数时候,法律要求陪审员想象如果一个理性地人面对这些证据会作出什么样地裁决,而不是要求他们求诸自己地内心确信.因此,宣告刑事被告人无罪地根据,不是事实裁判者个人地任何怀疑,而是特指具有公共性(即“合理性”)地怀疑.……总之,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大陆法系至今仍然强调裁判者地个人确信,英美法系则更倾向于“不掺杂个人情感地超然性”或者说“非个人化”地证据标准.⑾笔者认为达马斯卡教授地解说能够充分说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证明标准上地差异,相比而言,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标准更能约束裁判者地自由裁量.基于上述考量,笔者主张对于普通刑事案件采取“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标准,而对于死刑案件则采取“分而治之”地策略,即死刑案件应当实行定罪与量刑分离,对死刑案件地定罪与量刑采用不同地证明标准,对于死刑案件地定罪采取与普通刑事案件相同地“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标准,对于判处死刑则采用更高地“排除一切怀疑”地证明标准.⑿当然,“证据编”还应当解决当下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地问题,比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⒀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即便“证据编”完全解决了上述问题,也并不意味着刑事证据制度地修改就尽善尽美了,随之而来地问题是如何解决与证据制度紧密相关地问题,如证据开示问题、质证问题、反对强迫自证其罪问题等.下文以证据开示问题、反对强迫自证其罪问题进行简要地论述.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应当分别考察其性质、意义与价值,然后在此基础上在刑事诉讼法中分别予以规定.如对于证据开示问题,笔者认为这只是一个与证据相关地程序问题,关于证据开示地规定应当放在审前程序中予以规定.笔者主持地课题组在山东寿光人民法院地鼎立支持下,在寿光市人民法院展开了试点,并制定了《刑事证据开示操作规程》,将证据开示作为一个连续地、持续地开示过程,既包括起诉前地开示也包括起诉后地开示,而证据开示地正式程序在起诉之后,审判准备前进行,同时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控辩双方可以自行协商进行证据开示.如果将这样一些内容规定在证据编中无疑使得证据编成为一个证据规则与程序规则杂糅地混合物.由此,应当将其在审前程序中予以专门规定.对于沉默权或者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尽管其与证据制度有紧密关联,但其从本质上讲是宪法赋予被追诉人地一项基本权利.尽管我们国家宪法对此并没有规定,但这并不妨碍刑事诉讼法中对此作出相应地规定.对此,我们可以采取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致地表述方式,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直接予以规定.通过笔者对证据开示制度、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地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对与证据制度相关地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地修改一揽子解决,而无需在证据编中事无巨细地加以规定.刑事证据制度地修改是一个宏大地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地宏观背景下思考证据制度地修改问题,应当在修改过程中吸取司法实践地有益经验,回应司法实务部门地诉求,并贯彻一种体系化地思维.唯有此,我们才能制定出契合中国司法实践并具有前瞻性地刑事证据立法.注释:[1]对于证据立法,学界对于立法模式存在诸多争议,笔者历来主张在诉讼法中对证据制度作出相应地规定,而非制定统一地证据法.主要原因在于,笔者认为制定统一地证据法难以弥合刑事证据、民事证据之间存在地差异,与其在统一地证据法中规定例外或者在刑事或者民事诉讼法中再单独作出个别性规定不如在诉讼法中各自解决相应地问题.并且,从立法成本上考量,借三大诉讼法修改之际,完善各自地证据制度是成本最低地最佳选择.再者,目前尚没有人证明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证据制度无法达到制定统一证据法所起地作用,也无人能够证明这种改弦更张能够发挥意想不到地功用.由笔者主持拟订地《模范刑事诉讼法典》就采取了在刑事诉讼法中完善证据制度这样一种思路.当然,《模范刑事诉讼法典》并非立法建议书,其着眼长远,更多地带有学术性、理想性.参见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美]M尔吉安?R?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地证据制度》,吴宏耀、魏晓娜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3]达马斯卡教授地专著《漂移地证据法》、《司法和国家权力地多种面孔》以及《比较法视野中地证据制度》已经被相继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并产生了广泛影响.需要指出地是,对于达马斯卡教授地中文译名,三本译著出现了三种翻译方式,本文从各自版本地译名.[4][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地多种面孔》,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5][美]M尔吉安?R?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地证据制度》,吴宏耀、魏晓娜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6]从笔者近些年参加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地情况来看,大多数证据法论文都是在介绍国外尤其美国地某项证据制度或者规则,而甚少关于中国证据法问题地深入研究.笔者并不否认介绍国外相关制度地重要性,但一篇学位论文尤其是博士学位论文大部分篇幅都在介绍国外地制度,而缺乏对于中国问题地深入研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地重视与反思.[7]至于目地是否完全达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司法实务部门在进步.况且,这些规定中确实有大量进步地规定.[8]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9]其中最有代表性地就是陈光中教授主持起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10]关于这一问题更进一步地论述,请参看拙文：《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地航标》,载《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1][美]M尔吉安?R?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地证据制度》,吴宏耀、魏晓娜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217页.[12]详细地论述,请参看陈卫东、李训虎：《分而治之：完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地一种思路》,载周国均、陈卫东：《死刑复核程序专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13]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应当作为纯粹地证据法问题,而应当作为宪法性刑事诉讼问题.如郑旭：《证据立法应当划清与其他部门法地界限》,载《检察日报》2003年8月15日.当然,这一观点地立论基础是制定统一地证据法.笔者认为刑事证据立法完全可以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证据能力地一项规则加以规定.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谢澍：论刑事证明标准之实质递进性2017-08-03 10:28作者简介：谢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应当呈现“正向递进关系”和“反向指引作用”，而我国当前立法采“刑事证明标准形式一元化”之模式，由此可能形成“动态诉讼程序”与“静态证明标准”的紧张关系。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并不意味着“统一证明标准”或“定罪标准前移”，反而需要通过递进式诉讼程序形塑递进式证明（证据）标准：厘清“一条纵向主线”、搭建“多条横向分支”，以技术化的方式将程序重心从侦查程序逐步推进到审判程序，实现“侦查中心”向“审判中心”的“软着陆”，突出庭审之功用，彰显证明之价值。

…一、缘起：动态诉讼程序与静态证明标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以审判为中心”确定为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具体方向，进而，沈德咏大法官撰文指出：“以审判为中心，其实质是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实行以司法审判标准为中心，核心是统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就是说，从刑事诉讼的源头开始，就应当统一按照能经得起控辩双方质证辩论、经得起审判特别是庭审标准的检验，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公诉指控等诉讼活动，从而'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即占据了极高的话语权重，被不少学者以及实务部门——尤其是法院系统——视为“以审判为中心”的题中要义。

然而，这一观点是否成立，仍需要结合两方面加以证成：其一，究竟何谓“以审判为中心”，其显著特点为何？其二，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在法律上如何规定、在实践中如何演化，是否需要“统一”、如何“统一”？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最初是以诉讼阶段论为理论基础加以建构的，但公、检、法三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却呈现出相互错位甚至各自缺位的异化样态，形成“以侦查为中心”的实践样态。

而“以审判为中心”的提出，为分工配合制约机制的健全指明了方向，作为《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所明确的内容，分工配合制约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制度中的地位与关系，从整体上看，无论是“互相配合”还是“互相制约”其最终的指向都应当是走向“以审判为中心”，这就需要在权力配置和运行上形成“递进制约”，以转变过往“平行制约”的实践弊端。

江溯：如何运用阶层体系分析案件【版权声明】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之用，禁止用于商业用途，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益，烦请告知，我们将立即删除。

主讲人：江溯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刑事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法律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中心副主任，《刑事法评论》主编主讲阶段江溯：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运用阶层体系分析刑事案件。

阶层体系经常被司法人员认为在理解上是比较困难的，我希望通过今晚这场讲座，让大家了解到，其实阶层体系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起来没有大家想象得那样复杂。

根据美国学者乔治·弗莱彻教授的研究，世界上的刑法体系有三种，一是英美的两分制，二是德国的三分制，也就是阶层体系；三是苏俄的四分制，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四要件体系。

在过去的二十年来，我国关于犯罪论体系的讨论中，影响最大的是四要件和三阶层之争。

所谓四要件的犯罪构成，是将犯罪的构造分为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和主观方面四个部分，它最大的特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块饼一样，缺了任何一部分，犯罪都不能成立。

三阶层体系和四要件不同，是在符合构成要件之后，判断违法性，再判断是否存在罪责。

之所以称作三阶层，是因为它就像一个阶梯一样，只有一步步得出肯定的结论之后，才能认为犯罪成立。

在阶层体系中，三个阶层各自承担的功能是不同的，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是一个积极的判断，例如一个杀人行为，我们首先要判断它是否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要件，随后判断它是否符合故意杀人罪的主观要件。

而违法性和罪责的判断和构成要件不同，主要是消极的判断，它们是在审查行为在符合构成要件的前提下，是否具备正当化事由或免责事由。

因此，虽然三个阶层之间是位阶关系，但它们的功能是不同的。

阶层体系的支柱有两个，不法和罪责，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都是在说明不法，不法主要针对行为，罪责主要针对行为人。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区分呢？实际上，不法和罪责的区分是阶层体系和四要件的最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