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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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多元系统论”一伊塔玛·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的理论观点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是基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而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
佐哈尔于1978年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为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
佐哈尔认为不应把翻译活动视作个别的文化现象,而应联系到更大的文化层次上加以探讨。
多元系统论实现了对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突破,并结合翻译研究派的理论,对影响翻译过程的诸多因素及翻译的多元准则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有益探讨。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
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
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
”[1]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
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
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与整体文化以及整体内的其他多元系统相互关联,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
因此,任何一个多元系统内发生的变化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世界文化这一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变化因素联系起来研究。
多元系统论
多元系统论是系统思维的一种重要形式。
多元系统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具有复杂网络结构的多元系统,它不可分割,也不可能等同,这意味着一种事物必须把它看作一个整体,不能把它分割成若干部分。
多元系统论指出,每个单元都与系统其他部分有着紧密的联系,属于同一多元系统,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整个系统的行为。
此外,有许多外部变量也可以影响多元系统。
多元系统论的应用非常广泛,可以用来描述大多数自然界的系统,以及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等。
多元系统论为研究各种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深入揭示系统的内部运作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系统的复杂结构和复杂联系。
多元系统论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变迁,把握发展机遇,实施系统调控和有效干预,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它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帮助人们深入探讨社会的发展问题,更好地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准确的规划。
多元系统论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旨在探讨为什么有些社会组织能够持续创新、持久存在,而另一些社会组织却被破坏或消散的原因。
一个多元系统(MNS)也称为“组织系统”,是一组关联的子系统(e.g., 结构、文化、策略),这些部分彼此联系,以协同工作,支撑和推动整个系统。
规范性概念是多元系统论中的重要概念,它表明社会组织系统是如何维持各个元素之间的平衡和稳定。
这些元素包括制度、社会景观和机制,它们与短期或长期发展相关联,从而影响组织系统的行为、成果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实现。
规范可以分为视觉、行为、语言和精神上的规范。
视觉规范是指组织考虑维护哪些期望的外部形象的观念。
举个例子,你决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哪些照片,它可能会影响新员工对组织的隐喻。
行为规范则是指针对组织成员所应遵守的规则。
这些规则通常由领导者制定,公司规章制度或反欺诈等有关机构授权,以确保组织成功运行。
语言规范是指每个层次组织成员之间互相沟通的规则,而精神规范指的是组织主张普遍遵守的价值观念。
每个组织都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制定、实施和审核有效的规范,以确保各个组件的合作,一致表现和协同作用,以促进组织的繁荣发展。
来自上层管理层的有效支持和参与是保证规范实施的关键,并且还可以帮助组织成员熟悉定义的标准和要求。
规范也发挥着一定的道德功能,从而帮助组织建立健全的社区精神和气氛。
总的来说,规范概念是多元系统论中的重要概念,它旨在确保组织系统的稳定,确保各个组件之间的和谐共处。
有效的规范是维护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正确的规范会激励组织成员 on保持其最高水平的行为。
多元系统理论的起源多元系统理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以色列学者Even-Zohar提出,然而其源头却可追溯到俄国形式主义时期。
形式主义对多元系统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形式主义提出了系统的概念,形式主义认为,系统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其构成元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Baker, 2005: 176)。
形式主义者给文学研究带来革新,提出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次序、分等级的结构,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
他们看重的不是元素本身,而是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形式主义概念中,文学革命的推动力是用陌生的取代熟悉的,用新鲜的取代传统的那股持续力量。
”在形式主义思想中,Yury Tynjanov 的思想与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关系最为密切。
Tynjanov是将文学视为“系统”的第一人。
他认为一个“文学事实”是一个相对的实体。
他声称“一个‘文学作品’、一种‘文体’、一个‘时期’、一种‘文学’、或者‘文学’本身,都代表了各种特征的总和,这些特征在与其它元素构成的网络中获得自身价值”。
他还提出了“中心/边缘对立”的概念,这一概念后被Even-Zohar采用。
多元系统理论的重要概念以Tynjanov和其他形式主义者的研究成果为起点,Even-Zohar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启了他自己的系统方法。
当时他的直接目标是解决与翻译理论以及希伯来文学的历史结构相关的问题。
他在这些领域对形式主义概念的运用最终导致了“多元系统理论”的诞生。
根据Even-Zohar的观点,“多元系统”指异质的、分等级的多个系统的聚合,各个系统相互作用,整个多元系统维持一种持续的、动态的发展状态。
在这种模式中,有三组对立:(1)“经典化的”产品或模式和“非经典化的”产品或模式的对立,类似于“高级”文学和“低级”文学的对立。
“经典化”的或“高级”的形式指“被一个文化的统治阶层视为合乎正统的文学规范和作品(即模式和文本),其最突出的产品被社会保存下来,成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 (Even-Zohar, 1990b:15)“非经典化”的或“低级”的形式指“被那个阶层视为不合正统的规范和作品,其产品通常最终被社会遗忘(除非其地位有所改变)”。
多元系统翻译理论定义多元系统翻译理论是一种翻译研究领域中的理论框架,旨在探讨翻译活动中的多种因素和变量对翻译结果的影响。
该理论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跨文化和跨语言之间的复杂交流过程。
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考虑了诸多因素,如语言结构、文化差异、认知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以深入理解并解释翻译的本质和实践。
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核心观点1. 翻译是多维度的交互过程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多维度的交互过程,涉及到多种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些系统包括源语言系统、目标语言系统、文化系统、认知系统以及社会系统等。
翻译过程中,翻译者需要在这些系统之间进行有效的信息转换与传递,以达到准确和适宜的翻译效果。
2. 翻译的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多元系统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结果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翻译结果受到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语言结构、文化背景、个体认知特点以及社会环境等。
不同的因素和变量在不同的翻译任务中可能起到不同的作用,因此翻译结果往往是多样的。
3. 翻译是一个认知加工的过程多元系统翻译理论强调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加工过程。
翻译者在进行翻译任务时,需要对源语言文本进行理解、加工和转换,然后生成目标语言的表达。
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者需要运用各种认知策略和技巧,如注意力分配、信息加工、概括和推理等,以处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
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实践应用多元系统翻译理论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可以指导翻译实践中的决策和行为。
在实践应用中,多元系统翻译理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方法得到体现:1. 跨文化适应性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认为跨文化适应性是翻译实践中的重要任务。
翻译者需要充分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了解文化差异对翻译结果的影响,以便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转换。
在实践中,翻译者可以通过增加文化背景的学习和了解,提高自身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并在翻译过程中善于处理文化差异。
2. 专业化知识与素养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认为翻译者需要具备丰富的专业化知识和素养。
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组织管理理论,它可以帮助经理们更好地理解组织中发生的各种复杂现象,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管理组织。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许多不同的变量组成的。
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它们可以互相影响,从而影响组织的运行。
例如,组织内部的激励政策可以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工作积极性又可以影响组织的生产力和效率。
多元系统理论还试图找出组织管理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帮助管理者更好地理解组织中发生的各种复杂现象,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管理组织。
例如,可以分析组织中的激励政策、组织文化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帮助管理者更好地把握组织管理的有效性。
多元系统理论还认为,组织的发展不仅受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例如,组织可能会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
这些外部因素会影响组织内部发生的各种事件,因此,管理者需要考虑这些外部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变化。
多元系统理论是一种有用的组织管理理论,它可以帮助经理们更好地理解组织中发生的各种复杂现象,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管理组织。
此外,它还可以帮助管理者更好地了解外部因素对组织的影响,从而制定有效的管理策略。
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是近年来应用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有效的组织研究理论。
它通
过结合多种现实的多元因素,建立了一套系统理论,有助于理解、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多元系统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系统是由多个相互作用的元素组成的复杂的模型,而且这些元素有着不同的特性,它们会相互影响。
系统和它的元素之间有着动态的关系,它们会交互作用,相互依赖,从而使系统更具有弹性。
多元系统理论由多个元素构成,它们是多维关系模型,主要包括人、文化、技术、组织、环境、资源等6个元素,它们构成系统,他们之间有着交互作用和依存性,以及有效实现组织有效运行的规则。
多元系统理论是一个概念性的理论,它将系统建构与具体的组织实践相结合,
强调动态的协同模式,以适应复杂的环境,并有效控制组织的性能。
其特点是严格的理论���结合复杂的实践,将多个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变化融入到关系分析中,以实现模型和实践的理论依据,进而促进组织高效管理。
最终,多元系统理论可以有效提高组织的绩效、效率和促进可持续成长发展。
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经提出的一种理论。
1978年,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西方学术界早就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但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所以直至八十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
直至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
但是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来,那也已经是九十年代末的事了。
比起国内学术界,我国香港台湾的学者与多元系统理论的接触显然要比大陆学者早,他们在1994年即已直接聆听了埃文-佐哈尔的报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在台港也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很大的廻响”。
1在台港,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才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2001年第3期《中外文学》推出的“多元系统研究专辑”也许可视作这方面的一个标志。
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之所以迟迟未能在华人文化圈内产生较为热烈的反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本身比较艰涩,牵涉的学科又过于庞杂,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另一方面,更因为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文本以内,而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立,这使得他们即使接触到了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一时会觉得它似乎与他们心目中的翻译研究相距甚远,甚至没有关系。
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文章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文恐怕也是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大陆传播不广的一个原因。
最近,2002年第4期《中国翻译》刊印了张南峰教授翻译的《多元系统论》译文,不知能否引发国内译界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兴趣和热情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
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
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
”2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
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
简言之,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到世界文化、小到国别(民族)文化的活动图。
按理说,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主要着眼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为此,我最初接触到埃氏的Polysystem theory一词时,曾把它翻译成“多1 1994年11月22-25日埃文-佐哈应台湾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之邀,在台大外文系做了两场学术演讲。
参见2001年8月《中外文学》第4页。
2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20页。
元文化理论”,以突显其文化理论的本质),其中提到翻译之处也并不算多。
但是,不无有趣的是,恰恰是翻译界最先接过了多元系统论,并把它成功地应用到了翻译研究的实践中去,这很值得人们玩味和深思。
当然,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确实对我们从事翻译研究有诸多的启迪和指导。
首先,它“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的原则,以及对“批评”(criticism)与“研究”(research)之间的差别的强调,对我们国内的翻译研究就很有启发意义。
我们翻译研究的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算起,已经长达一、两千年,但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焦点大多放在埃文-佐哈尔所说的“批评”(criticism)上,也即往往集中在价值判断上:不是说某某人译得好、译得出色,就是说某部译作、或某篇译文、段落、句子译得不确、有错误,等等,却忽视了翻译研究存在的另外一个天地,也即埃文-佐哈尔所说的“研究”(research)。
指出“批评”与“研究”的差异,强调不要把两者相混淆,并不意味着肯定后者和否定前者。
事实上,两者各有其不可相互替代的功能。
前者属于应用性研究,偏重于对翻译实践的指导;而后者则属于描述性研究,更着重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描述、揭示和认识,是一种比较超脱的纯学术研究。
应用性研究我们做得比较多,既有个人翻译经验的总结和交流,也有具体译作的分析和点评。
譬如,翻译家赵萝蕤以她前后翻译过的长诗《荒原》两个不同译本中的一些片断为例,谈她如何从三十年代版的“不彻底的直译法”转到七十年代末的“比较彻底的直译法”,以及如何在译文中体现原作中的各种不同的语体的体会,等等。
3再如翻译家叶君健批评我们在中译外的工作中,曾经为了所谓的“忠于原文”,画蛇添足地把“老虎”译成old tiger,把“肥猪”译成fat pig,令懂外文的人啼笑皆非。
更有甚者,有人还把我们哲学中的一个术语“两点论”依样画葫芦译成法文的la thèse en deux points,结果“两点论”变成了“冒号论”,使得法文读者不知所云,想求忠实反而不忠实。
4不难发现,应用性研究多为文本内研究,或是把译文与原文对照,辨其信达与否,或是把两种或几种译文进行比较,判其孰优孰劣。
描述性研究近年也开始多了。
譬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内出版的翻译史类的着作即是一种,从较早的《中国翻译简史》(马祖毅着)、《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主编),到近几年出版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孙致礼编着)、《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着)、《汉籍外译史》(马祖毅、任荣珍着)等,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种翻译活动和事件从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
这类着作一般不会关心文本内的研究(个别着作也有涉及),但避免不了价值判断,如对某翻译家或某译作在历史上的作用、意义的评价等。
还有一类着作,就明显地属于纯学术的研究了,如蔡新乐的《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和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等。
前者借鉴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等理论,对文学翻译进行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研究的是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与特征;后者在全书的开篇即援引埃文-佐哈尔的一段话作为题头语,指出“尽管文化史家普遍承认翻译在国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描述层面上,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5然后,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中,分别对严复、鲁迅、瞿秋白的翻译理论和思想、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晚清翻译外国小说的行为和模式等,在大量的中外文史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当代西方的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上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和事件等,进行了新的阐发和研究。
有人也许会感到担心,跳出文本之外的翻译研究与翻译有什么关系呢这种研究会不会流3赵萝蕤《我是怎第翻译文学作品的》,载《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05-614页。
4叶君健《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点体会》,载《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
5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页。
于空谈呢因为迄今为止,仍然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既然是翻译研究,就应该结合具体的翻译实际。
离开了翻译的实例谈翻译,有什么用呢其实,有这种担心的人只看到了应用性研究的意义,却没有看到描述性研究的价值。
即以王宏志教授的研究为例,王教授的研究虽然没有具体指出哪一句句子译错了,或哪一句句子译得很好,但是他的研究却能帮助我们更正确地把握严复的翻译思想:我们不少人以前总以为在严复的“信达雅”观点里,“信”是占第一位的。
但王教授的研究揭示,原来在严复的翻译思想里“达”才是占据首位的。
王教授的研究还让我们看清,原来鲁迅与梁实秋、赵景深的翻译之争,本质并不在于对翻译标准理解的差异,而是背后有更深刻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等等。
诚然,文本内的研究对翻译实践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似乎更有用。
但是,有些问题如果仅限于文本内进行研究,却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眼下正好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前不久《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正如该文的副标题――为我国对外英语编译水平一辨――所示,文章作者举出好几个令人信服的例子,从半个多世纪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称赞已故国民政府的外交官顾维钧的英语水平了得,足可与之“平起平坐”,到最近几十年我国翻译家许孟雄、英若诚等人的比外国人翻译的质量“高出一筹”的译作,等等,说明我国翻译家完全有能力、有水平把中国作品译介给世界。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要指望由西方人出钱来弘扬中华文化,那是一厢情愿,万不可能。
”文章最后,作者满怀热情地说,“因此,只要我们编得好,译得好,市场肯定不成问题,前景一定无比灿烂。
”应该说,作者为中国对外英语编译水平的辩解是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确实有一批翻译家,他们的中译英水平绝不输给外国人。
我这里甚至还可补充好几个例子,如方重翻译的陶渊明的诗,孙大雨翻译的屈原的《楚辞》,国外有关学者在进行过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后,也心悦诚服地指出,它们比国外翻译家翻译得还要好。
但是,文章最后的结论却未免失之偏颇,这是因为译介(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翻译质量的高低。
译得好(这里主要指译得正确),并不见得就一定会有市场。
对此,我想我们每个喜欢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
譬如,我就喜欢傅雷的译作,见一本买一本,毫不犹豫。
但是,假若有某个精通中文的法国人,他把巴尔扎克的作品也译成了中文,而且他对巴尔扎克的作品的理解要比傅雷正确得多,我会不会买呢我想不会。
而且不光我不会买,许多和我一样喜爱傅译的读者也不会买。
不要说这个虚构的法国人的译本我不会买,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好几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新的、相信比傅译译得更加正确的巴尔扎克作品的中译本,但是购买者和读者有多少呢恐怕根本无法与傅译的购买者和读者相比吧这其中的原因,也许与钱钟书情愿一本接一本地重读林纾的译本,而不愿读后来出版的、“无疑也是比较正确的译本”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