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浙东学者的政治思想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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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化传承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仅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有着巨大的发展,而且在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方面也有着丰富的成果。
本文将探讨明清两代的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并着重讨论士人思想、经学、文学艺术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重要内容。
明清时期,中国的士人思想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在明代初期,朱元璋明确强调士人应当以行为为本,秉持儒家的道德修养和正确的政治理念以服务于社会。
然而,到了明代中晚期,士人思想开始出现多元化,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成为重要的思潮。
心学主张“知行合一”,强调个人内心的修养和实践,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思潮影响了当时的文化和科学领域,并对后来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经学方面,明清时期继承并发展了宋代的理学传统。
经学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对于士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地位。
明清两代的经学家致力于对经典文献的解读和注释,以及道德修养和政治治理的研究。
他们注重对经典文献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关行为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观点。
例如,明代的戴震提出了““民胞物与,幸甚至哉!”的思想,他强调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爱、互相帮助,共同建设和谐社会。
在文学艺术方面,明清两代的作品流传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明代文学以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为代表,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还承载了丰富的社会和人文思想。
其中,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通过对贵族家庭的描写,深刻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的荣华富贵与虚伪堕落。
而清代则出现了具有古典韵味的诗词和散文,如李清照的词和纳兰性德的诗歌等,这些作品从多个侧面展现了明清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士人的思想情感。
此外,明清两代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黄金时期。
明代朱载堉和宋应星等人在天文学、数学、农学和医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后来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在清代,肖尔之、郭嵩焘等人致力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推动了科技的进步。
剖析浙商精神的历史渊源和特点剖析浙商精神的历史渊源和特点摘要:浙江商人是中国近代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区域商人群体。
在历史的演变之中,浙江商人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浙商精神”,即勤奋精神、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这也是浙商能够长久发展的重要原因。
我们相信浙商精神对我们而讲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在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现代化建设中,仍然值得继承和弘扬。
关键词:浙商精神;勤奋;合作;创新一、浙商精神的历史渊源浙商已经成为了中国数量最多、分布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经营者群体,浙商模式是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浙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货郎游走和创业探索的阶段,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这个阶段是浙商的起步阶段,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白手起家,风吹草长;其次是蚂蚁雄兵和资本扩张的阶段,大致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阶段的浙商基本已经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开始接受现代经营管理思想,积极融入市场经济前沿,推进各行业往纵深发展;最后是翱翔天空和市场化时代,大致是进入21世纪至今,浙商成功汇入经济全球化后的市场经济(周明宝,1992)。
浙商精神是浙商从起初的货郎转变为现代的成功企业家的经验积淀和总结,同时也是这个转变过程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
浙商精神有着深远的历史源头,是集中国历史文化和西方市场文化的综合体。
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中的“入市苦行”观念是浙商重要思想来源,儒家孔子代表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偶像,是浙商精神的起点;明清之际,浙东学派,尤其是王阳明、黄宗羲、全祖望等大儒的思想成果,是浙商的精神动力。
今天“入市苦行”的文化观念依旧是支撑浙商的精神源泉,这种文化在浙商身上表现为,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职业无贵贱,生意无大小(孙勇才,2005)。
同时,浙商文化也在与时俱进,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环境下,开放式的接受西方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
浙商精神的精髓也是由三个要素组成,即勤奋、合作和创新,而西方学者韦伯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敬业精神、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李建华,2008),浙商精神和韦伯命题是和而不同。
浙东学术精神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内容提要:从南宋浙东学派到明清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是求真务实,经世致用。
浙东学术精神的特色是:道欲通方,业须专一;学有宗旨,不守门户;严于去伪,慎于纠偏;临文主敬,论古必恕;真修实悟,崇尚性情;砥砺气节,重视践履。
浙东学术精神构成要素是:血气(情)——刚健动进,狂狷中和;知虑(知)——实学求是,经世致用;志意(意)——胸怀天下,爱国利民。
民族精神是学术精神的土壤和源泉,学术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导向,区域精神是民族精神和学术精神的特殊体现。
浙东学术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学术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现代浙江精神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关键词:浙东学术精神特色构成要素作者:杨太辛,男,1935年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
区域文化研究开发的主题,应该是探索、提炼、拓展区域精神,以在更深层次上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
区域精神,主要包括草根意识和学术精神两个方面,前者是后者的土壤和基因,后者是前者的凝聚和提升。
从南宋的浙东学派到明清的浙东学术,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之为浙东学术精神。
这种精神远绍先秦汉唐的中原文献之学,近启近现代的经世致用和维新变革思潮,上达于国家中枢,下及于民间百业,绵延流泽至今,成为浙江精神的历史文化资源。
一、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自南宋的浙东学派到明清的浙东学术,名家辈出,各有胜义。
细按之,则因宗主或宗旨不同,再可分源别派;统言之,则无论其为金华、永康、永嘉,还是台州、四明、绍兴,不管是宗程朱或宗陆王,还是自成一家,由于地域、师承、交往、学风的综合作用,都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姑名之曰浙东学术精神。
学术,是觉道效术的过程和结果;精神,是知识、情感、意志的总体。
学术精神,主要是指人们在觉道效术的学术活动中的指导原则、感情气质和心理倾向。
浙学各派,虽宗旨有异和个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共同具有的心理倾向,我们称之为基本精神。
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是:求真务实,经世致用。
63作者简介:张萌(1977— ),女,汉族,浙江余姚人。
主要研究方向:教育教学。
黄宗羲(1610~1695),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之一黄尊素长子。
黄宗羲是中国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
他生活在明末危机四伏,异族入侵,宦官专权的动乱年代。
终其一生,对留存了几千年的封建政体及其腐朽的思想体系作了无情的剖析与深刻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政治见解,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充分展现了博学多才的大家风采。
他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
其中,《明夷待访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阐发民主主义思想的纲领性著作,在晚清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中成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
其中,在教育领域,他的思想和论述开创了中国教育改革之先河,可以说,黄宗羲在理论和实践上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作为教育家的黄宗羲,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黄宗羲很早就开始教学生涯。
明天启六年(1626年),其父黄尊素被害时,他年仅17岁,便担负起了教育两个弟弟的重任。
在武装抗清斗争失败后,他避居余姚化安山,一面从事学术研究,一面进行教学活动。
自康熙六年(1667年)后,他更是先后在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进行大规模的讲学活动。
甚至在80高龄时,仍不知老之将至,兴致勃勃,重登姚江书院讲学。
黄宗羲从事教学活动,前后历事60余年,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实不多见。
而清代浙东学派的形成,又和黄宗羲在浙东的讲学活动密不可分。
所谓清代浙东学派,指的是在浙东宁波和绍兴地区形成而逐渐扩展开去的一个学术流派。
我们知道,一个学派的形成都离不开创始人的教育活动。
譬如,春秋时代孔丘创立的儒家学派,墨翟创立的墨家学派,后来宋明时代出现的“心学”、“闽学”等都是如此。
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政治思考和实践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社会、政治的动荡不时出现,一系列变革、革命,导致深度的政治模式转变。
在这个时期,一批优秀的思想家纷纷再次引领了历史的潮流。
他们发掘并研究历史上的经典著作,创造了新的思想和理论,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政治实践措施。
下面,将分别从科举改革、教育和政治思想等角度,探讨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政治思考和实践。
一、科举改革在明末清初的时期,科举制度被广泛地使用,它对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众多的学者意识到了科举本身存在着一些问题,强调修学不得力、荒废原领、权貌华而德常亏等制度弊端,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全和秩序,大家似乎都渴望找到科技制度改革方案。
如李存孝主张“由科举制度改为选拔人才,不拘意 rang,文武并举。
”他的这种思想被看作是对科举制度的一次重要的反思,它不仅抨击了科举所产生的诸多弊端,更是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革,总体来说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教育在教育方面,清代毕沅、孙星衍以及计划制定者吕留良等思想家一直在探讨如何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培养人才,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
针对传统的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
孙星衍在《述异记》中提出:“其努力是兴旺者,其抑制也是兴旺者。
”这种思想深受当时的教育工作者的赞同,通过这个理念的倡导,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思想更为开放和灵活,强化了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实现了本土化的教育途径。
三、政治思想在政治思想方面,张烺的思想摆脱了传统士子的旧思想,提出了《世界通经》的概念,强调要让读书人重新回到社会的生活中去,顺应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趋势,提出了让社会改革和制度变革结合在一起的方法。
同时,杨慎的思想强调了文化深度与社会价值的关系,他认为文化的深度,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创新。
他的思想观念受到了许多革命者的赞赏和借鉴,成为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总的来说,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政治思考和实践,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相互交织,极具特色。
在这个时期,许多知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篇文章将探讨明清时期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
一、明清时期的政治思想1. 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王阳明(1472-1529)是明朝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将领。
他代表的心学思想强调人们应该通过自我反省来理解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
他认为,每个人的心灵都具有天赋的伦理判断力,并且这种力量可以通过修炼、反思和真诚的态度来发掘和培养。
因此,他主张“知行合一”,即将道德规范内化到自己的生活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2. 儒家思想的复兴与发展明清时期,儒家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复兴和发展。
在此期间,许多儒家思想家开始重新评价儒家学说的价值,并对其进行改革。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提倡“格物致知”的程颐(1033-1107)和张载(1020-1077)。
他们认为,人们应该通过研究自然现象来理解道德原则和社会规律。
这种思想为儒家学说的现代发展奠定了基础。
3. 中央集权的强化明清时期,中国政治的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这一趋势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地方官员的选拔、审查和管理等方面。
同时,朝廷和皇帝的权力得到了增强,他们能够干预地方政治和社会,以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秩序。
二、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想1. 以唐君毅为代表的新儒家唐君毅(1899-1978)是中国现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
他代表了新儒家的思想舞台,致力于弘扬儒家文化,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的哲学思想受到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影响,强调爱、和谐和人性的真正价值。
2. 提倡自由思想的海瑞海瑞(1513-1587)是明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提倡自由思想和言论自由。
他认为,人们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不应该被统治者的权力所束缚。
他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努力,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现代化发展揭开了序幕。
明清浙东学者的政治思想及启示
乐承耀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明清浙东学术思想中关于民主启蒙、民本思想、清廉政治等符合时代要求的真知灼见,在当时闪耀着思想光辉。
在民主启蒙思想方面,明清浙东学者对封建王朝的弊政及两千多年的君主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省,提出了民主启蒙思想。
黄宗羲是其主要代表。
张岱年在《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中说过:民主思想“至少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就是统治者与人民谁为谁服务;一个是最高权力问题,就是最高权力应该由谁掌握。
”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也包含了这两层意思。
他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君民、君臣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认为“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君》)。
……黄宗羲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认为君主颠倒了君与客的关系,侵犯了“天下人”的利益。
封建帝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产业,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
为满足他的“大私”,“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还痛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下的法令为“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甚至直斥为“非法之法”(《明夷待访录·原君》)。
在君臣关系上,黄宗羲主张臣不是为君服务,他的职责与君一样都应该为“天下”服务。
“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明夷待访录·原臣》)尽管黄宗羲在当时还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民主的字眼,但字里行间已闪耀着民主启蒙思想的光辉。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说,《明夷待访录》中“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
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和谭嗣同在“倡民权共和之说”时,将《明夷待访录》一书节抄印数万本。
可见,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对中国近代革命
者有很大的影响。
在民本思想方面,明清浙东学者为维护封建统治,主张封建君主在治国中应以民为本,惠民、养民、爱民、富民。
其中,方孝孺就明确主张“养民富国”。
他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认为“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宁余于民,无藏府库”(《逊志斋集》卷5)。
在政府富裕与人民富裕之间,他更强调人民的富裕,对历代王朝推行的重敛政策给予严厉的抨击。
王阳明在地方任职时,也多次上疏,说明百姓受灾困难情况,要求宽免辖区钱粮。
“民之疮痍已极,实在无输之物矣,别夫离女,弃子鬻女,有耳者不忍闻,有目者不忍睹。
”他在江西任职时上疏说:“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摇,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小民困苦已极,思邦本之当固,虑祸变之可忧。
”(《王阳明全集》卷13,《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弥灾变疏》)为政爱民的情怀已跃然纸上。
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的民本思想也十分丰富。
黄宗羲揭示了税费改革怪圈,指出解决赋税问题与土地问题一样,对减轻人民的负担有重要作用,并提出赋税改革建议。
万斯同看到战乱后的经济衰败和民不聊生的景象,对人民深表同情,他认为明王朝的灭亡是由于晚明的赋敛之重,“生民之苦极矣,国欲不亡得乎?”(《讲经口授》)
明清浙东学者主张惠民、爱民、养民,尽管也有其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但他们关心百姓生活,体恤民众的疾苦,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某些利益和愿望。
在清廉政治方面,浙东学者从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主张为官要清廉。
方孝孺认为,“国之所尚者,公廉。
”(《逊志斋集》卷17《孝思堂记》)“公”就是不徇私枉法,“廉”就是不贪钱财。
他指出,“仕之道”的重要条件是官员廉洁奉公,不徇私枉法,不贪财钱。
这样,政治就会清平如水。
正因为如此,浙东学者对吏治腐败深恶痛绝。
方孝孺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更替时指出:“聚敛之臣贵,则国贫”,“赂贿行于下,则国贫”(《逊志斋集》卷1《杀诫》)。
黄宗羲认为,吏之冗滥与做恶,是国家和社会的大敌。
官吏和阉宦的穷奢极欲,不顾国计民生,必然导致一个政权的灭亡。
朱舜水在总结明朝灭亡原因时认为,明代官吏“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坐沐猴于堂上,听赋租于吏胥,豪右
之侵渔不闻,百姓之颠连无告。
乡绅受贿,操有司狱讼之权;役隶为奸,广暮夜苞苴之路”,这种官场腐败正是明朝灭亡的原因。
他指出,在官吏横征暴敛之下,“小民安得不被其害?”“安得而不穷?既被其害,无从表白申诉,而又愁苦无聊,安得不愤懑切齿,为盗为乱?”(《朱舜水集》卷1)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明清时期浙东学者的这种清政廉洁思想,无疑是对明末黑暗的政治现实的深刻揭露。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