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苏轼《定风波》中的理趣
大量“有理趣无理障”的哲理诗应被视为宋诗的一大成就。
至苏轼时代，诗含哲理渐成风气，诗歌“尚理”才成为有宋一代的审美风尚。
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
宋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把抒情与说理紧密结合，将说理或是议论通过形象思维表达出来，即所谓充满“理趣”。
作为北宋文坛一代宗师的苏轼，更是精于此道。
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饱含哲理的诗词文章，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以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等等。
苏轼以其丰富的创作成果无可争辩地登上了北宋理趣诗文的顶峰。
在苏轼的作品中，理总是带着作者的情感体验和认识，总是与具体的物象和比喻结合在一起，因而所言之理往往具有生动、形象、隽永、感人的特点，也就是说具有理趣。
苏轼在元丰元年（1082年）写的《定风波》就有着这样的特点。
据《宋史·苏轼传》记载，1079年，苏轼因“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
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因谗获罪几乎就死，这件事给了曾经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一直主张积极入世崇儒的苏轼以极大的打击。
在湖州至京城的押解途中，苏轼竟然试图纵身江流，在狱中也曾准备服药自尽，写下了“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的颓丧诗句。
后来，在多种因素的配合下，苏轼终于幸免了杀身之祸，得了个有名无实的闲职，贬至黄州。
“初到黄州，廪入绝绝，人口不少，私忧甚之”，（《与秦太虚书》）这时的苏轼，政治处境险恶，精神压抑，生活拮据，他的心情幽独孤愤。
他常策杖江边，望云涛而茫然，并且热衷于在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
（《黄州安国寺记》）黄州生活使苏轼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折，他从以前的努力进取、议论风发转为多作人生感慨，词风更见超逸旷远，也更加充满理趣。
苏轼对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经历进行了严肃的思索，接受并理解了佛家静达圆通，庄子齐物论等世界观，并以此作为自己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从而充分发展了他旷达的胸怀，开朗的性格；慢慢形成了处变不惊，安之若素的人生态度。
这种思想在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定风波》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苏轼描述了沙河道中遇雨这一件极为寻常的生活事件，淋漓尽致地阐发了他从坎坷经历中悟出的不同寻常的
人生哲理和生活情操。
请看他的《定风波》一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
词的上片一开头，就以“莫听”、“何妨”、“且”等字眼层层递进地表现了苏轼在狂风暴雨中泰然自若的神情。
我们仿佛看见，风雨潇潇，穿林打叶，大有席卷天地的气势，而词人却睥睨风雨，要以自己主观的意志力，从心灵上抹煞客观的风云变幻，在“同行皆狼狈”（《定风波·词序》）的窘态下，从容自如。
甚至，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吟咏诗赋，缓步徐行。
在这里，苏轼化用陶洲明《归去来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语句，从而把自己对风雨的蔑视和自身旷达情怀的抒发于平淡描述中尽显无遗。
苏轼随遇而安、悠闲潇洒的风度跃然纸上。
这还不够，苏轼又进一步写道，我柱着竹杖，穿着草鞋，比骑着马儿还要轻松。
词人写到这里，不禁脱口而出“谁怕”，掷地有声，一语双关，既表现了沙河道中风雨不可怕，更是表述出作者面对打击坦然自若的情怀。
正是基于这种感情，他直抒情愫，唱出“一蓑烟雨任平生”，洒脱豁达，笑傲人生，活现出苏轼通达豪放的人生态度。
人生境遇有顺有逆，这是谁都难免的，小至阴晴无定的早春风雨，大至政治风浪中的沉浮荣辱，苏轼都能怡然自得地待之。
联系苏轼两年前九死一生的经历，我们知道，苏轼在这里要表达的正是那种不被苦难击倒的坚韧精神。
苏轼就像“从死灰中复生”的凤凰一样，再也不会为突如其来的不幸而伤痛忧郁。
他的心底一片平和，一片光明，没有什么可以再让他“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
对于仕途的挫折，他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现在这样，柱根竹杖，穿双草鞋，无拘无束地啸傲山林要比当大官，骑着马奔波于繁杂事务中要好得多。
这种不贪慕功名富贵的精神正是苏轼得以旷达坦荡的源泉，他宣称：“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些。
”（《满庭芳》）“浮名浮利，虚苦劳神”。
（《行香子》）苏轼感受到了“处江湖之远”的乐趣，不再留恋“居庙堂之高”的日子。
苏轼坚持操守的倔强品格和以不变应万变的旷达情怀简直就是在向不幸的命运挑战了！读此，顿觉一股豪气迎面扑来，使人心胸为之一舒。
《定风波》的可贵之处并不仅是告诉了我们词人以旷达洒脱的胸怀对待风雨侵袭和政治压力。
在词的下片，苏轼描写了这样的情景：正当微寒的春风吹散了酒意使人清醒，我觉得有点冷时，山头上的斜阳却在迎接我。
此情此景，洋溢着乐观、昂扬的精神风貌。
斜阳本身是无所谓“相迎”与否的，是词人自己心情开朗，对生活增添了爱意，感到生机是不灭的，所以才看到斜阳似乎正在欢迎他。
苏轼写出了自己对“春风”、“斜阳”的亲身感受——冷暖莫辩，喻理于景，为下文张本。
苏轼告诉我们，风雨终会过去的，只要坚持到底，定能战胜
不幸。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送走厄运，前方定会有光明的前景在召唤你呢。
有了成功的喜悦后又怎么办呢？如果词作就此结尾，那未免流于平淡，对于人生境遇，苏轼自又有一番高妙的评论。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厄运过去了，再回忆厄运，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人生境遇大抵如此，不管是风吹雨打，还是阳光普照，厄运好运，一旦过去，都成了虚无。
这里的晴雨比喻忧乐：自然界既无风雨冷暖可言，则人世间又何必斤斤计较于沉浮忧乐呢？苏轼孜孜以求着这种忧乐两忘的无差别的精神境界，这就反映了苏轼“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超脱的人生态度。
这是苏轼对瞬息万变的政治风雨的总括，极富理趣。
苏轼晚年远贬海南时，作《独觉》诗还结云：“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足见他对这种淡泊的境界的体会之深。
清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云：“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
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
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
”此言是触及《定风波》这首词的特点的。
总之，苏轼善于从人生经验中发掘哲理，并善于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哲理。
在苏轼看来，词不仅是情感的载体，而且也是人生哲理的宣言。
《定风波》正是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中，以一件日常小事既抒发了苏轼旷达豪放的情怀，又以清旷超逸的文字，由一己之得推及人生感悟。
告诉我们：在遭受挫折时，不要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也不要沾沾自喜，而要永远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和超脱，不让外界环境的变化扰乱自己的心境，改变自己的乐观态度。
唯有这样，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保持怡然自得的精神状态，胸怀开朗，自信坚定，满不在乎地对待风雨侵袭和政治压力。
这就是《定风波》的基本精髓。
然而，我们对于词中流露的忘怀得失、超脱利害，虚无缥缈的哲理思想，也应有足够的戒心和清醒的认识，看到它的局限性。
同时，瑕不掩瑜，苏轼不为外物荣辱所累的旷放胸怀和他那不因政敌迫害就放弃“悲歌为黎元”的志向的倔强情操，我们应加以赞赏。
吉米·杜兰特说得好：“随遇而安，不仅会使你感到愉快，也会给别人带来愉安。
”词作《定风波》正是把这样深刻的人生哲理的阐发和平淡的生活小事的描写丝丝入扣、环环相连地不露痕迹地融合了起来，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成为苏轼理趣诗词艺苑中的一朵瑰丽的奇葩，历来为人们所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