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煤炭产业发展战略(doc 16页)中国煤炭产业发展战略中国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重重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煤炭的国家，但煤炭产业真正的发展还起自新中国成立之后。
除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期间出现递减以外，我国煤炭产量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
但这种增长并不能掩盖中国煤炭产业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多重问题。
主要问题之一是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企业市场占有率低。
到２００２年底，我国煤炭企业数约２５０００个，但全国煤炭企业平均产煤量仅为６．３３万吨左右。
２００２年，我国年产原煤达到４０００万吨的企业只有神华、兖矿、大同与西焦煤集团公司共４家，超过５０００万吨的只有神华一家，但神华集团公司的市场份额不到５％。
问题之二是劳动生产率低，安全事故高居不下。
我国煤矿的生产效率较低，国有重点煤矿的工效为３．０５７吨／工，是世界上最低的，但在百万吨死亡率方面高出先进产煤国几十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７４％；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８５％；氧化氮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６０％；总悬浮颗粒（ＴＳＰ）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７０％。
问题之五是国有煤炭企业普遍包袱沉重，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这些包袱主要包括：因国家投入资本金不足，国有煤炭企业基本上是负债经营，本息负担沉重；１９９４年全国实施新税制后，煤炭业按加工制造业征税，煤矿企业税费大幅增加；企业办社会的包袱沉重；铁路建设基金的额外负担；资源枯竭矿井不断增多，煤炭企业后续开采资源日趋紧张等等。
问题之六是煤炭产业链短，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小。
我国绝大部分煤炭企业的产品结构单一，尽管绝大多数国有重点煤矿企业都发展了一些非煤业务，但企业利润的９０％都来源于煤炭。
此外，国有重点煤炭企业还普遍存在着观念陈旧、机制转换较慢、管理方式粗放、科技进步缓慢、职工整体素质偏低等问题。
中国煤炭产业发展之痛煤炭资源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性是导致目前我国煤炭产业发展之痛的根本原因，而这种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以资源地理分布为依据的企业组建方式导致了我国煤炭企业众多、规模不大、包袱过重、跨区域扩张困难。
建国初期我国煤炭产业制定了矿井基本建设“大中小并举”的方针，因地制宜，能大则大，能小则小。
这种以资源地理分布为唯一依据的企业组建方式明显地具有“项目公司”的特点，其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只能根据所划定的资源进行开采，规模有限，跨区域扩张困难；矿区远离城市，因地而建的矿区不得承担起各种社会职能，形成沉重的包袱；随着煤炭资源开采时间的推移，开采成本逐步加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逐步降低；随着一些矿区资源的日趋减少甚至枯竭，这些矿区中“关闭破产”压力不断加大。
二是煤炭资源长期的无偿与低价的有偿开采导致了煤炭产业进入壁垒过低、小煤矿丛生，煤炭采出率过低、资源浪费严重。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我国的煤炭资源基本上是无偿开采。
尽管目前根据新修定的《矿产资源法》要求煤炭资源实行采矿权转让，但实际转让费都很低。
资源的无偿或低价获得直接导致了煤炭产业进入壁垒过低，一些小煤窑只需要不多的投资即可打井采煤，这为小煤矿“遍地开花”打开了方便之门。
它们为了更多地获利，粗放式开采成本最低的、经济效益最好的那部分资源，结果煤炭的采出率很低，浪费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而对于那些煤炭共伴生品更是视为垃圾随地乱堆；近些年来，国有重点煤矿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采出率也有所降低。
三是资本金投入不足与长期偏低的煤炭价格导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财务负担过重、自我积累能力较差、可持续发展困难。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重点煤炭企业无偿开采行政授予的煤炭资源，但资本金投入的不足也使企业普遍背着沉重的财务负担。
与此同时，我国煤炭长期执行国家规定的低价格，国有重点煤炭企业长期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乃至长期全行业亏损。
开采资金投入不足与产品销售的低价格导致我国国有重点煤炭企业自我积累能力较差，主要生产设备老化，技术更新资金缺乏，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是煤炭生产与消费的体制性分离导致煤炭企业难以获得较高的煤炭附加值，发展受制于铁路运输，并被指责为环境的污染源。
目前我国每年电力用煤占煤炭总产量的４０％，是煤炭的第一大用户。
由于煤炭业不允许发电，而电力业也不能采煤，煤炭企业无法获得因煤炭就地转化为电而形成的高附加值。
由于我国电力企业消费的基本上是原煤，导致了我国煤炭的入洗率仅为２５％（发达国家的煤炭入洗率为９０％以上），且主要是供应炼钢用的焦煤入洗，而我国现有煤炭洗选设备空置率达到６５％。
虽然我国煤炭资源比较丰富，但分布极不平衡，在长期煤电分离的体制下形成了西煤东运，北煤南调的格局。
目前我国煤炭产量的７０％需要通过铁路运输，运量占铁路货运总量的４０％左右。
由于铁路货运发展滞后，运力有限，我国绝大多数国有重点煤炭企业都受制于铁路运力而难以提高产量。
此外，由于燃煤单位的设备普遍没有脱硫装置，直接燃烧原煤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一些媒体于是将煤炭归为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而呼吁煤炭企业提供洁净煤，而实际上煤炭消费过程中是否形成污染，主要在于煤炭燃烧的设备。
五是以产量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与安全事故处罚不力导致我国煤炭产业安全事故率过高。
增加煤炭产量长期是我国煤炭产业的基本政策，在增产的压力与动力驱动下，我国煤炭企业普遍存在着片面追求产量而对安全重视不够、安全系统投入不足。
尤其是小煤矿生产方法极为原始，只求产量不顾安全，而且在安全事故发生后一般只有为数不多的经济补偿而很少受到相关法规的严厉处罚，结果导致我国煤炭安全事故率长期高居不下。
此外，我国煤炭勘探单位长期被定位为事业单位，通过中央财政拨付的有限的事业经费而进行无偿勘探，由于勘探经费的严重不足，我国煤炭已发现的资源勘探程度低，可供建井的精查储量不足，直接影响到我国煤炭的可持续开采。
美国经验对中国煤炭产业的借鉴经验之一：煤炭是一种重要的化石能源和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必须有偿合理且可持续性地开采。
在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负责控制煤炭资源的使用，内政部土地管理局负责煤炭资源的租借。
美国资源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对联邦公有土地煤炭资源实施租借方式，对煤炭资源已勘探清楚并进行了资源评价的矿区，采用招标方式确定开采者；对煤炭资源尚未探明及未进行资源评价的矿区，实行勘探和开采优先的办法。
煤炭资源价格确定是在资源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的。
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煤炭资源储量、煤质、最大的经济回收率、煤炭开采难易程度和开采成本，以及地产价值、银行利率等。
由于对煤炭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并加强了对煤炭资源的系统管理，美国煤炭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总采出率达到８０％以上。
经验之二：煤炭在其开采、运输与消费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负外部性，政府需要综合控制。
美国政府在控制煤炭开采与加工过程中负外部性的主要措施有：严格审批煤炭建设项目，对凡是没有达到法规要求编制复田设计的矿区不准开采；通过建立废弃矿山土地复田基金帮助采后煤矿的复田。
对于煤炭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美国主要是通过环保立法来控制，对排放气体各种污染物含量的严格规定，限制燃煤锅炉的二氧化硫、氧化氮及烟尘的排量，各用煤单位基本上都采用了新型脱硫集灰等设备，许多煤矿只得停采含硫量高的煤层，改为开采低硫低灰的优质煤层。
美国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主要措施有：建立矿业局，并在各煤矿区建立安全监督机构，派驻检查人员加强检查；颁布煤矿安全保健法，授权全国各地２５０名安全监察人员在紧急危险情况下有权停工撤人；要求矿主事先交纳足够的事故处理保证金，每死亡１人要赔付数十万美元，使得煤矿死不起人。
经验之三：煤炭产品是一种中间投入品，煤炭资源的有效利用标准在于根据市场需求而提供效益最大化的终极品。
目前在我国还有煤炭总产量１３％的煤炭为居民直接消费，而美国９９．５％的煤炭都是作为工业中间品。
煤炭产品并非是煤炭资源开采的唯一目标，美国不少煤炭企业建立坑口电厂将产煤改为输电、建立煤炭气化厂和焦油提炼厂直接生产煤气与焦油。
经验之四：煤炭产业是一个竞争性产业，充分竞争导致煤炭产业全员效率不断提高，煤炭资源获得更为集中且高效地开发。
在美国，１９９１年独立的专业煤炭公司所属煤矿产量仅占美国煤炭总产量的１７．３％，而美国以外的国际财团和外国公司控股煤炭企业已经日益加快进入步伐。
因竞争较为充分，美国煤矿的全员效率而一直保持着世界最高水平，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通过收购与兼并不断地占有更多的资源，最终使煤炭资源获得更为集中且高效的开发。
经验之五：煤炭企业的战略目标在于有效地获得与运营煤炭资源，创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不断提升煤炭资源的附加值，实现企业绩效的最大化。
在美国，由于煤炭可采诸量的５５％为联邦政府所有，而４５％为私人所有，因此美国各大煤炭公司一方面通过投标从联邦政府获得煤炭资源，另一方面则通过收购兼并国内外煤矿而控制大量的优势资源。
如美国皮保迪公司到２００２年底其煤矿已分布在美国的九个州和墨西哥与澳大利亚，共占有９１亿吨可采储量的优质煤炭资源。
美国煤炭企业在交易与运输方式方面也不断创新。
长期供煤合同已成为美国煤炭产业的主要销售方式，皮保迪公司还与铁路公司合作创造了万吨长大单元列车，美国固本煤炭公司在俄州修建全美第一条年运煤量１２０万吨的水煤浆输煤管道。
即便如此美国煤炭运输的费用仍然较高，煤炭企业又开始发展坑口电站，目前它已成为美国能源基地建设的常规模式。
中国煤炭产业战略发展思路为实现我国煤炭资源合理高效的可持续发展，并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煤炭产业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改革现有的煤炭资源管理体制，实施基于资源运营的煤炭资源管理与煤炭产业发展战略。
在煤炭资源的价值链创造过程中，由于各利益相关者战略目标的不同，它们基于资源运营的战略思路并不一样。
对于煤炭资源的所有者而言，基于资源运营的政府部门战略思路是通过招标、拍卖与挂牌等方式有偿转让煤炭资源的探矿权与采矿权，获得因煤炭资源矿业权的转让而形成的收益，并期望这种收益尽可能的合理与最大化。
对于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履行者而言，这种思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制定符合客观现实的环境保护法规，并通过严格地执法，从而有效解决煤炭资源开发、消费过程中的负外部性，尤其是大力降低煤炭安全事故率；另外还要根据国家经济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出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规划，并按规划投放煤炭资源，确保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的充足性。
对于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与国有地方煤炭企业的出资者而言，这种思路是通过对以往行政授予的煤炭资源的有效利用而获得较高的收益。
但考虑到我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目标是国有经济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因此政府部门的战略思路是在对这些行政授予的煤炭资源价值的合理评估，通过矿业权的逐步流转而获得煤炭资源的收益。
对于煤炭资源的开发者而言，基于资源运营的煤炭企业的战略思路是通过煤炭资源矿业权投标拍卖挂牌与收购兼并等方式多渠道获得丰富的优势煤炭资源，通过对煤炭资源合理地开采、加工、销售与运输而不断地提高全员劳动效率与煤炭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尤其通过对煤炭资源的经济合理开发而获得最大化的经济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