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盛世危言_叫魂_读解

《盛世危言》名词解释
《盛世危言》是指在一个国家或社会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时期，出现了被称作“危言耸听”的言论或预测，警示人们可能面
临的危机和困难。

这些言论常常由一些不同领域的观察者或学者提出，他们通过对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分析，认为隐藏在繁荣表象下的潜在问题可能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危言”可能涉及的问题有很多，比如政府腐败、经济泡沫、资源枯竭、社会不平等、生态环境破坏等等。

尽管在盛世中，这些问题不一定显现出来，但一些有警觉性的人认为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在未来引发危机。

《盛世危言》的出现常常受到不同的反应。

一些人认为这些言论是危言耸听，过度悲观和不符合实际的，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些危言是宝贵的预警，可以提醒人们关注社会问题，促使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相应措施预防危机。

无论如何，盛世危言的出现都反映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担心。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作者通过叫魂事件，将清朝皇帝与官僚的通讯机制一点点描绘出来，起初，我认为文章的引子不一定要是“叫魂”，其他的事件也可以展现，看到后半部分发现，只有“叫魂”，这种极度不理性，看似荒诞的恐慌事件才能更好地展现皇帝与官僚的信息传递制度。

“叫魂恐慌”实际更多的是来自皇帝的恐慌，皇帝将之定性为政治罪，清剿叫魂是为了巩固皇权，同时通过这种由上而下的运动形式实现对官僚的控制，可以看出在这种非理性命令下，哪些臣子是效忠的，可以乘机惩戒一批“玩忽职守”（懈怠皇权）的官员。

因为地方有行妖术的奏折，因为证据不充分，牵涉面广，层层上报到弘历，弘历忌惮妖术盛行，也因为政治上的担忧，担心有人打着妖术的名号召集人行谋反之事，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打击妖术的专项活动，应该不单指叫魂。

臣子接到这种命令后，为了完成任务，在各个地方大肆抓捕有嫌疑的流浪僧人和乞丐，一般这种来历不明又对国家没什么贡献的人容易受到怀疑。

没有抓到犯人的地方则会被弘历认为是办事不力，因此就像完成政治任务一样，遍布半个国家的抓捕活动展开，很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

当军机处高层和弘历发现叫魂案许多证据混乱，大多是在严刑拷打下招认的口供，并无特定组织，谋反之意。

为了维护皇帝的个人权威，军机大臣指出叫魂案之所以遍布全国，是因为地方官玩忽职守。

为何官僚对政治罪不像皇帝那样忧心？是因为官僚君主制。

克罗齐耶关于官僚制度中权力关系的经典描述：“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

他的最好策略是找到这两种武器的最佳配合。

……规则的扩展会限制他的权力，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的权力。

”“叫魂”恐慌的产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有政治（皇帝对江南地区的忌惮）、经济（白银流入、农作物增加）、文化（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浸透）、人口（人口增多）的原因，有皇帝（巩固皇权）、官僚（明哲保身）、普通民众（寻找权力）的原因。

叫魂读书报告叫魂亦称“喊惊”、“喊魂”等。

旧时汉族信仰民俗。

流行于全国大多数地区。

古代认为，人有疾病将死，魂魄离散，须招魂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因而有“招魂”之俗。

叫魂隶属于我们现今所指的封建迷信，随着科学进步，叫魂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曾几何时，叫魂一度在全国“风靡”，甚至一度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强有力的统治工具。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是著名海外海外汉学家孔飞力的代表作，《叫魂》一书从一种更为宏观的角度，以“叫魂”案为中心，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官僚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其中涉及到了三种社会力量。

有人认为此书有影射历史之嫌，但我不这么认为。

“叫魂”是中国传统封建迷信的一部分。

古代中国人相信，人的灵魂可以与他们身体分离，巫师能够以使用某人的名字或剪辫子的办法盗取灵魂，但恰恰是这一点，触动了古代封建统治。

大清帝国的统治正处巅峰，值丰功盛德的乾隆朝盛世，为二十五岁承大统的弘历御宇第三十三年。

其治下帝国，正是经济生气勃勃，人口快速增长之时期，当时的江南地区正是人口稠密地区，江南地区发生多起叫魂事件，不少陌生人、僧侣和乞丐被指控犯了“叫魂罪”，而且被视为是以推翻清廷为目的的政治阴谋，于是乾隆亲自插手处理此事。

不少地方官很快觉察到许多案例或信手捏造，或道听途说，或屈打成招，其可信度很差。

但乾隆坚持把这一事件扩大化，因为叫魂事件提供了一个整肃官僚系统的绝好机会。

实际上，官僚们并不像乾隆那样关心政治阴谋，而乾隆则利用政治罪作为其随心所欲运用权力的一种藉口，惩制他不喜欢的官吏，加强对官僚系统的控制。

古代，我国推行的是封建君主专制，皇帝权利至高无上，辫子作为满清的代表，叫魂的剪辩触及了封建统治，准确的说是与当时政治体制相违背，剪了辫子相当于谋反，乾隆自然无法容忍该类事件发生，于是出现了叫魂罪，以谋反之罪名打压该类事件的发生，慢慢发展，“叫魂”被乾隆利用为整理官场的好机会，以该罪名整治了当朝官场，不喜欢的官员在此事件中莫名被牵连。

“盛世”：裂开了一条缝——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摘要：1768年的中国，正处于清中期的“乾隆盛世”，可盛世背后浮现的却是“君主—官僚—百姓”面对“叫魂”一事至上而下的恐慌。

三种视角，三重观念，在妖术大恐慌的背后却是当时中国在社会机制上的巨大撕裂。

孔飞力先生在本书译后问译者：“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么？”当历史照进现实，比起叫魂本身，“叫魂”背后的深意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深究，去探求。

君主的怀疑、官僚的依附、百姓的恐惧，逐一撕开了盛世阴影下的社会机制。

关键词：叫魂孔飞力社会机制恐慌1.“叫魂”的源头1.1为何在“盛世”“盛世”本是繁荣、昌盛与稳定的代名词。

从1661年到1796年，在中国是我们所熟知的“康乾盛世”。

衡量盛世的标准有很多种，在宏观的表现上，更体现为用经济体量、人口基数与生产力的发展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正处于“盛世”。

这样看来，在乾隆末年的中国，其经济总量正处于世界第一，人口也占世界三分之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正在有序的加速发展。

为何在这样的发展势头之下，小小的、不经意的“叫魂案”让整个大清帝国风声鹤唳了起来？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却通过最为民间的视角颠覆了我们对于宏观的想象。

“所谓‘盛世’，只是一种惯用的说法，常被人们当作德政的护符，用来装点官方文件。

”。

商业的蓬勃发展在宏观的角度上，当然可以交上一份令人“和颜悦色”的答卷，但对于不断卷入商业与制造业的普通百姓（他们多半与田地作伴，以农业为生），这样所谓的“新兴产业”反而变成了一个拥挤的竞技场，像“圈地”一般将他们卷入一个空间更小的生存环境。

1.2为何是乞丐与僧道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僧道是下层的，是没有朝廷所颁发的合法度牒的僧道。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流动轨迹与乞丐相似，只是多了一件披在身上的袈裟与道服。

这两者之间的共性其实非常明显：一是都具有明显的流动性；二是他们都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合法”的身份，他们的身份是偏离整个社会机制所认可的“正道”的；三是他们（特别是僧侣）似乎都不足以具备“娶妻生子”的，一种符合儒教思想上的“传宗接代”义务。

《盛世危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是清末维新派先驱思想家和著名实业家郑观应撰写的一部倡导自强求富、维新变法的重要著作，集中体现了郑观应关于改良封建社会、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

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商战”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指出要改变近代中国落后局面，仅仅采取“强兵”政策、依靠单事力量与西方列强竞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设立议院、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抵御外国殖民经济入侵，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盛世危言》问世，值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民族危机感极重，该书出版随即轰动社会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

呈给光绪帝，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

被时人称“医国之灵柩金匮”，张之洞亦评“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可窥见该书对治理国家之价值。

作者简介郑观应郑观应（1842－1921年），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待鹤山人等，广东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人。

1858年（咸丰八年）到上海学商。

由徐润等介绍，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

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

在经营工商业的过程中，关心时政，留意西学，1884年中法战争时，曾往暹罗（今泰国）、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逐一绘图贴说。

次年初，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

后隐居澳门近6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论证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培养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实学人才。

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

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

内容简介盛世危言《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

就其对当时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不能抹杀其具有现实意义的光辉。

论《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意义及启示【关键词】：《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恐慌;游惰阶层;欺骗【摘要】：《叫魂》一书说的是238年前清代乾隆皇帝年间的事。

正当“乾隆盛世”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突然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风搅得天昏地暗。

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到了几乎半个中国，其影响所及，小民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各级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陛下为之寝食不宁。

究竟“叫魂’’之术的意义真的那么大吗?一、《叫魂》的写作《叫魂》一书虽是作者对中国1768年叫魂事件的研究专著，但这本书让人读起来竟觉得它是一本侦探类的历史小说。

我们不仅需要留意许多章节中的上下承接关系，因为他们之间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关系，不仅如此，还需要掌握上下语句的微妙的言语才能理解作者的本意。

拜读这本著作的时候，直到读到第五章我都还没弄清楚作者所写的这些章节之间的关系，只感觉各章之间散乱无序，找不着作者所写每章之间的关联所在，甚至不知其目的何在。

初期我不得不产生一种观念：这是一本虽具趣味但却难读通的书。

读到第六、七章，各种眉目逐渐开始清晰，前面的几章不再让人感觉杂乱无章，而是互相关联、互成系统的有机体。

《叫魂》既是一本学术著作，也是一本真实的历史小说，它的故事引人入胜，而结局却让人出乎意料。

在前七章中作者的大量陈述使得没了解过这段历史的我一开始就一直坚信叫魂事件是由反清的叛乱分子所领导的，但作者一个峰回路转使得最后的结局让人大跌眼镜。

但我却不得不承认，作者是遵循着时间的顺序、按统治者一步步调查叫魂案为序的，他只不过是逼真的将当时的统治者及其政府官员所面临的叫魂案难题及其行动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罢了。

如果说这部“小说”是一部真实的历史剧的话，那么弘历就是这幕剧的总导演，他是主角，他的幕僚和那一群“妖党”配合着他演出了一场过程及其结局都让人啼笑皆非的历史讽刺剧。

叫魂1768年在线阅读1768年大恐慌—盛世与妖术1768年，清朝乾隆盛世，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恐慌席卷了整个帝国，人们纷纷陷入对妖术的恐惧之中。

这一年，被称为“叫魂之年”，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事件。

1768年，叫魂事件在江南地区爆发。

一开始，只是几个村庄传出有人被妖术附体的消息，但很快，恐慌迅速蔓延开来。

人们开始互相指责，认为彼此之间有人施用了妖术。

他们相信，妖术可以夺走人的灵魂，使其失去生命。

恐慌的情绪迅速传播，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

叫魂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恐慌，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在乾隆盛世，虽然国家繁荣昌盛，但贫富差距却日益加大。

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而富人们则享受着奢华的生活。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让人们对社会产生了不满和愤怒，而叫魂事件成为了他们发泄情绪的出口。

在恐慌中，人们纷纷寻求解决办法。

一些道士和术士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声称能够驱除妖术，保护人们免受其害。

他们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以高价出售所谓的“驱邪符”和“辟邪药物”。

然而，这些所谓的解决办法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情绪。

面对叫魂事件的蔓延，乾隆皇帝采取了果断的措施。

他派遣官员调查事件真相，并下令严惩那些散布恐慌和利用妖术谋取私利的人。

同时，他还加强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以恢复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叫魂事件最终被平息，但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它提醒我们，恐慌和恐惧往往会被人利用，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同时，它也让我们思考，社会的不公平和贫富差距是导致恐慌和不安的根源。

只有通过公平和正义，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叫魂1768年在线阅读1768年大恐慌—盛世与妖术1768年，清朝乾隆盛世，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恐慌席卷了整个帝国，人们纷纷陷入对妖术的恐惧之中。

这一年，被称为“叫魂之年”，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事件。

1768年，叫魂事件在江南地区爆发。

一开始，只是几个村庄传出有人被妖术附体的消息，但很快，恐慌迅速蔓延开来。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本科生读书报告二○一四～二○一五学年度学号：2012080292 姓名：林小曼年级：12 专业方向：新闻完成时间：2015 年这是本人在校期间第三学年完成的3篇读书报告之第 3 篇题目：《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正文：《叫魂》一书以丰富的史料串起了1768年一场“叫魂”的妖术大恐慌之中的种种细碎琐事，如临其境般为我们再现了发生于乾隆年间的一桩公案；又辅之以作者严密的逻辑，如同推理小说般层层推进地把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等一一抽丝剥茧；同样令人赞叹的还有作者在这样一段早已埋在旧纸堆当中的历史面前，却像个说书人一样充满艺术感地将尘封旧事娓娓道来。

读来通俗易懂，又令人拍案叫绝。

1768年，一种名为“叫魂”妖术的谣言——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对方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从江南地区流传开来。

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无稽之谈，却在接下来的发展成贯穿大清帝国各个阶层的大恐慌，冲击着大半个中国。

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皆陷入了感染性的焦虑与不安当中。

本书开篇重点叙述了多起从石匠、乞丐和和尚被控割人发辫施行妖术的案件开始所引发的大恐慌。

第二章着重分析了隐藏在盛世之下社会危机。

我们印象之中生机勃勃的“盛世”对生活于那个年代的普通人来说也许并不如预期的那般具有安全感，实际情况反而是人们在因经济迅速发展而形成充满竞争的环境之中苦苦挣扎着属于自己的拥挤的生存空间。

再者，通货膨胀、地区之间不平衡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流动、不亟需断扩大的下层阶级对于社区生活的侵入，每一项潜在的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威胁似乎都在挑动着平民百姓本来就已经格外敏感的神经。

第三章交代了叫魂案的相关的一些政治文化背景，包括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弘历在谋反问题上不容挑战的权威和面对汉化带来的腐化的忧虑。

不能否认的是，“征服年代”削发令的推行，对汉人发式强制性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将不留辫与具有谋反嫌疑划等号，同样对1768年的那场恐慌造成了影响。

盛世危言两千年前，孟子曾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古人也用“曲突徙薪”“未雨绸缪”“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等羽墨丹青告诫后人。

可是，如今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般颓靡之景。

殊不知得宠思辱，居安思危，有几人仍铭于心……当今社会，居安思危有了别样的含义，“裸官”横行，备受关注。

在古代中国，没有家眷陪伴而独自在外做官的人往往不会被信任，不会被重用，因为这样的官员将意味着对工作不专心，对组织不忠心。

可现今的“裸官”在中国出现，早已成为风气。

有的官员在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信誓旦旦，廉洁从政，防腐拒变，私下里却是一套权钱逻辑，完全违背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看官员本人政绩平平饱受非议，却步步高升身居要职手握大权。

他们亲属和子女接连加入外国国籍，而由于“裸官”们最牵挂的人不在了身边，是不是会一心一意地把本职工作做好，为民造福就成了问题。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便无视党纪国法，贪污腐败肆意妄为。

一旦有风吹草动，便立刻逃亡外国，逃避法律制裁，悠哉乐哉。

此情此景犹如一记警钟敲响在这个责任感缺失的社会，耐人寻味，诱人深思！知道我国现在有多少“裸官”吗？118万，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平均每个省有3万多名“裸官”，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

睹之若此，痛心疾首。

可叹廉政建设，任重而道远！如果能居安思危，就不会有大量的“裸官”存在，更不会有大量的“裸官”携巨款移居国外；“裸官”携巨款外逃已非个案，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也加增了人民对国家的不信任度。

溯源追问，难道他们真的是旷世奇才，国家非要他们不可？回答并非都是肯定。

令人堪忧有甚，是对于这些人的监督管理，除了个别地方规定的“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之外，其他方面几乎还处于一种靠“良心”和“自觉”来约束上。

这仅是一种政策上温柔的防腐举措，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而只对“裸官”的任职进行严格规定，无形中是否也意味着其他职位就可以是“裸官”呢？所以这118万“裸官”根本不需要潜伏，他们不仅自由，而且自由得很。