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晋人物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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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魏晋人物的事迹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一日突然对司马昭说道:“余早年曾游历东平,颇喜其人情风土。”
司马昭一听,立马任其为东平太守。阮籍走马上任,先查看了府宅官衙,当即下令,拆除府邸内重重叠叠的墙壁。使原本在各自房内办公的官员,一下子处在可相互监视、内外沟通,而阮籍又能一览无余的大庭广众之下。他们不敢再有小动作、不敢再有懈怠,生怕被别人抓住什么把柄。东平的办公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
随后他又精简法令、督促生产,鼓励农耕。等到他觉得东平的事已经办完,就又骑着毛驴逍遥自在去了。屈指一算,其在东平为官不过短短十余天,就留下了一个官衙畅达,政通人和的清平世界。而这对于阮籍不过玩玩而已。让那些挖空心思、老于宦海而毫无作为的官僚们立刻显得狼狈不堪。
难怪李白有诗曰:“ 阮籍为太守,骑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
不久阮籍又提出要去北军步兵营担任校尉,到任后却整天泡在兵营的酒窖里,喝的烂醉。原来阮籍一生好酒,肯担当校尉,只因北军步兵营的厨师善于酿酒。
阮籍以青白眼看人,如若世俗凡胎就以青眼视之.
还有谢灵运的狂妄:天下才一石,子建居八斗,我占一斗,古今名士自争一斗。
玄学家嵇康铸铁深山,而不理会权贵钟会的拜访,后被钟会诬陷,断头台上,一曲《广陵散》终成绝响。三千太学生跪地为其请命。
魏晋人物闲谈
魏晋人物晚唐诗。
说起魏晋人,人们自然想起“邺下放歌”“竹林酣畅”“兰亭流觞”“南山采菊”之类的风流故事。不错,魏晋是“人的觉醒”的时代。魏晋人有特立独行的人格,有狂放不羁的个性,有对清虚寂寥的“无何有之乡”的向往。然而,魏晋仍然是一个专制的时代。若细读《三国志》《晋书》和魏晋作家的诗文,便不难发现“魏晋风流”的背后深藏着太多的悲苦。
一
两百多年的魏晋史,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字应该是“杀”,惨烈的屠戮,不仅发生在敌对双方。也发生在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
乱世多祸。生命无常。身处乱世的门阀士族,或主动或被动地卷进残酷的政治杀夺、常常是正当盛年便死于非命。正始十年,司马氏发动政变,将曹爽集团一网打尽。名士何晏。丁谧、李胜、毕轨皆被夷三族,史称天下名士去其半,改元嘉平。此后,司马氏为进一步巩
固政权,在军事上铲除敌对势力,政治上则大杀名士。嵇康、潘岳、张华、陆机、陆云、刘琨、郭璞……这些当时一流的诗人、作家、哲学家先后惨遭杀戮。
然而,侥幸存活下来的还得活下去,不管“奚为哉?”“奚乐哉”?
于是,便有了对悲苦的消释,对摇荡之心的安顿。或是酒色,或是药石,或是山水,或是艺术,或是宗教,这些都是他们灵魂安顿的所在。
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飘然而出。这就是后人所谓的:魏晋风度。
二
人生境地窄而宇徒广大,人生年命促而宙空悠久。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的这两句话,蕴涵了深刻的宇宙与人生之哲理。人生无常,节序如流,生命短促而时空永恒。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个体生命面对这种“永恒”既珍贵又渺小。“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古诗十九首》),既然,在外在的时空中找不到个体的位置,那么就将寻觅转向内心,对老庄的重新发现,不仅启迪了魏晋文人的玄思,也使他们力求超越旧有的价值观念,对个体的生存价值作出新的选择。魏晋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他们从两汉以来个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曲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李泽厚《美的历程》)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发现自我的存在与价值,这便是“觉醒”的含义。
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使魏晋名士从整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执著于对个体人格独立的追求和生命的张扬。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世说新语·品藻》)
好一个“宁做我”!魏晋名士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生的体验,对传统的反叛,对新价值观的认取,尽显于这三个字中。乱世魏晋人,他们的潇洒风流,他们的雅量高才,他们的喜怒哀乐。乃至他们的病态与疯狂全都是在执著甚至张扬“宁做我”的个性。
桓温与刘道真同品东晋名士,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世说新语·品藻》)当仁不让。
魏晋人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植被于生活各个领域。审美创造是展示个性的极好手段。
孙兴公与范荣期讨论辞赋的创作。认为写赋“要作金石声”,“应是我辈语”(《世说新语·文学》)。
王羲之有二子:徽之与献之。二子的书法师承其父有独具特色,识鉴者只见父子之同,不见父子之异,故徽之叹曰:“外人哪得知”(《世说新语·品藻》)!
顾恺之作画,“画谢幼舆,在岩石里”,“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世说新语·巧世》),
则是为了凸显人物的个性。
魏晋人鉴赏艺术,品评作家,也往往能用寥寥数语捕捉到对象的个性特征:“潘(岳)才浅而净,陆(机)才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
三
魏晋人有情。
打开《世说新语》一书,我们会沐浴在“钟情我辈”的“一往而有深情”之中:朋友之情,骨肉亲情,男女爱情,对大自然的眷爱之情,对艺术鉴赏与创造的痴情……
“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
“王长史登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世说新语·任诞》)
王戎重亲情:失爱子,“过伤痛”,“悲不自胜”(《世说新语·伤逝》);丁母忧,“容貌毁悴,杖而后起”(《世说新语·伤逝》);亦重友情:年轻时有竹林之游,垂暮之年常忆竹林之友。夫妻之间的情感也很深洽,妻子总以“卿”称呼他,所谓“亲卿爱卿,是以卿卿”(《世说新语·惑溺》)。
魏晋人,有挚爱真情,有对真情的任性而发,更有“终当为情死”人生理想。
王子猷,王子敬兄弟,情深谊厚,特相和睦,泰元中,二人俱病,有法师飘然而至。子猷泣求法师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请以余年代弟”(《世说新语·伤逝》),请求以自己的“死”换取弟弟的“生”,此情何其深切真诚!可惜法师无回天之术,子敬终于先于兄而亡。弟亡时,兄并不知,
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以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世说新语·伤逝》)
子猷、子敬兄弟于哀情、悲情中辞世,叔夜则是在豪情。高情中永生。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世说新语·雅量》)。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蕴涵了何等沉重的情感。他是以琴奏广陵散,更是以“情”奏生命之悲歌!
叔夜之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友情、亲情。爱情、而是追求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不向黑暗现实妥协之高情、至情。临刑东市。顾日影而弹琴,在生命逝去的同时,个体的人格、精神却得到了永恒。“为情死”的嵇康成了“情之所钟”的魏晋人的精神领袖,成了魏晋人心中不朽的丰碑。
多情的魏晋人,以自己的泪水与热血,向后人展示了一种独特而永恒的人生风
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