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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思想与贡献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化名流，生于19世纪末的中国时代，与时代同步，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是一个兼具思想深邃与务实的学者，他的思想主张以新学学派为基础，既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合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并被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一、梁启超的思想1. “封建既死，则孔孟其肝胆。
”梁启超认为孔子与孟子都是中国文化的优秀篇章，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需要摒弃孔孟思想中的某些非现代化的因素，比如等级观念与个人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冲突等。
而且，在他看来孔孟之道应该被重新审视和研究，因为在这种全新文化格局下，它的局限性和重要性都在逐渐显现。
2. “吾日三省吾身”梁启超崇尚“自由思想”，提倡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以便更好的改正错误、提高自己的人格。
他在其《新民说》中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检验法，以此教育人们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提高，使自己更加成熟，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3. “古今中外，孔子与耶稣最为人类所共尊”梁启超认为孔子和耶稣是两位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代表，二者不谋而合，在道德思想和人性价值上，二人有许多相同之处。
他们都强调爱、善、道德等多个方面，并对其强调“近人情”、“和平”，在为人处世和道德价值观方面对人类文明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梁启超的贡献1. 德先生与学掌门作为一个教育家和思想家，梁启超非常关注青年的成长和教育。
他足迹遍及全国，担任了不少学校的重要教职，如北京大学、南洋大学等。
他在教育行业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倡“德先生、学掌门”教育理念，这套教育理念主张把德育和知识传授并重起来，将校园培养的学子作为德行优秀、知识丰富、具备个性特点的优秀人才和领袖。
2. 提出“改革创新”的口号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改革家，他曾在1903年在《民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强调要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改革。
二：论述：谈谈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史学上的价值梁启超是晚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的领袖，又是晚清杰出的文学大家，他在文学上致力于文学革新，倡导文学革新运动，为中国文学逐渐摆脱封建文学的羁绊，促使中国文学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下面我就梁启超在近代文学上的贡献及其史学上的价值予以论述。
一、贡献：（一）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传统文学向新文学过渡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方面，梁启超起到了引导和促进作用。
1898年，梁启超著有一篇关于翻译的万言文章《论译书》，被徐志啸认为是“近代文坛上第一篇提倡翻译、专论翻译的专门文章”，为中国的翻译理论、近代的中外文学关系做出了贡献。
他的翻译观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创新性、经济的目的性两方面。
1、意识形态的创新性a以政治小说作为文学的翻译题材梁启超是提倡翻译西洋文学的第一人，取政治小说为文学翻译的题材,主张一种宜教启蒙的翻译观。
戊戌变法后,他在亡命日本的军舰上,随阅随译了《佳人奇遇》。
作为近代第一部译出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是梁启超翻译译印政治小说理论的第一次具体实践,拉开了晚清政治小说翻译的序幕。
1902年,他又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卷,第一期),文中将他的翻译外国小说,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梁氏小说翻译理论改变了社会上对翻译小说的歧视,繁荣了晚清小说翻译事业,迎来了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热衷于西洋文学的翻译家和一批西方文学翻译名著。
如林纾在1899年翻译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1901年又翻译了(黑奴吁天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随后又有周桂笙、徐念慈、、包天笑、陈鸿壁等著名文学翻译家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
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梁氏小说翻译理论影响之大!b以日文转译作为文学翻译的策略甲午以后的中国形势日趋危急，梁启超认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必须振兴中国翻译事业。
梁启超学术特色与成就之探讨
黄跃红
【期刊名称】《商场现代化》
【年(卷),期】2005(000)10X
【摘要】梁启超，这位活跃在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与近代
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
梁启超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思想解放，学以致用，强调学术为维新变法服务，学术活动服务于政治目标；治学方法最重科学精神；研究以史学为中心。
因此，为继承和弘扬其宝贵的思想遗产，对其思想与学术活动的考察，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充满意义。
【总页数】3页(P301-303)
【作者】黄跃红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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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贡献与实践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家和改良主义者，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不仅是“新学派”的核心人物，还致力于推进儒学现代化，提倡国家学派，同时也为推动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贡献和实践。
一、对儒学现代化的推进梁启超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早期，梁启超就提出了儒学应该现代化的思想，他认为“今之儒者，其业不亦宏哉，乃自宋元以后东渡诸臣，钜学无所表扬，虽昔之仁、礼、义、智，有无不精，主要目的是备品行之自用，毫不考虑科学政治之问题”。
他认为推动儒学现代化，需要重新审视传统，发掘儒学中的现代价值，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梁启超还尝试将儒学与科学结合起来，提出了“儒学归正理论”，认为儒学应该贯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变化和现代化发展要求。
他积极支持孙中山“兴义务教育，撤销废奴学堂”的主张，提出要引进西方教育体系，推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
梁启超也成为了新式文化运动的先驱，推动国学复兴，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二、推进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梁启超不仅在思想文化上做出了贡献，也致力于推进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
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和主张，如“党化政治”，“西式宪政”，“中央集权”等。
他早年时曾提出“反对少数民族伐款”、“反对资本主义”，提出“欧化与本化”相结合的国家方针，推动了中华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的进程。
梁启超也积极推动社会的进步。
他发起了“会典派”，旨在通过普及知识，推进社会改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
他还主张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改进社会福利制度，提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张，促进社会公平和民生改善。
三、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做出的贡献梁启超也为国家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发表了大量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的目录学成就初探梁启超(18731929)，宇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启蒙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
他是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1917年，梁启超中止政治生涯，全身心的投入到学术研究，致力于文化建设。
由于受其恩师康有为的影响，在其后多年的时间里，他在图书馆建设方面，用力最勤。
晚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东南大学等任教；任清华研究院教授，专心致力于史学、文学、哲学、佛学及目录学的研究，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位大师。
目录学是梁启超在其学术生涯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对近代目录学新面貌的产生起了发凡起例、开拓局面的作用。
其目录学思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他是中国近代目录学发凡起例的奠基人。
近代目录学是开放与保守冲突的结果。
甲午战争打开了一些人们保守思想的大门，人们逐渐认识到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重要性。
因此从1868年到1896年这近30年来，已有刊译机构近20处，西书开始大量译介，但对于西方目录学的借鉴却不多。
戊戌变法前后，许多开明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编制西书目录的重要性，梁启超首当其冲。
仅梁启超就编《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治国学杂》、《评胡适之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目录》、《读书分月课程》等目录学著作，还有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丁福保编《算学书目提要》等十余部。
在编制西文书目过程中，中国目录学完成了从古典向近代目录学形态的演变。
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梁启超。
1.治目录学的动机在我国，自近代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一切的政治、文化活动无不围绕着这一中心发展。
梁启超热切希望学习和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同胞们越来越多，“于是言矿而矿无不开；言农工商而业不无不新；言光化电重天文地理而无不入微也。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他在学术研究领域的贡献,尤其是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产生的影响力更为广泛深远,持久延绵。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梁启超在中国学术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旨在展示一个比较清晰、可资参考的影像,使众人能够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梁启超。
一、著作概介《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
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
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
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
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
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
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
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
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二：论述：谈谈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史学上的价值梁启超是晚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的领袖，又是晚清杰出的文学大家，他在文学上致力于文学革新，倡导文学革新运动，为中国文学逐渐摆脱封建文学的羁绊，促使中国文学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下面我就梁启超在近代文学上的贡献及其史学上的价值予以论述。
一、贡献：（一）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传统文学向新文学过渡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方面，梁启超起到了引导和促进作用。
1898年，梁启超著有一篇关于翻译的万言文章《论译书》，被徐志啸认为是“近代文坛上第一篇提倡翻译、专论翻译的专门文章”，为中国的翻译理论、近代的中外文学关系做出了贡献。
他的翻译观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创新性、经济的目的性两方面。
1、意识形态的创新性a以政治小说作为文学的翻译题材梁启超是提倡翻译西洋文学的第一人，取政治小说为文学翻译的题材,主张一种宜教启蒙的翻译观。
戊戌变法后,他在亡命日本的军舰上,随阅随译了《佳人奇遇》。
作为近代第一部译出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是梁启超翻译译印政治小说理论的第一次具体实践,拉开了晚清政治小说翻译的序幕。
1902年,他又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卷,第一期),文中将他的翻译外国小说,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梁氏小说翻译理论改变了社会上对翻译小说的歧视,繁荣了晚清小说翻译事业,迎来了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热衷于西洋文学的翻译家和一批西方文学翻译名著。
如林纾在1899年翻译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1901年又翻译了(黑奴吁天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随后又有周桂笙、徐念慈、、包天笑、陈鸿壁等著名文学翻译家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
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梁氏小说翻译理论影响之大!b以日文转译作为文学翻译的策略甲午以后的中国形势日趋危急，梁启超认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必须振兴中国翻译事业。
浅谈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他是一名特别优秀的学者，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和突出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新变法的领导者1895年春，《马关条约》签订后，民怨沸腾。
22岁的梁启超随同他的老师康有为，联合各省1300余名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发动了“公车上书”。
他们上书光绪帝，请求拒和、迁都、变法。
这次上书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因为光绪帝没有看到这次上书所以公车上书失败了。
之后，维新变法人士在全国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宣传变法。
梁启超先后领导了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
1896年，他任上海《时务报》的主笔，撰写了《变法通议》等文章，他强调“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日本自明治维新而强大，中国也必须变法才能强大。
这些议论新颖、通俗易懂的文章推动了维新变法思想的广泛传播，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
1897年11月，梁启超来到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了蔡锷等一批高材生。
1898年，梁启超来到北京协助康有为组织与宣传变法事宜。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施变法。
变法触犯了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利益。
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废除了变法诏令，杀害了“戊戌六君子”。
梁启超逃出了北京，流亡到日本14年直到中华民国成立才回来。
这就是“戊戌变法”。
变法失败了，但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后，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二、护国战争的参与者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接受帝制，准备在1916年元旦当皇帝。
他的复辟遭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
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关于梁启超的学术贡献关于梁启超的学术贡献导语：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
下面是语文迷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梁启超的故事，欢迎阅读，谢谢!【梁启超简介】梁启超(1873年～1929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汉族，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
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关于梁启超的学术贡献】新史学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
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
继此，他又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构建其资产阶级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集中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观及其突出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接连发表震动一时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
目录学梁启超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成书。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哲学·人文一、自觉体现时代要求，既重视革新又重视继承梁启超于1902年撰著《新史学》这篇名文之时，为了反映救亡图存、唤起民众觉悟、激发爱国热情的需要，倡导“史界革命”，激烈批判旧史学以记载帝王将相为中心而产生的种种弊病，此举使梁启超成为勇于革新、呼唤史学近代化潮流的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梁氏又十分重视继承、发扬传统史学的精华，把吸收传统史学的思想营养作为创建新史学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这位近代学术巨擘身上，实际上是革新性与继承性二者都有强烈的体现。
其理论著作中对于继承前人成就有大量论述，我们随手拈来可以举出许多典型例证。
在《新史学》一文中，他就举出太史公、杜佑、司马光、郑樵、袁枢、黄宗羲等六人是旧史界具有创造性的人物，尤其称颂司马迁著《史记》的杰出贡献：“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
”[1]1921年，他撰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又进一步推崇司马迁著《史记》“既怀抱深远之目的，又兼勤于事实”。
他还大力表彰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
光本邃于掌故，其别裁之力又甚强，其书断制有法度。
……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埒。
……光书既讫五代，后人纷纷踵而续之，卒未有能及光者。
故吾国史界，称前后两司马焉。
”[2]20-21至1926年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中专设有“史学史的做法”一节，系在中国学术史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设想，关于如何总结、继承传统史学的精华论述更多。
如评价司马迁撰成纪传体《史记》的最主要意义是标志着“史学因之转变方向”，“他的价值全在体裁的更新，舍编年而作纪、传、书、表……自司马迁以后，一直到现在快出版的《清史》，都用《史记》这种体裁，通称正史”[3]153。
又表彰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3]156。
二：论述：谈谈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奉献及其史学上的价值梁启超是晚清出色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的领袖，又是晚清出色的文学大家，他在文学上致力于文学革新，倡导文学革新运动，为中国文学逐渐摆脱封建文学的羁绊，促使中国文学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奉献。
下面我就梁启超在近代文学上的奉献及其史学上的价值予以论述。
一、奉献：（一）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传统文学向新文学过渡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方面，梁启超起到了引导和促进作用。
1898年，梁启超著有一篇关于翻译的万言文章"论译书"，被徐志啸认为是"近代文坛上第一篇提倡翻译、专论翻译的专门文章〞，为中国的翻译理论、近代的中外文学关系做出了奉献。
他的翻译观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影响主要表达在意识形态的创新性、经济的目的性两方面。
1、意识形态的创新性a以政治小说作为文学的翻译题材梁启超是提倡翻译西洋文学的第一人，取政治小说为文学翻译的题材,主张一种宜教启蒙的翻译观。
戊戌变法后,他在亡命日本的军舰上,随阅随译了"佳人奇遇"。
作为近代第一部译出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是梁启超翻译译印政治小说理论的第一次具体实践,拉开了晚清政治小说翻译的序幕。
1902年,他又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卷,第一期),文中将他的翻译外国小说,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梁氏小说翻译理论改变了社会上对翻译小说的歧视,繁荣了晚清小说翻译事业,迎来了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热衷于西洋文学的翻译家和一批西方文学翻译名著。
如林纾在1899年翻译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1901年又翻译了(黑奴吁天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随后又有周桂笙、徐念慈、、包天笑、陈鸿壁等著名文学翻译家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
梁启超法学观的特点探析据统计，梁启超有关法学方面的著作和文章超过三百多万字，洋洋洒洒的文字系统地阐释了梁启超的法律思想。
这些法律思想和观点给当时的社会和民众形成了极大的影响，促进了社会变革，启蒙了民众的法治意识。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梁启超的法学思想因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仍然是学术界和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下文将对梁启超的法学思想进行简单的评析，以此微薄之力推动我国的法制建设及法学研究的进步。
梁启超法学思想的主要观点1.立法要为公。
立法是为国家民众所立，而不是维护少数人权益, 这是梁启超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之治国之立法，以国家极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的〃⑴，在以后的文章里，梁启超也多次表明了这种观点。
2.注重法治。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里说道“法者，天下之公器〃，在《论立法权》中，梁启超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
〃对于什么是法治精神，梁启超说“:为什么人群能结合起来,靠的是一种共同生活的规条，大众都在这规条的范围内分工协力。
若是始终没有规条，或是规条定了不算账, 或是存了一个利用的心,各人仍旧是希图自己的便利，这群体如何能成立?便不能共同生活。
〃[2]2982法治精神一直是梁启超法律思想中不变的主题。
3.立法权与行政权要协调。
梁启超对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极为推崇，但是对于美国的三权分立又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三权分立要相互协调，分立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分开。
4.正确处理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任人不任法者，人无必得之券，则国无必得之符，所待之人为至，则国已先亡已，任法不任人者，法固中才之所能守，而不必有所待。
〃⑶对于法治和人治，梁启超认为绝对的法治和绝对的人治都是有害的。
5.主张改良司法。
改良司法是梁启超一贯的主张，对于法治精神他有自己的认识。
在1914年的《呈请改良司法文》中他提出改良司法的七点意见，对于法院的编级制、轻微案件的形式、案件审限、上诉变通、刑律实行法、酌情恢复苔杖、刺配、法官养成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七点意见大部分与现代司法精神吻合，体现了梁启超思想的进步性。
2021梁启超史学研究的历程和成就范文 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先生“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法律,从学术到宗教,无所不学,无所不论,竟以一人之力而包打天下。
辛亥革命前十年,是他写作最宏富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支配力最强劲的时期,直可谓梁启超时代”[1]111。
而在这个“梁启超时代”中,最为耀眼的当属史学研究,任公先生本人曾自称“我自己素来耆好史学”[2]之三十八,5,好友林志钧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撰写序文亦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紧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是已。
观其髫年即喜读《史记》、《汉书》,居江户草《中国通史》(此书未成,残稿尚在),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
”[3]第一册,3上述皆非虚语。
基于梁启超先生史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和深远影响,学术界历来对其评价甚高,而称谓亦各不同。
王秀青称之为“‘新史学’的创始人”[4];葛喜生称其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5];李喜所、耿志云和崔志海等分别称梁启超先生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6]和“奠基人”[7];蒋广学先生亦以“新史学的奠基者”称之,并进一步阐释说:“其一,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的奠基者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家,更是一位历史哲学家,或者说是一位义理史学家;其二,从时间上看,愈到晚年,他愈重视史观、史论、史法的研究,他将历史学看成是实现人生目的必备课程。
这是他作为新史学奠基者的本性所在。
”[8]363 创始人、宣传家、发起人、奠基人……这些称谓对任公先生在史学上的成就都给予了高度赞誉,但是,所指多局限在任公先生开创新史学的角度,而事实上,任公先生不仅是现代新史学的开创者,更是一位出色的实践者,且在各方面都成就卓著,足以雄踞史林,傲视学界。
许冠三先生于此概括较当,他称梁启超先生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而且也是才学识兼长和影响力最为广泛的现代史林泰斗”[9]1。
浅谈梁启超的新史学（5篇范例）第一篇：浅谈梁启超的新史学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
“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
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
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
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
“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
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
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
”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
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
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
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
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梁启超近代国学大师近代中国，梁启超（1873年-1929年）被公认为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是代表留学生的先驱之一。
他在多个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尤擅长国学，被誉为近代国学大师。
本文将介绍梁启超的生平及其对国学的贡献。
梁启超生于江苏宜兴，出生于一个士人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教育。
他在进入南洋公学学习后，由于学业优异而获得了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这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和思想。
在留学期间，梁启超深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思考中国的落后和发展问题，以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
他的留学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知识储备，也为他日后成为一名兼具国学与西方思想的学者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独立与振兴。
他在政治、教育和文化领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他曾经参与过辛亥革命，是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他提倡民主政治、科学教育和社会进步，倡导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梁启超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影响力，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梁启超最知名的贡献还是在国学领域。
他对国学的研究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将国学分为经学、史学和文学三个部分，并且通过研究儒家经典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
他倡导独立思考和自由解释古代文献，主张根据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来理解经典中的思想。
他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的国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且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的学术成就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
他的代表作包括《中国需要什么》、《中国之命运》和《中国发展的行程》等。
这些著作不仅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问题，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发展的路径。
他的思想既受到了传统国学的影响，又融入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的理念。
他的著作对于后来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的来说，梁启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他在国学领域的研究和推广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
他的思想和理念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国学研究，并为中国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政治家和思想家，被誉为“近代中国的问道者”和“百年学术大师”。
其学术领域广泛，其中中国学术史研究是其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
梁启超在中国学术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梁启超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学术传统的重要性。
在传统文化与西方学说的交汇与碰撞过程中，梁启超关注的是如何在现代化转型中保持中国学术传统的承续性。
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具有丰富深厚的知识体系，可供借鉴的教化资源极为丰富。
而时至当今，中国学术传统必须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资产与基础，因此，保持学术传统的延续应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基石。
其次，梁启超认为学术史研究要以实证史学为基础。
在尊重传统又不过分与西方学说汲取的基础上，梁启超密切关注实际情况，注重以史实为依据，着力描绘各时期的学术现象的历史过程，阐释各种体制、机构之间的作用和影响。
此外，他还倡导综合方法的运用，包括考察现场，实地调研，使用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对学术史的研究进行补充和丰富。
第三，梁启超认为学术史的研究要有批判性的思维，即不断审视传统，更新理念。
他特别注重学术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学术应该紧密地结合现实，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因此，必须运用批判性的思维，审视过去的学术实践，并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益，为现当代的学术评价和发展提供思路和方法。
同时，他还从文化的全球性视角出发，借鉴国外学术研究成果，以此来更新传统的思维方式，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平。
综上所述，梁启超在中国学术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从学术传统角度出发，他关注保持中国学术传统的承续性，并强调以实证史学为基础，使用综合方法进行研究，具有批判性思维，注重学术与社会的联系。
这些都为今日的中国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301《商场现代化》2005年10月（下）总第447期必然会影响教学的进程和教学的最终目的，导致教学的虎头蛇尾，影响整个教学计划。
所以在教学中对于那些学生比较容易理解的、又不属于教学重点和难点的问题，就不用列举大的案例，根据需要可采用简单案例或假设一带而过，只有对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才在讲课中通过案例加以辅助说明。
如果满堂只以案例为主，以求“生动性”，则学生听完一个个案例故事，却难以掌握系统的法律基本原理和规则。
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判例不是法律渊源。
法律表现为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案例法教学的目的更主要的是在于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其积极思考，领会法律原理，学会解读法律条文，并加以灵活运用。
所以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应控制案例的使用数量，根据教学内容、学时多少、学生接受情况等因素来安排案例的用量，防止案例过多、过滥，事倍而功半。
３．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案例教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的组织和引导。
教师在案例教学过程中，除课前认真做好案例及有关背景材料的收集和选择、讨论题的拟订、事前进行分组等工作外，尤其要发挥课堂上的组织引导工作。
教师应当先采用启发式引导，介绍分析问题的一般方法和思路，激发学生的兴趣，扩展学生的思路空间；然后逐步采用设问、提问、反问、暗示、悬念、提示等形式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分析、表演、总结。
当学生过于兴奋、活跃、激昂时，教师需要及时组织调控；当学生思维停滞不前时，教师需要及时引导疏通、 调整课堂气氛，拓展同学思维，把讨论引向深入；当学生提出或回答问题不够全面、准确或过于分散杂乱无序时，教师需要启发理顺。
总之，案例教学在讨论实施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增强主体意识，为他们提供宽松的环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案例讨论，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培养学生主动探索求知的精神。
同时还要注意及时调控讨论的方向和节奏，将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提高教学效率，保证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
４．教师 要善于归纳总结教师在每个案例之后一般只作简单的提示性的建议，将讨论和参与的空间留给学生。
多做点评，教师点评应放在新旧知识的过渡处、关键处、疑难处。
案例讨论不能仅是为了调节课堂气氛，让学生热烈讨论一番了事。
否则，学生只会停留在各种具体的现象之中，难以完成从特殊到一般的理性飞跃。
因此，教师必须通过总结评点，把零散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模糊的认识清晰化，必须对隐藏在案例背后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予以总结阐释，必须引导学生完成从具体到抽象的过渡，达到对法理、法律条文的理解和应用。
教师的综合评析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对学生的观点、理由、论证方法和表达技巧等进行总结和点评；结合案例讲述学生不易理解的内容、理解错误的内容或者其他重要内容； 结合案例讲述同一类型案件在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其中蕴含的法律基本精神与指导思想、操作规则，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通过案例教学，深刻理解法律规定的内涵，面对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都能从容应对，游刃有余。
三、小结经济法是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总以抽象的概念、原理、制度、规范等形式出现，而且还涉及到许多专业知识，要使这些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增强法律实践能力，运用案例教学法无疑是比较恰当的教学方法。
施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在经济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不仅能使学生掌握所学知识，更能使学生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教学方法。
对于每一位稍知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人来说，梁启超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这位活跃在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开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黄后”。
他晚年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颇丰，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成为新旧交替时期学界泰斗和文化重镇，留下宝贵的思想遗产，其思想与学术活动颇具特色。
一、梁启超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思想解放，学以致用，强调学术为维新变法服务，学术活动服务于政治目标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救国救时的现实需要，康有为来到了梁启超身边，梁启超也走进康有为的事业，对梁启超来说，一生对乃师格外敬畏。
其中对他影响至远的一点，就是康有为为获到变法的合法性和构建起变法的理论大厦，竟以超拔的学术勇气和顽强的创造精神对儒家学说进行全面修正，同时赋予儒学以新内容新特质，即“进步的儒学”、“尊崇博爱的儒家”、“平等的儒教”，一个能够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儒学。
从而影响并深深改变梁启超的治学路径和方法，奠定他以后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原则和目标。
思想一旦解放，一个旧学新贵随变为新学先驱，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梁启超渐渐走出康有为的影子。
梁曾说：“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
”因此，为了政治的需要，才会对卢梭理论由崇信到发难，继而大有兴致地论及伯伦知理、波轮哈克的有限君主立宪制理论；《新民丛报》时代作品极多，然其全力仍注意在政治上；青年梁启超也谈“伪经”，论“改制”，然启超自三十以后，绝口不提“伪经”，不论“改制”；晚年他尊孔却反对立孔教为国教，他提倡孔学却反对复古逆流；他推崇国学却积极引进西学科学精神和方法，希望“化合”一种新文明；他宣传欧洲社会主义却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里，梁启超开宗明义地讲“甚幺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历史研究应该为现实服务。
当然，一如他政治上的善变为人诟病，其学术上的善变也自然梁启超学术特色与成就之探析黄跃红 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摘要］ 梁启超，这位活跃在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
梁启超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思想解放，学以致用，强调学术为维新变法服务，学术活动服务于政治目标；治学方法最重科学精神；研究以史学为中心。
因此，为继承和弘扬其宝贵的思想遗产，对其思想与学术活动的考察，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充满意义。
［关键词］ 梁启超 学术思想 学术特色302《商场现代化》2005年10月（下）总第447期受人以柄，叱之“急于用世”。
梁启超也自言“喜摇笔弄舌，有所论议”，“吾亦尝借言论以造成一人物”，诚哉斯言也。
二、治学方法最重科学精神关于历史研究的目的如何才能做到？梁启超曾提出两个基本的条件，即史家素质与科学的治史观和方法论，两者相互依存。
所谓史家素质，包括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史德”即忠于史实；“史学”即广博的知识；“史识”即观察历史的能力；“史才”即治史的技巧与方法。
要具备以上的素质，获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史家还必须具备科学的治史观和方法论。
因此，梁启超坚持用进化论，主张借鉴一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
在《欧游心影录》和《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文章中梁启超揭批道，我们的“老先生们”“自鸣得意”地把东西文化说成是“道”与“器”，“德”与“艺”，“宝贵的学问”与“补助的学问”而已，从而得出什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中体西用”的什幺“信条”。
“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
……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算是科学。
”老先生们就不用说了，然而在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的语境下，思想界文化界对“科学”的概念与内涵竟然也争执不休，无法认同。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间在学界发生了两次论争：一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另一个则是关于整理国故之争。
前者的导火线是梁启超的两弟子张君劢丁文江之间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辩论；后者则是起因于１９２３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的“国学书目”。
两者同时并进，相辅相成。
简而言之，实际上展示了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老派与新派对“科学”内涵和概念的歧见与异议，问题又重新回到这个困惑中国知识分子的老命题——鸦片战争以来东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战。
在两次论争中，因为与张、丁的密切关系，因为代表国学之主要权威人物，加之《欧游心影录》的影响，梁启超都成为众矢之的。
虽说梁启超不是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人，但他早在１９１１年就引用了西方学者倭儿格对科学的界定：“科学（英ｓｃｉｅｎｃｅ，德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也者，以研索事物原因结果之关系为职志者也。
事物之是非良否非所问，彼其所务者，则是一结果以探索所由来，就一原因以推理所究极而已。
”他服膺过进化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学说，还用来指导其政治活动与史学研究。
欧游后，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梁启超更明晰地界定：“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求真知识，求有系统的真知识，教人以知识就是科学的“三件精神”。
在论争中，梁启超依然故我地讲“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的观点，强调发扬科学精神和运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的思想，而且，梁启超对国学研究的努力，不仅不与“科学”相冲突，甚或根本就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使其落到实处。
三、研究以史学为中心梁启超学问欲极广，自言对于文哲史地诸学，均所爱好，而于史学兴味尤浓，其用力最勤，著作亦最为宏富，并提出了史家四长说。
一般史学，大都得此失彼，若兼具此三长，真旷世而一遇。
梁启超以卓绝一世之天才，膺此一席，“实近代最富于修养之一通人也”。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最高立意在于明确了“历史的目的“，赋予史家新使命，着手确立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激烈地抨击封建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并由此导致创作方法上的“二病”：能铺叙而不知别裁；因袭而不能创作，导致读者难读，难别择，无感触，难以给今人作资鉴，激发其爱国之心。
因此，公开挑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
《新史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的终结，奠定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理论基础。
１９２２年《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出，立即风行一时，被誉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宝典”。
随后，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中，他明确指出：“历史的目的是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开始较完整地确立其新史学理论体系。
同时，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梁启超给予浓墨重彩。
他强调科学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和基础，没有科学不成其为一门学问。
梁启超坚持用进化的理论研究历史，结合近代西方史学的科学方法，赋予乾嘉学派传统的考据法以新意，提出一套新的史学方法论，即搜集史料的汇集模拟的方法，即将若干同类之事汇集在一起比而观之；鉴别史料的方法，他着重谈了辨伪书的１２条标准，证真书的６种方法和辨伪事的７种法则；论及撰写史著的方法，他提出了８条具体的方法。
其中，梁启超还重点谈了五种专史的写作，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其中尤其重视“人”的专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