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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郝滢
【期刊名称】《决策探索》
【年(卷),期】2005(000)008
【摘要】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家唐根索曾说过：“外交必须从对方国家的观点注视国际舞台。
”看待中日历史问题也是一样。
站在日本的角度看待历史问题，是了解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所作所为的必要方法之一。
【总页数】1页(P33)
【作者】郝滢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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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岛の阵黑田多兵卫·作序言大内史写到义弘时代的时候，有点厌倦这种通史的行文结构，当然所涉及的众多资料也远远超过头三章的份量，懒惰的我不免对写短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史也许应该就此终结，最后以成规模的短篇拼凑起大内新的篇章。
拟定两个题目供选择，筑后川之战和水岛事变，前者和大内的关系不大，虽然被菊池武光传奇一般的征战史所吸引，但是考虑到可能完全成为歌颂菊池武光的专题，同时从时间段上考虑也是归入已经结稿的弘世时代所以忍痛舍弃啦；而水岛事件是应安年间影响北九州政治变化的重大历史事件，到底对大内家有什么影响呢，简而言之，就是大内家从此可以自由进出北九州的门户。
南北朝的每一次变局总是牵扯着复杂的利益关系，那么水岛事件真正的受益者是谁呢？真相只有一个……第一章"九州之瘤"这个词是足利幕府方面询问水岛事变原委时，了俊在呈文中用来形容少弐氏的文字。
它真实地反应出足利幕府历任九州探题对北九州豪强少弐氏桀傲不驯的无奈和愤怒，这也是针对少弐氏（赖尚、冬资两代）在进入南北朝对峙以来强烈的反探题情绪而发出的感慨，首任一色范氏，次任斯波氏经、再任渋川义行都因为没有得到少弐氏有效的支持而功败垂成。
武藤少弐氏：藤原秀乡后人，初代武藤资赖为平知盛的家人，一之谷合战后投入源氏。
平家灭亡后，天野远景出任镇西奉行，但治理九州不力，在文人官僚中原亲能的推荐下，资赖登上了历史舞台，接替天野远景出任镇西奉行，同时兼任公家的太宰少弐一职并筑后、筑前、丰前、肥前、对马、壹歧四国两岛守护之职，与同为御家人的东九州大友氏、南九州岛津氏并称"九州三人众" ，但其拥有对九州全境的地头、御家人诉讼的裁决权和对全九州军事力量动员指挥的特殊权限，同时幕府所赐与的对外贸易管理和交涉的权利，使少弐氏拥有大友、岛津所无法比拟的强大经济基础。
少弐氏在九州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和权利在文永、弘安两次抵抗蒙古入侵的战争后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战争期间镰仓幕府首先剥夺了少弐九州地区诉讼的诉讼裁判权，由六波罗探题所设立的特殊合议机构受理，到了安达盛宗得势的时代，改由镇西谈议所负责，少弐、大友、安达三方以合议的方式来裁判诉讼。
日本进入新世纪
陈云卿
【期刊名称】《管理观察》
【年(卷),期】1994(000)008
【总页数】2页(P16-17)
【作者】陈云卿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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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幕末历史幕末时期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段时间跨越了19世纪60年代到1868年，对于现代日本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日本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同时也标志着幕府统治的崩溃和明治维新的到来。
本文将介绍幕末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以及这一时期对于日本历史的意义。
一、幕末时期的背景幕末时期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德川幕府的建立。
幕府高度集中的权力使得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但也导致了封建体制的僵化和经济发展的滞缓。
随着外部压力增加，特别是欧美列强的进入，日本开始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
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了幕末时期的到来。
二、重要事件与人物1. 黑船来航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的四艘黑船抵达长崎，迫使日本开放对外贸易。
这一事件对于幕末时期的变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日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落后，并且面临着必须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的迫切需求。
2. 高山右近的活动高山右近是幕末时期的重要革命家，他主张将幕府倒台，实行民主政治。
他积极参与各种反幕府活动，包括与外国列强接触，争取外国支持等。
尽管他未能实现全部理想，但他对日本现代化的贡献不可忽视。
3. 坂本龙马的活动坂本龙马是幕末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他致力于推动国家现代化和民主化改革。
他和其他志士一起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活动，包括大政奉还和镰仓幕府建立等。
他的去世对于幕末时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 天狗党事件天狗党事件是1854年京都发生的一次重要政治事件，它表明了幕末时期政治动荡的程度，同时也暴露出幕府政权的脆弱性。
这一事件促使各方力量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和改革。
三、幕末时期的意义幕末时期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引入西方文化和知识：西方列强的到来使得日本大开眼界，引入了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
这些对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政治制度改革：幕末时期的政治动荡促使日本开始考虑民主制度和宪政体制的建立，为日本明治维新奠定了基础。
日本幕末时代历史日本幕末时代是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日本经历了一系列战乱、政治动荡以及现代化变革的过程。
本文将就幕末时代的背景、重要事件以及其对日本历史的影响进行论述。
一、背景1.1 封建社会体制日本幕末时代之前，日本一直是以封建社会体制为基础的。
贵族阶层和武士阶层统治着社会，而农民以及商人的地位相对较低。
此外，幕府的建立也加强了统治者对于权力的控制。
1.2 外来文化冲击随着西方列强的崛起，日本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技术。
这对传统的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保守派和开明派之间的争议。
二、重要事件2.1 黑船来航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凯佩尔（Matthew C. Perry）率领的四艘军舰抵达日本，这被称为“黑船来航”。
此事件标志着日本的孤立政策被打破，西方列强开始对日本进行干涉。
2.2 坂本龙马与长州藩坂本龙马是日本幕末时代的重要人物，他来自长州藩，一直积极参与反对幕府的运动。
龙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倡导将权力交还给天皇，同时抵御外来势力。
2.3 西南战争西南战争是幕末时代日本的一场重要战争。
战争发生在1877年，由西南诸藩联合对抗幕府军，旨在恢复天皇权威并推翻幕府统治。
尽管西南诸藩最终失败，但此战为幕末时代的变革铺平了道路。
三、对日本历史的影响3.1 终结封建社会在幕末时代，随着坂本龙马等人的努力，封建社会逐渐被终结。
幕府的统治崩溃后，天皇权威重新得到恢复，日本开始进入以天皇为中心的时代。
3.2 进行现代化改革幕末时代也是日本现代化改革的起点。
日本汲取了西方列强的先进经验，开始引进现代科技、教育体制以及法律制度。
这为日本后来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3.3 形成日本帝国幕末时代的变革使得日本逐渐从一个封闭的国家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幕府的垮台后，日本开始进行领土扩张，并通过对邻近国家的战争获取更多的权力和资源。
结语日本幕末时代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期。
日本革命重大历史事件有哪些_日本革命重大历史事件介绍如何尊重历史,客观地认识古代日本、近代日本和现代日本,对我国人民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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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革命重大历史事件一：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
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
幕末危机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
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的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也不允许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航行的船只。
在此期间，只允许同中国、朝鲜和荷兰等国通商，而且只准在长崎一地进行。
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____传播。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
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
它的出现，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
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
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
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黑船事件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Calbraith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
日本幕末与明治维新的历史进程幕末（1853-1868年）是日本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这段时间发生了一系列剧变，最终促成了明治维新。
本文将探讨幕末时期的背景、关键事件以及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一、幕末时期的背景1.1 对外侵略和内乱的影响在幕末时期之前，日本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只与荷兰、中国和琉球保持少量贸易往来。
然而，19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以及俄国的侵略逐渐加剧，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此外，内部的争斗和腐败问题也导致了幕府政权的陷入困境。
1.2 外国势力的崛起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的舰队航行到日本，以秉持“黑船来航”的警告示威日本。
这一事件震惊了日本政府和民众，引发了对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体系的重新思考。
二、幕末时期的关键事件2.1 佐贺之乱佐贺藩是对西方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藩主。
该藩在1853年的佐贺之乱中经历了严重的内乱，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对外侵略和西方文化的接触。
2.2 西南战争西南战争是幕府政权和尊王派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武装冲突，代表了幕末时期各派势力的冲突和交锋。
这场战争对幕末时期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3 日本开国和条约的签订幕末时期，日本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858年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这些条约打开了日本对外开放的大门，也进一步动摇了幕府政权的合法性。
三、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3.1 学习西方制度和思想幕末时期，派遣团队前往西方国家考察学习，并引进了西方的制度和文化。
这为明治维新的进行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3.2 激进派和温和派的斗争明治维新的推动者可以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
激进派主张彻底推翻幕府政权，宣扬天皇主权，而温和派则主张变革幕府，同时保留尊皇的传统。
3.3 打破封建体制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政权，并废止了诸侯的特权地位。
这使得日本政权重新集中在中央政府，并逐步消除了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
四、明治维新的影响4.1 经济现代化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与制度，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
日本重大历史事件是什么_日本重大历史事件解析伴随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日本教育的变革也处于不断深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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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重大历史事件一：日俄战争日俄战争( 英文：Russo-Japanese War，日文：日露戦争，俄文：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是指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为了争夺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战争。
以俄罗斯帝国的失败而告终。
日本自从19世纪后半叶“ 明治维新”以来，打破了封建的闭关锁国的状态，迅速发展资本主义，使日本较快地摆脱了半殖民地化的危机，建成了当时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国家。
然而，日本在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中仍然保留着大量封建因素，特别是军国主义。
这种情况决定了明治维新以后日俄战争的政权具有特殊的侵略性。
这个政权对内残酷剥削和镇压劳动人民，对外积极扩张掠夺，走上了类似沙皇俄国那样的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道路。
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 甲午战争”。
1895年4月日本胁迫中国签订上文提到的《马关条约》。
该约除规定承认日本控制朝鲜外，还要中国向日本割地赔款以及同意日本享受其它特权。
特别是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激怒了俄国，于是演出上文所说“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修改《马关条约》的事件。
日俄在远东的利害冲突进一步激化。
此后，日本立即加紧对俄战争准备。
1895年它从中国掠夺的赔款白银2.3亿两，大部用于战备方面。
日本的国家开支在1893—1894年为8400万日元，到1897年增至2.4亿多日元，其中军费大幅度增加。
甲午战后，日本通过一项陆海军军备计划和铁路建设计划，所需款项总额达5.16亿日元，这项计划到1900～1901年时基本完成。
这标志着已经作好对俄战争的准备。
日本人眼中的“日中战争”（1945~2015）石岛纪之;郑浩澜（译）;李秉奎（译）【期刊名称】《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年(卷),期】2017(000)001【摘要】日本民众对＂日中战争＂的认识并不清晰,与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责的审判有密切关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的最高指挥者给予严厉处罚,但是关于日本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责任问题审理得不够,因此日本国民对战争时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认识不够。
1950~1970年代,日本国内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存在着承认和否定两方面的意见。
1980年代,以教科书审定问题为契机,日本人的战争观出现变化。
受到中国和韩国的严厉批判,日本政府修正了过去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日本侵略行为的罪责。
日本国民承认侵略行为的人数不断增加。
目前,日本国内受到两种方向相反的潮流的共同影响,一是要求调查、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研究和运动深入开展,二是否定战争责任的历史修正主义仍有市场。
这两种潮流的对立将对日本人的战争观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总页数】11页(P265-275)【作者】石岛纪之;郑浩澜（译）;李秉奎（译）【作者单位】[1]日本菲莉斯女学院大学;;[2]日本庆应义塾大学;;[3]北京大学【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633.51【相关文献】1.近代日本人在上海的办报活动(1882-1945) [J], 周佳荣2.胜利：1945-2015!——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美术作品展[J], ;3.甲午战争期间(1893-1897年)日本人眼中的中日关系——以陆羯南的中期中国观为视角 [J], 姜辉;陆杰青;;4.总体把握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概貌和特征《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出版 [J], 无;5.日本人中的错误战争史观之剖析──谈某些日本人为什么不愿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 [J], 刘伟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永田洋子和联合赤军事件东方历史评论2011年2月5日，被认为是1971-1972年间发生的“联合赤军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极端左翼活动家、曾任联合赤军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永田洋子，在位于小菅的东京拘置所内死亡，终年65岁。
死因是脑肿瘤所引发的多器官衰竭。
永田洋子于1972年2月17日被捕，1983 年被东京地方法院以私刑、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
尽管永田不懈上诉，与代表国家的公诉方做出“对决”的姿态，但二审、三审仍维持原判。
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1993年2月19日，日最高法院核准死刑。
2001年，永田请求重审。
2006年11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其请求。
其间，永田罹患脑部肿瘤，并于狱中实施手术，术后瘫痪在床，丧失话语功能。
鉴于永田的健康状况，其辩护人根据日《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法务省申请不执行死刑并获准。
因此，从1993年起直至死亡，永田的身份始终是死刑囚。
而如果从被捕日起算的话，被监禁的时间长达39年。
永田洋子（Nagata Hiroko），1945年2月8日，出生于东京都文京区的本乡。
经过一贯制的田园调布学园初高中部，于1963年进入共立药科大学（现庆应义塾大学药学部）。
作为从贫困家庭凭个人努力考入大学的苦学生，永田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乖乖女”。
据她高中时的班主任回忆，“大学合格结果发表的翌日，她来找我，谈起大学扣了一笔不菲的捐助金：‘为什么要收这么多钱？家里的负担岂不变得更沉重了。
’说着，眼眶就湿了。
”但贫困本身，并没有成为永田的自卑感。
她在高中毕业的留言册上写道：“即使进了大公司，也不想成为那种被称为人的机器”；大学毕业时的留言册上，则写着“怀抱勇气，不忘微笑地活着”。
大学时代的同窗对永田的评价是“非常好的人”、“一个有勇气的人”。
虽然贫困并未构成自卑感，但永田始终对两件事情耿耿于怀，说自卑感也并不为过：一是不足150cm的身高，使她自觉是一种“损失”，“总会被男人当成孩子”；二是患有严重的甲亢，眼球突出，颈部留有一道手后疤痕，且自认为无法生育。
这两件事，被认为对永田的人格形成构成了相当的影响。
大学期间，开始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学生组织（社学同ML派）的活动，并于1964年5月正式加盟该组织。
1967年大学毕业后，永田一边在庆应义塾大学病院读研究生，一边在该病院的药房做了一段无薪药剂员。
后作为药剂师，先后就职于东京都品川区三水会病院和济生会病院。
在病院工作期间，永田便参与工会活动，曾追究院方在购入药品时和卖给患者时使用双重帐薄的做假账、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
与此同时，因社学同ML派的关系，被原该派干部M.K和川岛豪主导的分派“警钟”发展为成员。
永田参与组织活动颇积极，并在女性解放问题和年终奖金团体交涉等劳动问题上有一定的成果，后根据组织上的指示和本人的希望，辞去工作，专事政治活动。
后“警钟”与因支持中共“文革”路线而被日共除名的神奈川县亲中派合并，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左派）神奈川县委员会，后更名为日本共产党（革命左派）神奈川县委员会（简称为“革命左派”，领导者为M.K和川岛豪），永田为最早的成员之一，与石井功子和川岛阳子一道，被称为“京滨安保三女战士”。
1969年底，川岛豪被捕后，永田进入领导核心，并于翌年9月被投票选为革命左派的最高领导人。
根据狱中领导人川岛豪的指示，永田作为组织的最高责任者参与策划、指挥了旨在夺取武器的上赤塚警署袭击事件和真冈枪支店袭击事件，安保斗争开始向过激化、暴力化发展。
与此同时，内部权力斗争和清洗也开始升级。
在印藩沼事件中，永田不仅下达了对两名试图逃离训练基地的同志处刑的指示（美其名曰为“保护组织”），而且发挥其药剂师的专长，对其中一名同志（H同志）采取行动时，谎称内部酒会，由永田亲自调配了催眠剂，诱其喝下。
趁H神志不清之时，将其塞进汽车，拉到千叶县西北部印藩沼杀害，并埋尸灭迹。
至此，安保斗争突破了杀人的底线，为后来的导致12名同志惨死的山岳基地事件埋下了伏笔。
1971年，革命左派与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联合，7月成立了联合赤军（当初称统一赤军）。
12月，革命左派狱外领导集体宣布与狱中领袖川岛豪“切割”，与赤军派结成新党，森恒夫任委员长，永田为副委员长。
鉴于革命左派、赤军派斗争的暴力化升级倾向，政府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取缔、镇压措施，在全国所有的酒店、汽车旅馆、车站、神社等两万五千处公共场所和出租房屋中展开地毯式搜查，反政府据点被查抄，有关人员被逮捕、通缉，“革命家”们被迫辗转逃亡。
在这种逼迫之下，革命左派和赤军派也拉开了以警察为目标的“歼灭战”的架势。
一时间，警署爆炸等袭警事件层出不穷，对抗白热化。
但毕竟处于随时被取缔的非法状态之下，常年的奔波逃遁生活所带来的饥寒交迫、营养失调、疲惫压力导致领导人判断失误迭出、组织内部士气低下，亟需休养生息、集中训练（包括射击等军事训练），而这在都市部已不可能。
永田提议既然信奉毛泽东思想，应该去中国进行思想和政治学习，可现状之下，被认为是缺乏现实可操作性的“空论”，本身便是领导人判断能力低下的标志。
该组织的第三把手、联合赤军中央委员会书记长坂口弘基于法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历史经验，提议山岳基地方案，得到了永田的响应。
1971年12月，联合赤军在原赤军派的位于山梨县的新仓基地实施了联合军事训练；12月20日，又转移至革命左派的基地——群马县境内的榛名山基地，并宣布结成新党。
此时，两派集结于山岳基地的成员共计29名，其中包括10名女性成员。
在榛名山基地，始于“总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升级，最终发展成一场血腥的内部清洗运动。
后因有成员逃跑，为了组织安全起见，转移至迦叶山基地；继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又转移至妙义山基地。
1972年2月17日，森恒夫和永田洋子一度下山，就在二人携活动资金重回妙义山的途中，被搜山的警察发现。
二人挥动冰凿和匕首，顽强拒捕，后被警察制服，束手就擒。
坂口弘、坂东国男等5名联合赤军分子从山岳基地突围，逃往长野县北佐久郡河合乐器公司的一爿疗养所内，扣押人质，继续负隅顽抗，直至2月28日被警察机动队强行突入，5人被逮捕——即所谓浅间山庄事件（但永田因此前已被捕，与该事件无关）。
在日本当代史上，发生于1971年底至1972年初、导致12人私刑致死的山岳基地事件和演出了激烈枪战的浅间山庄事件合称为“联合赤军事件”。
至此，困守山岳基地的17名联合赤军分子被悉数逮捕。
根据被捕的赤军成员的供述，事件的全貌被揭开：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有12名成员在内部整肃中惨死。
警察搜山的结果也被媒体披露出来：被认为是清洗运动开端的榛名山基地，由于现场被赤军分子焚毁，没有留下太多的证据。
但是，在迦叶山基地，警察发现多处大小便的遗迹和被刃具剪切的衣物碎片。
这被认为是杀人的铁证。
因为人在窒息死亡时，体内残留的粪便会自动排出体外；而想要从死后变得僵硬的尸体上腿下衣服（出于埋尸灭迹的需要），只能用刃具裁断。
这桩惨绝人寰的反社会性事件，经过新闻媒体的曝光，给沉浸在消费主义中的社会以巨大的冲击，极大撼动了民主国家自由民主和平主义的主流价值观。
在警察机动队突入浅间山庄，与在山庄内顽抗的赤军分子发生激烈枪战时，全国各大电视网实况直播，收视率总和高达89.7%，创下电视发明以来的记录，至今未被打破。
这些满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言必称“革命日本”和“世界革命”的极端左翼“革命家”，缘何走上残害同志、虐杀无辜的道路，到底是“革命”意识形态本身的错误，还是“人性恶”所致，引发了全社会深深的思考，至今争论未已。
联合赤军事件导致左翼意识形态的破产，标志着发端于六十年代初的反安保运动的终结。
浅间山庄事件发生时，在一些社会党国会议员和左翼媒体中还多少有为赤军分子辩护的同情言动，但随着山岳基地事件自我肃清的真相和联合赤军实态的浮出水面，左翼政治势力彻底噤声、失语，甚至有人反戈一击，从“赤军拥护”转向为谴责暴力的“赤军批判”立场。
那么，联合赤军残酷的内部整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其背后有哪些特殊的机制和深层原因呢？40年来，尽管司法判决早已尘埃落定，但围绕事件的背景和成因，在媒体、学界及当事者（数名联合赤军领导人及核心成员，均出版过不止一种著作、回忆录，陈述事件经过，厘清自身的责任）之间，有形形色色的说法，百家争鸣，迄无定论。
大致说来，比较有说服力者主要有二，即从意识形态分歧和领导人的理论偏执层面解读的意识形态说，及试图从领导人个人的出身、经历、性格中寻找答案的领导人个性决定说。
公平地说，两者均有不足，前者过于强调“观念改变世界”，但由于过分忽视了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影响，客观上甚至不无将反社会性犯罪“合理化”的一面；而后者，则被认为过于“诛心”，易陷入阴谋论，对思想、信仰对人性的塑造、改写力量评估不足。
就意识形态而言，构成联合赤军的两个母体——革命左派与赤军派，原本在政治路线上便存在根本性分歧。
革命左派的思想资源与日共左派毫无二致，都信奉毛泽东思想，支持中国“文革”，只不过比后者更激进。
他们认为，其作为革命左派的“独特性”，并非基于独特的路线，而只有通过斗争的激进化才能得以有效发挥。
因此，头可断、血可流，激进主义不能丢。
力倡武装斗争，在旨在阻止首相（佐藤荣作）访美的羽田机场行动中投掷燃烧瓶，高喊“反美爱国”的口号、在美军基地设置定时炸弹等，一开始便走上了过激的道路。
赤军派的革命理论是泛托洛斯基主义：通过日本的革命，形成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的党和军队；然后在世界革命最高司令部的革命日本与革命之敌的“总本山”美帝国主义之间，酿造“环太平洋革命战争”的形势。
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这群言必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革命家”，其所张扬的革命理论纲领竟然与帝国时代的战略家石原莞尔的“世界最终战争论”有某种内在相通之处。
日本国内众多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后来那种极端化的组织内讧，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组织无视彼此政治路线的不同，出于某种吃紧的现实需要而匆忙“野合”的结果。
就是说，内部肃清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
这种“革命”逻辑早就深藏在构成联合赤军的两个母体的革命意识形态之中。
对此，联合赤军的领导者们并不讳言。
相反，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意识形态的错误，把骇人听闻的反社会、反人道罪行包装成极端的理论迷狂的结果，而回避个人性格原因，乃至人性的幽暗。
1973年元旦，在被囚的单人监房中上吊自杀的最高领导人森恒夫在遗书中承认，全部责任在自己和永田，但把事件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对革命左派的理论错误的“纯化”。
组织的三把手坂口弘为也认为：“极而言之，山岳基地事件是发生于森恒夫君的观念世界中的事件。
”如此一来，把组织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仪式化”，并发展成对个人的私刑凌虐，乃至肆意剥夺生命的骇人罪行，便被合理化为某种理论的迷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